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可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水平上增长速度 “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的。

　　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由10%左右降到6%-7%，从国际范围讲，仍然是不低的速度，如果能将这样的速度保持一二十年，中国将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下一步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平稳地转入中速增长期，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样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中长期，中国应当形成何种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体系？

　　过去30多年中国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展望未来全球的产业竞争格局，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只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育将比此前更为重要。然而，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仍将体现于制造业。

　　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应当明确地提出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导向”的目标。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称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从中国来说，即使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不宜过大，比如应保持在30%左右。

　　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搞得好不好，尺度就要看是不是带动了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是不是促进了制造业的效率改进。服务业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导向，将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沿着正确方向取得实质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