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部分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引起业界关注，认为发达国家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历程，对“世界工厂”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适应性调整，还是长期的、趋势性的战略调整？或许，把这个现象置于整个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会比较清楚。

　　技术革命与经济周期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对抗，因此1980年代处于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期，经济在低谷盘整，不死不活。那个时候资本市场游资充斥，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与现在的基本经济特征很相似。

　　发达国家要寻求出路，都耗费巨资做研发，希望在新技术领域寻找突破口。当时一些未来学家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一些领域可能有突破性变革，于是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这样的作品风行。最后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

　　美国迅速抓住了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先机，迅速将其与产业结合起来。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质上是产业化计划。克林顿总统的连任，经济上持续了9年半时间的高速增长。新经济比重大幅上升，超过钢铁、汽车等。用我们的话来讲，当时美国完成了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了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美国也带动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信息化改造，引发了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新经济产业发展起来以后，传统制造业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拥有相当诱人的四大要素条件：土地成本便宜、劳动力成本便宜、税收成本便宜、环境成本便宜。两者相结合，“世界工厂”的产业基础就出现了。

　　对于当时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模式是双赢的，发达国家转移了低端制造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赢得了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借力奠定了自己的产业基础，支撑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

　　但21世纪之初，IT产业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这说明原来对信息革命及新经济产业估计太高，以为那是一次产业革命，但从历史上看，一次真正的产业革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不可能只持续10年的时间。

　　当时美国迫不得已，采取救市措施，搞次贷，搞金融衍生品，防止经济严重下滑。但矛盾积攒越来越严重，终于到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警醒，长期“外包”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减少，老百姓收入上不去，尽管通过高新技术，对全球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但这个能力“不实惠”，因此发达国家要把控制能力与经济实际收益两块都拿在手上。尤其是经历了IT产业泡沫破灭后，发达国家意识到要重新评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过程，光搞高精尖撑不起整个国民经济。因为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也逐渐显示出其不那么美好和光彩的一面。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经济总量的繁华，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这就是近些年连续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

　　从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危机逐步减缓，进入萧条时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危机时期政府要投入大量资金，撑住经济，而转入萧条期后，政府投入开始减少，但由于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支出也不可能一下子减下来，于是陷入两难处境。左派与右派都有不满，左翼要求社会公平，保持福利，右翼要求增加政府对企业的补贴，降低税收，提振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将矛盾向外转移是必然的。于是，“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叫嚣此起彼伏，似乎只要把这些工作机会抢回来，政府就能有效平衡左右翼的情绪。

　　但转移回来之后，由于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很高，导致它们的很多工业品没有竞争力，于是美国率先启动了贸易战，大量增加出口，抢占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它们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的这个政策已初见成效，问题关键在于其可持续性。随后经济可能复苏，甚至迎来下一轮繁荣，到时美国绝无可能再沿用现在的政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危机、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抬头，国家干预力度增加，“国进民退”，很正常，国有经济要发挥托底的支撑作用，防止经济崩溃；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自由主义占主导，要求“国退民进”，防止经济过热。对经济政策的评估要从经济周期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一旦到了新的繁荣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能又会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目前为了推进“再工业化”而采取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出现了重大技术性突破，从而使产业本身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发生大的变化，这时可以发挥先发优势，在竞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业可能迅速领先，发展出新型的、高端的制造业。但如果没有出现大的技术变革，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肯定是不行的。

　　“转型”还未破题

　　应该说，我们国家近年来也看到了“世界工厂”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可持续性，因此呼唤自主创新、转变增长方式，等等。但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经济转型还未破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往往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每次换届之前经济上也会有大的动作。邓小平同志主政期间，基本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当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还没有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直到南巡讲话，才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江泽民总书记执政期间，开始真正推进市场经济，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国内产能基础。2002年换届后，胡锦涛总书记力推中国经济国际化，加入WTO，开始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于是我们在国际上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今年，中国又即将迎来换届，可能在经济政策上会有大的调整，正式启动经济转型的历程。

　　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使得转型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但向何处转？如何转？还远未形成共识。现有的一些主要提法包括：科技导向型转型；内需导向型转型；消费导向型转型；民生导向型转型；低碳导向型转型，等等。上海还专门提出服务导向型转型。这些内容都是必要的，但事情有轻重缓急和主次之分，要根据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次序。

　　在我看来，内需是根本性的，也是当前首先要做的。现在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主要靠成本低，要素价格低，而这个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供求关系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成本有很大影响，加之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劳动力低工资的状况，原先的路走不下去了，不足以支撑我们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反过来，我们十几亿人口的需求是巨大的，不过大多是潜在的市场需求，要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

　　那么，如何启动内需导向型转型？以往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接下来则应该是城市化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会导致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需求增加。我们现在城市化率50%多一点，要到70%—80%，意味着要再增加4亿城市人口。这块需求市场是巨大的。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城市化的质量问题。如果农民进城有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再以需求带动产业和就业，那么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与之相对应的是恶性循环：农民进城，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增加，形成不了现实需求，无法带动产业和就业，那就变成拉美、印度的城市化模式。如何打破恶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政府在哪个环节上，采取什么措施？这是中国今后一二十年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

　　上一轮信息革命，美国人抓住了先发优势，于是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比如金砖四国，没有一个国家是掌握先发优势的，而是把握了后发优势（成本优势）。接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情况同样如此。能掌握到先发优势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后发优势能不能抓住？在未来全球工业格局中，中国占据什么地位？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如何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许我们更应该学习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工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以及对于社会、一般人的影响来进行系统性思考，把握全局和主动权，而不是反过来，碰到具体问题后再来找所谓的“体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