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的城市，就是垃圾围起来的城。我们被包围其间，深受其害。据近期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率历史性地首次超过50%，但与此同时，“城市病”已开始同步蔓延，全国近三分之二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为了能够突破城市垃圾的包围圈，许多城市开始向垃圾宣战。这其间，“垃圾分类”被频繁提及。在中国，垃圾分类可以追溯到2000年6月，原建设部城市司下发《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确定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桂林、厦门等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以此开启了中国内陆城市垃圾分类。除了这8个城市之外，其他城市也在此之后探索、跟进。
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在高呼了垃圾分类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差不多还在原地徘徊，但垃圾的产生的速度，却早已超越了10年前的水平。有据可查的是，在2001年，西安本地媒体早有报道：“作为西安市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其二期工程已全面展开。预计到今年年底，其二期工程的前期工程可基本完成，到时可以容纳西安市15年至20年的生活垃圾，极大地改善西安的市容市貌。西安20年生活垃圾倾倒不用愁”，但在今年2月份，媒体报道中，“自1995年正式投入使用以来，生活垃圾日处理量从最初1260吨已增加到现在的4100吨左右，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将在今年迎来建成约15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环境治理。这一任务，被写入了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典型缩影，垃圾的增长速度超出预料，处理能力明显不能与之匹配。
长此以往，围城之日不远矣。
问题在于——怎么办？
城市的洁净是喊不出来的
“垃圾围城”，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难题，但坦白地说，我们并不是没有找到治理的路径，缺的只是治理的实践。一方面，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规划和计划中，都明确将垃圾分类作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另一方面，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尚未形成，混合收运仍然占主导。或者，说白了，垃圾分类的理想如何照进现实？反观国外，在一些特别注重环保的国家里，处理垃圾最有技术含量的环节就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甚至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是否融入该国的标志。
某种意义上说，垃圾分类，我们只是空喊了10年有余，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更多具有的只是“动嘴的能力”，“动手能力”差得太远。但遗憾的是，即便10年念念不忘、絮絮叨叨，至今人们还是没有完全听明白、搞清楚到底如何分类，更要命的是，垃圾分类，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城市的洁净是喊不出来的。纵然，偌大中国，经验不足，条件不成熟，都是客观现实，但既然已经明白除了“垃圾分类”别无他途，坐等只能是浪费时间。
近日，广州推出了新举措——垃圾袋实名制。据报道，广州市将于7月10日召开全市垃圾分类启动大会，公布“按袋计量收垃圾费”试点范围，并宣布试点正式开始。具体方案尚不得而知，大体上，是在特制的分类垃圾袋上，印上居民的住宅地段号和房号，以此作为识别垃圾袋出自哪家哪户的标志，并将这种专用垃圾袋作为收费的工具，市民丢弃垃圾，必须购买政府制作、在指定地点发售的专用垃圾袋盛装，再交垃圾车收运。这样做也可以追查垃圾投放的源头。产生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越少，缴费就越少。据说，这是学习台北“垃圾不落地”的经验。通俗地说，“产多付多”的按量征收，其实类同于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阶梯电价。
广州城的标新立异之举，此招一出，不乏围观者，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政府掉钱眼里了，也有人说，病急乱投医，但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公众有权利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作为新生事物，也势必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当地《南方都市报》已经刊发过《“垃圾袋实名制”不能只有观感美》《出台垃圾处理政策，需吸取更多民间智慧》《垃圾处理，利益考量外尤须关照“小概率”》等多篇评论文章，网络上也讨论得热火朝天，西安本地网络上，有网友发帖“垃圾袋实名制，这事放在西安，你什么看法？”
广州正成为垃圾治理被观望、思考的一个样本！背后蕴藏着的是民众对于垃圾分类政策真正落地的等待、期盼、困惑和焦虑等诸多复杂心绪。
广州牵住了牛鼻子吗？
垃圾分类“实名制”得以产生，是因为“垃圾困局”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时候，垃圾分类推行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广州就是被逼出来的，2009年，被官方媒体《半月谈》评为当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之一的广州番禺区居民坚决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对于当时看似大获全胜的番禺区业主们，垃圾本身并没有因为停止建设而减少，相反每天都在增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正是因为此事，最终直接推动了广州的垃圾分类事业。
广州治理家庭生活垃圾的新意，就在于不走寻常路。
第一，放弃了国内很多城市通行的一刀切的垃圾费模式，转而按照“多产多付”的原则，引入价格杠杆调节，从源头上倒逼家庭生活垃圾的减量。第二，转向并强化前端责任。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居民家庭前端自觉、分类投放容器，中间运输和后端处理设施的通力配合，尽管这个系统链条上，处处都有毛病，但广州此次还是毅然决然一个180度的转弯，坚持“谁污染谁付费，谁产生谁负责”不妥协。
参照国外成功经验，这一初衷和理念是与国际接轨的。这似乎牵住了牛鼻子。某种意义上说，垃圾分类，离不开居民的配合，甚至，这是国外垃圾分类成功的秘诀之一。不过，在广州之前，杭州市上城区、长沙市芙蓉区其实都曾传出过垃圾袋实名制的零星主动试点，同样充满着争议和市民的不习惯，这让人对于广州前景略略投去一丝担忧，媒体也列举了市民关注的不少焦点问题，比如，实名制会不会暴露隐私？而且，在这样一个规则意识欠缺，人人会见招拆招，垃圾分类会不会再次被虚掷而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也有产生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然而，困惑很多，但选择余地不大。毕竟，垃圾分类，开弓没有回头箭，眼前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阶梯垃圾处理费”阶梯的宽窄、高矮。
我们缺少实践的操练和积淀
媒体曾做过调查，垃圾分类为何效果不佳，“分类复杂、不知道如何操作”、“百姓把垃圾分类、处理单位集中混合处理，分了也没用”、“环保意识弱，分类和我没关系”等类似表述频频出现。西安推行垃圾分类也有些年头，公共场所和生活小区的垃圾箱一般都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然而，实际生活中却很少有人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在丢垃圾时，也没有人在意手中的垃圾到底是“可回收”的，还是“不可回收”的，只听“嗖”的一声扔进了哪个算哪个。
垃圾分类，说起来挺美，做起来很麻烦。分类标准如何制定、居民怎么分、前端中端末端这一链条上责任又如何分担，我们分歧多于共识，指责多于合作，微博段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吾爱怕怕派：没有垃圾桶还谈什么垃圾分类？我觉得我的城市里垃圾桶太少了，至少应该每隔200米或500米就有个垃圾桶，现在都不见得每个汽车站都有垃圾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多体察一下民情，不是我们不想提高素质，是没有条件提高素质。
@燕语hy：朵朵吃了个冰淇淋，包装纸想找个垃圾桶扔掉，找了一路发现一个也看不到。小嘴嘟囔：奇怪，这么干净的地方居然一个垃圾桶也没有！见到导游就问：姐姐，为什么这一路上没有垃圾桶？答：因为日本人不会在路上吃东西，也没有垃圾要扔，就算有垃圾，也会带回家扔掉。今天朵朵的总结：日本很干净但垃圾桶很少。
差异和冲突的背后，根子上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缺少实践的操练和积淀，而国外，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德国在1904年就开始垃圾分类。如果要进行一场垃圾分类比赛，中国的大多数成人怕是要输给一个外国小孩，这就是最真实的差距！有学者就指出，与国外相比，硬件差距固然明显，但更大的差距恐怕还在软件上。
生活垃圾之害，已然摆上桌面。如何治理，不管是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还是自创一派，未尝不可，也时不我待，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停留在垃圾分类ABC阶段，当务之急，需要一场地毯式扫盲！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需要有完备而良好的垃圾分类制度和硬件支持，某种意义上，在我们一次次羡慕并惊叹于国外垃圾分类的精致与完美之余，让全体国人首先知道该怎么分类，使得分类意识深入骨髓并成为群体记忆，这似乎更加无比现实！
广州学台北，全国看广州。当广州选择以垃圾袋实名制突围，我们拭目以待。成功与否暂且不论，政策动向值得关注，其间于我们也不无启示：
第一，广州治理模式的转向，强化了公民责任，促使我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更将迫使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于公民责任的呼唤。显然，垃圾问题从来都不仅是个社会问题，还关涉一个家庭和居民的问题。固然，我们有足够的现实理由反驳：垃圾治理，人人有责，中间和末端系统尚未配套，凭什么我要如此付出？但正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所言：“垃圾分类需要新的资源分配与产业布局，同时需要有公民社会支持。”
第二，广州此举，或许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中国垃圾治理有可能由此正式迈入阶梯价格时代。目前，中国阶梯价格成员家族中，除了已经实行的电价，正伺机而动的水价、气价等资源性价格之外，垃圾处理费的阶梯价格的星星之火，可能将从广州点燃，终将引燃燎原之势，或许，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