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源与出路（三）5
栗彦卿
1、首先，我们在前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创新研究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规定完全的更加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
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简称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至少是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同时行动，预测东方国家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同一时代，就有了可以借鉴其一切积极文明的东西，实现跨越式（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发展的可能（仅是预测）。
前面说过，人之为人，作为自然界生存演化的一个类，人的基本属性、第一属性是人的物质性，对自然物质世界的依赖性，与自然界之间进行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必要性；而人的高级属性、第二属性是社会性，群体的组织合作性，群体力量的整合性。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团结才是力量，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单独的个人无法生存，不成其为人。那么，是否到此为止呢？人还有没有其他属性呢？作为高级动物，社会性群居动物，人的确还有更高一级的属性，即从代代相传途径且不断创新发展方式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中，不断学习进取，逐步认识世界，并按照允许的模式改造世界的意识能动能力的属性，用前人的先进理论武装自己，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对现在和未来进行适当的规划和预测的能力，改造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宏伟蓝图的构建能力，这种属性叫什么？叫做意识能动性。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主要的就在于此。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基础上，依据最现代的划分方法，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可以演奏第一小提琴问题上，对于经济基础、民主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文化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发展（注：“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和本文前面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物质和意识属性的探讨，以及与人的三种属性相对应，综合考虑，从低级、基础、物质，到高级、抽象、意识，依次为物质经济基础物质文明部分、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政治文明部分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部分。三个组成部分。最底层是最基本的地基、对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具有最终决定性、可以独立开辟道路的、由科技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物质文明，物质部分，其对法律法规、民主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具有直接决定性，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具有间接决定性。稍高一级的处于中间的，是政治制度文明，法律、政治制度上层建筑部分，其中的阶级斗争、军队、警察、监狱、政府行政人员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带有强制性的东西，属于物质生产力，物质力量，物质部分；其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思想，宪法法律中的指导思想，属于意识形态部分，意识层面的东西。一般而言的政治制度文明，属于近现代科技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尤其是现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于兼具物质和意识的复合的属性，既可以对后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或公有制先进经济基础建设，具有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又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直接的决定性。譬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前所没有的，是共产党执政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及其在绝对多数劳动人民大众中的普及，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前所没有的，是共产党执政后新开始的。因此，列宁说，革命的根本（核心）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处于中间地位，属于中坚力量。最高级的，也是最顶端的，是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揉合在近现代国家宪法法律中的指导思想，以及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表演、新闻宣传等社会科学，和宗教、民俗等一般的乡风民约、神话传说。意识形态精神文明部分，完全属于意识层面，是对经济基础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发展的综合整体性反映，抽象，由物质文明基础性决定和最终决定，由政治制度文明直接决定，也就是说，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并不能直接和快速地转化为精神文明，转化为社会的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更不要说先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文明了。物质生产力基础性的物质文明，低级别的物质文明，向高级别的精神文明的转化，向现代共产主义信仰的发展，必须借助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大力建设这个梯子，借助于相对高一级别的政治制度文明的过渡，否则，就会像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虽然也经过伟大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经过著名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新教革命运动，和启蒙“民主”运动，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步旗帜，待其资产阶级政权稳固后，实现真正的属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很大的金钱的民主之后，又竭力保留和倡导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一样，滑稽可笑。当然，最高级别的精神文明，位置最高的精神文明，包括古代的原始宗教、中世纪的三大宗教等封建迷信在内，其对物质文明，对政治制度文明，都有极大的能动反作用，对物质文明的能动作用更间接一些。先进的精神文明，掌握人民大众，转化为积极的物质生产力，也必须通过中间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这个梯子的传递。
我们承认，科技物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代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依附于现代发达的科技生产力，是第二位的。但是，在世界统一市场经济大前提下，在科技生产力高速发展高速传播的时代背景下，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齐心协力复兴与崛起，共同对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剥削阶级统治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第一历史决定性了。
我们可以借鉴一个比较详细地阐述政治与经济、法律、宗教和道德间关系的有关研究：①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政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生活的状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另一方面，政治对于经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政治对经济的重大作用，最经常的是通过国家权力这个物质力量来实现的。②与法律的关系。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主要通过国家权力与法的关系反映出来。国家和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和体现，都属于上层建筑，产生于和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两者的关系中，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总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是以国家权力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另一方面，法律对于政治也有重大的影响，它体现国家的意志，通过法的准则来巩固国家权力并维持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③与宗教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剥削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宗教冲突往往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或不同政治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在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已越来越疏远，这已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④与道德的关系。政治与道德也有密切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受政治制约，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道德能造成一种有利于巩固国家权力的社会秩序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政治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维持。同时，政治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一种道德风尚的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实现。
政治文明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处于物质和意识之间，故兼有两者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的有力量，也来源于此，建立于此。政治对物质文明的巨大的能动反作用，既有本身物质力量支撑的因素，更有较高级的思想意识精神文明指导的因素，政治文明对精神文明的直接决定的作用，也是源于内含物质力量的因素。
政治文明根于物质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样，奴隶主阶级统治建立于青铜工具和奴隶私有制上，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于铁制工具和土地私有制上，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于钢铁机械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那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除了钢铁机械化大生产的条件外，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但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革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通过没收敌对阶级资产和和平赎买资产阶级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国有经济。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政治统治政治文明的物质力量的内在决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程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决定性。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无剥削无压迫阶级的公平社会，在这一点上特别不同于有史以来的剥削阶级社会。
如果民主政治建设和发挥的好，就能最大程度地汇聚民心，形成共识，凝聚力量，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一旦出现高度集权专制，且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改进，特权腐败就是核心的内在的最大敌人，绊脚石，就会极度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就会瓦解人心，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复辟资本主义。这在上一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中得到铁的论证。
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中间的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其具有的物质和意识双重属性，结合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支撑下的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环境，广大的后发展国家才有了可以跨越式发展、后来者居上的非自发性的能动自觉的途径。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自由发展阶段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以及垄断发展阶段国家部分干预，但市场自由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矛盾，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在开放环境中积极建设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功。发展科技生产力的积极性的释放，活力的激发，通过原始落后的自发的主要是极少数资本家的无组织模式，已经跟不上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了，不符合劳动人民的大众利益了。后发展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现代先进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属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规模性的模式，才能形成庞大的巨流，历史的合力，战胜和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剥削、高科技垄断、和贸易壁垒。
经济基础物质文明，与法律、政治制度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文明，和哲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下图形象地表示。
最高层：哲学、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主流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属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宗教神话传说、乡风民约、风俗习惯等意识观念形态）
↑ ↓
中间、也是中坚：法律、政治制度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军队、警察、监狱、政府行政人员等国家暴力机器，和同样带有强制服从性特征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指导思想（包含融合在宪法法律中的部分），具有物质和意识复合属性）
↑ ↓
最底层：物质经济基础（科技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属于物质属性）
图1 人类社会结构组成中，经济基础与两个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
注：“↑”表示决定作用，“↓”表示被决定，能动反作用；同时，每个箭头也表示着一种作用力的连续传递方向。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现当代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流行和认同这样一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东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也普遍地流行和认同另外一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两句字面意思刚好相反的话，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度得到普遍地流行和认同呢？有什么道理吗？我们说，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话，还真有比较深奥的哲学逻辑内涵，因为它要涉及到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形态的社会结构组成中，各个部分的正确位置与作用，即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
探讨一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一个重点，就是要抓住在社会生产资料等财富中占据主体地位的阶级，在经济物质力量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主导着国内的经济文化生产发展，掌握着主流精神生活，其言行深刻影响着国内外方针政策。当然，另一个重点，就是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一个国家外部的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内部的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实质也要最终归结为阶级矛盾。）。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政治的核心功能，就是代表一定统治阶级的利益，按照某种方式组织社会经济文化的生产发展，及其社会财富的分配。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级社会阶段，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导着世界市场经济，存在社与资两大阵营对垒、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极少数发达国家对垒的大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由于科技生产力相对落后，封建社会官僚集权政治的长期遗传影响，也总体上决定了其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必然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改革开放，肯定要不断地产生特权腐败和官商勾结，产生一些新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贫富分化加剧问题，存在人民大众整体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利益与极少数权势既得利益者的复辟倒退的斗争问题，因此，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直接动力。是为研究社会问题上的抓大放小，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的主要方面。
因此，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讨的着力点在市场，在大金融资本家。研究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复兴，探讨的着力点在政府。研究一些东方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复兴，探讨的着力点也在政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就是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状况。和平建设与改革发展时期，尤其需要强调国内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状况，这是阶级斗争的延续。
关于西方，重点讨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近代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快速提高科技生产力，开拓并形成世界统一市场，而且一直大力发展着科技生产力，一直主导着世界市场，主宰着世界。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与政府主要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与政府就是帮助大金融资本家，压迫剥削广大工人阶级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具。它是一种最后的私有制社会，少数3%的大金融资本家占有和操纵社会财富的绝对多数，达60%以上，按照资本实力的大小，掌握社会财富的多少，实行私有制下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及其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资本家们由于操控了主要的社会财富，因而也就操控着社会的经济文化生产发展，主导着国内外方针政策，自由主义经济和丛林法则（以金钱的民主和实用主义哲学为政治、理论支撑）是其核心特征。资本家不停歇地追逐工人劳动力的高额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垄断利润的欲望，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科技生产力不断提升，其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原动力。私人工厂公司实行高度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与管理，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及管理则处于无组织状态，由此形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调节模式。政府是资本家们的总管，充当资本家们“守夜人”的角色。即使二战后已经高度联盟、计划协调不断增加的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从整体来说，依然如此。由于一切向钱看，实行金钱的民主，是资本家们按照资本实力的大小，主导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操控着政府机构，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私有制下的资本家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是千真万确的。
关于东方，重点探讨的也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和较落后的民族资本主义社会，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拿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的最大财富由党领导下的政府代表民众掌控，由大国营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代表国家的民众掌控，以公有制为主体主导，所以是政府主导型社会，社会经济文化的是否正确组织与发展，社会财富的是否合理分配，核心的要看党领导下的政府的决策、引导、管理等公共权力实际运作模式，看主要官员的实际科学民主执政理念，实际执政水平，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是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党能否切实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随着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与时俱进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地做到“三个代表”，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执政的好与坏，直接体现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实际建设水平，最终的反映是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考察评价一个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建设水平，重心在于考察这个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的作风，党组织的执政理念和民主科学决策执政水平。离开了这个主要方面，直奔社会大众，是舍本逐末，没有找到主体，不得要领。2001年7月3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我们党80年来奋斗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加强党的建设，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注：战争年代，阶级敌人帮助我们搞好党的建设，如果搞不好，党就没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和平年代则不同，共产党已经成为比较稳定的执政党。这种环境下的国家发展，党的建设，要靠民主政治建设来促进，靠人民大众的真正当家作主人的监督督促，一样需要这种外在压力。否则，拿自觉和觉悟当饭吃，拿思想教育精神文明而不是群众民主监督政治文明治党治国，就形同儿戏、空想，中间隔着一个空白点，就不可能走出“历史周期律”。）……过去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现在和将来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还是在党。这（注：指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况且，在当前国内生产力尚不是充分的发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没有很好地完善和发展，县乡人大代表直选工作尚没有真正的开动推动，基层广大民众的直接财富所有权和话语权是都很有限的，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上的表达权监督权是很有限的：建国后改革前的三十年，由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特别是西方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以及前苏联的积极支持，学习模仿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经验模式，加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影响，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模式是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一切都由中央的高度计划说了算；改革后的三十年，由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很大部分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与部门里，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模式是地方与部门专权，我国是实际上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社会生产力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地方和部门出于GDP政绩需要（升官发财）的驱动、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快速转型，而得到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尚没有较大改善与提高，公共权力尚没有真正下放到基层民众手里，在此前提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评价，主要的看政府的决策、引导、管理等执政水平，而不是直接的看民众，民众只是一个间接的反映，最终结果的反映，不占主导地位。这是在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模式上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权时代、接下来的地方政府与部门专权时代，以及后续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比较充分完善和发展的时代，评价社会发展模式的直接着力点，第一着力点。这种政府主导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发达，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科技文化素质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民主政治参与途径得到极大的发展完善，国家逐步趋于消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如马克思所预测的，达到“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时，才转正为人民群众主导型社会，民众的创造者作用、主人翁地位可以非常有力地凸显，到那时研究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时，就直接看民众了。所以，东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流行语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风是政风民风的带动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一些较落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复兴，类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途径，必须由现代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具体负责的群策群力来承担，除此再无别的模式。如果再继续遵循大鱼吃小鱼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性的“丛林法则”发展模式，放纵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放纵资本的贪婪，无异于继续担当卖国政府和西方的殖民地角色，担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廉价人力物力资源地、先进工业品倾销市场、以及环境污染牺牲品。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以先进政治制度的平台凝聚国力民心，增加活力，提高发展速度，在后发展国家的复兴过程中，更具突出历史地位。
这是否违背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马克思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人民的重要一部分），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的主人。这是从历史性的大时空跨度的角度、从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角度看问题，即从宏观看问题，从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历史整个世界着眼。看一个国家与地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人文精神建设水平，在经济基础物质层面上着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找依据，还要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主要从这个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中找依据，从这个国家的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模式上找依据，从这个国家里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掌控者身上找依据，从科技文化普及度层面上找依据，最后才在社会大众身上得到最终的体现，这是相对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实际、微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
在经历第二次直至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的世界范围内科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时代，这种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能不能自动转换成并提升社会的公平公正、共同富裕？能否直接向人类大同社会快速过渡？也就是说，物质文明的大发展，能否直接导致高一级的政治文明的大提升？导致人民大众翻身当家做主人？能否直接导致相对又高一级的精神文明的大提升？导致共产主义信仰的普及与社会的和谐和睦？这可能吗？？在解决了剥削阶级统治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武装革命、阶级斗争的途径，才能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尤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直面，直至正确解答这个问题，对于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人民福祉至关重要，迫不及待。如果说，阶级革命是针对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话，那么，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政权中的极少数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针对这些人的复辟变质的危险，确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在上文中，恩格斯说：“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这种结论，如果针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对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斗争和更替，针对资产阶级统治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和更替，是正确的，千真万确的，对自发性的以新的剥削阶级统治更替旧的剥削阶级统治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以此对照社会主义革命，对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以自觉性为主的工人无产阶级统治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统治的更替，就是不正确的了，就不能适用了。倒是“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完全适用的，是正确的，千真万确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一切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也同样如此。就是说，由于对象的不同，具体的历史发展条件——环境的不同，统治阶级性质上的巨大差别，同一个相对一般具体性的原理就不能全部适用，真理走过了头，多迈了一步，就直接变成了谬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道理，有些具体理论，其具体运用，也必须以随时随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以历史发展为转移，以世界性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普及状况和统一市场经济的形成状况为转移，针对剥削阶级统治是正确的东西，再针对工人无产阶级统治就不一定正确了，必须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和完善。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在社会主义暴力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呢？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呢？具体来说，是由以下四点决定的。
第一，是以世界性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普及状况和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形成状况为根本原因，是其坚定的科技生产力物质经济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产力发展方式决定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具有在全人类历史长河中普适性的一般原理，一般指南。二十世纪初的世界，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400余年的自由发展（从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算起。当然，如果从著名的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就发起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来算，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更长。有人会说，有了资产阶级，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有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这是对的。资产阶级的一定的相当规模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占据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主导政治和经济，是两码事。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强调近代资产阶级发起和主导的市场经济。近代资产阶级发起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中也有民族国家封建帝王的大力支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是发展科技生产力，开拓世界市场，最终推翻中世纪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重炮，急先锋。也就是说，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开拓和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没有逐步发展并发达起来的市场经济，就没有资产阶级生存的机会，科技生产力也得不到急速的发展环境；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继续开拓进取，和科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没有科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开拓，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物质支撑。其中，主导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支撑性的东西是科技生产力，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开拓与形成。），经过第一、二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到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到电气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集团发展的不平衡及瓜分世界的不平衡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统一市场经济更向前迈进一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技术输出递进发展。总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历史性作用，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原话来说，就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暴力革命阶段，在二十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生“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的坚定的物质环境，科技生产力物质支撑，物质原因。
第二，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机械化大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广大的工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基础。工人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早于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但是，工人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发生发展，阶级队伍的大规模形成和有组织，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孪生兄弟。“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工人无产阶级的有领导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暴力革命一国和多国胜利，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建设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的阶级基础，最革命的物质力量。“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由于在科技生产力支撑下的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而在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全世界普及基础上，工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是推动现代历史发展前进的火车头。列宁总结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
第三，是由于基于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的人类社会历史以来破天荒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指南。理论从来就是实践的理论，为实践发展服务的理论。即使古代统治阶级的原始宗教、近代世界三大宗教（是统治阶级用以愚弄劳动人民的麻醉剂。）的产生，其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历史作用，均是如此。也就是说，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由实践来检验，推动其发展。相对错误的，不正确的，或者不完全正确的理论，初级的意识观念，经过实践的检验，认识世界的发展，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的提升，最终要逐步地向正确的完全的真理方向靠近，向科学的高级的理论体系靠近。“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一旦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一日千里的条件下，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条件下，一旦产生，其对社会实践的巨大的指导作用，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指导作用，前所未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列宁多次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发展成为科学。”之所以要说，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作用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即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科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及工人无产阶级运动的大发展的历史产物，本身是综合继承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并创新发展而来，第一次创新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一般规律，是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社会科学；另一个原因，也由前所述，不能崇拜农民阶级运动的自发性，不能崇拜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更不能崇拜极少数官僚特权阶级者在管理和组织社会生产、及其分配社会财富过程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一定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这三种阶级阶层的自发性，在现当代开放的世界，也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阶段的重复和加强，不可能自动导入社会主义的轨道。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的能动自觉的实践产物。
第四，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方破天荒第一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所建立的非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和代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跳跃式质变的先进性。正是由于东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导下，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在东西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状态下，通过工农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得来的，通过工农革命阶级比较充分发挥能动自觉性得来的，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自动内生形成，更非东方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自动内生形成。因而，东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先进政权的建立，其跳跃性发展，第一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生产力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开拓发展而传播的物质基础，第二是基于东西方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物质基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先进理论引导下的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东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科技生产力，对比于自身史无前例的先进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就相对薄弱些，相对落后些（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在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经济时代，西方的科技生产力向东方的传输，一般是递减的，淘汰掉的，不能违背西方大资产阶级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的利益要求。），这些物质生产力因素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支撑，就相对不坚固些；同样重要的因素，甚至是第一位的支撑者，就是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本身，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公平正义属性、其科学的组织生产和管理制度属性，所唤起所汇聚所团结的人心民心，所释放激发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积极主动性，所增加增大的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因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是巨大的生产力，物质力量。如此，才有“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政治状况的好与坏，群众基础牢固与否，得民心与否，究竟是表面上的偏激的“政治挂帅”，是无产阶级统治阶级高层的高度集权式官僚政治，是极少数人的充满野心的政治阴谋，还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与发展，才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性决定作用。像前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之所以会复辟资本主义，核心就在于高度集权的极少数官僚的官僚特权腐败政治统治，严重脱离劳动人民，失去民心，失去工农大众的阶级支持。
如此，我们就可以比较彻底地理解恩格斯晚年的一段话了：“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不但开始考虑到了基于物质经济基础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对于经济基础来说各自拥有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尤其重要的是，注意文中的黑体字，这更是恩格斯首次既强调经济基础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和哲学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依次递进上升的逻辑关系，而且还特别发现了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中间位置和中坚力量。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代及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同一时代和世界统一市场经济，就具有了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相对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甚至是精神文明，这种外在物质生产力及政治和精神文明的扩张力，及发达国家本身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来创立和建设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实施自觉的适当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者居上的可能性的物质依据。也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预测的现实物质依据：“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中间位置和中坚力量，其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上述观点和预测都不可能讲得通。
而且，由于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异常强大，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的事业，任何的一国一隅的闭关自守式的发展，都是不可能最终成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是前无古人的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在革命成功、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是在国内生产力尚不发达、国内国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的大国际资本主义链条中薄弱环节爆发，其依据不但要着眼于国内，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世界范畴，核心是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扩散，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及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开发促成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产物——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阶级力量，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南的支持，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渴望驱使；在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更需注重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发展和完善，以先进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来支撑正确的改革开放方针，来凝聚国内国际民心，团结力量，释放激发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积极主动性，积极借鉴借力可以借鉴借力的西方文明、西方社会，有计划地协调地发展充满活力的规模的公有制经济，增加增大全世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
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向现代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具体的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的发展规律，不同产业革命阶段间的发展规律，要发生普遍的革命性的历史质变，即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科学民主制度性的决策和管理，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市场经济原始落后的自发性松散型的丛林法则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现代经济发展的规模性、计划协调性、科学性、与公正公平性的属性越来越突出，凝聚群众的智力、民主制度性的历史作用，在今后的时期内（专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民主要随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到那时，先进文化就可以更便捷地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生产力。）要上升为第一位。符合现当代历史发展潮流的民主政治制度，符合和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大众这个历史的创造者的利益要求，符合多数原则，是科学的组织生产和管理制度，本身就是生产力。
总的一句话，在事物的跳跃性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制度，民心向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否，往往具有关键的历史决定性，“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先进于资本主义制度，又非资本主义社会自发性内生，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否创立和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最大的最关键的国是。我们党总结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以及预测未来的民族复兴趋势，总是要这样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是什么？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执政党，是要“三个代表”的，党的（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是新的长征，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从最终意义上，从一般意义上，还是必须“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从整体性一般性上看，经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毕竟是第一位的，也是最终性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必须如此。
还要重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决定一切”的适用范畴问题。
针对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职业的革命家、理论家、科学家、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自觉性导师来说，除了偶尔可能会犯一些小错误外（完全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看所犯错误的大与小，轻于重，属于一般性错误，还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还是非原则性错误，是影响全局性的错误，还是仅仅针对小范围内的错误。），本身就是旗帜，就是航向，就是路线，这样的领袖是无需用组织纪律来约束的，可以适用大方向确定之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决定一切”。而针对绝对多数的一般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甚至包括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等这些一时的国家领导人，缺乏必要的比较彻底自觉性甚至革命性的领导干部，某种程度怀有极大的个人野心的领导干部，动不动就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领导干部，动不动都要以百姓“父母官”自居的领导干部，动不动都要居功自傲，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不思进取，或者贪吃贪喝、开始腐化享乐的领导干部，时不时都要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乱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的领导干部，打着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号，实际抱有极大的为个人争权夺利不良用心的钻进党内的蛀虫，必须用严格的正确的民主集中制纪律来约束，用带有根本性长远性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约束，来制约其权力的行使，不能适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干部决定一切”。如果再拿这两句话来说事，那也只能成为这些不完全的半吊子的领导干部实施个人专权、损公肥私、或者权力世袭、由“社会公仆”转身变成“社会主人”，重新压迫劳动人民的挡箭牌，遮羞布，甚至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化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挡箭牌，遮羞布。当然，针对绝对多数的即使革命性自觉性较高，而学习性、上进性不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不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会认识不足，创新性不到位，理论性不强的领导干部，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不能适应的领导干部，能力不足、本领不大、脾气不小的领导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领导干部，也不能适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决定一切”。因为，斯大林说这样两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够格的错误，毛泽东更是斯大林的学生，更是如此。这样两句话，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革命领袖来说，才合适，才够格。
而且，“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应该是合理的正确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代表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有机结合的政治路线，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其说“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把一切治国理民过程，历史前进发展过程，都归结于人类社会结构组成中最高层、最不着地的思想根源，意识领域，或者个人英雄主义，往往要不自觉地陷于历史唯心主义，陷于历史上剥削阶级一贯倡导的老套的政治史泥坑。正确的方法，唯一可靠的方法，还不如说，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直接性的具有重大决定性的政治根源，都在于是否正确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因为，历史毕竟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毕竟是人民大众合力创造的，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人的愿望，激发人民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政治制度，领导组织方法，才是根本性的往往经常性起作用的东西。对思想，对哲学，对精神文明，具有直接决定性作用的，是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和稳定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法律法规，是基于物质文明而又相对于物质文明高一级的政治制度文明，如恩格斯晚年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推翻一切剥削压迫者，翻身当家做主人，基于主人翁权力基础上的社会生产高质高效发展和共同富裕。还是那句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最大的政治路线，就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总的来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组成人类社会结构的“三位一体”，三者之间，在前者对后者的基础性最终性决定作用，和后者对前者的能动反作用方面，是依次层级递进的逻辑关系，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用上如此，在彼此之间的文明高低层次上也是如此。这里要重点强调，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特殊性：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在人类社会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处于中间的也是中坚的位置，物质性力量仅次于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社会（指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特殊历史时期，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可以发挥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对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对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则是中间的也是中坚的决定性作用。所有的这些，全由于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带有极大的物质及物质生产力属性的特点，以及部分意识思想属性的复合型特征。
政治制度文明如此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就特别突出地要求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执政党，在民主政治制度文明深化改革建设上，提升事关全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工作上，有序的但是是时不我待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