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创新需要包容性的政策支持
徐群贵
（全国高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文化产业专委会副秘书长）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包容性”优势的伟大民族，包容的哲学、和谐的理念，是今日中国贡献给当今世界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必将成为全人类的思想共识和文化共鸣。这首先就是中国社会及其科学领域需要包容精神来缔造和谐、打破禁区，需要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执政党和政府支持下来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特别是全面深刻的研究中国的官本位现实问题，研究中国政治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
中国政治科学研究对“三权分立、政党竞选、轮流执政”课题噤若寒蝉，是政治禁区之外的一种学术空虚，仿佛面对艾滋病就不能研究，研究了就会中毒，“只有我一概不看你，你就不能危害我！”这是实实在在的自欺欺人。结果是中国执政党连“三权分立、政党竞选、轮流执政”的历史条件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可能产生的危害性都并不十分清楚，怎么能够正确防范？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已经对“三权分立、多个政党竞选、轮流执政”并不陌生，在愤世嫉俗的抱怨声中就有对“三权分立、多个政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潜意识向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正是在中国政府的盲目排斥、全盘否定“三权分立、多个政党竞选、轮流执政”态度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民间普及化。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因为没有认真研究西方“三权分立、多个政党竞选、轮流执政”的优势与缺陷及历史包容性，也就没有能够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针锋相对地影响西方和整个世界。难怪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确，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仅仅是靠给世界贡献多少GDP,它还必须在思想、文化以及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力量。那么，我们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供当今中国影响世界进程的思想成果？或者，我们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而且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应该支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拿出成果回答时代提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价值观以及更多、更深刻的思想文化产品？这是当今中国向人类贡献非物质文化崭新创造的思想硕果，不是一味招摇炫耀、甚至出卖老祖宗思想文化遗产的可怜虫。
包容的哲学、和谐的理念，就是我们今日中国贡献给当今世界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必将成为全人类的思想共识和文化共鸣。这首先就是中国社会及其科学领域需要包容精神来缔造和谐、打破禁区，需要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执政党和政府支持下来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特别是全面深刻的研究中国的官本位现实问题，研究中国政治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这实质上就是认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相应作用，就是认识中国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治体制的本身情况。“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这一句在两千多年前说出来的话，在今天依然是人类、包括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怎样认识自己？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要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站在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立场，来超越和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简单的说一句我们使用科学的方法，就能正确认识自己。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还有，立场和世界观的因素支配着每一个使用许多科学方法的人。我们的政治信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讲究无产阶级专政，适应了当时的战争状态，但是不适应今天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的确，死亡与战争就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人类，面对这些严重的危机，东西方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思路，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历史上相互对立的国家及其政治体制可以互惠互利，谁也离不开谁，如同虎豹山林、和谐共生。我们在战争中把战胜对手当成自己成功的标志，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又一再证明和平年代的真正制胜之道，不在于屈人之兵，而在于化敌为友。例如，“一国两制”就是化敌为友，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得益彰，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一分为二”把世界划分成“朋友”与“敌人”的简单化模式，往往使我们认识不清敌人，甚至认识不清朋友，更认识不了自己。如果能够站在朋友、敌人、自己三种角度来全方位透视当今现实，那就如同是用三维坐标系来立体化定位，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立场上搞平面思维、片面认识，以至于自欺欺人，在长远利益和全局战略上损失惨重。
作为历史学家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就在20世纪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调：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时，这个观点一经公开，便引起全世界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许多权威人士的侧目和争议。但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创造了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带动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低谷，使国人震撼、世界惊奇。然而，相应的产生了“中国威胁论”，引来了欧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对中国商品设立壁垒。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企业成为国际“农民工”，中国经济处于能耗奇高、效益欠佳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视野越来越广阔，所能运用的资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似乎很难以轻松的心态对待面前那些捕风捉影的迹象，冥冥之中将扑面而来的全世界纷繁复杂信息变成烦恼的来源。追根究底，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自信心明显底气不足，实质问题是我们的哲学贫困和思想意识受到西方严重侵蚀，我们倚重的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可操作性方法都是进口产品。这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悲哀，是刻骨铭心的贫穷。如同一个守望着万贯家财又茫然无措的孩子，她的处境的确是既孤独又危险的。我们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实现中国政治超越千年封建主义的质变飞跃，那么就可能沦为自己土地上的奴隶。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中国屈辱，就用血淋淋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真正的财富，应该是民族精神打破官权迷魂阵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以及由此滋生的内心世界源源不断的能量。
二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必然性和包容性，正象地球上各个大陆板块孕育不同文明的水系：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多瑙河、恒河、黄河最终是百川归海，九九归一。同样，东方哲学智慧与西方科学思维终究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互相包容。中国古代先贤说得好：有容乃大。越是伟大的思想和国家民族及其意识形态，越是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辩证纷呈，思想文化交流之中激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异彩不同的理论彼此交融而形成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文明的一大渊源，特别是这些理论相互之间不乏对立与矛盾挑战，它们的共同繁荣是社会包容的结果，没有一统天下的专制暴力从学术文化思想的外部来进行扼杀，造就了先秦思想文化的丰富宝库。
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兼容并蓄的思想结晶，它是从德国古典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人类更多知识积累当中产生出来的，是学术“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伟大创新，不是某一个帝王将相为了一党制在地球上万寿无疆而闭门造车的孤独理论。前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精神，为了特权集团愚弄人民而扼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和开放包容，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大闹政治领袖就是最伟大思想家的个人崇拜恶作剧，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贫困和社会科学落后状态，结果是执政党丧失思想道德凝聚力，国家民族失去政治信仰，甚至厌恶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许多人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愿景。
所以，教育事业是永恒的事业，而且不是仅限于学校教育青少年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正在主导这个社会大局的成年人、当权派、执政者，要求有道德良知，然后才能主宰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的确，没有一种教育是存心要让人学坏，但是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使得很多人变坏了，这是一个事实。这种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和包容，而是让人学会恨和霸道，对待敌人就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真理肯定属于我，权力必须属于我，因为我是领导一切的皇王。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西方教育的核心是博爱，人类共同追求着爱和良知。反思中国20世纪进行的半个多世纪“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及其演变，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这一结果又是触目惊心的。
追根溯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万应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适应战争状态的特殊学说，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和平年代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开发人们与生俱来的潜能，培养人们良好和谐的性情，进而形成健全的人格，以人我无间的雅量，包容异己的存在。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不同见解，你可以不信，但不必排斥它，只要它逻辑上自圆其说并有事实支撑，甚至真理就在它那里；人世间所有的东西，即使是废物，都可以利用。问题是阶级斗争理论让我们首先自以为是，拿自我作为评判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我们不敢反省自己的言行。由此看来，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面对当今信息大爆发的现实，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判断，就会陷入恐慌、焦虑、浮躁，往往被金钱名利场牵着鼻子走。所以，找回自己的良知良心和爱心，找到是非真假的判断力，就是从根本上夺回自己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主动权。
作为今日强势的统治者、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固执己见、刚愎自用，除了既得利益作祟之外，通常是因为自己执政党过去处在被剿杀地位时已经付出了许多，现在的补偿心理使得自己一定要当压迫者。针对工业化、市场化的客观情况，尽管白手起家的执政党还没有搞清楚背景实情，没有掌握客观的评价标准，等等；但是，贫穷的权力寡头天生就偏爱金钱美女奢侈生活，以至于共产党官僚最爱护资本家，这种爱护胜过了官方爱护老百姓，以求跟着富豪来奢侈生活，继而共产党官僚宁愿和资本家富豪联手强化剥削劳工，也不愿意征收富二代的遗产继承税，更不愿意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征收富豪的房产税和所得税，不愿意用这些遏制垄断的钱来支持全民创业，使得资本家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规规矩矩，一旦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违法犯罪、肆无忌惮，受到红色官僚的陪护，在五星级大酒店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让那些高档娱休闲乐场所成为犯罪天堂。因此无论执政党如何私下揣摩，患得患失，结果反而是官僚腐败愈演愈烈，损失更大。尤其是当权势者标榜自己招商引资、拍卖国家资源时是爱国主义者的情况下，也许应该先扪心自问一下，以权谋私捞钱的爱国，到底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忠义真诚，还是一种排除异己的方法？是虔诚无私的奉献，还是肆意挥霍占有欲的挡箭牌？只要所谓“爱”的情绪里面掺杂了私欲霸道，那么无论是“爱别人”、“爱事业”，还是“爱国家”、“爱民族”，恐怕都暗藏着巨大的隐患。而这种以私欲霸道为基础的“爱”所演变成的家族、民族、区域、国家、社会之间的争斗、冲突，自古以来酿造了多少悲剧？在这种意义上，良知良心和爱心，及其包容异己的和谐，是规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国家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之天赋道德观念，不仅决定执政党所走的方向即其科学发展观，还会决定执政党能走多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铁证如山。
三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界与新闻宣传媒体结合最密切之处，就是依法治国，就是法制建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站在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法制的本质是政治体制问题，决不是简单的维持官方统治格局、管理老百姓之“用法律治民”问题。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法官本位制的法治社会，而中国和一切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警察本位制，整个立法司法机关都是以警察权力为轴心的运作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讨论，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的指明：警察本位制的根源是执政党暴力崇拜，甚至执政党自己就是以暴力党派自居，没有以法制来约束执政党自己。所以，中国的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武装力量、政党建立与终止等等，没有实际规范力。这种架空宪法和立法机关的做法，本身就否定了法制、丑化了政治信誉，特别是败坏了执政党的公信力，酝酿政治隐患。
警察本位制的实质就是法权在行政官，而非主权在人民，法律就是官僚用来统治老百姓的工具，法律不是老百姓意志集中表现为宪法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处理总是要比打击平民百姓偷税漏税盗窃抢劫的力度更小。即使你当官贪污，也算是执政集团的自己人，并且违法犯罪属于官方内部矛盾，而老百姓犯罪就是破坏统治秩序的政府敌人。警察本位制表明官民是对立的两大稳定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并没有区分选举产生的较短任期当权派官吏，和比较长期任职的非职务文员官僚，并且不能确保选举产生的较短任期当权派官吏真正重新回到民间社会，当权派官吏肯定不是民本位的。而法官本位制则完全相反，警察是聘用的非终身制官吏，法律文官统摄警察暴力，法律权威高于暴力威胁，人民通过选举认同国家宪法制度并且直接依法行使民主权力，法律面前官僚与老百姓平等。对比之下，我国的执政党制度，并非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派生，人民不能依法约束和有效监督官僚集团，相反的是，官僚集团以武装暴力为本位强势，把法律当成压迫老百姓的特权。我国的执政党制度、军事制度、警察本位制历来就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影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先锋队的深圳市从1980年建市到2006有二十六年，并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是纯粹在共产党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行政工作，市、区两级都从未开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事实并未使深圳市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全貌大大不同于其他地方，事实证明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摆脱“橡皮图章”的地位。列宁说：“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主要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完全实践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新中国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人大）实际上都是党的执行机关，它们都由党产生，对党负责，受党监督。所以，我国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共产党当家作主制”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当家作主制”，执政党实际上是以官僚集团为生存方式的群体。
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刻基础，它本身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显微镜和望远镜。马克思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社会当中来阐明阶级斗争，说资产阶级学者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存在阶级斗争，马克思自己的贡献只是证明无产阶级在这种阶级斗争当中必然消灭资产阶级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但是马克思没有对各种阶级斗争及其阶级存在进行探讨，例如他没有研究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整合、转换，没有揭示中国农民起义的朱元璋、刘邦，包括陈胜吴广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农民军、及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把领导集团变成了大地主，即封建王权的体现者，但是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集团和绿林好汉是农民阶级呢，还是一种变相的暴力掠夺者即剥削者？他们属于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马克思主义在此失灵了。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划分及其阶级斗争描述有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根本缘故是阶级划分及其阶级斗争理论是建立在并不完美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马克思在创造历史唯物论时完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模特，把资本支配政治作为既定的前提，确定经济利益决定一切阶级行为，明确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是否先进，生产力必然要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才会连同相应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被新一代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所取代、消灭。遗憾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出来的，反而全部都是从封建主义浓厚的欠发达国家诞生出来，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暴力集团直接决定王权政治、土地权力及其耕作制度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因此当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信仰政府经济学，就象王权即是最大地主那样，执政党就是最大地主、最大资本家，而不相信市场经济是民间资本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格局。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明显表现出来的，是显性的规律；但是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自然经济社会，都是以隐隐约约的隐性规律之形态表现出来，表现的时间长度很大、很缓慢、很隐蔽，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生产关系缔造或变更、政治上层建筑改革或改朝换代，都是暴力集团、或者王权的现实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化，仿佛皇帝一声令下就能天地变色、百花齐放，君主一个喷嚏或者一声叹息就能使得大暴雨变成大地震。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宗教迷信，都是自然经济情况下一切事物被人格化的结果，都是财富短缺的现实情况下人类对自身力量的畸形自信。这时，代表生产关系的地主能够直接支配代表生产力的农民雇工和佃户，代表政治上层建筑的皇帝国王能够直接支配代表经济基础的地主富豪。所以，政府就是国家第一大老板的社会肯定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社会，正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说：民富国强是上等国家，因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只有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国家才是官僚富有，民众窘迫，国王执政党富得流油。而这正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现实，一手拿钞票、一手拿枪炮的共产党拥有超级大国前苏联，但是却没有了人心而分崩离析，一朝覆灭。原因就在于前苏联共产党只是相信政府专政万能，暴力压迫万能，有钱有势万能，而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心算什么东西？良心算什么玩意？”它肯定不是唯物主义的东西。还有信仰，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及其共产党专政之权力决定一切，根本不是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大同世界，不是共同富裕、共同幸福这种瓜分官僚财富的荒唐理念，更不是仁义道德之类空洞洞的虚伪说教。
五
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界线模糊化及其淡化，福利社会政策压缩贫富差距，工会组织代表劳工与资本家进行工资待遇谈判已经形成法律规范，国家政府注重调和阶级矛盾、弱化阶级斗争，……这一类情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引起共产党学者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在客观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论断，而这个论断直接支撑着“无产阶级必然起来埋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阶级融合及其阶级斗争形态变化的现实研究课题，尤其是阶级成员的流动性、阶级阶层的相互转换课题，涉及到国家政治选举、政权构成、特别是社会和谐问题，等等，需要我们真正下功夫探讨。
我们在科学立场上不相信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比如一些人想象的股份制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比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同点，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自身改革的历程是追求国内和谐，甚至在冲突当中学习缓和之道。这是我们中国值得借鉴的，常言道“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之成为朋友”，我们感谢赞同我们的人，也敬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上他们是镜子和鞭子，让我们发现自己脸上的灰尘，鞭去我们身上的惰性，让我们明白有些社会问题的处理答案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更没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黑白之分，而是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的发展之中，求得最大的公约数。例如英国有工党与保守党，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人党长期执政，保守党的生命力日渐式微，按共产党的斗争理论来说，工人党可以一手遮天了，来一个一党制执政，彻底干掉保守党，在英国搞社会主义。但是，压根没有这种事情，此时深感不安的首先不是保守党，而是工人党。为什么？因为保守党如若衰没，工人党在没有对立政党的情势下，很难继续进步。这恰恰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曹操不愿意把对手刘备赶尽杀绝，希望有高手对弈的言辞及行为异曲同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权与文化多样性》文件中指出，“容忍”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其实，“容忍”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融合”、“包容”、“宽容”等等词汇的意义不同，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气势，也没有大度、接纳、施舍的色彩，而是一种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的共存。在英文中，tolerance可以解释为一种忍耐力：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者行动。这就是要求对冲突有忍耐力，而且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在冲突中学习和发展的，此时此刻冲突也会变成动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因为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的。由此可见，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哪一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哪个民族就能持续上升，国家就能在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些年来被炒作得纷纷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文化冲突象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但是都在汇向大海，也就是说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并且加剧的时候，如何化激烈为平和、化恐惧为自信、化拒绝为接纳？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寻找的最佳道路。
问题在于，怎样把握“冲突”的停止点位而向和平共存转化？中国几千年正统文化代表着的儒家讲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到那里为止呢？是不是一看到别人设立围墙妨碍，我们就从包容、和平的立场走开，不再沟通？是不是一看到敌对的眼神、拒绝的面孔，我们就放弃了解、谅解、化解，就避之不及？是不是永远要用别人的标准来丈量我们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呢？怎样而止？又如何适可而止，我们才能不会作茧自缚？或者自以为是、无法无天？更严峻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在那些作为上怎样而止，才能既保持快速高效发展，又保持社会公平、人心趋安？由此可见，“定”发展方向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对已经有的言行要适可而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例如“官二代”的批量产生、“富二代”的高消费、乏慈善、不守法，就是很多现代民众对政府飞短流长的切入点，也是很多官僚产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窝案的原因，恐怕更是很多人对社会产生迷惑的缘故。这就是说，“如何知止、自查自律？”是个大命题。
当然，知止、自查、自律，是为了人类共同发展，并不是否定竞争，恰恰相反是为了用正当的“竞争”来取代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个人具有竞争力，就不会被社会淘汰；一个公司具有竞争力，业绩就能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具有竞争力，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竞争力不是打到别人、破坏别人，而是自觉、自发、自动地培养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良性的竞争，更是进步的动力。
六
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市场竞争日趋剧烈的当下，人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着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和成功的解读越来越扭曲。当政府官员在为城市扩张、高楼大厦林立而歌功颂德时，老百姓却大喊房价猛如虎、交通大阻塞、贪官污吏捞了钱。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但是要强调指出“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对干部群众都要进行教育，记得邓小平在1989年北京学潮爆发后发表讲话，感慨共产党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好教育工作，实质是说思想教育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从饥寒交迫到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发财的同时也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所滋长的怨气，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社会进步到了人人渴望从起点上就公平竞争的不稳定状态，浮躁情绪和攀比心态以及拜金主义都迫切需要精神文明来净化心灵，提高国民素质，用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思想意识和国家制度建设来形成道德文明以驾驭物质财富的和谐社会格局，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等等中国“和”文化，就引起全世界的共鸣。一国两制、经济特区等等制度创新更是中国政治包容的和谐标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华民族超越人为藩篱的和谐成果。“和”的实质就是和解、包容、多元化，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平和解，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中国这种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当中，显示出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历史的正途，是当今世界的本质，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古今中外，都同此理。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就因为开发和解、包容四海而空前兴旺发达，胡服骑射与唐诗、佛教及儒家、道教的普遍繁荣交相辉映，市场贸易盛行天下，士农工商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强国，对周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突出影响，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西方思想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据的阵地越来越大，有见地的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这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均衡发展，我们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更应该看到这种差距的内因还是在我们自身，要从国家制度上和方法上开放、包容而鼓励创新，增加东方智慧及其影响力的比例比重。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一再告诫思想文化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不要把“信息主权国家”搞成了“信息封闭国家”，搞出来新型的闭关自守，而应当是政府大力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强化互联网的共享机制，鼓励思想文化信息自由出版及其出版业的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一个声音的畸形状态，建立起一个拥有自己国家信息主权尊严的、合理的、公平“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这方面，中国信息的出口转内销情形，是十分被动的，是新形势下的“闭关锁国”，限制了自己成为信息大国强国的正常发育。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是思想文化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一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21家，没有一家是思想文化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4，中国的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仅仅占GDP的3%左右，美国的思想文化书刊和互联网阅读文件下载、音像产品出口在21世纪以来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却不到一亿美元，甚至2005年以前只有一亿元人民币。西方的思想文化武装起来的新闻媒体软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向全世界发布的新闻数量占据了整个地球村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里面，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对老百姓封锁信息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实质上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愚民政策的惯性残余，总是不信任人民，只相信官僚，把“官本位”当成通灵宝玉，贻害无穷。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当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的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有公开，才有公正、公平。中国官僚在南京化学管道恶性事件、郑州市违法房地产事件、山西省疫苗事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突发矿难之中封锁信息，制止新闻媒体现场采访，甚至警察针对记者的合法新闻报道从东北跑到北京违法抓人，更有甚者南方警察收了企业资本家的钱就在网上公布新闻工作者是通缉犯，一次又一次证明官僚特权猛于虎，是国家安全的第一大敌当前。
重要的还是改变执政党的传统思维方式，不能再搞管制，而是要搞法制。中国统治者的封建主义传统就是封锁消息、制造误会，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分而治之，确保君主能够获得利益，并且把这种权术阴谋诡计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加以神圣化，以皇帝垄断权力为坐标轴区分忠臣、奸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良民、还是刁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划分派系，挑起群众斗群众，武斗杀人放火，“打、砸、抢”横行无忌，把共产党的崇高威信毁于一旦。如果那时有新闻自由每天曝光惨无人道的两派武斗场面，肯定引起人民大众的公开抵制，早日走出深渊，结束恶梦。
历史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有顿点低谷，也有俯冲和倒退，更有看似徒劳的弯路，还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关键就是能否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处境，知幻即离，反躬自省，有自知之明，其实也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执政党的官本位顽固思想，根源是缺乏政治自信，害怕选举把自己给选丢了。总是把特权作为官本位的执政党出发点，实际上也是政治空虚的表现，不敢让人民自由平等地表达心愿，恰恰伤害了执政党的政治凝聚力。
七
缺乏政治底气，不敢直接面对西方思想文化传媒及其政治竞选来实施国内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这是前苏联东欧和所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弱点，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1，对西方的新闻自由和多党制竞选执政模式缺乏真正了解与研究，不明白这种“直接民意决定谁成为执政党”的方式对于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国家及政党究竟是有什么危险和机遇？三权分立、多党制选举产生政府的模式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前提条件？还有，其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附加条件等等，特别是利弊权衡、利害攸关的历史事件剖析、条分缕析解读，都是没有真正探讨阐明的，但是执政党领导却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简单的对西方政治文化全盘否定，导致官僚们说不清楚，还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势必使得西方的政治文化乘虚而入。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托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入其他国家，不论是中国的文化市场还是意识形态，都无法防止其这种侵略，不能制止其获得经济政治利益，唯一的针锋相对办法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传媒发达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自信和文化尊严。当我们指责西方的傲慢时，是否也有意无意流露出了东方的偏见？西方政治文化的强势，对应的不也正是东方政治文化的弱势吗？因此，当我们自豪于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及其政治历史传统财富时，更应该看到我们是从进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科学、艺术、教育等等现代化知识以及技术装备才能有今天的辉煌，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政治、文化、科学和艺术等等精神财富。这种创造力并非“超能力”，它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进取精神，一种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境界，比如说“屡败屡战”不放弃的探索与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让中国当代政治在务实求发展的改革进程里面逐步现代化之革命，首先是执政理念的革命。从此以后不再象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不再是一味朝后看，不再拿过去的历史功绩来论证未来政治格局，而是立足现实来创造明天政治前途，就像当代最普遍的传播工具----电视表现方式那样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把过去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自己如同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发动人民集思广益来前赴后继地去创新中国政治。
第2，用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包括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调，把市场经济、商品交换、企业化生产力存在方式等等都排除在外，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著名论断，就是靠阶级斗争的殊死搏斗来让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疑问是：当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财产之后就不再是无产者，而成为资本拥有者，从此以后必然又产生新的阶级差别，进而阶级矛盾，又该如何解决才能消灭阶级？对比于西方社会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当中融合原先各个阶级、阶层，通过股份制及国家税收和福利制度等等渠道来消除各个阶级阶层人群的固化状态，让人们在市场竞争之中不断变化阶级阶层定位，从而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弱化了阶级斗争；这就用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种说教不能消灭阶级，而是制造出来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例如前苏联东欧和今日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及其官民矛盾斗争，直至国家发生流血事件，包括1956年匈牙利政变事件、1989年北京学潮和此后的西藏骚乱、新疆骚乱、宁夏骚乱以及湖北省石首市、贵州省瓮安县、甘肃省的农民市民冲击市县政府事件，等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失去了可靠理论支撑的政治信仰，肯定是底气不足，欠缺政治自信而进行政治封锁，设置政治科学研究的禁区，更加恶化了哲学贫困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出路只能是与时俱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活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第3，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的暴力政治观念作祟，由此产生的特权思想和压迫、管制欲望成为直接祸国殃民的执政理念，甚至是统治集团的集体无意识之潜意识和自觉共识，总是在心底里认为官僚集团利益第一，老百姓的事情朝后排，实质是等级观念在扼杀平等待人，重官轻民，蔑视宪法和人民大众。
这三点当中，前两点是深刻的藏在政治上层建筑里面，最后一点是明显让每个人都直接体会的切身利益。也许我们平时不曾深思，当一个社会之中只有得到了财富和权势的人们，才能享有自由生存的主动权的时候，这是否也意味着，那些还在奋斗道路上的人们，特别是奋斗了却没能成功的人们，他们作为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权一直要受到抑制和盘剥呢？而当这个社会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了自己的生存权利、甚至儿女后代受教育及医疗保障等等基本权利都要受到压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怎么能够轻快得起来呢？恐怕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是问题，难怪中国政府以警察为骨干力量的公、检、法、司、国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国防军特种兵等等实施维护社会稳定之“维稳工程”，在开支上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进行过的任何一场战争之费用。
当然，特权优惠那些有钱有势的少数人比较容易施行，但对大多数人就不能搞特权。这就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让国民追逐尊荣，这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富人和权贵的数量，或者说是特殊的“计划生育”吧。否则，特权和尊荣将被稀释、淡化，官僚和富豪就成了货币大贬值的金圆券。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这一条道路通往生存富贵、自由尊荣，那么谁都无法阻拦挡住千百万民众闯入的决心和脚步。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每一条路都是平坦大道，都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以顺畅的速度行进，那这就叫做“平等”。平等、自由的政策，可以消弭人世间的不公平及其产生的等级矛盾，国家大事小事都能开诚布公、人人平等地处置对待，就能带来社会的和谐、国际的和平。平等，不是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而是要一视同仁、视人如己，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平等，应该顾及对方的尊严、权益，唯有人我共尊，才能达成彼此的平等。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上的平等，是这个社会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而非齐头式的平等，不是一刀切。最重要的是，平等自由的公民权利是多元化的，能够让人们在不同的渠道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而非仅仅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导向升官发财，更多的是让人们把奉献社会、热爱大自然的责任感、荣誉感、使命感看得更重要，彻底改变我们现实社会存在着的一个严重价值观误区，那就是把金钱、名利、权势作为国家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打破国家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格局，彻底改变现在千百万大学生、研究生去竞争考取一名公务员官吏的局面。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改革乃至消灭“官本位”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法制社会的平等自由来包容公民多元化的各种发展需求。
八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包容性”优势的伟大民族，它正因为包容，才成就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华夏民族。从炎黄二帝逐鹿中原的部落战争，转化到合二为一的“华夏族”，炎黄子孙在汉王朝形成了汉族主体之后，融合了匈奴，特别在大唐盛世完全融合了胡人，到大清王朝融合了满族等少数民族，直至今天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大融合，完全可以说“包容性格”乃是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四大古典文明”当中唯一古今一脉相承文化人种的密码。
这种包容性，似乎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统治正相对立，但是与孔孟之道、儒家仁政的精神如出一辙，只不过受到暴力皇权一统天下的愚民政策压抑，大多数是被以宗教信仰的扭曲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往往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例如重庆市的大足石刻。还有许多地方，经过漫长的中国历史年代，释迦牟尼、孔夫子、老子三个偶像，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同一个大殿里面。中国人都习惯于将此称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和谐统一。对比之下，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就不允许这样，他们是一神教，不准把基督教、犹太教和希腊诸神放在一块。一神教就是只有一个神，没有第二个。你要信我的宗教信仰，就信这一个，这就产生了问题，显得太专制霸道了。可是西方社会现实是比较民主的，而东方专制社会就需要宗教信仰比较自由民主一些，缓和人们的精神紧张。儒家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做尧舜圣贤。这对世人确实是一种鼓励，而道教同样鼓励大家说，神仙本是凡人做，有志，学道者都能做神仙；佛教更是主张人人都能成佛，并且是不论你的过去怎样，哪怕你曾经杀人放火也无关紧要，只有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一切，其实都是平等发展，或者说在发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西方的耶和华不这样看，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渺小的，是有原罪的，所以耶和华永远不可能说人人都可以成为上帝。
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灾难深重，坎坷曲折，但是一路前进，披荆斩棘，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大度地改变自己，诚恳地包容别人，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点及长处，真可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这种包容，本来就是居高临下，大国上邦风范。但这也是脚踏实地，以退为进。诚如唐朝布袋和尚跟着农民一起下田栽水稻时说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国家民族的舞台并不是无限的，有时也许容不得皇帝官僚和千军万马一直往前猛冲，只有虚怀若谷的低下头来，才能看清自己的轨迹，了解自己的进程，调整发展方向。这一点，与1980年邓小平实施农村体制改革、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的情况一样，被一些人说成：革命辛苦三十年，改革退回解放前。接着，改革开放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中国，鼓励国内个人开办私有私营企业，承认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不是毛泽东说的那样高而是还在初级阶段，要理性地后退。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看得更全面，才可以从近处看到远处，此时的退步实际上就是进步，就是在退一步之时才能够看清全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认真确定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好比我们照相所用的广角镜头，如果要拍一幢尖顶的大教堂，你站在离它一米远的地方，可能只看到它的几块砖；如果退后三五米，或许就能看见它的一面墙；再后退到十米，可能就看见了整个教堂的影像；继续后退一些距离，就能够连同大教堂的尖顶、尖顶上的蓝天白云、教堂前后的花草绿荫，全部都给拍摄进去。
只有退一步“出世”，才能进一步“入世”。出世的时候，高瞻远瞩，洞悉天下；入世的时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东西方对抗中酝酿了多种交流，通过认可对方反倒提升了自己的高度，在博采百家众长的过程中自成一体，实现了连续30年高速度的大发展，从排名全球第37位的落后大国一举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政治上进退自如的策略，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就以包容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政府方案，击败了政治对手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当然，毛泽东并不是真正想搞联合政府，1949年他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结束时，高喊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联合政府万岁！”等，就是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要低沉，甚至让人听到他喊的“联合政府万岁！”都显得有气无力。如果中国从1949年至今都能坚持联合政府的大政方针，那么历史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沉重，中国经济不会是依靠高速度才能维持效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由此可见，包容的精神才能保障执政党获得真正科学的发展观，亦即社会科学需要包容性的政策支持来创新、发展，从而指引中国社会缔造和谐、打破禁区、开拓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包容”来缔造和谐与持续发展。
以上管窥蠡测之见解，渴望在社会科学论坛上面世，是为了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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