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三角”，打造“第四极”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习明明 朱丽萌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平稳顺利渡过了百年一遇的国际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1.22%，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都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在进入“十二五”之后，我国经济又遭遇了美欧债务危机的影响，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截止到2011年底，美欧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占GDP比重达100%左右，而日本更是高达225%，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债务危机面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012年，世界主要国际组织都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中，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去年6月份的3.6%下调为2.5%，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增速预期分别从去年6月份的6.2%、2.7%下调至5.4%、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则将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7和0.6个百分点。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国内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方面，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近几年东部沿海省市频频出现“用工荒”的情况，劳动力成本逐年攀升。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2）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大，社会保障不制度健全，导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3）通货膨胀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去几年，中国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美欧债务危机，投放了大量的货币，货币存量高达76万亿元。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等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及美欧等国家的输出性通货膨胀，目前为止，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仍然非常大。
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2012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8.1%，创近三年新低，且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速要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受土地、技术、资源、环境、能源等因素的瓶颈制约，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支撑在哪里？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超过75%。与此同时，未来全球最大的40个超级大都市区以占地球极少的面积，集中18%的人口，将参与全球66%的经济活动和大约85%的技术革新。《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指出，“在新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群正在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并正在影响着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中国城市群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
因此，我们提出构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涵盖大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以及湖北荆州、江西萍乡在内的“中三角” 城市群。根据中三角城市群的要素资源禀赋，结合中部各省经济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家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定位，在“中三角”地区扎实推进：“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工程建设，即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高技术产业及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依托“中三角”地处我国经济重心和几何中心的地缘优势，大规模集聚人口与产业，打造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战略支撑点：
图1 “中三角”区域规划
截止到2010年，这一地区集聚人口10743.62万，占中部三省总人口的63.38%；国土面积27.1万平方公里，占中部三省总面积的48%；GDP总量30739.48亿元（2010年珠三角为37388.22亿元），占中部三省GDP总和的74.15%。中三角的经济无论是从经济联系强度、人口、经济总量、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看，其比重都超过了中部三省一半以上。区内资源丰富，人口、产业集聚程度高，城市之间相互网络频繁，经济联系度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水运四通八达，“一江（长江）串两湖（洞庭湖、鄱阳湖）”，交通便利。其中，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三城之间相距都在300公里左右，三城之间构成一个“两小时经济圈”。在这一地区构建“中三角”城市群，打破行政区划，实行“同城化、一体化”战略，既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分划和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战略规划与战略定位，又可以化解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扩展国土利用空间。极大减轻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的耕地占用压力，保护有限的优质耕地，缓解我国的粮食生产危机。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七连增”，粮食进口也出现“七连增”，粮食进口比重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大规模“进口土地”成为常态。当前，诸多不利因素都在动摇粮食稳产增产的基础，特别是水资源约束、耕地数量与质量下降，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必须调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战略，以保证粮食资源，大幅减少耕地占用指标，实行部分农田“零”占用制度。
第二，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建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7亿，城镇化水平为49.68%.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过去在进入现代化期间的城镇化水平都要远高于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例如，美国1975年的城镇化率为77.6%，日本1990年的城镇化率为77%，德国1985年的城镇化率为86%，法国1991年的城镇化率为74%，英国1991年的城镇化水平为89%. 按照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未来至少应该提高2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将有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继续向城镇转移。此外，我国6.9亿城市人口中，户籍人口只占73.5%，农民工有2.2亿。到目前为止，这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
第三，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首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类似环渤海、珠三角、中三角的大规模城市群，有利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缓解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压力，减少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并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其次，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来看，组建中三角经济发展区，可以调整区域内产业布局，充分有效利用区域内资源，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获得资金和技术，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实现双赢，缩小地区差距。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体欠发达，不平衡发展仍然是我国很长时期内的主旋律。如今，在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三大增长极，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中西部地区增长明显偏弱。“中三角”作为成长中的三角，在我国定位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核心增长极，既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中部崛起的根本所在。尽管我们的想法还不是很成熟，但此次我们提出“中三角”发展战略构想，也是想藉此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更广泛的针对“中三角”发展建设的讨论和意见。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引起国家有关方面领导的注意和重视，将“中三角”列入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加快推进“中三角”进程，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作者简介：
习明明，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博士，讲师。
朱丽萌，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西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