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初，证监会首次公开发布“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在500多家待上市企业名单中，包括上海银行、大连银行、江苏银行、东莞银行等在内的14家拟IPO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备受瞩目。名单一经亮相，这些中小银行的上市冲动似乎再也难以抑制，紧锣密鼓筹备IPO，等待证监会开闸放行。

 

　　查看城商行的“家族谱系”就可以知道，城商行是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重组设立的。成立之初的城商行只是城市信用社的变形。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央金融主管部门整肃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

 

　　经过数年资产转换、剥离不良资产及政府注资等途径，城商行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其佼佼者显露出积极的活力与优质的潜质。 截至 2011年年底，城商行总资产为9.98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增幅居银行机构之首，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长率18.3%高出8.8个百分点。

 

　　然而，在城商行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管理能力和控制风险水平跟不上规模扩张的步伐，许多潜在风险开始暴露。大多数城商行由于资产结构不合理、收入来源单一、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等，也缺乏足够的内源融资能力，在资产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城商行普遍面临着资本充足率持续达标的严峻挑战。

 

　　为了补充资本金，2011年，城商行在上市闸门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缓解资本“饥渴”，当年共有16家城商行加入次级债融资大军，其中仅12月份就有8家，而2010年全年发行次级债的银行仅有6家。由于次级债的大量发行，造成融资成本显著上升。特别是去年，有关部门叫停了城商行异地扩张，通过异地“取水”的道路目前仍然封闭。如此一来，通过上市获得融资就成为“蓄水”的主渠道。有测算表明，今明两年银行业总资本缺口可能超过5000亿元。

 

　　被监管部门定义为“第四梯队”的城商行，其主要角色定位于服务于地方区域经济，尤其是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随着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聚焦，城商行获得了中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倾斜，也希望借上市加快发展步伐。监管部门认为，补充城商行资本将促进城商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资本市场难以直接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通过吸纳城商行上市，可以间接支持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并收到“以点带面”的成效。但市场的疑问接踵而来：一旦城商行上市拿到了钱，会不会重走银行“做大-上市-融资-再做大”的老路，而把上市之初“扶持中小企业”的承诺置于脑后？如果仅仅把资本市场当成融资通道、套现工具，就不能实现银行上市的真正目的。

 

　　此外，各地融资平台贷款的潜在风险也是当前不能贸然“开闸”的重要原因。不少城商行的实际控制人或重要股东均是地方政府，如徽商银行、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地方政府持股比例均超过了30%.未来2-3年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会否出现大规模坏账依然待解。东方资产日前发布的报告认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的预测，均值为15%，如果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8万亿元，那么不良贷款规模均值为12216亿元。数额惊人而透明度又欠佳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成为城商行新的紧箍咒。

 

　　因此，如果大量放行城商行步入资本市场，势必会催生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冲动，这显然与当前的监管意愿相违背。同时，一旦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爆发，作为上市银行的城商行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如扩大至相对市场化的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压力更难以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