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把“权力过分集中”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一种理论错误，把改革矛头直接指向“党政不分”并且确认“党政分开”是对症下药，早已经被随后的1989年北京乃至全国性学潮和前苏联“党政分开”之类政治改革亡党亡国的事实证明为错误决策。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从自身体制出发设计建造的，所以共产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战场，是纲举目张的提纲挈领之关键。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毫无疑问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封建主义皇帝权力体制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对象，相应的“官本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成为官僚集团和老百姓两大阶级，是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矛盾斗争的根源。所谓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设计共产党体制，在此基础上设计中国的发展蓝图，首先是取消官僚铁饭碗，取缔官僚从职务当权者到寿终正寝都要国家财政供养的制度，废除一切政党社团由纳税人的财政钱款供养的官本位寄生虫体制，废除高薪养廉的骗局，实施全民统一标准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有效培育国内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保险制度，只能是逼迫老百姓先不要消费，先买保险买保障，压缩国内有效需求，务必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相一致，得民心。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发表内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共产党人第一次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第一次明确指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政治权利缺失”和“官商”之类“官本位”问题，第一次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的尖锐性放在“交接班”的政治可持续发展议题角度进行讨论，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高层明明白白批评斯大林及其前苏联政治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如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对象就是封建主义的官僚家长制、等级化、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宁培芬、张书林的回忆文章说当时看到邓小平这个讲话的许多人感到震撼，邓小平做出这个讲话之前专门和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的李维汉两次交换意见，事后李维汉又两次与《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宁培芬谈话申明：“我们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就没有进行下去了。”随后李维汉还对《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张书林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建议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这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尤其是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说，这些话只有小平同志可以讲出来，如果别的人说出来就是反革命分子。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不正常，不敢说真话，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刊都是噤若寒蝉，绝对不会发表邓小平讲话这样的科学性文章，学术汉奸与伪科学相互依存，没有科学家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尊严。海南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辑刊》就明文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要求发表论文以博士教授的身份来决定，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不是教授博士就和独立学者的文章一样不能入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晋升职称的依据，不是唯一拿科学研究水平判断的，是有人情世故的要花钱事情。由此可见封建主义的出身论和官本位约束，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禁区，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再一次大声疾呼“彻底反封建”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样的封建化学术腐败使得海南省2011年3月30日破获诈骗2万人发表论文钱款一千万元的案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熊丙奇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报刊协会副会长对此坦言：花钱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早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2012年4月19日《济南日报》记者调查证明学术论文发表有偿收费早已经形成产业链，枪手们制造抄袭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中共中央宣传部责无旁贷，它设定学术禁区而为社会科学文章抄袭开辟大市场，抄袭不犯法，学术研究突破性就会受到政治迫害。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把“权力过分集中”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症结，把“党政不分”说成为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没有看到“中央集权制度”是酿成“党政不分”的根源。再说，“政企不分”与“党政不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代问题，政企不分一样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为什么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号要比政治体制改革更早一些，官场主导市场、官场生育市场的理念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观念，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思想，值得我们在两相比较当中看出来中国改革的微妙之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体制被明确为改革对象，目标锁定在市场经济上面，尽管中途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策性提法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其大方向始终如一的是毫无疑问指向了市场经济。发生争议的地方，集中在怎么样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格局？究竟是官场生育市场的政府计划和政府投资来生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还是模仿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模式，从公民个人产权建构和“国退民进”策略，来主要发展民间经济，用以实现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目标？这就涉及到“官本位”之类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直接要求政治上层建筑如何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来变化？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明确，至少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精致化描述，在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专利品”的定论之际，不愿意承认西方市场经济对应的三权分立、宪政法制、新闻自由、多党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仅仅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于是，在同一个市场经济基础上，是否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呢？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大专院校一切专家教授，都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于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需要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而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迥然不同？既然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的通行法律是东西方公认的，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法律方面应该有共同之处，还有文化科技交流涉及到思想意识领域一些方面都需要彼此相互认同，具有共同性特点，那么最本质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这一切都成为纠缠不清的一把乱麻，邓小平撇开它们不谈并且不让中国人争议这些不赚钱的话题，单刀直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列举了许许多多现实性示例，作为归纳法的逻辑推理好像是十分圆满，如同最经典的数学归纳法代表着归纳法巅峰的情况下，承认一个反面例子就能够颠覆归纳法的真理性结论，证伪要比证明真理更容易。对此，我们说判断是否“过分集权”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集权”合理合法标准化的红线标志，就等于无法判断什么样的集权是不过分的或者是过分的？因此，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在对象问题上，是一笔糊涂账。糊里糊涂的政治体制改革对象定位，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性也是稀里糊涂。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决心大，就会出乱子，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使得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被无疾而终。

为什么没有把“党政不分”摆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前面，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对象”呢？原则上来说，“党政不分”是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因，为什么故意要绕开更加根本性的“党政不分”呢？微妙之处就是“共产党领导权”需要“以党统政”和“以党领政”，就是实际上的“党政不分”和“党政难分”。还有“党管干部”的组织体制硬性规定，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投鼠忌器，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退而求其次，把“权力过分集中”拉出来当成“靶子”，进行先天不足的改革尝试。随后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路线图的失败，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谨慎态度是明智的抉择。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改革阻力同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享受既得利益的反对改革之实力派官僚”，在进退维谷的被动状态下，针对“党政不分”进行针锋相对的“党政分开”改革。首先，戈尔巴乔夫就在中央层面大刀阔斧展开改革，是“顶层设计”以大权在握展开自上而下革故鼎新“改革”的大手笔，结果使得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之际出现了权力真空。失控的前苏联政局动荡不安，接二连三的自下而上骚乱事件恶化酿成了819政变，被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利用来解体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陆续续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样是“党政分开”模式的“顶层设计”之类改革造成了危机四伏，矛盾激化，中央集权制度瞬间土崩瓦解的同时国家一盘散沙，没有及时形成新的国家政治统一权威。冷静地分析这些历史性事件，使我们首先认识到“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都是由于更深层次的缘故酝酿产生的，例如封建主义社会一直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却不存在“党政不分”之类原因，这两种事物之间不是必然性的联系。能够肯定的是，这两种事物都是次生灾害，是次生性的事物，不是原生性的事物，例如“党政不分”本身也是一种工具策略，是为了有利于共产党把战争年代的“军队本位制”党建路线图在和平年代及时转变为“政府本位制”，围绕国家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政府工作盘子来布局共产党领导体系。“权力过分集中”是功能性的形容词语，“党政不分”是结构性的具体描述，二者在政治学范畴是缺乏精确化定义的通俗用语，不利于展开严谨的逻辑分析。例如，政党的历史性存在价值，就是进入政府发挥当权者积极作用，“党政不分”甚至“党政合二为一”是执政党的一种正常化存在方式，是保障现代化国家政治经常性运作的必然状态。除非政党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的垄断性特权集团，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就有必要消灭它。这里面的要害之处，是“以政党代替政府”，政府不再是人民政府，而是政党特权利益集团的政府，即“以党代政”，政党失去了人民大众代表者的社团性质，倒退成为封建主义帝王将相的皇族。

所以，“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及其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上“党政不分”的渊源，都是依赖于封建主义残余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控制性目标，才有了“党政不分”，在党和国家的具体工作当中出现危害中国发展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想到了需要反躬自问“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如此祸国殃民的行为为什么能够振臂一呼从之如流？”个人崇拜的确是直接原因，但是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领域“个人崇拜”都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没有中央集权制度，就没有个人崇拜的硬性立足点。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呢？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他个人权威性受到了威胁，分权制形成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力派”当权者集团，中央集权制度赖以生存的省市县乡镇层级集权制已经开始酝酿地方集权势力，反过来危害中央集权制度，所以要发动群众让最低层的人民起来打击这些中间层次的官僚势力，在最高领袖与底层人民之间直通车，把中间层的官僚集团夹击监督起来，保障中央层次的权力不被架空。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总统和共产党总书记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时，如果有毛泽东的这种真知灼见，就应该取消自己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总统制和“全民公决宪法”之类“顶层设计”，首先把加盟共和国官僚集团架空，在边疆区和州政府一级乃至更基层的政权系统以及底层人民群众当中培育自下而上的新势力，就不会让各个加盟共和国总统把前苏联干掉。这些历史性的波谲云诡是否说明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研究要比前苏联先进和深入太多？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思考和战术性选择，是否更加务实和科学？

进一步的条分缕析让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体制改革理念并不成熟，至少没有十分确定的可操作性目标设计，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比前苏联共产党更有自知之明，心中无数就谨小慎微，绝不盲目冒进。中国是全世界皇帝中央集权制度最悠久的国家，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历史上的藩镇割据，如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断送了大唐盛世，还有刘邦铲除异姓王和康熙帝平叛吴三桂等人，都是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政权管理体制方面实施每一个层次集权制的负面典型案例。新中国对于省市自治区政权的放权让利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制度存在着重大区别，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了发展经济就会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不仅仅是军队严格中央集权，而且干部人事制度的中央控制比较严格，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中央控制地方的杀手锏就是领导干部任免权。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地方分权制并行不悖，共同处于同一个官场，完全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循环往复，“官本位”是它们的共同本质，人民大众是被排斥在外的。这种封闭型官僚体系里面，中央放权让利，地方就截留更多的权利，此消彼长，自然而然形成地方权利扩大化之后，地方官僚与老百姓的矛盾就越来越突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域，就被迫从单纯的官场体制要扩张到民主化层面，这两种方向的结合部就是“取缔官本位”，让官僚批量退出官场，让老百姓批量进入官场。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应当是“官本位”体制，包括中央集权制度及其主导下的地方官僚集权制体系，尤其是“官僚铁饭碗”和终身制财政供养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显然是错误的。

研究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文件时就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他们都是针对党和政府的体制来着眼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始终没有把共产党自身的体制作为改革对象，总是在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这些外围的问题上兜圈子。按理说，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所有的政治体制弊端，都是在共产党领导过程中产生的。何况政府、人大、政协的体制都是中国共产党派生出来的从属性体制，共产党的体制毫无疑问是中国一切政治问题的根源。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地避重就轻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政党的现实体制缺乏十分清楚的自我解剖，又不愿意让社会科学界把中国共产党体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导致了党内外都不能判断中国共产党的体制究竟利弊何在？比如说党内民主生活经常受到领导人过分集权的干扰破坏，错误在于过分集权，不在于集权制本身，言下之意就是集权制本身没有错误，过分了，才是不对的。看到前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感悟就是政治不能失控，分权制容易造成政治失控，说明了集权才不会亡党亡国，集权制总是要比分权制更让人放心。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可控性前提下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众所周知，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民主”有千千万万的不同解释，孟子说过“民贵君轻”，魏征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孙中山先生说过“三民主义”，蒋介石说过“民主的中国”，毛泽东说过人民当家作主，都是都缺乏可操作性的形容词手法，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民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价的大白菜，任人宰割其内涵和外延，不敢有社会科学界的科学性权威定义，更不敢精细化描述“民主”的政治结构。“民主”从此以后在中国成为抽象画，仅仅是一个标签性质的抽象派概念股，与国家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政府建构、立法司法等等，都不敢具体化挂钩，是不能降落的飞机，渴望民主的政治家往往是叶公好龙的伪君子。

应当说，新中国给人们的一个共识，就是“共和国”类型的民主中国，“民主”与“党主”的现实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课题，党内民主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如果说需要考虑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改革问题，那么党内民主就是第一要务。可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来体制是中央集权制度，如何判断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属性？是第一个敏感性问题。本文笔者徐群贵在《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政党“官本位”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改革发展》、《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党和国家的关系》、《货币制度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辩析》、《争议世界银行中国报告“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产权模式还是封建特权企业？》、《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垄断性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军事化暴力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注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建王权属性》一系列论文当中全方位证明“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改革中央集权制度，回归民间社团的定位，彻底废除“官本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这是对于中国当前“民主”问题的现实性描述，只要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回归民间社会，至于具体创造出来什么样的民主实施方式，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每一个专家的智力都无法囊括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空前创造性成果。既然民主是自下而上的人民制造品，就不是专家学者能够先知先觉的科学幻想，科学家能够做出来的只能是解放思想，启发党和群众的觉悟。

看一看当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前苏联改革“顶层设计”及其“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一系列操作要比当今中国那些大声疾呼“顶层设计”的“宪政”专家教授更为全面和高屋建瓴，让中国特色的“宪政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相形见绌。在这些以中央集权制度为杠杆平台的“顶层设计”当中，宪法被想象成为皇帝的圣旨，宪政被想象成为帝王之术，是屠龙之技，如同空头支票，只要漂亮的包装物，不要客观的可操作性良好后果，至少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硬权威可行性。进行这一类“宪法”及其“宪政”顶层设计的专家，就是学术界的皇帝或者说社会科学帝王，因为没有比宪法更高的制高点了，俯视天下，中国的专家学者潜意识里面的皇帝梦想，昭然若揭。一个“保皇派”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顶层设计”专家学者，站在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立场上设计宪法及其“宪政”，就是让秦始皇身边的李斯来设计民主法制建设，滑天下之大稽，还要自我标榜为社会科学创新，标榜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确确实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正是如此，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不可避免，中国的宪法学及其“宪政”倡导者由此成为学术假大空的典型，忘记了宪法的历史起源于市民社会与国王争夺征收税负的权力和税负额度，宪法从来都不是皇帝自上而下生成的、实施的，宪法从来都没有远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生命力，至少宪法学专家应该本着宪法精神来一丝不苟地研究中国现实的法律包括宪法是否违背宪法学的科学原则？中国现实的法律包括宪法支撑的各种各样政策是否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哪一个中国现实的法律包括宪法条款有问题？哪一个条款应该怎么样修改才能有利于中国循序渐进的法制化发展？例如，中国的税务局体制存在哪些问题？税负的结构性是否破坏了价格生成机制？税收的监管可行性在哪里？征收税负的权力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怎么样分配？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判断中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否兼容？什么样的税收幅度是利国利民的双赢模式？什么样的税收幅度伤害了人民利益？判断税收与财政收支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的宪法学专家回答不了这些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只是善于空洞地高谈阔论不着边际的宪法，这种误国误民的宪法连老百姓被拆迁夺取生命财产的事情都监管约束不了，是一种不能进行宪法审查和宪法审判的无用处宪法，压根没有纠正错误的硬性效力，保障不了颁布宪法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命权。针对这样的宪法现实，政治作秀和欺世盗名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症结所在，早已经被老百姓从切身体会出发指出来根源在于共产党领导体制存在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体制改革问题，而不是油腔滑调地转移话题去高谈阔论“宪法”及其“宪政”。应该看到，老百姓讨厌虚伪地在没有说明白宪法所必须政治主体的规范性之际空谈误国。在此基础上的“宪政”顶层设计，就是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耍把戏，面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现代化皇帝共产党体制只能是阿谀奉迎，把社会科学侮辱为官本位权贵的奴婢，还要洋洋自得我是社会主义宪法学专家，确实是人家把你当娼妓用，你反把耻辱当光荣，彻底毁掉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尊严。

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研究前苏联解体的真实性缘故，但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新闻舆论的文章发布标准，来限制社会科学论文的发表，客观上扼杀了这种科学性探讨的真理性追求，断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生命力。因为，真理和错误言论只差一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没有百家争鸣的辩论研讨，就不会有真理诞生。谁也做不到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或者说正确的言论。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言论同样是真理之母亲。求全责备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就是实实在在地葬送社会科学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把社会科学腰斩致残，使得中国没有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就成为满纸荒唐言，必然失去社会科学支撑，也成为残疾。这是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绩工程越来越声势浩大就越来越多民不聊生或者移民海外的缘由，说明了中国的科学发展是不科学的或者欠科学的。中国的社会科学不敢研究中国共产党“常委会”集权制的利弊，更不敢剖析共产党“常委会”集权制的封建主义本质规定性，不能揭示大包大揽社会权力的共产党“常委会”集权制是等级化特权制度，无法在党内实施自下而上的公开竞选产生政治领袖，必须是官本位的级别晋升制度通过一步一步买通上级领导和忽悠下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谋求剧烈的反动派或者说恶势力不要把矛头对准自己，也就是需要圆滑的丧失正义感，才能够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早已经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战斗力，完全依赖于上级“常委会”的秘密会议及其权术机变来决定基层党内领袖人物的产生。这样的阴谋诡计模式，只能是腐败乱象丛生，虚伪的领袖没有形成党内自组织功能的群众基础，更没有正义感和科学发展观之类先进性，具体例子就是前苏联解体之际没有千百万共产党员的自觉性抵制，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组织能力的培养，没有形成自下而上有效制止戈尔巴乔夫解散前苏联共产党的底层力量，也就是说没有党内民主，一切由中央说了算。党中央以为的各级党委领导人层层“常委会”集权制，客观上剥夺了党内民主权力，也就是说剥夺了广大党员干部决定常委会的竞选产生常委之民主权力。党委的常委是自上而下任命的，等级化的封建主义特权才是共产党体制的死穴。这种等级化特权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背后的暴力强权压制着民主。必须改革共产党的暴力强权崇拜意识，回归信仰和政治信用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格局。具体的实施路径，就是党内公开民主竞选产生政治领袖，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发达地区着手进行试点。

中国共产党的常委会集权制是改革的现实对象，“以党统政”或者说“以党领政”的现行体制弊大于利，应该改变成为职能化“专门代表团”制度及其完全公开竞选产生的自下而上路线图。也就是说进入政府的共产党员代表团人选，需要在党内自下而上竞选产生，成为人民公开选举产生之市长的共产党员不能兼任任何其他社会职务，包括不得成为共产党的其他机构例如同一级党委的委员以及常委，更不能成为中央委员等等。如此取缔横向与纵向的集权制，才能够解除集权制的网络支撑，逐步消灭中央集权制度，并且同时形成自下而上民主化选举产生一切政府机构的官僚体系，使得任何人都不能终身为官吃财政。人民政协机构当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样应当是党内竞选产生的，进驻政协就必须一心一意搞好政治协商工作。在此，人大与政协的分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大代表公开竞选产生之后主要是全身心搞好切合实际国情、省市县乡镇具体情况的立法工作，不称职的当即下台，进行补充选举。政府由政协各个社团党派进行协商组阁，人民政协不能单纯搞空头化的参政议政，具体权力就是实施政府官僚任免权，把一人一票制的形式化空洞民主，升级换代成为社团党派的有组织有纪律民主，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各个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行政能力，每一天都要认真讨论具体化的施政问题，尤其是国计民生问题和群众意见以及媒体聚焦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共产党基层的自组织功能和社会底层老百姓自组织功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当然，科学发展观的重点内容还是在经济领域，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就是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解放人民群众的发展中国积极性和创造力？再说，中国毕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导向，只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被扭曲或者改革路径偏离了市场经济目标，才能够出现改革开放政策的效果发生背离人民大众利益的危机。事实上，通过瓦解计划经济来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式，本身需要弄明白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点在哪里？或者说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政治权力，能够来安排经济格局，应该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因素，不是经济基础的因素，肯定属于受到更加基本的制度支配的二级体制，也就是次生性的体制，不是原生性的一级体制，还有能够决定它生存与否的更重要体制。这种支配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中国政治硬核就是中央集权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央统一安排经济，是沿着“官本位”的等级化序列从高到低进行计划，用以决定经济运行活动。于是，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官本位的政治权力体制，乃是支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实施需要把整个社会等级化区分出来高低贵贱不同的级别，沿着这种阶级高低顺序进行自上而下的管制，目的是一级一级地展开剥削压迫，在控制性格局当中依靠暴力为刚性后盾榨取经济利益。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权力得以形成的体制，它在层级控制体系方面要求官僚系统是与老百姓社会相互分离的独立集团，整个国家社会都是以官僚为本位制的是非曲直判断系统，官本位的体制规定了法律是自上而下由官僚治理老百姓的工具，经济方面的财产权是由官僚掌控的暴力体系进行强制性界定的，不是自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所有制本身不是生产力的直接存在空间，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先天存在于家庭形态里面，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笼罩着人身权利保护，其次才是家庭占有财产的生产活动保障性及其家长制自组织功能。所以，邓小平的农村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是继承发扬了小农经济的家庭化生产力积极性，不是实现商品经济形态粮食生产和农业现代化的直接路径，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适用于中国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力手工化的现实，距离市场经济的土地商品化货币化及其可流动性农业企业化产权支撑的现代农业生产力还有不可忽视的历程。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计划经济体制阴魂不散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合流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的着眼点，能够让人们看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还没有使得中国共产党明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在于废除官本位体制，进一步地坚定不移瓦解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当前共产党自己的组织体制。

消灭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功实践经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经是历史定论，不能直接从中央政府国王那里废除中央集权制度，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历史经验是通过君主立宪制来架空国王权力和分化瓦解中央集权制度，第一切入点只能是工业化市场经济相对发育比较好的城市首先进行经济民主化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化，实行城市的市民公开选举产生政府之社会自组织功能，不仅仅是打破一个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旧世界，而且同时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和国新世界。在这里，实质性的进步是自然经济要发展演变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经济的最高级形态就是政府“官本位”经济，从汉王朝的桑弘羊“盐铁官营”到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官府所有制的经济为主导型模式。在这里，所有制是一种政治规范，相应的政治体制就是官僚集权制，从中央到地方，一切以官府为中心进行权力集中，包括经济财产所有权制度，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农村征地拆迁当中的官府所有制不受约束，中国人民的个人财产权没有可操作性的宪法和法律保障，官府权力能够无条件扼杀民间经济和民间化的社会自组织功能，千方百计把官僚集团穷奢极欲造成的经济危机转嫁成为人民大众的生活负担。由于中国是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开始建立新中国，封建主义是客观的现实社会基本面，中国共产党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去实施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再说，中国共产党起家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战争，是从“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农业社会发育出来的执政党，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军事化的“党的建设”模式长期作用下，必然是落后于工业化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需要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走向“城市改革带动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以企业化生产力发展为先导的城市化进程首先应该解决“农民工”贫困化问题，解决中国政府的税收体制扭曲商品价格造成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实际上被迫下降的问题。

自古以来，政治家都知道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得人心，丧失民心的政治做派作秀和政绩工程发展，都是自欺欺人的闹剧。当今中国最大的赢得人心策略，就是全民统一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只要削平官僚的这方面高收入，就足以填平民众这一块的缺陷，实际上取消官僚的铁饭碗，消除了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性矛盾，不仅仅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且直接有利于刺激内需，实现国内消费者直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回顾中国历史，刘邦进入秦始皇的都城咸阳就“约法三章”，目的在于赢得人心的支持。党中央面对“铁公基”之类政府融资平台和债务平台的恶性投资炒作，一直在整治过程中没有给予老百姓带来直接利益，例如在全社会关注铁道部刘志军张曙光案件的情况下，铁道部新任部长盛光祖上台不到半年就为了笼络人心给予全体职工提升工资两次，加上2012年春季全国性的统一涨工资，应该是三次提升铁道部员工的工资，造成农民工与国家职工的薪酬待遇冰火两重天。现在，中国政府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早已经是欲盖弥彰的现实事态，2012年春季国家公务员涨工资以后正科级达到每个月5000元人民币左右，县团级政府官僚薪酬福利收入实际上每一个月超过8000元人民币，与团级军警的9000多元人民币月收入基本上没有差距了。对比之下，中国农民工的收入基本上是月平均2000元人民币的水平，小麦和水稻收购价一直在1元人民币之下，亩产500斤100亩五万毛收入，纯收入不到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科级官僚三四个月的工资，种粮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真正是饱受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剥削，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领导人对此做何感想？究竟这样的局面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什么样的影响？追根求源的解答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打碎官僚集团包括共产党的铁饭碗，废除“官僚高薪养廉”的骗局，全面实行官僚低工资制度和官僚任期届满即解甲归田的退出官场制度，彻底改革执政党领导体系和国家政治体制包括政府管理体制，任何官僚都不能终身由国家财政供养。这方面，五年前的“十一五规划”法律性文件当中早已经明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并没有被中央政府落实执行，当时就已经确定的市场经济大方向被政府融资平台之类官本位投资主体模式全面否定，中央政府以铁道部、中石油、国家电网公司等等为代表进行垄断性投资经营，带动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官府融资平台公司操作，故意扩张了政府滥发钞票以增加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作用，直接酿成了中国大陆2012年春季充分暴露出来的全局性经济危机。中央集权制度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习惯于制造等级化的集团经济收入差距以强化一级一级的管制性领导权，本能地以固定化阶级群体的方式加剧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最终毁灭社会的稳定性。

事实证明，中国的“官本位”政治经济体制是当前祸国殃民的罪恶性体制，直接迫使许多人远离政治而醉生梦死，酿成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国际奢侈品被中国富豪消费，没有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是拿那些在中国不平衡经济政策下占有了普通劳动人民血汗钱的资金购买外国产品。例如2011年中国进口高档车103万辆，同比增长28%，进口报关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0%，而同年中国的国产小轿车销售增长只有5%，中国汽车工业早已经开始了市场收缩性的衰退。中国人购买缅甸玉以及世界上南非钻石、意大利珠宝、欧亚古玩、欧洲艺术品等等高消费，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都是典型性的对外高消费，可谓吃里爬外的大量中国财富流落异国他乡，没有换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来提升中国生产力水平，增强中国的国际化竞争力。中国政府设计的企业制度和消费制度是围绕官府税收目标运转的，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官本位”体制使得税负的重要性永远大于价值规律发挥市场经济自身调节作用的价格机制重要性，税负扭曲商品价格并且使得消费者维权艰难，结构性减税并不能解决国家财政收入对于巨额税收总量的依赖性，实质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政府的财政来源特别是财政盘子大小及其财政开支结构和相应的预算刚性约束模式。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不再允许政府继续作为经济投资主体而持续存在，例如城市老百姓敏感的自来水全国性涨价的同时是水质量不达标，劣质产品高价格的背后是垄断性公有制企业的官僚胡作非为。

官本位的中国经济财产权法律制度作为政治规范，伤害着政府的信用社，这种经济信用又由于中央政府滥发货币的信用丧失而全线崩溃，而政府信任危机来源于执政党的信仰危机。政治家以善于说谎和忽悠而升官发财，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要求皇帝是最大的骗子，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文过饰非的第一假大空典型，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只能是为了发表而走向伪科学，实话实说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大笨蛋和二百五愣头青。政治骗局在“官本位”体制的政府掌控经济传导机制作用下，经济领域的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才能够成为赚钱产品，诚实守信被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类”加以排斥。正因为如此，国际上外国大资本家“做空中国”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提振内需，两年多来的系统性数据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倒逼着中国的官场实施壮士断腕的“铲除官本位特权经济”之类政治体制改革，清算“官本位”政治体制在中央集权制度框架内扼杀先进生产力和道德良知的滔天罪行。此时此刻如果再一次为政府花钱刺激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鸣锣开道，就是蓄意火上浇油激起民愤，为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官僚既得利益而故意牺牲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必须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化和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是不能动摇的中国改革开放现实目标，不允许利用标签化的政治大帽子遏制这样的改革与发展大方向。

这方面的《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指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随着1990年“华盛顿共识”嬗变为泛滥成灾的全球资本强势掠夺性模式，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造的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得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为全世界的流行病，使得月收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省吃俭用拿自己血汗钱供养收入10多倍于自己的美国人，迫使中国警惕和防止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新一轮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不移沿着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因为我国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调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此言一出，《人民日报》的《人民网强国社区》马上有众多网民反对，说这是骗子言论的愚民政策文章，同时发布“可怕局面出现：人民越来越穷！”的一系列网议，指出中国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不能让美国承担中国政府的坑害中国人责任，2009年以来中央政府每一年新增贷款8—10万亿，中国滥发钞票世界第一，通货膨胀猛如虎，物价上涨持续居高不下，2012年前四个月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增长6.9%，政府税收增长2.6%，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55%，说明中央政府放出来的货币没有能够进入工业生产。原因是政府“有形之手”的国有企业第一大户钢铁工业全面亏损和开工率很低，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拥有的汽车工业70%左右的生产线闲置，下游的加工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依赖性企业，也是剥削农民工的血汗工厂，外贸亏损与欧美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国加工业一片萧条，农民工失业率居高不下，2012年一季度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0.8%，外商直接投资FDI连续五个月下降。于是中国政府放出来的十万亿左右货币只能是进入老百姓生活必需品领域，兴风作浪酝酿乱涨价，2012年4月物价指数CPI上涨3.4%，一季度平均值更高即3.7%，乱象丛生的涨价背后是人民币太多了。例如2012年三四月份的北京、山东等地菜市场一棵大白菜价钱一斤肉，中央政府发改委解释说大白菜涨价缘故是今年春天的气候不好，雨水太多了。老百姓很纳闷，本来是去年冬季产出的大白菜，与今年的气候是没关系的，凭什么乱涨价？猜来猜去，调查结果是炒作资金太多了，截止2012年4月底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达到90万亿元，年内100万亿元是远远的超过欧美，中国劳动者薪酬占比GDP的比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53%下降到近年来40%水平，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小还要承受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及其物价上涨压力。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买卖一斤肉还必须缴纳二两税，中国政府的税负高居世界前列的位置，国务院劳动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等合作8年时间难以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由于政治体制方面解决不了政府财政税收来源的变革问题，迟迟没有办法进行“切好GDP蛋糕”的“顶层设计”。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媒体满口假话空话大话，避重就轻忽悠老百姓，故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尖锐话题，使得中国的消费者纷纷逃亡中国市场去海外购买物品，最突出的是中国妈妈把原装进口羊奶粉作为孩子饮食的首选，羊奶粉针对中国市场的畸形状态纷纷涨价，《广州日报》2012年5月13日报道羊奶粉的中国市场价格是产地超市价格的4倍。每年1800万人的出生率使得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一婴幼儿奶粉市场，但是中国政府的公有制奶粉企业三鹿奶粉公司以三聚氰胺毒害了中国孩子和公有制企业信誉，接二连三的中国政府领导下公有制控股的“蒙牛集团”之类奶粉企业不安全事故和中央政府制定奶粉之类乳制品国家标准迁就奶牛养殖户不良状态，造成了中国政府主导型的企业信誉危机，中国大陆的奶制品市场定价权客观上早已经被中国政府拱手送给了西方大资本家。

更为严峻的形势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大量投资，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僚政绩工程的支撑点，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用危机和信任危机。没有任何人能够不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代价，这样的政绩工程在中国政府主导型的证券市场造假屡禁不止，使得中国股民信心被毁坏，股市两年来一直萎靡不振。中国企业面对官僚审批过程中的行贿受贿索取贿赂以造假上市圈钱普遍性，纷纷跑到境外上市却是由于国内财务制度的虚假属性频频受害。《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5月6日报道三四月份的30天内，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百十多个公司被曝光财务报表造假、更换会计师、高管辞职等等负面新闻，中国内地167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130多家股票价格下跌，其中18家企业股价下跌幅度超过50%被腰斩，截止2012年4月20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公司有132家出现股价大跌，44家延迟发布一季度财务绩效报告，14家遭遇停牌。此前，在美国就有专门“做空中国概念股”的浑水公司，就通过利用中国公司造假的行为进行依法“打劫”发财，它的创始人卡萨布兰卡公开宣布香港“很可能是中国企业下一个欺诈重地”，要在香港的中国大陆企业身上捞钱，让中国人知道诚实守信是一种价值。他说要让中国政府完全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欺诈老百姓，官逼民反，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政府拥有“金融诈骗学校”，中国政府供养的专家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没有诚信理念而为虎作伥，是强盗逻辑的暴力强权主导型欺诈和金融造假方面典型狗头军师。典型的案例就是拥有众多上市公司的国家电网集团通过官商一体化在大陆省市普遍开展阶梯电价为手段的涨价行动，从老百姓的刚性需求上面剥削钱财，迫使山东省邹平县魏桥镇的民营企业自办发电厂、自己建电网以打破国家电网垄断坑民，2012年5月16日新华社发布信息说魏桥镇的民营发电厂电价要比国家电网公司低33%左右，原因是职工福利薪酬不像国家电网公司那样高，更没有国家电网公司管理层几百万年薪的负担。更深层次的缘故是，公有制的所有权在中国不是生产力自然而然的经济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手段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当中以暴力强权为背景压力形成的政治规范，是一种政治官本位特权而非市场经济能够在市场平台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能够解决的问题，务必在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宪法和法律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保障生产力的内生性市场经济规定性与合法性。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是要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变成为中国特色的“官有化”、“官由化”、“官场化”，造就一个剥削老百姓的“官僚贵族集团”。这一点在自来水的涨价风潮当中暴露无遗，各种各样的中国各级政府听证会都是涨价会，自来水涨价的同时中央政府部门2009年就进行了全面调查，数据证明水源地污染和水资源退化引起水质量不合格但是至今不愿意公布数据，实际上是自来水安全性没有保障，不敢公布数据以免引起社会振荡。权威的中国《环境科学学报》（英文核心期刊）2012年2月发表文章“对于雌激素干扰中国水源污染问题的评估”指出，中国六大水系23个水源地的样本检测结果是全部含有重要的环境雌激素，要比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德国、希腊、葡萄牙、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的自来水雌激素都高很多。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孙成说这种雌激素主要的有六七种，效应小的有百余种，南京市的自来水质量被标榜为全国最好的代表，依然如此。南京市环保局说长江水是南京市民的饮用水最大来源，109项检测指标不包含雌激素监测，中国政府没有对此进行规范，所以不能用这样的非议来评价水资源安全性。对此，舆论一片哗然，老百姓在网上破口大骂中国官僚没有人性，存心不良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虽然公众反应偏激，可是2010年国际环保组织就在重庆市、武汉市、南京市、马鞍山市的鲤鱼和鲶鱼身上检测都环境激素壬基酚和辛基酚，这两种物质都可以导致雌性的性早熟等等性发育和生殖系统问题。政府供养的专家一再向公众解释这样的激素含量不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只是日积月累的累积效应现在无法判断，现有的净水设备都杀灭不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激素。这是官僚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垄断性造成的恶果，中国的抗生素滥用早已经臭名远扬，自来水公司更是独一无二的国有企业，计划生育药品和抗生素药品在中国早已经是渔业养殖户的必备药品，政府监管的官僚主义在事实上早已经是危机四伏，没有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如果不是政府垄断性自来水供应，允许民间经济竞争性地开办各种各样的水处理企业，至少现在还有取代不合格自来水公司的选择性。可是垄断的公有制自来水供应链，早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让老百姓遭遇水源污染之际，只能是买矿泉水解决喝水问题。在这种“官本位”的公有制垄断性经济格局当中，政府“有形之手”搅乱市场“无形之手”早已经司空见惯，几乎没有能够看到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2012年5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马朝旭在“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栏目报道，由于国务院发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工信部发布《专用校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征求意见稿）》，2012道路运输车辆展销会在北京演变成为“校车展示会”和“推介会”，27家整车参展企业每一家展览台上都停放着一辆黄颜色的校车，观看者都以为这一次是“校车展览会”，个中缘由乃是政府“有形之手”要求学校必须购买专用品校车，中国政府又是第一大老板，哪一个企业能不追求这个大市场？美国一家号称北美洲最大校车制造企业的纳伟仕达集团，也闻风而动，赶过来参加展览会，绞尽脑汁要赚中国人的钱。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文章明明白白是要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目标加以“官本位”扭曲，这种扭曲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被篡改成为官僚集团所有制的垄断型改革，而且“官本位”是一种政治特权在暴力支撑下以官府强权扼杀市场经济的政治行为，直接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扭曲作用力。官本位的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拥有20万亿元以上债务债券和货币泡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有制公司拥有不少于14万亿元的债务，给予中国人民平均每一个人头上两三万元的债务负担，却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达不到经济危机里美国人的十分之一。2012年5月17日中国平安集团联合零点咨询公司发布《中国人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国人健康赤字8.2岁，83%的中国人营养不良，66%的血压异常，34%的压力过大，42.6%的人担心中国食品安全没有保障，78%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在中国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更是苦不堪言，房奴的大局已定，在中国开车加油的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四位，中国居民平均日收入16美元，买一加仑汽油花费一天收入的34%，挪威油价全世界最高，买一加仑汽油花费一天收入的3.6%，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早已经使得10%的家庭占有了全社会84%的财富，三年来房地产大老板的年薪不少于300万元，北京市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华远地产老板任志强的平均年薪700万元，国有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管理层年薪没有低于两三百万元的，这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文章明明白白要求维护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优越性。这种“官本位”的公有制把中国第一线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压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企业曝光中国的银行业每一年多收五天贷款利息合计全国多收入6.7亿元导致实体经济成本增加，迫使中国不能开工厂办实业来生存发展，只能是跟着政府投资商的投机性感觉走。毛泽东时代最大面额的10元人民币钞票现在2012年3月15日消费者维权日只能买到两根大葱，垄断中国燃油的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迫使中国燃气协会揭露国有企业炼油厂涨价导致居民做饭用燃气涨价30%以上，2011年中国人平均每人存款缩水500元人民币还要被银行扣除存款税，千千万万梦想在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发财的中国家庭77%从来没有在股市赚到钱，80%的股民赔钱还要为至少连续性缴费15至25年社会保障金而“缴到老死”也享受不了社会主义福利。更多的贫困老百姓玩不起股票就玩彩票，新华社2012年5月18日“记者调查：东胜彩民众生相”报道北京师范大学近期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低收入群体彩民众多，至少2.4亿人口，每个月花费八九十元人民币买彩票企图一夜之间暴富而彻底改变命运，这样的“问题彩民”达到700万人规模，专家分析说是赌徒心理作祟，根本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彩票制度性设计和管理体系存在致命性缺乏。以慈善的名义在中国骗钱早已经是大行其道的犯罪，中华慈善国际联合会在北京市密云县设立云佛山度假村诈骗钱财，郭美美炫富引起的中国红十字会慈善负面问题曝光事件更是举世瞩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卢俊卿的“中非希望工程”骗局被立案调查，不胜枚举的慈善虚假性都是具有中国官僚背景支持的丑态百出。与此相应的是教育不公平激起民愤，北京等等直辖市中学生获得清华北大之类名校保送资格的比例达到9.7%，几乎10高中毕业生就有一个能够保送上第一流的名牌大学，是农村学生的55倍。省会城市重点高中获得仅次于清华北大之类一本名校保送资格的比例达到27.5%，是郊区高中的11.1倍。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享受国家财政的营养餐补贴“喝的是过期奶”，以陕西省商洛市为典型的中小学生午餐只有棒子面糊糊，每一个学生3元人民币的营养改善费用不知所踪，孩子们更不敢想象保送上名牌大学的事情，等级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官本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官僚子孙后代移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数越来越多，或许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文章的作者编辑和领导人都是子女跑到国外的官僚，自己在骨子里就不愿意热爱中国，更不想承担一个有钱有势官僚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还要居心不良地使用政治“黑帽子”和欺诈词语危言耸听地扭曲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图持续性坑害中国人民。

按理说，对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侵袭中国利益情形，首先是应该解决它们把西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的问题，如果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文章承认自己宣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是西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人家转嫁危机给你的时候你这种社会主义无能为力，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如新自由主义先进的落后体制，是面对新自由主义侵蚀而软弱无能的低级制度，应该无条件被彻底改革，务必需要在发展当中革故鼎新。中国迄今为止的公有制解决不了“西方转嫁危机”的问题，就是毫无疑问的坑民“公有制”，追根溯源是“官本位”的卖国贼主义在拿着“公有制”招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公有制显然是卖国贼所有制。看一看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外商投资大项目依赖症，还有国家开发银行给予这样的官商勾结传染病给予成千上万亿元贷款支持政府融资平台炒作土地财政盘子，从而展开大城市肥胖症膨胀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变相收费机制资本运作，持续性中央政策早已经把改革开放目标定位的“市场经济”扭曲成为“官本位”权力经济，进一步扭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后果不堪设想。《人民日报》发表“新自由主义泛滥是金融危机根源”文章的思维方式是1，贴标签，只要固步自封为社会主义，就能够强词夺理，不必要摆事实讲道理就可以拿政治大帽子扼杀不同见解。2，求全责备地批评新自由主义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化，标榜完美主义的制度，故意把公有制说成为完美主义然后指责其他的所有制，其实自己不了解原始社会的公有制是落后的，奴隶主阶级的内部公有制也是剥削制度，封建主义的皇帝国家所有制和家族公有制作为统治者的集团内部公有制不如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中国现在的官僚集团公有制是与老百姓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封建主义公有制，并没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所有制方式先进，所以才能够被新自由主义打到家门口，只能是接受新自由主义转嫁金融危机的侵略，典型的落后就要挨打之案例。3，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断定前者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皇帝特权横行霸道，扼杀市场经济活力，剥削老百姓，并不比新自由主义制造的不公平好一些，我们的出发点是让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更加具有国际化竞争力，而不是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同时丧失竞争力优势，孰是孰非只需要重申邓小平的“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及“发展是硬道理”基本原则，再一次强调不要争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只需要明确哪一种制度能够战胜眼前的困难，哪一种制度能够有利于中国尽快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不管它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是要比当前“官本位”的特权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可行制度，至少它们积极实施平等竞争和全民福利社会，对于老百姓要比现在中国的等级化贫富两极分化制度好得多，何乐而不为呢？

市场经济是消灭社会固定化等级制度的先天平等派力量，只有城市化相对发达的区域才能够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瓦解中央集权制度及其故意制造的社会等级。中共中央十多年来的每年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专门针对经济发展特别是三农问题，大方向都是农业要走商品经济之路，要求小城镇的市场经济带动周边农业区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但是，城镇化总是被城市化的畸形政绩工程扩张扭曲了中央政策，地方党和政府的权力级别大小决定了它们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小，这种配置资源的能力又决定了它们发展经济的能力，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等级化的官府生育市场模式要求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府权力就是第一经济实力，大权在握才能获得银行贷款，才能有钱有势有政绩。相比之下，议而不决的宪政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直接与官僚集团等级化格格不入的事物，只能是说说而已。决而不行的典型就是“党政分开”，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架构就是沿着政府体系布局的，先天不足的依赖性注定了两者分不开，也不敢分开，一旦真正分开，就会丧失控制权。中央集权制度的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结构，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和行业性管理体系能够独当一面赚钱而保障一方平安，另一方面中央又不能任其坐地分赃而成为一方诸侯王，中央的全国垄断性总是与地方政权的区域垄断性彼此矛盾斗争，持续不断地酝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地方政权和行业性集团选择性执行中央法律政策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就是勾心斗角毁坏诚实守信，阴谋诡计成为一种优势能力，官僚出数据，数据出官僚，土地财政捆绑国家开发银行在重庆市等地大展拳脚，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败坏中国制造业信誉使得羊奶粉在中国压制了国产奶粉消费市场，虚假财务报表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里面大行其道的欺诈上市圈钱闹剧，直至香港和海外猎杀中国上市公司成为一种发财手段。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修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联邦制、代议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之成熟化共和国体制，把支撑中央集权制度的官本位垄断性公有制特权企业经济基础，改革发展成为“以民为本”的民间经济、竞争性经济、市场经济格局，首先解构或者说肢解千百年来封建主义政治等级化具体表现为经济财产权的官本位体制，现在中国官僚与老百姓的阶级差别不仅仅是政治尊卑贵贱的职位权力高低差距，而且第一位的是经济利益及其生活水平等级化差距，是阶级剥削的基础。政府体制性巨额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早已经被批评为极端化的凯恩斯主义，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充当经济主教角色一脉相承，使得中国官僚使用起来驾轻就熟，迎合了1929年—1973年40年间政府花钱刺激经济发展的“凯恩斯革命”之类西方经济浪潮，实际上偏离了凯恩斯经典之作《货币论》、《货币改革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本来主张，因为凯恩斯反对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以及计划经济，一贯坚持市场经济的民间化基本格局，仅仅是说市场经济发生不能自觉回归价值规律之际，也就是萨伊定律“市场供给创造市场需求”失灵的时候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坚决禁止大政府、国有化和强势政府垄断性干预市场经济。1973年石油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发生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彻底破产，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而代之，有效解决了今日中国同样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也酝酿产生2007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使得西方政府又一次重操旧业使用凯恩斯本人原本提出来的压低货币利率并且增加货币供应量政策，而不是中国当前积重难返的政府直接扮演大资本家角色，东西方这一次虽然都是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是危机日甚一日，效果不尽人意。这些西方经济深入政治体制的经济政策模式，没有一个是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背景下能够发挥良性作用的，中国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惯性必须中止于市场经济及其支撑的“党主立宪制”改革，逐步走向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多党共和国联邦制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桎梏。

【内容摘要】：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把“权力过分集中”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一种理论错误，把改革矛头直接指向“党政不分”并且确认“党政分开”是对症下药，早已经被随后的1989年北京乃至全国性学潮和前苏联“党政分开”之类政治改革亡党亡国的事实证明为错误决策。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从自身体制出发设计建造的，所以共产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战场，是纲举目张的提纲挈领之关键。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毫无疑问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封建主义皇帝权力体制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对象，相应的“官本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成为官僚集团和老百姓两大阶级，是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矛盾斗争的根源。所谓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设计共产党体制，在此基础上设计中国的发展蓝图，首先是取消官僚铁饭碗，取缔官僚从职务当权者到寿终正寝都要国家财政供养的制度，废除一切政党社团由纳税人的财政钱款供养的官本位寄生虫体制，废除高薪养廉的骗局，实施全民统一标准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有效培育国内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保险制度，只能是逼迫老百姓先不要消费，先买保险买保障，压缩国内有效需求，务必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相一致，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