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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清华同窗9年的同学罗隆基邀请闻一多到国民党教育部任职遭拒，只因闻对罗在《益世报》上的激烈言论“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深为不满。闻一多以清高自命，以正人君子自居，正言厉色地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后二人断绝往来。
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直面历史性的境况，在闻一多的清高之外，进行进一步的，也更为深刻的思索，看到了闻一多的崇高气节，却也忽然看到了作为另一种选择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来自于官场的邀请，在为闻一多所做的不是拒绝而是同意的不同答复的另一面的设想中，一种为闻一多所感到的悲哀和与此同时也为罗隆基感到的悲哀，忽然涌上心头。
闻一多的悲哀在于，不肯体谅友人的忠诚、好意，不能理解友人所谓逆取之作为的积极意义。罗隆基的悲哀在于，正直之人不肯身居官场，于是乎官场豺狼当道，乌烟瘴气，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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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死时孑然一身，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没有开追悼会。
这个后来为世人所倾情追慕的五四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段祺瑞口中的“江西三虎”之一的罗隆基，在世人一次又一次的纪念五四的高潮声中，竟然奇迹般的成为一个几乎已经被世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在民间少有人知。
当作为后来人的我，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一种由衷的敬仰，自然而生。
这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为民而求索，为民而奋斗的正直人物，哪怕是闻一多一类因不肯屈服强权而被杀的烈士，亦无可与之比肩的正直人物。
然而，那样一个人物，也曾被扣上一顶在当时看来罪大恶极的所谓右派之首的大帽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年31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当全国性的平反大潮到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被故意遗忘的人，并成为最终未得到正式平反的六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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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其当年其邀请闻一多到国民党教育部任职遭拒并被斥为逆取之徒的典故，后人少有人理解当初罗隆基的一片苦心。这一片苦心，并非为改善同窗闻一多的生活而谋划，诚然为国为民而已。这一片苦心，在为国为民之时，非为闻一多私利计，反倒可能将闻一多推至官场公敌的不利局面。
罗隆基所荐，第一步，固为教育部，但何止于教育部呢？以教育部为踏板，官场之途径，可伸展于他部，甚至权压一方，亦无不可。
满官场，充斥着，拥堵着只用奴才的人和只做奴才的人，国弱民贫官贵……
闻一多固不属于此辈。
二种生存状态：扩张的生存状态和萎缩的生存状态，一属官，一属民。在一个集体腐败的时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与民的现实，大家心知肚明。在这样一个时代，于官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都乐于集体分赃，按照游戏规则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这是一个官僚们集体狂欢的众乐乐的游戏世界，或以反腐之名，或以打黑之名，或以整风之名，要从内部由上往下的开展一场大清洗运动，几乎没有可能。但是，傲然如闻一多一辈，势必不但让大家相信有这个可能，而且让大家看到这个现实和更多的可能。
哪怕根深叶茂，称霸一方如当日重庆文强之流，且必然杀之而后快，大快己心，大快民心，大快后来读史之心……
这样一种现实的存在，让大伙奔走相告，欢欣雀跃。这是激动人心，感动人心的。
与此同时，这却又令他们深深恐惧。
官民已经对立，站到民的一边，且权势滔天，势必成为官场公敌。
如果这种官场成功的模式，被正面肯定，被复制下去，整个官场将水深火热、人人自危。这种模式必然不能为成功模式，推行这种模式之人，亦必然失败。失败亦可能极为惨烈，割舌头，再砍头，二头俱断，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都得到了这一种死法，作为固执而为的后来者的闻一多，也不会例外。他们必须给他定罪，而且是以看上去确实不可辩驳的、看上去确实令人愤怒的罪行，因为他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一场场运动的精神领袖。
《韩非子.有度》：“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如闻一多一辈的正直之士，不肯侧身官场，或身居官场而为官场所排挤、陷害，或亦为民族之幸吧！有这种人在，于民心向背之际，满腔热血、力挽狂澜，国民党的腐败江山，或还将多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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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民国有一个叫做文弱的大蛀虫，而杀之而后快的，正是在面对罗隆基的邀请时做出了不同选择的闻一多。于是乎，忽必烈杀了文天祥，八十多年后，元王朝就亡了。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将文廷式逼逃到日本，不过十余年，清王朝就亡了。民国时代，文弱被执行死刑。未几，民国亡。文氏，其乃中国之瑞姓乎？这便成为传奇性的一段历史典故了。
历史的面貌或不因此而改变，但历史的细节，却如此而发生着戏剧性的演变，演变中，含有着更多的趣味，更多的激情，更多的正义，更多的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