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部大开发已逾十年，东西差距依然巨大。不沿边不靠海西部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际市场，如何才能跨越发展？东部沿海迅速崛起的经验表明，唯有开放才能促进大发展！近年来，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自身条件，构建四大开放平台、打造四大贸易通道、优化三大引资板块、力推两大贸易，成为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重庆实践给广大西部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赶超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路径。
关键词：内陆开放、西部、重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基本上经历了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沿江、沿边、内陆城市四个阶段。广大西部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长期远离国际市场，如何才能赶超、跨越发展？当前，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大型央企向中西部布局、内需市场井喷式发展，很多西部城市纷纷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扶持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力求在更宽舞台、更高平台上参与竞争，赢得优势，实现“率先”发展。
内陆开放型经济指具有内陆地区发展特点的开放型经济，相对传统的外向经济而言，特别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由大进大出的低附加值的外向型经济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加注重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推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提高贸易质量和科技含量，提升区域对外开放的整体功能，从而更好地结合外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西部开放困局
总体上看，西部很多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动力、势头虽强劲，但地区增长极效应尚不突出。不论是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和开放水平，不论是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仍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产业结构不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对外开放的区域竞争加剧，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1、交通不畅和物流成本高
西部地区的港口、铁路、高速路等交通设施服务支撑能力普遍不足，主要局限于省域内和相邻省市之间，而缺乏贯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三大发达经济带的快速通道，国际通道在建需要一定时间。内陆地区远离出海口，无法满足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要素快速流动、市场及时反应的竞争要求。物流成本占到总成本的比重往往在50%以上，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重不到一成。
2、区域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区是城市、农村、山区并存，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大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一花独放，小城镇、县发育缓慢、发展滞后，城镇规模等级结构不平衡，抑制了城市间、城市（县）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产业梯度扩散。
3、经济开放程度不够高，产业升级相对缓慢
受历史和地缘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发达省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规模偏小，增速偏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出口商品比例较高，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商品所占比重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精尖”工业还未形成规模或未达效益产出高峰，造成服务业对工业的支撑力度较弱，科研、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公益性行业几乎空白，极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另外，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付出的能源、资源代价普遍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技术核心，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知名品牌，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利润，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
4、城市转型滞后
许多西部城市功能等级分工、属性分类不够明确，同级城区之间产业布局雷同、特色产业优势不足，空间开发梯度不合理，甚至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际之间缺乏充分流动性，现有的强制性产业政策导向违背了区域固有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小而全的地区经济。城市转型滞后还体现为优势地区对次优地区的“挤兑效应”，即具备发展高层次产业的地区往往通过自身的“优势富集效应”选择发展低层次产业，挤占了适合次优地区的产业资源，进而形成“高层产业不足、低层产业错位”的“挤占效应”。
5、域外区域合作不够
长期制约西部发展的山头意识、盆地意识、小农意识、片面增长意识、计划意识仍然存在，小富即满，喜欢与过去纵向比较，不喜欢与沿海或国际发达地区进行横向比较，缺乏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开放精神。“当龙头不当附庸”的思想阻碍着区域经济的聚合。区际之间的高山峻岭，地域分割、行政分割的状况相对严重，造成城市之间发展观念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统筹发展。
6、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强
由于刺激性投资和消费政策的逐渐退出，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常态化进程中的适度收紧，导致政策刺激效应逐渐消失，内需和外需同时出现回落。从国内需求看，受政策因素影响，汽车、住房增长趋缓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新的替代产业还没有形成；从国外需求看，在欧美债务危机等外部环境的持续影响下，三大经济体复苏明显放缓，可能会波及外需对国内经济拉力的进一步减弱，加之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生产成本上涨压力依然存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价格矛盾比较突出。
二、重庆实践突围
在空间上，重庆与沿海相差2000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经济的地域优势；在时间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广东大起飞时，重庆还只是内陆城市，最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在与先发展地区相比较中，重庆在时间、空间、人才都处于劣势，然而如今这些劣势却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优势来。因为在沿海经济腾飞之际，缺乏优势迫使重庆统筹思考发展问题，外销条件不够，就内销，起步迟缓就抓紧后发优势，摆脱粗放模式。重庆自2003年开始发力，至今连年保持GDP双位数的增长率。近年来，重庆更是响亮提出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迈出的步伐越来越大。对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市政府提出了四个重要衡量标准。从2008年到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40%，累计完成180亿美元；实际利用内资年均增长40%，累计完成600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30%，累计完成800亿美元；集装箱实际吞吐量年均增长36%，达到200万标箱。……2011年11月，重庆市外经贸委宣布，重庆提前一年完成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目标。
总的来看，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主要遵循的是“开放主导、均衡发展、效率优先、创新驱动、政府统筹”的发展战略。其中：开放主导指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域内开放与域外开放并重，观念开放与政策开放并重；协调发展指经济结构协调发展，“一圈两翼”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并进，外源经济与内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效率优先指注重经济决策效率优先、经济运行效率优先；创新驱动指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观念创新来打造创新型城市，实现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并重；政府统筹指政府引领，强化市场分工，致力于城市投资环境和社会民生的改善，确保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确保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重庆的开放路径概括起来是“构建四大开放平台、打造四大贸易通道、优化三大引资板块、力推两大贸易”。四个平台：一是建立两江新区，二是建设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三是增建西永出口加工区，四是组建全国最大规模的地方外经贸集团。四大贸易通道：一是兰渝快速铁路，连接欧亚大陆桥，重庆出发13天左右贯通欧洲到大西洋；二是经渝昆、滇缅铁路进入印度洋；三是扩建机场，形成5000万人次、250万吨运力的航空运输能力；四是长江黄金水道直达上海洋山港出海，形成500万以上标箱装卸运输能力。三大引资板块：工业，房地产，国有企业股权优化、存量资产转让、各类股权投资以及金融机构战略性重组。两大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
1、发展战略
重庆实行内外开放的并重战略，不同于沿海模式出口导向型战略，这主要基于当今世界的开放性和重庆自身的内陆型所决定的。一方面，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甚至占据主流。另一方面，重庆自身具备的优势条件为实行内外并重的开放战略提供了坚实基础。
2、发展动力
重庆借助城市自上而下的发展动力带动农村发展，不同于沿海模式城市自上而下与农村自下而上的双重发展动力。沿海地区的农村城市化更多地体现为农村本地城市化，而重庆在总体上将体现为“农民进城”的异地城市化，并促进农村土地价值的高效利用和城市规模效应的提升。这主要基于重庆的“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的特殊市情，除了一圈较为发达的主城经济之外，重庆地区多山地、丘陵，连片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城市整体规划滞后，人均占地少，土地利用性差，矿产资源优势不足，三峡库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承载力差，农民收入低。上述因素决定了重庆农村地区无法形成沿海经济地带的自主增长能力，进而决定了重庆在未来经济发展道路上将选择更多地依靠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3、发展方式
重庆选择了内生驱动，不同于沿海模式的外源驱动。这主要基于重庆域内及其周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劳动力以及外部资本供给的充裕，为重庆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提供了坚实基础，有利于规避沿海经济模式发展初期遭遇的资本供给不足以及后期的劳动和资源供给不足。在面临流量、存量与环境保护三重约束下，强调域内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来扩大产出，规避沿海模式中单纯外延型增长模式引发的能源高消费等弊端。
4、发展进程
重庆选择了产业反梯度转移进程，不同于沿海模式的循序渐进的产业演变进程。这主要基于现有产业梯度转移的消极影响和典型的二元结构。一是产业梯度转移导致重庆难以承接先进的产业，容易陷入产业发展的低水平陷阱；二是重庆巨大的农村人口转移必须借助于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就业弹性系数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反梯度转移有利于规避重庆陷入沿海遭遇的国际纵向分工引发的低利润回报，规避了微笑曲线的低端陷阱。跳过“三高一低”的产业发展阶段，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并适当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从而构成以生态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5、发展机制
重庆遵循政府引导，不同于浙江模式和广东模式的市场主导型，也不同于苏州模式的政府主导型。这主要基于重庆的发展水平、行政体制和区域经济市情。一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重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在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但在2000-3000美元之间，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由起飞阶段的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二是重庆域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不足、资本匮乏、生产规模和效率难以提高，限制了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因而经济发展必须借助于政府力量克服市场自发力量导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6、发展格局
重庆通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将扩大对广大内陆地区的辐射效应，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西三角经济区（重庆、成都、西安）、重庆泛亚经济圈等，其地域跨度、人口规模、城市数量均超越了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主要基于重庆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和重庆面临的战略使命。
三、复制重庆实践
与沿海相比，内陆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于开放，要深刻改变西部的经济面貌，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根本出路也在于开放。2009年第六期《亚洲周刊》报道：“今天的重庆，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特点包括：……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亮丽成绩单，……成为中国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新模式。”对于西部其它城市而言，重庆在内陆开放的实践值得借鉴，借助外需向内需转型的内陆开放国家战略倾斜，把对外开放作为一种机制、模式制度化，从而形成区域发展更强内生力量。
2012年3月21日，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会见宏碁集团董事长王振堂一行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今后重庆要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进一步丰富、完善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有力支撑。要不断加大扩大开放力度，充分发挥重庆优势，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简化投资程序，提高服务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努力使重庆成为最佳投资目的地。
我们认为，西部城市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复制”重庆实践：一是开放的导向不仅在于产业承接，而是以满足内需市场为主，兼顾内外两个市场，在技术、人才、知识、资金、市场、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进行引领性全方位尝试、全纬度开放，特别是利用外部无形要素资源来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拉动全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开放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优化。本区域的资源配置优化实现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公民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企业竞争的有序性、市民文化的和谐性等。本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资源优化交流和持续发展实现区域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统一、区域间政府行为的一致性、各区域内公民的“共有意识”的一致性等；三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重。利用国家发展战略由外需向内需转型、由沿海开放向内陆开放转变的重要机遇，充分挖掘内陆腹地市场的潜力优势，从重视国外开放向重视国内、国外开放并重转变。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通过扩大与内陆地区的产业链合作、要素资源合作，满足广大内需市场。
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城市》杂志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