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篇第三章：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公元前486年，子贡从鲁国返回找到孔子，带来了鲁国和家人的消息。鲁国已经成为吴国和齐国争夺的对象，形势很严峻，这使得孔子十分忧虑。但由于鲁国并不欢迎他回国，他仍然只能带着学生四次游学，而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时，留在卫国做官的学生邀请孔子重返卫国，说卫出公有委任他的意思。经过深思熟虑，孔子决定先返回卫国，在那里等待回鲁国的时机。就在孔子决定返回鲁国时，他的得意弟子子路问了这个问题——即如果受到卫君的重用，将以何事为先？孔子回答“正名”。

为什么孔子要这么回答呢？应该从孔子第一次去卫国，即十年前开始说起。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失势的孔子来到了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隆重接见，并高薪聘为政府顾问。他的学生也因此而多在卫国做官。在此期间，卫灵公最受宠的夫人南子也对孔子表现了倾慕之情。由于卫灵公的儿子蒯聩对自己的后妈南子由爱生恨，在刺杀南子未遂的情况下只得出逃，后卫灵公死后立其孙子蒯辄（蒯辄为蒯聩之子）为卫国国君，即卫出公。于是，围绕着君位继承问题，蒯聩与蒯辄演出了一幕父子争做国君的闹剧。

孔子的学生们十分关注卫国形势的发展，纷纷猜测自己的老师会采取什么立场。于是子贡去询问孔子的态度，孔子明确表态，对谁都不支持。迫于战祸，五十九岁高龄的孔子离开了卫国。

十年后，当孔子迫不得已（自己的祖国不需要自己，只有卫国国君表现出招纳之意）重新打算回到卫国。他的弟子们不得不再次猜测自己的老师会采取什么立场，于是，让一贯鲁直的子路去问老师这个问题。遂有了这段对话：

子路问：“老师，假如卫国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孔子说：“必须先正名分吧！”

子路说：“有这么做的吗？您太迂阔了吧！（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名分有什么正的必要吗？”

孔子说：“仲由啊，你真鲁莽啊！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对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应该抱着存疑的态度而不敢乱说话。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千万不能不懂装懂，这才是君子的风度和修养。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会顺当合理；言语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兴建不起来，刑罚的制定、实施就不会公正合理；刑罚的制定、实施不公平合理，人民就无所适从。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既能说得明白，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在孔子看来，父子争夺君位，是导致卫国目前乱局的根本。这让卫国的臣民不知道究竟该拥护谁，谁才具有合法的执政地位！合法的政治地位不能确立，国家的法律、法规则会失去公正性和公平性，最后变成了不要站错队。首先，这对父子给民众起了一个错误的榜样，让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其次，从大臣、能才到军队，演变成了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当大家争相选择依附的时候，公正和道德就变得没有用了。判定对错的标准就变成了谁是谁的人——你是我的人，即使做错了，我也要保你；你不是我的人，即使没错，我也要杀了你，因为你是他的人。就成了党同伐异的局面。

所以，子路问的是具体问题，而孔子则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哲学层面，鲁直的子路自然跟不上孔子的思路。这也是孔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下社会乱局的根源是什么？

 

当下社会乱局的根本原因

这里说的名，从一般意义讲，是指事物的名称；正名，即把名称概念搞正确。这个回答同子路提出的问题相距甚远，故子路说孔子“迂阔”。但孔子说的名，还有名分即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意思。名分要借助于一定的名称来表达，二者有其形式的一致性。如君、臣、父、子、兄、弟，既是人的称谓，又表示各自在人伦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名分的社会属性使它具有相应的道德内涵。这种内涵即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名分不同，其道德义务亦不相同。所谓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便是对不同道德义务的一种规范。正名，就是端正名分的道德内涵，用以纠正不符合名分要求的思想行为。

其实说白了，名分就是要明确告诉大家，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哪些是他的！

比如现在的女性，都喜欢嗲嗲的喊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叫“老公”，但我们把“老公”的名称概念搞清楚了吗？

“老公”这个称谓，开始流行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具体传播地点无据可靠，但大致是从广东传入内地的。可实际上，不仅恩爱的夫妻这样称呼，夜总会的小姐称呼熟识的客人也称老公。那么，“老公”究竟是丈夫还是熟悉的客人？“老公”究竟是一个人的丈夫还是很多人的公用品？所以有人重新做了诠释：老是被公用的丈夫俗称“老公”。如果再追溯一下，唐代的“老公”是丈夫，而清代的“老公”则是太监了。如果我们不能给“老公”这个词重新确定名分，这个称谓还是不要叫的好，免得贻笑大方！

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国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正名分”，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腐败问题的普遍性，国民收入差距已高达二十三倍（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中共中央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党，这还是正名，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只有把这个名分正了，才有利于制定宪法与其他法律。这是最基本的标准！

现在国内的很多乱局，归根结底，依然是“名分不正”的原因。从宏观来讲，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人民；谁来为人民服务？——公仆；公仆是谁？——官员。可实际上呢？公仆反而成了主人，主人反而成了草民！

正是因为这样的“名不正”，近些年屡屡出现政府配合开发商强拆民房等恶性事件。为什么个税征收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税收方式的不合理，而是政府并没有合理利用民众的税收，而且以不透明的方式和傲慢的态度频频激怒缴税的民众。缴税是民众委托政府管理社会的管理费，如果政府收了费却把社会管理的一塌糊涂，甚至不能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民众当然有权不交管理费。所以，恰恰是因为这些名不正的事情发生着，政府相关部门则只好拿出一些明显不顺的言论来辩解，其结果却是越辩越苍白，越辩越无耻！言不顺的结果自然是事不成，当说服不了民众的时候，就只好动用暴力机构强拆强征！但这种方式只能是短期的，导致更大的民众的不安和不满，让政府“维稳”的口号再次变的苍白和无聊，陷入了社会治理的恶性循环！

当这些行为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时候，“礼乐”则自然没法兴起。这里的礼乐应该理解为体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道德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则是指导整个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当社会的实际行为与整个社会的倡导相吻合的时候，就会起到教化的作用；当社会的实际行为与整个社会的倡导不相匹配甚至大相径庭的时候，反而助推了社会的虚伪与腐败，这属于说一套做一套，更会激起民众的厌恶和反抗。而整个社会倡导的榜样是哪些人呢？社会的精英。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精英是哪些人，这个国家的导向就是什么样子！当下中国的社会精英是谁呢？——官员和企业家，尤其是官员。当中国的大学生都挤破脑袋想进入体制当公务员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导向是什么！

当整个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不能兴建起来，既是有法也是不依的，更别说执法必严了。所以就会有冤案，无数的冤案就会导致社会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法律也就成了各方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保护民众权利不受侵害的武器。当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都无公正性可言的时候，民众则基本上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潜规则横行，权钱交易盛行，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

在这种乱局中，道德操守再高的人一旦进入官场，成为贪官是早晚的事；奉公守法的人一旦进入商场，无商不奸的思路马上贯穿始终。每个人都很累，每个人都不知道因何而累，人人都身不由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所以说，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变坏！

正名，就是确定利益分配

帮助秦国强大的公孙鞅在其著述《商君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野外突然出现一只兔子时，凡是看见的人都会去抢夺，就会出现一百多人追一只兔子。可是，集市中摆了上百只兔子，却没有人去抢。为什么？

因为集市中的兔子是有主之物，是有产权的，所以无人抢夺。而野外的兔子是无主之物，无产权，自然谁能抢到，则属谁所有！

所以，公孙鞅在秦国的变法，其核心就是确立名分，即定产权。首先，秦王是秦国的产权人，从而把权力从其他贵族手中收归，变成中央集权制，这样可以令行禁止；其次，承认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使得秦国迅速从奴隶主对奴隶盘剥的紧张生产关系转变为地主对农民的相对宽松的生产关系，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藏富于民，使秦国迅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第三，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谁生产粮食布帛多，就可以免去税赋，用在现在就是当地谁是产量大户，就免去谁的农业税等其他苛捐杂税，以此来鼓励民众勤劳并藏富于民；奖励军功就是鼓励军人多立军功，并依次授予不同爵位和田宅。所有阶层一视同仁，贵族若没有立军功则没有爵位。这样就营造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激励机制；最后，实施郡县制管理，实施扁平化管理结构，更利于激励绩效的实施。

对内，产权明晰，自然不存在纠纷，使得大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外部，谁抢到就归谁，抢不到只能自认能力不够。大幅降低了内耗的程度，才使得秦国能迅速脱颖而出，拥有了并吞六国的综合国力。

国家如此，企业亦是如此！

优秀的企业，必然是内部产权明晰，谁该干什么，该负什么责任，一清二楚。曾经流传这个一个故事：一位国有企业的员工应聘到了一家外资企业，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帮助别人，所以他抢着做了很多其他同事份内的工作，他认为应该得到表扬，可实际却受到了批评。为什么？这就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

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属于你自己的领域范围，这是应该的。可是，你去帮别人做事的时候，就等于你在帮助对方偷懒，事情你做了，他自然就落得清闲，你这样做反而是在破坏制度。而且，一旦发生问题，责任是谁的？同时，你帮助了其他人，你关注自己本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如果你的工作出了问题，责任又是谁的？

当然，偶尔的帮忙是应该的，毕竟是同事关系。但要牢记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其位，谋其政”。

企业里的产权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你的工作职责。但最根本的，是利益分配。你处在不同的岗位，则匹配不同的能力和责任，能力和责任越大，则利益分配的时候，给你切的蛋糕就越大。所以，优秀的企业，一定是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相对合理的企业，一定是能够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一最基本原则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内耗的产生。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内心算一笔小账，产生内耗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是否值得，如果不值得，那就合作一致对外赚更多的利益。

优秀的领导者，一定是画一张大饼，然后告诉追随者，这块饼将要如何分，谁能做到什么程度，谁就能分的多少饼！

当我们翻开历史，朝代的更迭都是分饼的方法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领导者想多吃饼而不兑现承诺，必然导致自己也吃不到饼；而善于分饼的领导者总是懂得大取舍的领导者，他能够保证所有人都能吃到饼，他才能吃得更长久。

这样的领导者，也都是“正名”的高手。只有正了名分，才是减少内耗，一致对外的良方。希望这样的古老智慧，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真正懂得一些，那将是国民之幸，员工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