中国证监会4月3日宣布，新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500亿美元，增加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500亿。与此前相比，QFII总投资额度达到800亿美元，这意味着QFII额度被大幅提高了1.6倍，而RQFII额度则扩大了2.5倍。

　　消息甫出，就被股票市场解读为证监会“救市之举”，是否“救市”尚且难论，但笔者认为，将这一消息与此前公布的其他消息相联系，事实上反映了中国正在有意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3月底温州个人金融试点等若干工作的提出，被认为是中国加快民间金融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步骤。在这项试点的10项主要工作中，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尽管在众多政策中显得不够起眼，但事实上却已经是数度试点，又被数度叫停。

　　在2007-2008年的“牛市”期间，曾有“港股直通车”之说，这一政策甚至在得到官方确认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去年，关于在温州开展境外直投的消息也被传得甚嚣尘上，其间也有相关官方机构确认下发过相关文件，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而在温州10条中，个人境外直投再度被提出，却没有引发过于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反对，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官方和民间已经对资本外流的容忍度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外流甚至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在上述提到的这些政策之外，国家发改委也于近日在其网站上首次明确了中国外资银行年度的中长期外债额度，并选定六家外资银行作为“试点”。

　　从各银行反馈的消息来看，这一“明确”事实上提高了各银行在2012年所能向企业提供的外币贷款的规模，与去年相比，提高的幅度还“不小”。而选定试点的六家银行则被授予更大的外债额度。

　　中长期外债，此前被很多外资银行作为“赚钱利器”，这是因为只要拥有这一额度，那么银行将能以较为便宜的价格从海外借入美元，并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对国内企业进行相关贷款。由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预期，如果能够借到美元，国内企业事实上也能享受到汇率带来的收益，换句话说，拿到美元贷款，等于是变相降低了贷款成本。

　　此前，出于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目的，这一额度被严格控制，而发改委在今年突然“大发慈悲”，似乎另有深意。

　　笔者认为，外债额度提高有利于支持国内企业对外支付能力的提高，并减少外汇错配的风险，从另外一方面考虑，这有利于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

　　然而，联系到中国各部委加快关于资本项下的开放力度和程度，事实上反映出中国有意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和进程。

　　当然，这样的一个改革步骤，也与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减弱高度相关。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只能导致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而在人民币双向波动预期增强时，资本的流动将更加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相关，即资本流动将能够与经济波动形成反馈效应，这也是一种较为良性的互动。

　　按照此前的做事原则，中国官方对每一笔资本项下的流动，可能仍将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程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官方对于资本账户的“审慎”。

　　如果这些举措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平稳运行，那么相信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区间的扩大，也将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将给市场更大的空间来进行自我调节。

　　用股份筹资，那是不用还的！——这个尚在娘胎里孕育的中国证券市场，就这样带上了圈钱的胎记，并循着这种行为基因的惯性而一路走到现在。

　　于是从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开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通过证券市场筹融资，就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1993年，中央政府为国企三年解困的政绩目标，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分配上市资源，使得原来偏重一隅的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市场。 1996年以后，中央政府在政治上，通过将证券市场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市场资源上，通过推动大型国有企业上市，使得证券市场拥有了一大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上市公司，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不仅实质性地决定着上市资源的分配，而且对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收购兼并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和最后的审批权。因此，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首先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志，而不是企业和投资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中央政府的决策，主要是从转轨特定时期紧迫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出发的，市场本身的功能和效率的要求通常居于次要地位。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有企业可以在转制上市之时和之后，只听命于政府而根本不用关心市场和投资者的意愿，这就养成了企业带有浓厚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毛病，只顾圈钱，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证券市场。而这种“市场化”的融资比原有的“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因为它根本用不着还本。

　　同时，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收益开始成为政府业绩的财富效应。1997年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管制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之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配比例从地方政府占大头颠倒了过来。直至2007年，印花税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005亿元，占整个中央财政收入的7%。而2008年上半年，尽管同期上证指数跌幅达48%，但证券交易印花税却同比增长34.2%，共完成837亿元。而相比较而言，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0.3%。到了2010年，同样是上半年的数据，尽管同期上证指数跌幅将近27%、居全球主要股指首位，但证券交易印花税却同比增长15.8%，共完成246.84亿元。而相比较而言，201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5%。 与居民收入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8611.53亿元，同比增长30.8%，政府收入与民争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国有企业改制和融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政治目标，就需要保证证券市场持续向好；为了保证境内投资者持续地拿出自己储蓄的钱来投入证券市场、支持国企和金融改革，就需要保证证券市场指数的持续向上；为了保证境内投资者不会因为较长时期的熊市和较大的下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就需要不断地以放松监管或推出利好政策来向市场作出妥协……

　　当中央政府不断地使用信息、政策、发行数量、入市资金流量、受控的机构投资者、监管法规的执行松紧程度、市场准入权力的不断集中……等等方式来调控市场，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计划经济行政控制的惯性和行为。这就使得所有的市场利益体都要看这个超级主体的脸色行事，中央政府就此真正成了凌驾于所有市场参与者之上的超级利益主体之一。

　　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所造成的社会突变，改变了改革由下而上的路径依赖。

　　我们所经历的30多年改革原来就是“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从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创设开始，中国的改革不仅就此出现无法回头的重大转折、而且还就进入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中。但是，原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仍以原先不同的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展现着它的作用。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 、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

　　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始终是处于一种受迫式的被动应变模式中。而由于政府始终不放弃它的领导者权力、而它的行为却始终落在市场其它主体的行为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基因也就带有了这种脱胎演变的“双轨制”和“新兴加转轨”的复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