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粗略的检索，宏观调控“预调”之说最早出现在去年10月。而提出宏观调控政策要具有“前瞻性”的时间则要更早些。

　　“预调”以及强调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这颇有些中国特色，这与中医里面强调的“治未病”颇有相似之处。“治未病”，是中医药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在当下国人重视养生的时代背景下，治未病，也被人解释成养生之道，于未病时通过调理等中医疗法保持身体的健康，而到真正出现病变时，再治疗则被认为已晚矣。无疑，治未病是中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最高境界，是千百年以来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而在西医里，是没有“治未病”一说的，也没有类似的理念和理论。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是建立在一系列生化和物理检查指标上，如果这些指标没有异常，就是没病，医生就不会给就诊者开药治疗。

　　现代经济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理论就像西医一样，并未有中国中医“治未病”的实践和理论，也就是没有“预调”的概念的，也鲜见强调宏观政策手段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理论确实象西医。宏观调控也是建立在各项经济指标的“检查”上的，当各种指标出现异常之后，首先确定患了什么“病”，是经济过热还是过冷；此后开出“药方”，政府就动用“看得见的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干预，试图使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

　　因此，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是很难做到“预调”和政策具有“前瞻性”的。当然，西医最初传到中国后，无论是中国大部分民众还是中医大夫，多数是排斥的。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管理由完全按照前苏联的计划体制逐步采用一些市场经济手段时，多数人包括官员和原有体制下培养的经济学家也都是反对的。当然，随着西医逐步被民众接受，以及中医认识到自身的缺陷或者不足的时候，西医和中医在中国开始并存，但是几乎没有交叉，是各自发展。到了后来，有人提出要中西医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教学上的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在了医院建设上，一些本来完全西医的医院也开始开设中医门诊，而中医医院也引进西医医学院的毕业生，并开设西医体系内的科室，一些中医除了望闻问诊等传统的诊断手段外，也开始借助西医的血液、尿液等生化检测手段以及X光透视、心电图、核磁等物理检查手段来辅助诊断，也甚至用一些西药来进行治疗。但是，整体上看，西医与中医仍然是泾渭分明，仍各自维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手段。

　　宏观调控是现在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随着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也越来越被国人认同，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和更多地使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于宏观调控也增添了中国化的寄托，这就是“预调”和“前瞻性”。但实际上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宏观调控，就像西医要依托生化和物理检查结果一样，宏观调控的实施要依靠对主要经济指标的判断上，如果指标不出现异常，就无法开出“药方”，也就是说，无法做到未雨绸缪的“预调”，也就谈不上政策要具有“前瞻性”了。

　　自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导致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以来，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一些政策实施后，并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度更大，这也导致外围对中国经济有了更多更大的期待，我国自身从负责任的角度，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因此，在2008年底，我国出台四万亿元刺激项目时，不仅赢得了认可，而且实实在在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大约也就在此时，我们有意或者无意间似乎要改造或补充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提出了预调和政策要具有前瞻性。去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我国经济放缓迹象已然显着，通胀率也开始回落，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二次探底走势。此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政策组合上的羞羞答答，对于信贷政策有所放松，仍然强调和大谈通胀的上行压力，政策上未有实质性放松。而此时，无论是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都开始采用降息等措施刺激经济。及至今年一季度主要宏观数据公布后，尽管环比看，多数指标都出现明显回落，在政策上，我们仍然是蹑足不前。无论是相比外围国家的政策调整，还是从应该我国经济下滑来看，我们的政策不仅没有做到“预调”和“前瞻”，反而应算是“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