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有人大代表提出，广东财政是“土地财政”，依靠卖地赚钱。但立即受到省财政厅厅长的反对。从全国情况看，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金共2.7万亿元，约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2.53%，同期广东这一比重为18.35%，远低于全国水平。

　　    卖地已经占到大约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仍然不算土地财政，那多少才叫土地财政？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广东可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在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中，当政府财政有相当大一部分利益来自卖地的时候，政府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史，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很大一部分动力源于财政收入。农村改革让很多贫困县脱贫致富，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政府不再为补贴农民发补贴的时候，官员们就有极大的动力去推动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变革。

　　    城市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围绕企业进行的，其中最大的动力也源于财政收入。从企业承包，到企业改制，政府不再负担亏损企业的补贴，反过来，政府还能够从赢利企业中获得税收，而且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个人所得税的增加，这是好事，有数据为证，200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1418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6.5％，成为政府税收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企业改革，以及改善投资环境。因为政府知道，要想有钱花，就得把企业做好，而要想把企业做好，就要帮助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打造一批企业家。像八十年代创业，到九十年代成名的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等，这批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价值观，那就是进取，创新，求变，突破。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卖地收入开始在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开始猛升，到了06、07年“地王频出”，政府发现有一条比企业改革来得更快的生钱之道，那就是卖地。而相当多的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也发现了另外一条比经营企业来钱更容易的赚钱之道，那就是“炒房”。政府卖地，企业家炒房（当然还有N多的炒房者），两者绝妙的配合推高了房价。

　　    从05年到现在，这五年当中出了什么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这五年当中优秀的企业家都在干什么？雅戈尔的房地产收入超过衬衫的主营业务收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海尔房地产，联想房地产都成为两个顶级企业的“盈利支柱产业”。当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热衷于加入房地产大军的时候，背后必然是“企业家精神”的退化。我认为，这五年企业家精神的退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五年，更可怕的是，这五年还在继续。有数据为证，北京与上海市政府在2010年卖地的收入都超过了千亿。在刚刚结束的海南省人大会议上发布的数据，三亚房地产业上缴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58%，而整个海南省基本上也是这一水平。

　　   我记得华贻芳老秘书长生前去某省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某官员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个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当地方财政收入有近60%都源自于房地产的时候，政府有多大的动力去做企业的改革。因为企业改革的核心，表面上是一些制度与组织的变革，背后其实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巩固与提升。而一代人的企业家精神，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真正动力所在。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此重要？按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分析，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前进的动力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所引起的创新会导致其它企业的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从而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举个例子来说吧，苹果公司的领导人乔布斯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出苹果手机，一举打破诺基亚，三星等公司对手机的垄断。这个创新自然会引进模仿，模仿又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带动了手机业的新繁荣，从而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美国经济。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创新精神，都会极大地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有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

　　     记得有一句话说过，雄鹰只属于天空，猛虎只属于森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逻辑，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只能生长在崇尚竞争，崇尚创造的环境中，一个太倚重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崇尚竞争，一个靠炒房赚钱的企业主也不太可能崇尚创造。“土地财政”最大的危害并不完全是高房价，比高房价更可怕的是一代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我想，中央政府号召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包含了对企业家精神的肯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本质上就是从企业主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中国的未来应当属于中国创造，以未来中国的名义，我们呼唤企业家精神！

　　     为了我们企业的成功，我们什么招数可以说都尝试过了，绞尽了脑汁，但就是有一种东西尚未真正成为我们的共识，那就是企业家精神。

　　    我一直在想，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是些什么类型的企业呢？看上去，他们都是大企业，或者是相对大的企业。其实这是一条看待问题的“歧路”。企业的大小并不是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去定义以上这些企业的规模，可以对这个规模的定义做很多学术的讨论。但我相信他们都曾经是成功的创业家的企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企业涉足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规模”，连企业的组织结构都相差甚远。那么，他们的成功所依赖的还能是什么呢？当然是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了，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今天我们始终还视而不见。为了我们企业的成功，我们什么招数可以说都尝试过了，绞尽了脑汁，但就是有一种东西尚未真正成为我们的共识，那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几乎都认为企业需要一个好的企业家，但是几乎没有人反过来想问题，企业家也需要有自己的企业。这就回到我这几年始终传播的一个论点：企业家是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才成为企业家的。

　　    我的这个思想的经济学依据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相信企业家精神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其次，由于企业家精神是难以用一些指标（如体力、学位和经历等）来定义出来，所以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市场，因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不能“买到”的。所以，企业家的出现必然是一个“自己选择自己”的结果：即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来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按照我的这个思想，一个企业能不能搞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企业家的事情，也只有企业家自己才知道。企业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但是历史的经验至少应该能够证明，只有企业家自己去办企业，企业才可能有失败的概率。官办的企业永远不能失败，当然，从此官办的企业也就不再面临有效的筛选机制。

　　    在过去的近三年时间，我有机会在许多正式的场合发表我对企业家精神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企业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很多朋友的兴趣与支持。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虽然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可是，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在正规制度之外依赖自我发现的过程。因此，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自我发现的制度环境。

　　    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就等于已经把企业家精神的问题给浮出水面了。

　　     我的观点是，对具有创业精神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才能的发现过程其实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以我之见，所有的制度创新几乎都有利于和有助于对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以企业制度的创新为例，公司制的出现降低了企业家筹资的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降低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社会成本是企业家成长的这个社会过程的重要特征，一旦创办自己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家就可以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来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了，这个区别的过程就是社会发现和遴选企业家精神的过程。

　　    基于同样的道理，资本（市场）制度（包括证券交易所的产生）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发现过程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如果一个企业家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司融资而不是通过银行的信贷来获得创业的资本的话，那么，首先融资的风险就降低了。银行是拿存款人的钱发放贷款的，所以银行要把贷款的风险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归根到底，银行是要承担信贷风险的，它必须向存款人负责。而对于直接的融资，出资人是自己承担自己的风险。风险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自然不会有对安全的过度担心的问题。第二，改善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像购买股票或入股企业这种直接的融资活动，它们是个人的自愿行为。因此，如果有直接融资的渠道，那么进入直接融资市场的人应该都是愿意冒风险的人，保守的人都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直接融资市场的存在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加以区分开来了，这也应该被理解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资金的配置更有效率了，因为在银行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家现在可以进行创业活动了。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直接的融资也充当着甄别企业家的功能。因为，有了直接的融资制度，解决了资金问题，创业的企业家就可以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了。这时候，一个创业的企业家是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选择管理别人的企业来证明自己的企业家才能的。

　　    正如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说，与银行制度的产生一样，有限责任公司和资本市场的产生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不仅将有财富但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的人区别开来，而且将企业家的类型也区别开来了。从而使资本家或投资者与企业家能有更好地进行“链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新经济”其实也就是新型企业家的经济，而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金融制度创新的一个社会过程。在那里，风险资本的出现正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又一创新。有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像信息产业中许许多多新型的创业家才能恰到好处地被甄别出来而获得创业的成长。而类似这样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实现，早已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这个关系决不是今天首次出现在“新经济”里面的，我想说明的是，这种关系经过我们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好地用来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直接融资市场的存在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加以区分开来了，这也应该被理解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资金的配置更有效率了，因为在银行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家现在可以进行创业活动了。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直接的融资也充当着甄别企业家的功能。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一个现有的完善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保守的，制度一旦形成并被遵守，经济的活动将被纳入一个“循规蹈矩”的体制内。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增长的问题，是结构的变化问题，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变化”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再是企业的扩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而是大批新型和新兴企业的出现，看到的是熊彼特所说的那个“新的综合”和“创造性的毁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制度变得更重要了。因为有了自由的企业家精神，这个过程才可能出现。

　　    当经济活动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变得非常保守的时候，那些不“循规蹈矩”的、爱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出现的呢？依我看，即使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过规制了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总是存在着活动在体制外的民间的力量。他们是创新的源泉。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是在体制外的、边缘上的民间活动。制度的创新往往就是在这里酝酿和推动的，就是从不受制度保护、因而没有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的那些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的。所以，我的观点是，谈制度创新，从而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还要关注民间。只要站在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承认民间企业家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企业家，其创业、创新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个人性格特质和外部环境条件这两类因素。也就是说，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使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无障碍地出来创业，并进行各种创新活动，从而获得与其才能对应的成功。企业家在创业、创新的决策过程中，贡献的是他的才能，才能在要素在，才能不在则要素不在。如何注入更多的企业家才能，是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要的问题。长期做经济学研究的人，通常会有一个切肤的体会：提出像样的问题很难。坦率地说，为什么现在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优秀的学位论文极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提不出问题。这件事先按下不表。笔者认为，当科教兴市的讨论进行到今天时，似乎也应当提出科教兴市主体的问题，即谁是科教兴市的组织者，抑或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领军人物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惟一的——科教兴市的组织者或领军人物应是企业家。企业家，准确地说，“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现代经济学的新增长理论，适应要素资本化的现实，将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在由这四个要素构成的生产函数中，企业家才能似被归入人力资本。如果仅仅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管理劳动，视其为人力资本也没有错。但是，企业家才能不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人力资本，而是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稀缺程度很高的生产要素。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最近指出，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难以找到最优秀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因此，要放眼全球寻找管理者。事实上，跨国公司在推进全球化发展时，遇到的主要难题，也是发现和聘用优秀的高级管理者。例如上海确立科教兴市战略指导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逐步转变发展模式，即从以资本、土地等硬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技术、管理等软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比较这两种发展模式，不难看出，其主要区别之一，是对企业家才能的要求不一样了。对后一种发展模式来说，最稀缺的要素就是企业家才能。这是因为，在这一发展模式中，做发现工作的科学家、做发明工作的工程师和做经营管理的经理人，是在企业家才能的运筹帷幄下发挥作用的。设想企业家才能成为“瓶颈”，纵然有再多的其他要素，也难发挥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以下现象：现有科研成果难以产业化和推向市场；由于创业不足导致就业很不充分；企业的重大决策经常失误等。这些都是企业家才能稀缺且不能到位的直接结果。科教兴市的根本要求，是不断以创新的方式谋求发展。谁能做到这一点？答案不言自明。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理论。他认为，企业家是对生产要素的原有组合进行革命性（创造性）破坏的人，即进行创新的人。创新是企业家，尤其是成功企业家的才能和素养，是其发展的理由。在企业家那里，具体的创新活动都是通过他和他的团队的每一次决策完成的。因此，经济学对企业家才能的一般定义是，专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的能力。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创新是稀缺的，投入创新的要素是稀缺的，作出创新决策的企业家才能更是稀缺的。越是稀缺的东西，其价值越大，这是一个常识。企业家、企业家才能从何而来？经验事实表明，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企业家，其创业、创新的决策能否成功，大体取决于两类因素：个人性格特质和外部环境条件。也就是说，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使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无障碍地出来创业，并进行各种创新活动，从而获得与其才能对应的成功。这里，外部环境条件有双重意义：能否使这个要素来到市场；能否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因此，这里的外部环境是，低门槛的市场；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离开了这两个条件，企业家才能一筹莫展。道理十分简单：首先，开始创业的人，是无法进入门槛过高的市场的，尤其是那些人为设置的过高门槛；其次，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要素只有来到市场并进行等价交换，才能充分表现并实现其价值。因此，设想没有公平、公正、公开或“三公”不够，例如，存在有政府支持的市场强势，企业家才能如何得以脱颖而出，又如何能够大展身手？   在企业家才能的问题上，温州经验是很有说服力的。企业家才能这个要素在温州的迸发，对其经济发展作出了首要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如果我们就上海和温州这两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各生产要素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比较的话，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在上海的贡献列第一位，企业家才能在温州的贡献列第一位。可见，在上海科教兴市的发展模式中，如何注入更多的企业家才能，是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问题。   企业家是一个人群，但这个人群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原因是，这里只奉行“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而且，企业家在创业、创新的决策过程中，贡献的是他的才能，才能在要素在，才能不在则要素不在。经济学家也经常称企业家才能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确是一个比企业家才能更好的表述，它涵盖了企业家才能，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内涵，如冒险精神、效率精神、诚信精神、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等，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精神比企业家才能更加稀缺，对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作用也更大，对区域经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