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至中流已无“石头”可摸 剩下全是难啃的硬骨头

改革往哪走？请问问底层

 

《侨报》2012年5月20日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5月14日刊登整版文章谈政治体制改革，再次释放改革信号。

1978年至今，大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深得已无“石头”可摸。也正是因为没有模式可以照搬，各种权威观点与解决思路才得以迸发。

不过，在人们用专业眼光分析改革的同时，也不能放弃用底层视角去感受改革。民众的视野虽然没有那么宽，但却最直接。毕竟，改革的最终受益者是他们，他们的诉求也决定着改革的方向。

重启改革：

要先把百姓变成公民

只要不跟钱有关的 中国人都不信

“为什么中国改革不好走？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5月8日，日本在华知名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在北京外交学院的一场交流活动中这样表达着他的观点。

香港凤凰网报道，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藤嘉一，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衷观察家、参与者。加藤嘉一称，中国是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我说的共识类似西方的基督教，或者日本人彻底服从社会的集体主义）。今天中国缺乏信仰，缺乏价值观，只要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今天中国“百姓太多，公民太少”。政府说什么，要么盲目的相信，要么盲目的反对，这都是百姓的行为，不是公民的行为。

加藤嘉一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很重要，“知识分子应该做三件事，一个是制衡权力，一个是推动共识，另外就是启蒙公民”。

“一元统治，两极对立”难达共识

如果说，加藤嘉一是在用一种底层视角看待中国的改革困境的话，那朱敏的观点则是从高层角度去剖析中国制度性缺陷。

《商界》报道，朱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被外界称为中国官方智库。朱敏总结，当下中国的“乱象”，归根结底，出自制度性强制。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中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

朱敏分析，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基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朱敏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中国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国民之争：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你们没考虑过从内部节约成本吗？

“我想问一下广东电网，今年涨价弥补了成本亏损，如果下一年成本继续上升，是不是还要涨？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从内部节约成本？”

5月16日，在广东省居民用电试行阶梯电价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梁伟文当场向广东电网提出质疑，“你们一边享受垄断带来的高利润高福利，拿着比全省（平均工资）高两倍的工资，一边说电价太低增加发电企业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

阶梯电价在中国已讨论筹备近3年。5月初，大部分省市陆续公布听证方案，北京、上海、陕西等省市已举行了听证会。但这一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举措，却在各地招来众多非议。

这不是偶然。事实上，电力、通信、石油企业的每一次价格调整都会触动公众的神经，并会被冠上“与民争利”的帽子。因为，在很多普通民众的眼里，国有企业就代表着的垄断，代表着不公平。

如果从民间视角来看，很多中国人对于国企改革普遍存在矛盾心理：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有流失的风险；国进民退，垄断带来的各种不公平最终会触碰到他们的利益。

大胆改 别怕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

“国有石油公司‘狂赚’几百亿元，丝毫没有缓解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反而火上浇油。”《商界》杂志评论员李彤认为，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需由政府直接控制，“《大学》有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显然中国国企没有做到这一点”。

李彤同时表示，不可否认，在国退民进的转换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利用制度缺陷而一夜致富。但两害相权后者为轻，因为可从两方面设置纠错补偿机制：首先，警惕贫富差距加大对社会底层的影响，采取措施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其次，以健全的法制纠正国企改制中的投机行为、补救改革中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后续影响。比如采取扎紧篱笆不让资产外流、严格执行资产实名制、严厉稽查所得税、堵塞职务侵占、开征高额遗产税等措施。

总之，亿万富豪消费掉的只是其资产的一小部分，他们的财富主要是经营性资产。而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不过是资源的调配权，不论动机如何，其所有者不过是用自己的才智和辛劳为社会理财创富。

在李彤看来，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不改革，而不是改革中的不公平和国有资产流失。

社会保障：

生活压力的最终表现是群体性冷漠

刺医投票图倒逼医改快出方案

深化政改进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医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2年3月23日，17岁的患者李梦南持刀冲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办公室，造成医务人员一死三伤。其中死者王浩年仅28岁，是在读医学硕士研究生，与李梦南此前未有任何交集。

每年初，中国都会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每次会议的目标都相当宏伟，决心也很大。但是，从何入手、如何实施，很多年来一直没看到有效的操作方案。显然“医患战争”背后深藏的是无奈——面对难以撼动的全社会保障问题，中国的医生和患者，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

这种压力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群体性冷漠。在一则关于哈尔滨刺医新闻转载后的心情投票里，选择愤怒、难过、同情的在1500人左右，而选择高兴的则高达4000多人，占总人数的65%。有人评价，这幅投票图再次将中国人的冷漠载入历史。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医患矛盾激化的案例已不再需要真实的研究样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不然，对于医生的非正常死亡，他们还会用“幸灾乐祸”来回应。

解决以药养医 从协商谈判入手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医改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医疗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医药分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教授蔡江南认为，造成以药养医的根本原因在于医药价格结构的扭曲。医疗服务价格严重低于其成本和价值，让医疗机构必须通过药品收入得到弥补。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在外围动手脚的话，既不能解决以药养医，也无法消除价格扭曲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才是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关键。

蔡江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由包括供求双方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组成定价委员会，进行协商谈判，不失为一种兼顾各方利益、比较有效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

蔡江南建议，医药定价委员会可以吸收医疗服务方，药品和医疗仪器生产方、医保部门、有关专家、消费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参加。而不是简单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这应当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也有助于降低改革成本，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蛋糕分配：

让穷富合生共济，从容淡定

中国人选择性仇富

大陆商界风云人物史玉柱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我今晚先砸了他的车！”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分配制度改革未及跟上，由此导致收入差距加大，这个问题就愈加明显。而在社会转型、制度存在大量钻营空间的情况下，一些不法致富者和不时被曝光出位之举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存在，也使得仇富心理有了滋生的空间。

不过，中国人的仇富，总体上还是具有选择性的，当年媒体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家有五六辆汽车，民众却表示认可，认为像袁隆平这样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就是家有五六架飞机也无可厚非。相比之下，由于其他富裕人士财富来源不透明、不可考，在原罪逻辑和有过推定的假想下，即便是遵纪守法的富裕者也难免被仇富的流弹击伤。

仇的不是富，是不公

今年1月，北京某大学金融专业大三学生杨惠满怀着到外资金融机构求职的憧憬、一路过关斩将拼抢宝贵的渣打银行在广州的实习岗位，最后一环却遭遇“拼爹门槛”：想成功当上“实习体验生”，父母必须先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成为银行VIP客户。无奈囊中羞涩，她只能放弃这次机会。

该事件近日被媒体曝光，网络上怨声载道。有网民直接抱怨，“再次被‘权贵’潜规则了，怎么外国银行到中国也变味？”

上述事实也直接说明仇富不是一种心理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中国人的选择性仇富，仇的不是富，实际上是各种社会不公。

那么，如何保证社会的游戏规则公平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从结果着手的最直接的一面，但根不在于此。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博士余和军表示，由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已提出多年，但共同富裕的理想是社会发展这个函数只能无限逼近而不能达到的极限。

因此，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把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各方面，以尽可能弥补制度漏洞，避免官哨、黑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等不合理的事情发生，要让“穷富都合生共济，从容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