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凭精神立世，国靠精神立威

　　——读《精神的力量》引发的思考

　　

　　田德邦

　　

　　最近认真研读了《精神的力量》一书。这本书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这些精神，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体现了它们丰富的内涵，是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是历史得以推进的重要的思想源泉。这些精神，许多都没有过时，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同时，在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改革难题、面临许多思想困惑、面临日益严重的观念混乱和道德滑坡的现状时，特别需要重塑每个人的精神，重塑我们共同的民族精神。

　　精神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观点，他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语虽简单，但意蕴深厚。如果将这个意思延伸下去，我以为再续上半句也不显得多余，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需要精神的。

　　围绕这个主题，我想谈两点粗浅的理解。一是我们曾经有过哪些精神？二是就当前社会的客观现实，谈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时代精神？

　　中国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期间，封建社会是人类文明社会中历时最长的，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主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其间有着纷繁复杂的精神融合。这种精神的体现总是与文化紧密相连，由于文化多半是由君主、官僚、文人、上流社会把持，所以，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精神都是与这些人密切相关的。一直以来，思想领域基本是由儒家的学说主宰，所以，人们的精神都是在这一体系下形成的。我以为，我们要谈封建社会中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那就是只能是儒家的精神，概括来讲，体现其主流的应该称作“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比儒家学说的出现要早。它指的是这样一个阶层，即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体现在士大夫身上的精神，往往就是时代的精神。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精神中，既有糟粕，也不乏精华。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论语·卫灵公》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周敦颐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几乎是各个朝代都有体现士大夫精神的经典名句，它们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一种时代精神，直到现在，许多还在对我们的思想精神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初期，封建社会的帝制统治最终被推翻，这一事件是以辛亥革命作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如果从思想、人们精神的角度来看，它属于一场启蒙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打破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随后，中国进入了革命时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全国解放，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精神都可以称作革命精神。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主要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这些精神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力量，深刻体现了思想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1978年进行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来了一个大转折。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可以统称之为改革精神。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精神异常丰富而具有活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精神应该是那些与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精神，包括求真务实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敢为人先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精神的确立是以颠覆原有价值观念、原有的思想精神为代价的。因此，我们一面在确立新的精神的同时，一面又不自觉地丢掉了在价值观方面所具有的传统精神。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很有必要弄清我们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发出感慨：我们这个社会病了，还病的不轻。关于社会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我认为主要是人们思想上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的问题。概括起来讲，主要是三种流行病：

　　一种为拜金主义。毋庸讳言，这种观念是同改革开放一起逐步深入到大部分人的头脑里的。过去那个时代，我们穷怕了，是改革开放使人们富裕起来。但在富裕起来的同时，我们很自然很迅速地转换到这个观念上来，不仅如此，一些毫不负责的言论、错误思潮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等我们发现到它的危险性后，已经有些迟了，有些积重难返了。那么，拜金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错误码?显然不是。曾经看到有专家质疑：发展经济是否和拜金主义存在在二律背反的问题？我以为，它是社会发展阶段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不是二律背反，只是存在难以把握的难题。我们过去过多地考虑了经济的问题，而忽视了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只是片面强调解放思想，没有注重塑造适应新时期发展所需要的精神保障。因为我们还没有聪明到那样一步，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看不清前面究竟是激流还是险滩，只是在做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原谅自己。但是，这种纠偏的代价也实在是有些过大。

　　二种为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学派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犬儒主义有个演变过程，发展到现代，其特征表现为：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犬儒的口头禅：“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真理值多少钱？”“自由能当饭吃吗？”同时，犬儒主义的世故意味着发达的头脑和萎缩的良心。前段时期，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所讲的这种现象，就是正在大学以及大学毕业生中流行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不仅仅只存在于知识精英中，也存在于他们之外的各个群体之中。

　　三种为明哲保身的观念。大家都在说，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滑坡很厉害。对于这种说法，可以随手举例来说明，如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到不平的事情躲着走。甚至于有人安于现状，只管现在花天酒地，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这种哲学，真是害人不浅。因为它，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始终得不到正视，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个观念如果存在于知识精英中，其危害也就更大。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士大夫精神过度而来的民族，很多时期都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关头挺身而出，为了寻找真理和坚持真理，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体现了知识分子传统的那种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而现在，在这个阶层中，我们感到多么缺乏有思想、有良心的人！我们常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难道让下层老百姓去体现？在关键时刻，当然不可能这样，它必须靠官员、靠知识精英去体现，去引领。如果对丑恶现象视而不见，对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避而不谈，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趋炎附势，那就失去了一个官员、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良心。

　　所以，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必须重建新的时代精神。我以为，必须倡导两种最基本的精神。

　　其一是人文精神。

　　先不妨百度一下：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人文精神与文化、与人的价值观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着眼于精神塑造。这点，正是我们当前社会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此时的人文精神，可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顶峰，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进步和文明。至今，文艺复兴时期的贡献都让人觉得神圣，令人极其仰慕。

　　文化、文学是塑造人们高尚灵魂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能使我们的气质高雅、品德高尚。湖北学者姚国华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文化立国》。在这本书中，他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指出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经济实力处于世界前列的实际地位，这些数据让大家知道，清朝政府的贫弱不是因为经济之弱，而是文化之弱，精神之弱，才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就连许多著名作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思想、没有深度的作品泛滥成灾。作家普遍浮躁，普遍不愿意深入实际生活，作品粗制滥造，甚至低俗不堪，一切只为了一个“利”字。不仅是文学，在普遍的意识形态领域，实用主义的观点、各种错误思潮也是甚嚣尘上。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提倡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用高雅文化、先进文化塑造灵魂、影响价值观，推进社会文明进步。我们不必奢望来一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似的运动，但至少对于扭转目前这种思想混乱、道德低下的现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是科学民主精神。

　　科学民主精神就是要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道、平等。就是既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也要走民主的道路。提到科学民主，它与人们常常放在口边的普世价值一起，被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予以拒绝。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目前思想非常复杂，派别也很多。对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都有着各自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宜中国的具体实际，因此予以否定。但我以为，象民主自由之类的观念，虽然不宜照搬全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观念的互相融合已经不可阻挡。全球化绝不仅限于经济、贸易，更深入的还是精神层面，毕竟，人就是一个精神动物，每个人都会有精神层面的追求。1989年，捷克作家哈维尔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和平地接管政权；2003年11月，格鲁吉亚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天鹅绒革命”； 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名失业青年、街头小贩的死，导致统治国家23年之久的政治强人本·阿里仓皇离位，出走沙特。国际传媒将之称为“茉莉花革命”。这些无不在体现一个现实：民主的观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这种思潮也日益形成全球化。如果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或者讳疾弃医，无疑会承担很大的代价。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起，我们就在讲既坚持科学、民主、启蒙，又超越科学、民主、启蒙。这一点，包含着五四传统的含义。2012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就讲到：纪念“五四”，还是首先应该记住“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贯彻科学民主。

　　科学民主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仰。我们追求科学民主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既“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因为科学民主既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严谨的社会实践。

　　人凭精神立世，国靠精神立威。鲁迅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毛主席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树立精神，凝聚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