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红利》（发表在一些网站上的题目是《中国不缺人口红利》）的文章认为：“人口红利不是主要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陷于崩溃：人口多，却没能成为有效劳动力；人口多，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知青进入农村，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劳动效率，相反，让农村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直到逼出农村的土地改革。”

 

看了叶檀的文章后，我感到叶檀没有弄明白什么叫“人口红利”，叶檀似乎把“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数量多”。但事实上，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这样，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多，老人与儿童少，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也称为“人口负担系数”）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的概念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但与人口数量无关。下面举例说明：

 

甲国有10亿人口，总抚养比为60%；乙国只有1亿人口，总抚养比为40%，那么按照人口红利的定义，甲国虽然人口相当于乙国的十倍，但甲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了，乙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当然，由于总抚养比包括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而抚养老年人与抚养儿童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不相同。因此，我认为也不能笼统地说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就一定是“人口红利期”。但叶檀的文章认为“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是处于“人口红利期”，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1950年中国总抚养比为61%，1960年为78%，1970年为79%，远远高于50%，并不属于“人口红利期”。

 

那么，人口红利对经济是否有促进作用？我认为，人口红利是一柄双刃剑，虽然在人口红利期，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另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一，由于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第二，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妇女劳动参与率过高，造成就业压力增大。生育率下降过快，少儿抚养比过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过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了。第三，人为地降低生育率，会加剧将来的老龄化问题，而严重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况且，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加快了到来必然也将加快其结束。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一个人的支出如果大于收入，就会出现透支消费。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如果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种“透支消费”，也称为“寅吃卯粮”。现在少生孩子，可以节省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这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透支消费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透支未来的可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