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帖（37）
2006-9-20
孟德斯鸠：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75年）原名查理.路易.德.色贡达，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拉柏烈德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上因为对朝廷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贵族称号[1]，并世袭有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一职。孟德斯鸠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708年在波尔多大学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高等法院短暂工作后，接受担任庭长的伯父的建议，继续到巴黎学习和深造。在此期间，孟德斯鸠刻苦学习，阅读了大量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他说，读书“是对付生活乏味的最佳良药，只要读一小时书，天大的忧愁也烟消云散。”[2]1713年，孟德斯鸠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拉柏烈德，接管家庭事务，次年，以2.4万里弗尔的价格买下波尔多法院参事职务，开始其仕途生涯。1716年，孟德斯鸠的伯父去世，由于伯父没有子嗣，孟德斯鸠继承了庭长职务，并获男爵封号。孟德斯鸠对他的行政职务没有太多的兴趣，他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1726年，孟德斯鸠将其庭长职务高价出售，迁居巴黎，潜心研究和著述，并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752年，63岁的孟德斯鸠被任命为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此前，由于长期的苦读和著述对视力的影响，他几乎双目失明。1755年初，巴黎发生恶行传染病，孟德斯鸠染病去世。
孟德斯鸠生活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半期，此时正值法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最高峰并急剧转向没落的时期，也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夜。封建地主阶级和专制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极为残酷。为了满足宫廷、贵族和高级僧侣奢侈淫逸的生活，广大人民承受了繁重的苛捐杂税，而长期的战争、饥馑、疫病，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萌芽，但封建制度仍然是其发展的严重桎梏。法国经济社会已经危机四伏。残暴的路易十四已经预感到他身后的滔滔洪水，约翰·罗改革的失败加剧了法国的社会经济危机。这样的历史背景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反教会从而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
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法学、史学、哲学甚至经济学都有很深的造诣。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发表了《波斯人信札》，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对教会进行了尖刻的嘲弄。1726年后，孟德斯鸠漫游了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呆了两年多，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731年回到法国后，三年闭门不出，潜心著述。1734年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利用古罗马的历史资料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真正为孟德斯鸠赢得世界性声誉并奠定其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地位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论法的精神》的写作从1725年开始，历时14年才完成。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天主教和神学，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在这部书中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学说，为资产阶级的“宪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孟德斯鸠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同时，孟德斯鸠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思想家。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前期，其经济学研究的高峰时期稍前于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1939年，凯恩斯在其《通论》的法文版中，将孟德斯鸠说成是“真正法国的亚当·斯密，贵国经济学家中最伟大者，在深刻、清晰和理智（这是经济学家应有的素质）方面远远超过重农学派者。”[3]凯恩斯对孟德斯鸠的褒扬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就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孟德斯鸠显然没有达到魁奈和杜尔哥的水平。但是，就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孟德斯鸠则超越了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那里，虽然系统阐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但其自由主义是不彻底的。这集中表现在其经济主张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主张的专制主义的冲突上。孟德斯鸠是法国经济自由主义重要的启蒙者、热情的宣传者和坚定的实践者，他经济主张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主张上的自由主义是统一的。孟德斯鸠憎恨权威主义政体，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必然窒息社会的天然动力；他认为自由贸易不仅是促进社会福利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协调人与人、国与国关系重要手段，是促进国与国之间发展文明、教育人民和促进合作的力量。孟德斯鸠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涉及财富、产权、消费、贸易、赋税、货币、政府经济职能等方面。其货币思想已经达到非常系统、完善的程度,成为后世货币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石。
1.消费理论：消费和奢侈消费
1.1享乐主义
孟德斯鸠是英国文化的推崇者，约翰.洛克的学说对他有着重要影响。同洛克一样，孟德斯鸠也是从人自然的享乐需要来理解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他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得物质产品以实现物质幸福。他所理解的物质幸福，是通过物质消费获得的感官满足。他说，幸福是人的自然状态，人是为追求和实现幸福而存在的。追求幸福和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幸福与不幸在于器官的状况好与不好”，不仅感官的满足引导人们的行为，“感官受折磨必定引导我们去追求欢乐”，而且，似乎整个自然界也是为人的感官满足而存在。“万物都是为我们的欢乐而备的，当睡意袭来时，黑暗愉悦我们，醒来的时候，阳光令我们陶醉。大自然被打扮得五光十色，各种声音声声悦耳，美味佳肴香甜可口。就像这一切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足够幸福一样，我们身体这架机器还必须不断地修复，以满足我们的欢乐。”[4]这实际上就是洛克的享乐主义哲学。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感官的满足来自一种主观的感受，感受者是自己感受唯一的获得者和评价者，由此，享乐主义必然导致自由主义。当然，孟德斯鸠理想的人并不是物质欲望的奴隶，在这个“穿袍贵族”的眼里，荣誉和地位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体现着更高的人生价值，“追求荣誉的愿望，与一切生物所具有的保全生命的本能并无区别。……荣誉是我们获得的新的生命，它与我们受之于天的生命一样可贵。”[5]
1.2消费及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在孟德斯鸠的眼里，消费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因为消费过程同时就是保全生命和获得物质幸福的物质过程。没有消费，物质财富就失去其意义。进一步，孟德斯鸠发现，就与生产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而言 ，消费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消费对生产及整个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消费对其他经济环节有着重要的反馈作用，消费的繁荣能够推动整个经济的繁荣，相反，消费停滞的结果将是整个经济的萧条。如果一个社会的消费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保全生命的基本消费水平上，将导致较小的生产规模，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及手工业的衰落和商业的停滞。于是该社会的经济规模将被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其经济社会发展将失去动力。“一个王国，尽管土地众多，如果人们只容许对耕地土地绝对必需的技艺，而排斥只供声色之乐或者淫巧之趣的技艺，那么我坚持认为，这国家会是世上最贫困的一个国家。……即使居民有足够的勇气，满足于生活必需的许多东西，人民必将日益穷困潦倒，而国家也将羸弱不堪，以致任何小邦都可以把他征服。……在上述情况下，个人收入几乎绝对枯竭，结果君主也会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公民之间将几乎不再有经济往来，于是百业诸艺互相依存而产生的财富流通和收入增长就会终结；每个人只靠其土地为生，而土地之所出将仅够他免为饿殍。”[6]因此，超越基本消费的奢侈消费——消费品的精细化和多样化，消费范围的扩展和升级——成为一个社会手工业兴旺、商业繁荣和经济振兴的重要条件。“一个君主要想强大，就必须使他的臣民生活得非常安乐，就必须除了注意提供生活必需品外，设法让臣民享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7]这样，孟德斯鸠得出了与他同时代的曼德维尔相同的结论：作为个人恶行的奢侈性消费的结果是社会的繁荣。
1.3奢侈消费的产生及其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孟德斯鸠的奢侈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波斯人信札》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渴望进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外省”的平庸的法院庭长。巴黎的繁荣很自然被他同上流社会的奢侈联系在一起，因而得出奢侈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认识。借助于《波斯人信札》这一敲门砖，1722年后，孟德斯鸠进入了巴黎上流社会。在巴黎，孟德斯鸠频繁出入名门贵族的沙龙，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和整个法国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通过约翰.劳货币改革引起的悲喜剧——改革期间股票价格飙升推动了奢侈消费及巴黎的经济繁荣和改革失败后财富大厦的轰然倒塌引起的大量破产倒闭及对国民经济的破坏——的反思，孟德斯鸠对奢侈消费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不仅认识到了奢侈消费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也认识到了奢侈消费对经济结构及道德秩序的破坏作用。孟德斯鸠对奢侈性消费加以谴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包税人”利用垄断税收征管的权利，横征暴敛，以国家的名义将国民收入很大一部分纳入自己腰包。这本身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一种破坏。同时，地位低贱，缺乏修养的“包税人”借助于强大金钱势力，其消费水平超过了贵族，从而夺去了贵族的风头，这也是孟德斯鸠不愿意看到的。
按照19世纪的凡勃伦的解释，奢侈消费根植于人们的炫耀心态或者歧视性对比要求，[8]18世纪的孟德斯鸠对此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在他看来，奢侈消费首先在贵族和朝臣内部盛行，其功能不在消费本身，而在于显示身份和气派，在于人们“出人头地的欲望”。[9]流行的奢侈消费形式，其实所显示的不是真正的尊贵，而仅仅是为了使人看起来尊贵。所以，“朝廷的仪表，在于舍去真正的尊贵。朝臣喜欢矫饰的尊贵甚于真正的尊贵，矫饰的尊贵在表面上表现为某种谦恭而带有傲气。……矫饰是朝臣高贵的源泉，朝臣越离开矫饰，便越要在不知不觉间失掉他的高贵。”[10]流行的本质就在于抓住人们短时间的注意力而获得某种虚荣心的满足。所以，“由于逸乐的多样性”，由于对旧的逸乐的烦腻和对新的逸乐的向往，由于人们幻想和嗜好的纷繁，奢侈性消费总是体现出发展性。“一切幻想、嗜癖，是要合意，便老是被欢迎的。”[11]
显然，奢侈性消费从来不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它总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这也是“炫耀”或“歧视性对比”得以实现的原因。在社会总收入从而社会总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某些人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消费是以某些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消费为代价的，于是，极端的奢侈总是与极端的贫困并存。孟德斯鸠认识到，消费以收入为前提，所以，消费的不平等必然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奢侈和财富的不均永远是成正比例的。”[12]不平等的消费显然是以不平等的财产占有为前提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民间的地位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13]所以不平等的财产占有实际上是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结果。孟德斯鸠坚持，“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14]那种“君主、廷臣和少数人占有全部财富”的同时，“所有其他人则呻吟于极度贫困之中”[15]的财产占有制度，和奴隶制一样是违背自然的。而所有“赞成奴隶制的叫嚷，就是奢侈和淫逸的叫嚷而已”。[16]而且，受洛克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公平、人道和自然的收入分配，要求报酬和劳动的对等，而“奢侈只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安乐而已。”[17]所以，奢侈消费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和违背自然的收入分配制度。
1.4奢侈与淫逸
最让孟德斯鸠痛心的是，奢侈消费不仅扭曲经济制度，还污染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道德。“在一个急趋腐化的情势下，人人都倾向于奢侈淫逸的时候，还有什么品德可说呢！”[18]在孟德斯鸠看来，节俭塑造纯良的风尚，爱国的热情；而奢侈使社会风尚堕落，个人利益膨胀和爱国热情消失。奢侈消费推动下的欲望扩张，不仅冲决着道德的大堤，而且会威胁法律的效力。“如果奢侈之风已经树立了，人心也就随着转向私人利益。……一个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它的欲望是很多的，它很快就成为约束它的法律的敌人。”[19]
社会风尚恶化和道德沦丧的极端形式是淫乱之风的盛行。“淫乱之风就是……最后的灾祸。”[20]按照桑巴特的说法，“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21] 孟德斯鸠将奢侈和淫乱看成是一对孪生子，“奢侈总是跟随着淫乱，淫乱总是跟随着奢侈。”[22]如果将桑巴特所谓的“非法爱情”或孟德斯鸠所谓的“淫乱”看成是炫耀性或者基本消费满足后的一种极端消费形式（这里需要暂时撇开道德评价），其奢侈消费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分析本身也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进一步，孟德斯鸠将淫乱之风的盛行归结为妇女道德的丧失就失去了公正性和科学性了。孟德斯鸠认为，奢侈的重要推动因素是淫乱之风的盛行，而淫乱的根源在于妇女。妇女固有的“虚荣心”在整个社会风尚倾向于浮燥和逸乐的条件下使她们“失去了品德”，进而“她们的整个灵魂将会极端堕落，”于是成为“奢侈的对象”。“每一个朝臣都用妇女的美色来增进自己的富贵”，最终“奢侈总是同妇女一道支配着朝廷”。[23]当然，这种支配的结果是伴随道德堕落的国家衰亡。孟德斯鸠把性与奢侈联系起来研究奢侈的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理论意义（桑巴特对奢侈、性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孟德斯鸠思想的发展），但他将社会道德的沦丧归结为女性是不公平的，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形成的陈腐的性别歧视。
2.财富理论：谋利动机和经济繁荣
2.1财富及其性质
财富的首要功能在于成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为人们物质幸福的实现服务的手段。因而成为财富的东西，必须具备某种有用性。在孟德斯鸠看来，货币是一种人类创设出来以便利交换计量商品价值的工具，货币本身并不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因而没有价值（或者说其价值是标记性的、拟制性的，是人主观赋予的），从而不是财富。“黄金和白银……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它们之所以成为财富，只是因为人们选用它们作为财富的标志。”[24]当然，在这里，孟德斯鸠的认识存在错误。黄金和白银，即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并非“毫无用处”，而是具有作为商品和作为货币的双重有用性。孟德斯鸠强调了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有用性，而忽视了其作为商品的有用性。金银也不是由于被幸运地选为货币材料才成为财富，它们本来就是社会财富，只不过成为货币后才成为特殊的社会财富——可以成为其他社会财富的代表。孟德斯鸠的如上判断如果针对的是纸币而不是贵金属货币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见这一认识具有明显的批判重商主义和清算约翰.劳纸币改革的意图。通过强调构成财富的条件是有用性，强调货币价值的标记性，孟德斯鸠实现了与主张货币是财富唯一形式的重商主义的决裂。也就是基于这一认识，孟德斯鸠将试图通过发行纸币改善法国财政状况的约翰.劳称为“卖风的人”。[25]进一步，孟德斯鸠指出， “财富是一种社会地位，而不是钱财”。[26]当然，在一个商品社会里，在孟德斯鸠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的时代，金钱已经成为衡量成功的衡量标准，从而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金钱地位的提高并不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成比例。从其来自门第、风度、派头的优越感出发，孟德斯鸠提出，“包税人”虽然有着很高的金钱地位，但其社会地位却非常低贱。孟德斯鸠关于金钱与社会地位关系的判断明显具有保守落后的性质，但借此强调了金钱的非“财富”性质，对于批判重商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2.2谋利动机的产生
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物质利益”几个大字，并大张旗鼓地为人们的逐利行为正名的是重商主义。但是，在民族国家兴起和商业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商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纠缠在一起的。尽管重商主义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他们往往假托国家的名义。在国家的保护下实现商人的利益是重商主义者目的，国家干预于是成为他们基本的政策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突破重商主义的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己旗帜上写下的不仅是“利益”，而且是“个人利益”。在孟德斯鸠看来，既然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实现快乐和避免痛苦，而财富又是快乐之源，因而，对财富的追求能够为人们积极有效投身经济活动提供激励。“鼓励公民们发财的欲望是非常有益的，而使他们认识财富能为他们打开荣耀之路，是激励其发财欲望的最有效方法。”[27]在自由的商品社会里，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评判者，因而逐利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行为。出于改善个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甚至显示“歧视性对比”的需要，逐利为人们提供积累资本的不竭动力，从而推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经济进步。“这种发财狂热，从一个阶层传到另一个阶层，从工匠直至王公大人，谁都不愿意比眼前仅次于己的那个人更穷。在巴黎你会看到一个财产足够活到末日审判的人，甘愿缩短生命的危险，仍然不停劳作，以积攒他所谓的糊口之资。”[28]谋利不仅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动机，而且成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之源。所以，法国虽然不像西班牙拥有大量金矿，但法国国王“会利用他的臣民的虚荣心来取得财富，这个财源比金矿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9]
2.3谋利动机与经济繁荣
在孟德斯鸠的时代，随商品交换发展和资本主义兴起而被唤醒的个人谋利动机还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仍在苟延残喘的重商主义随时可以掀起国家干预的浪潮来断送个人的谋利前景。孟德斯鸠于是看到了保护个人谋利动机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社会繁荣的源泉时，对个人谋利行为的限制、阻碍和破坏将成为社会的灾难。例如，人们提供劳动的目的在于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专制的权力把大自然的报酬夺走的话，人们将憎厌劳动，而怠惰便仿佛是唯一的幸福了。”[30]进一步，孟德斯鸠认识到，保护个人谋利行为的关键在于建立和保护个人财产权。财产权的建立和保护就是对个人积极的经济行为及其成果的肯定和保护。在财产权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前提下，人们倾向于以积极合理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而不是醉心于财富的再分配。于是，个人的谋利动机将不断强化。其结果是财富的积累，技术的改良，商业的繁荣，国家的富强。“在共和国里，人们相信他们的财产极为安全，这使他们什么都去经营。人们对所获得的东西相信是安全的，他们就敢于抛出资财，以取得更多的资财。”[31]相反，如果财产权得不到尊重，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人们将失去以合理方式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财富的增长将停滞，社会经济将陷入萧条之中。“如果一个君主宣告自己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和一切臣民的遗产的继承者的话，那么他的国家便是一切专制国家中最给自己添加烦恼的国家了。农业常常因此而废弛。如果君主又从事买卖的话，则各种工业也都要遭受毁灭。……在这种国家里，什么也不修复，什么也不改进。盖房子只够居住便罢；不挖壕沟，也不栽树；什么东西都取自大地，但不还给大地任何东西。全都是荒芜的地方，全都是沙漠。”[32]孟德斯鸠用历史材料证明，正是由于“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保障”，人们“经营土地的热情大为减低”，[33]导致奥斯曼帝国土地荒芜，商业停滞，百艺废弛并最终衰亡。
2.4孟德斯鸠的经济实践
孟德斯鸠本人是他的财富理论成功的实践者。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当孟德斯鸠承担家庭责任时，家境已经衰落。当初孟德斯鸠从父亲和伯父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财产和爵位，还有一身债务。“财富就是社会地位”，孟德斯鸠认识到，一个一贫如洗的贵族是无法在上流社会立足的。于是，孟德斯鸠开始像一个资本原始积累者一样，以理性的原则处理一切经济事务。谋利对他不再是一件有违贵族身份的难为情的事情。据说1715年2月，孟德斯鸠先与某政府官员兼商人的女儿订婚，约定陪嫁7.5万里弗尔。婚礼前孟德斯鸠突然逃跑了。两个月后他与让娜结婚，得到的陪嫁是10万里弗尔（其中大部分是商业票据和债券，孟德斯鸠后来不得不靠不断打官司将陪嫁追回）。尽管不能断定孟德斯鸠的逃婚是否是算计陪嫁的阴谋，但他与让娜的婚姻确实不是因为爱情，而是理性考量的结果。由于父亲和伯父留下的沉重债务，同时也因为孟德斯鸠感兴趣的是科学研究而不是法律实践，收入微薄的高等法院庭长职务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孟德斯鸠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庭长。在去职之前，就经常缺席日常工作而投身巴黎的社交活动），理性计算的结果是，以60万里弗尔的价格将庭长职务出售。孟德斯鸠对此的解释是，“买卖官职是件好事，因为，作为家族的一种职业，它可以使人们作那些仅仅为了博取好名声而不愿意作的事。”[34]对他来讲，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比好名声更重要。此后，孟德斯鸠进一步施展了经营才能，通过土地买卖和交换，通过成功的葡萄酒经营，积累了大量财产。这实际上成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
3.货币理论：货币流动和经济自由
3.1货币的产生
孟德斯鸠的货币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的一个高峰。在《论法的精神》中，作者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他的货币思想，涉及货币的产生及性质、货币流通规律、利息及其决定、货币流动与经济自由的关系、货币的国际汇兑等。在前述消费理论和财富理论中，孟德斯鸠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得到了初步体现，在货币理论中，借助对货币流动与贸易发展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深入阐释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
孟德斯鸠将货币的产生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或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落后经济中，由于交换规模很小、交换频率很低，由交换引起费用尚未进入人们计算的领域，交换的不方便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的交换形式是直接的以物易物。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或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先进经济中，由于交换规模的扩大，交换频率的提高，物物交换带来的不方便使人们注意到交易费用对交易收益的影响。作为一种便利交换以节省交活费用的工具，货币产生了。最初使用的交换媒介是非贵金属商品，如雅典人曾经使用公牛，罗马人曾经使用绵羊作为交换媒介。这些商品作为交换媒介存在的明显问题是不易分割，也不易为交换提供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化手段。为克服这些缺陷，具备可以耐久使用、使用时耗损少、经过多次分割也不会毁坏及容易标准化等特点的金银被确定为稳定的货币材料。
3.2货币的性质及纸币的产生
孟德斯鸠认识到金银具有媒介流通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他否认金银的商品属性，否认金银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他看来，货币唯一的有用性就是媒介流通和度量价值，金银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富，而是“一种拟制性的或标记性的财富。”[35]他认为，虽然“货币是一种标记，代表一切商品的价值”，[36]但货币本身并没有价值，货币的价值是人们所赋予的。在这里，孟德斯鸠显然混淆了金属货币与纸币的本质差别。在他看来，“金钱是价值的标记，而纸币是金钱的标记。……在效用上二者毫无区别。”[37]作为流通媒介，纸币是金属货币的替代物，因此二者有着相同的效用。但纸币和金属货币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如金属货币不仅具有货币的有用性，而且其物质实体还具有一般的使用价值属性；而且，金属货币作为劳动生产物，其价值并不是像纸币那样完全是“拟制”的，它有着自身的价值。进一步，孟德斯鸠从货币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纸币的产生。在铸币流通情况下，货币有名目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名目价值即铸币表面所表明的成色和重量，而实际价值则是铸币的实际成色和重量。在铸币流通过程中，“由于不诚实或由于材料的缺乏，人们把每一货币的金属减去一部分而仍然使用同一名目。”[38]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脱节后货币仍然按照名目价值流通，说明货币流通过程中人们看重的是货币的符号形式而不是其实际存在，于是，仅仅具有符号价值而没有实际价值的纸币由于其能更加便利流通就逐步取得了货币地位。肯定纸币产生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孟德斯鸠同意纸币能够完全替代金银。在他看来，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人们主观赋予纸币的价值像“风”一样难以把握，因此纸币流通必然破坏商品流通和收入分配，从而扰乱整个经济秩序。这种判断，反映了孟德斯鸠由于时代局限而产生的认识的局限。
3.货币数量论
商品流通中，商品和货币处于对应的两极。商品价值通过货币表现，反过来，货币的作用在于表现商品价值。“金钱是物品的标记，代表着物品，所以每件物品也就是金钱的标记，代表着金钱。”[39]货币是以价格的形式度量商品价值的，价格其实就是用于度量商品价值的货币数量。在商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货币数量增加，单位货币代表的商品数量减少，即商品价格上升；反之，货币数量减少，单位货币表现的商品数量增加，即商品价格上升。金银的“数量越多，它们的价格就越降低，因为它们代表的东西更少了。”[40]也就是说，商品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这就是“货币数量论”。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论是思想史上这一思想最早的完整表述，这一理论缺陷在于忽视了货币本身价值及其变化对价格决定的影响。但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如假设纸币流通的情况下，对货币与价格的关系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
进一步，从商品与货币的对应关系出发，孟德斯鸠研究了货币流通规律。“如果人们把全世界的金和银的数量同商品的数量比较一下的话，则每一件个别商品或货物一定可以同全部金银的某一部分相比。一方的总数既和另一方的总数相比，那么一方的一部分也就可以和另一方的一部分相比。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货物或商品，或是只有一种商品出售，而且它又像金银一样加以分割的话，那么，这种商品的一部分便将等于所有金银的一部分；商品的全部的一半则等于金银全部的一半；商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则等于金银全部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但是人类之间构成‘所有物’的并不同时都投进贸易，作为‘所有物’的标记的金属或货币也不是同时都投进贸易，所以物价是依据物品的总数比标记的总数和投入贸易的物品的总数比投入贸易的标记的总数的复比例而确定的。……物价的建立在基本上总是依据物品的总数和标记总数的比例。”[41]这段分析是孟德斯鸠货币理论中最深刻的地方。首先，孟德斯鸠认为，在竞争从而商品和货币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执行流通媒介职能的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之间自然会形成某种对称性。全部货币用来代表全部商品，在作为标记的货币的某一部分必然代表商品的相应部分。其次，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对应关系决定了物价水平。根据孟德斯鸠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决定的以下公式：
P=M/Q
其中，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发行量；Q为商品总量。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得到货币发行量决定公式：
M=PQ
在孟德斯鸠的分析中，物价水平从而货币流通量不仅受商品总量影响，更主要和直接的是受投入流通的商品数量的制约，如果以K代表突入流通商品占商品总量的比例，即商品化律，则上式中的Q应调整为QK,即实际投入流通的商品总量；另外，在孟德斯鸠的阐述中，“标记总数”和“投入贸易的标记总数”的概念，表明作者有着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如果以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则上式中的M应调整为MV，即实际发挥流通媒介作用的货币总量。于是，考虑商品化率和货币流通速度，上式调整为：
MV=P(QK)
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费雪方程式（MV=PQ）。只不过，孟德斯鸠的货币流通量决定公式比费雪方程式多了一个提高其现实性的因素：商品化率(K)。
3.4利息与经济自由
在将货币理解为金银的场合，孟德斯鸠考察了经营金银的收益问题。根据前述货币数量论，在商品供给不变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增加，用来表现单位商品价值的货币数量相对增加，从而，用来表现货币的商品数量减少，货币的相对价值降低。考虑到运输及其他费用，孟德斯鸠认为，金银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经营金银的利润减少。“金银从开采到市场，需要一定的销费，假如是其自身价值的1/64。当银钱数量增加一倍从而其价值减少一半时，销费为2/64。所以，运进同一数量的金子，价值减半，消费倍增，则利润减少不止一半。”[42]进一步，“如果所发现的矿藏非常丰富，可获得更大利润的话，那么矿藏越丰富，利润就越要消失得快。”[43]孟德斯鸠的这一分析存在问题。孟德斯鸠的注意力只在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职能，而忽视了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事实上，由于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当货币供应增加时，货币相对价值即其购买力下降，多余的货币会退出流通执行储藏职能，从而制止物价上升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相反，当货币供应减少，物价下降，货币相对价值即其购买力上升，处于储藏状态的金属货币会自动进入流通领域，从而制止物价下降和货币购买力的上升。可见，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执行储藏手段职能的结果是使货币供应与产品供给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动态均衡。物价的上涨或下降都不能持续。因此，即使由于大规模的矿山的发现和开采是货币供应量增加一倍而商品供给不变，由于多余货币会退出流通执行储藏手段职能，金银经营的利润并不一定减少一半。
在孟德斯鸠的时代，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货币借贷关系得以发展。“货币是银钱的价格，可以借用而不能购买。”[44]借贷是一种有偿的货币使用权出让行为，债务人必须为资金的借入付出代价，也就是支付利息。利息的高低，首先取决于货币供应。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作为货币的价格，利息随着货币供应的增加而降低，随着货币供应的减少而上升。孟德斯鸠注意到，在西班牙征服印度以后，由于货币供应的大量增加，利息从10％降低到5％。[45]关于利息的性质，孟德斯鸠将其理解为是对出借者所承担的风险的一种补偿。“每个人放款所冒的危险越大，他的钱的价值也就越高。”[46]
由于利息构成借入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利息率水平会对生产经营行为甚至规模经济产生影响。“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借用者在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不足以补偿利息，就不会借钱经营。如果利息太低，没有人愿意借钱，经营仍然会萎缩。”[47]那么，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是否应该由政府对利息率水平加以干预呢？孟德斯鸠对此提出否定的意见。孟德斯鸠认为，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通过市场自发作用而决定的，同时，利息率的市场自发决定也是保持经济自由的条件。政府对利息率决定的干预并不能有效协调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反而会适得其反，加剧货币供求矛盾，最终危险经济的正常循环。比如，政府出于维护公众利益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可能会制定严厉措施制止高利贷，但是，“禁例越严，重利盘剥便越严重，因为贷款人要给由于违法行为所冒的危险取得补偿。”[48]出于保护借款人利益的措施实际上增加了贷款者的成本，从而也提高了借款者的利息支出，“债务人要给所借出的钱出利息，也要给债权人受到法律惩罚的危险出钱”，[49]最终，法律所要保护的债务人的利益收到了法律的损害。孟德斯鸠进一步引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道理。公元398年，罗马护民官为保护债务人利益，规定将利息降低为百分之一，后来取消了利息。其结果是，“当一个人想借钱的时候，他便发现这项法律对他是一种障碍，虽然它是为他的利益而制定的。这项法律所救助的人和它所定罪的人都同它作对了。”[50]
3.5货币自由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
在对国际贸易进行考察时，孟德斯鸠认识到，在排除保护主义干预的前提下，货币具有在国与国之间的自发的流动性。为追逐更高利润，货币能够自发从货币供给过剩的国家流动到货币供给不足的国家。货币流动和商品流动的结合——商品的国际流动带动货币的国际流动，货币的国际流动又推动商品的国际流动——成为促进国与国经济联系的重要力量。“货物和商品的数量由于贸易的增加而增加；贸易由于金钱的增加而增加。”[51]
货币的自由流动不仅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力量。一国一定单位货币含金量与另一国一定单位货币含金量相同，两国货币的汇率就是汇兑平价。国与国之间收支平衡，则汇率处于汇兑平价水平。孟德斯鸠认识到，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贵金属流入，则本币升值，汇率上升到平价之上；相反，一国出现国际逆差，贵金属流出，则本币贬值，汇率下降到平价之下。如果货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顺差国货币会不断向外流出，使汇率下降到平价水平；相反，逆差国则相应有货币的流入，使汇率上升到评价水平。可见，在货币自由流动情况下，逆差或顺差的影响都具有暂时性，货币自由流动能够自动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而恢复汇兑平价。这样，孟德斯鸠就与同时代的休谟一样系统地阐述了货币自由流动导致汇率均衡的思想。[52]
4.贸易理论：贸易使习俗柔润化
4.1自然状态、社会和战争
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人性自私自利、残暴好斗，所以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而短寿。”[53]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受理性的指引，人们让渡自然权力而建立了社会。
孟德斯鸠不同意霍布斯的学说。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孤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卑感，都感觉到自己的软弱。自然状态是和平的，人们并不会相互攻打，相反，互相畏惧使人类互相亲近起来，希望过社会生活。“人类一旦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于是战争的状态开始。”[54]因此孟德斯鸠认为，霍布斯的错误在于将社会形成后发生的战争加在了自然状态上。“自从建立了社会，人类才有互相攻打和自卫的理由。”[55]人与人争斗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国与国的争斗，“每个个别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56]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天生的自私心理和竞争欲望是在社会关系中被唤醒和加强的。如果任由自私和对抗心理发展，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培养合作精神，人类将在相互对抗和残杀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讲了特洛格洛迪特人由于生性凶狠残暴，极端自私，缺乏任何公平和正义原则，缺乏起码的合作精神而最终归于灭亡的故事。[57]孟德斯鸠进一步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人性固有的自私和对抗心理，或者说如何将自私引导向公利，将对抗引导向合作，从而使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
4.2贸易的精神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是社会交往的动物。人的健康性格只有在广泛的人际交往中才能形成。个人偏狭、自私、残暴的性格往往是缺乏人际交往的结果。一个地区习俗的形成也是这样。社会交往能够改变人们的个性，也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习俗。“人民越好交际，便越容易改变他们的风俗，因为每个人都有较多的机会成为另一个人观察的对象。”[58]作为人一种人际交往形式，贸易将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使人们从中实现经济利益，“贸易使每个地方都能够认识各国的风俗，从而进行比较，并由这种比较得到巨大的好处。”[59]贸易的发展“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温厚”，[60]所以，“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61]而且，商业活动所要求的理性计算通过贸易能够不断强化人们的理性能力。所以，“贸易的精神自然地带有俭朴、节约、节制、勤奋、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62]贸易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由精神，当这种精神渗透到地区或民族性格当中时，所带来的不仅是人际关系的协调，而且是经济的繁荣。
按照罗桑瓦隆的说法，“贸易使习俗柔润化，有利于和平。”[63]孟德斯鸠强调，贸易建立在人们相互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贸易，人们的经济利益得到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得到加强。孟德斯鸠认为，贸易为人们逐利动机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20世纪的凯恩斯的认识也是这样的，“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的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64]而没有贸易，逐利动机可能将人们引向非生产性的行为中。所以，贸易的发展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的形成。“贸易的精神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一种精确的公道的观念。……完全没有贸易就产生抢劫。”[65]自由贸易中，个人的逐利行为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样，自利行为就在不经意间促进了公共福利。而且，贸易活动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使人们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使对抗有可能转化为合作。“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两个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就彼此互相依存。”[66] 贸易强化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相互性，从而使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合作成为必要和可能。
孟德斯鸠的贸易精神是一种经济自由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平等的精神。贸易的正常发展，要求贸易参与者平等的社会地位。“贸易是一些平等的人们之间的职业。”[67]孟德斯鸠认识到，政府参与贸易活动，就可能利用特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或者垄断有利的贸易，这必然损害贸易的发展进而损害国民经济。“所以专制国家种最不幸的，就是那些君主自己从事买卖的国家。”[68]
4.3贸易的自发扩展
在经济自由条件下，个人逐利动机为贸易的自发扩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贸易的扩展，首先是市场半径的扩大。市场半径扩大的意义在于交易规模的扩大。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商业和制造业的规模效益都将得到实现；市场半径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在推动制造业分工的同时，商业本身的专业化分工也得到发展，制造业和商业的分工及商业本身的专业化的加强，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的利益。
贸易自发扩展最重要的内容是市场制度的自发演进及完善。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参与者平等的社会地位，要求打破一切人为的甚至封建的束缚。自发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交换参与者平等的社会关系是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而“使商品价格趋于公道并建立商品与商品间正确关系的是竞争。”[69]这样，贸易的自发扩展推动了竞争秩序的建立。为了给贸易活动提供信贷支持，银行制度得以自发产生；出于方便交换的需要，纸币发行制度也得以建立；出于分解风险的需要，公司制度最早在贸易领域出现；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制造业的扩张，证券市场制度也得以建立；贸易的发展还推动着契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4.4犹太人：贸易的顽强发展
在中世纪乃至资本主义兴起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商业被看成是“贱人的职业”、“狡诈的人职业”。擅长商业贸易和金融活动的犹太人被看成是撒旦的化身，在人们的观念中，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总是同重利盘剥、垄断、诡诈相联系。人们甚至认为，犹太人由勒索致富，因此君主们有权用同样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在英国，“约翰王监禁犹太人，以索取他们的财产。”[70]不愿意交出财产的犹太人，每天被拔掉一颗牙齿，一个犹太人被拔掉七颗牙齿后，在第八天交出了一万马尔克。[71]
犹太人轮流在各国受到迫害，但他们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为摆脱暴政，他们发明了保全财产的有效办法和促进贸易的有效工具，反而使贸易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12世纪末，被从巴黎驱逐到伦巴底的犹太人发明了汇票。在交易活动中，他们用汇票进行支付，而持有人可以在巴黎从犹太人的财产委托人那里取得款项。“这个方法使得贸易能够避免暴行，并且能够在各地维持下去。最富裕的财产都看不见了，又可以寄送到各地去，什么地方都不留痕迹。”[72]
从犹太人不断努力摆脱保证发展贸易的故事中，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人的逐利动机，贸易自身具有自发扩展的动力。政府的控制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阻止贸易的自发扩展。“政府除了仁厚而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带来繁荣。”[73]因此，对待贸易的最好政策就是自由放任。
5.赋税理论：税收及征管
5.1赋税的性质
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无所作为。孟德斯鸠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政府应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这是建立政府的目的，也是政府存在的原因。对于政府经费的筹措，孟德斯鸠明确反对发行公债。在他看来，公债发行至少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增加利息负担，制约经济发展；二是提高劳动价格，损害工业利益，制约工业发展；三是向食利者支付利息实际上是用勤劳的人的收入养活“堕民”，破坏社会公平，助长腐败风气。孟德斯鸠反对公债发行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孟德斯鸠主张通过征税的方式筹措政府经费，在他看来，税收实际上就是公民为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支付的代价。“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74]孟德斯鸠甚至认识到，税收所体现的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交换关系。“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75]
进一步，孟德斯鸠认为，赋税的征收应该兼顾国民和国家两方面的利益，主张实行轻税政策。“如果一些公民纳税较少，害处不会太大。他们的富裕常常会反过来富裕公家。如果有一些个人纳税太多，他们的破产将有害于公家。如果国家将自己的财富和个人的财富关系调剂得相称适宜的话，则个人的富裕将很快增加国家的富裕。”[76]可见，孟德斯鸠已经认识到，重税将损害经济发展的基础，缩小税收基础，从而在损害公民利益的同时最终损害国家利益。轻税其实是一种培育税收基础的方法，藏富于民的结果是经济繁荣带来的税收基础的扩大，最终使国家利益增加。
5.2税收征管
首先，在包税和国家直接征税的关系上，孟德斯鸠主张废除包税制，实行国家直接征税。孟德斯鸠说：“直接征税是一个好父亲的管家办法。他亲自去收租，既不能靡费，也不紊乱。”[77]在孟德斯鸠看来，直接征税是一种有效率的征税办法。由于征税环节较少，征管费用较低；由于经手人少税款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征税环节的相对简单也是规章制度比较容易得到贯彻实施。在他看来，法国长期实行的包税制度不仅是效率低下，而且是一种滋养罪恶的制度。包税人的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揽关税的人们，由于他们的不公道、横暴、过高的抽税，结果是破坏了贸易。除此之外，他们所制造的困难，所要求的手续，使贸易受到更大的破坏。”[78]他们将社会财富收揽进自己仓库，造成国民的极度贫困，而国家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增加。包税制度不仅损害经济发展，更破坏公正和平等，破坏社会秩序甚至道德基础。“君主国家的历史充满了包税人罪恶行为的记录。”[79]孟德斯鸠愤怒地谴责包税人，[80]“他们在灾难中播种灾难；他们在社会贫困中制造社会贫困。”[81]
其次，关于商品税，孟德斯鸠主张对商品而不是对消费者进行征收。商品税的好处是其隐蔽性，表面上由商人纳税，实际上是由购买者在支付价款的时候缴纳的。英国和法国都对酒征收重税，但英国向酒商征税，而法国向饮酒人征税。前者没有感到赋税的沉重，而后者则认为征税繁重。对消费者征收商品税的最大的害处在于，为了核实征税对象，需要对消费者进行调查甚至搜查其住宅，这是对自由的严重破坏。“对自由的侵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82]
最后，为了提高征税效率，孟德斯鸠主张，赋税的征收程序要简单易行，征税规则要清楚明了，既要便于纳税人理解掌握，又不要给收税人留下操作空间。
6.孟德斯鸠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体现着启蒙时代思想家对经济自由的强烈追求。在孟德斯鸠的经济研究中，无论是消费理论、财富理论、货币理论还是贸易理论和赋税理论，都深刻体现着孟德斯鸠主张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的强烈信念。他之后法国经济学家中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都可以看成是孟德斯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延伸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孟德斯鸠是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
在思想史上，孟德斯鸠是任何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但孟德斯鸠的影响，来自他的政治学说而不是经济思想。
在其所处的时代——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前夜，孟德斯鸠对经济学作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其经济思想已近乎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且，在诸多领域，孟德斯鸠的研究已经接近古典经济学甚至现代经济学的水平；在某些领域，孟德斯鸠的研究可以成为其同时代甚至后世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的前奏。例如，孟德斯鸠的奢侈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思想可以与其同时代的曼德维尔的“节俭和奢侈悖论”一同构成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渊源；孟德斯鸠关于奢侈与淫逸的关系的研究可以成为构成了桑巴特关于“奢侈、性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的研究的重要前奏；孟德斯鸠关于个人谋利动机与社会经济繁荣关系的研究可以成为稍后于他的斯密提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来源；孟德斯鸠不仅提出了古典经济学之前最全面系统的货币理论，其货币数量论甚至可以直接与现代货币数量论相衔接；孟德斯鸠提出的货币自由流动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思想同与他同时代的休谟的思想至少具有相同的理论价值；孟德斯鸠提出的“贸易使习俗柔润化”的思想是斯密之前解决霍布斯问题——社会何以组织和运行的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其市场自发扩展的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卓越解说；孟德斯鸠的赋税理论中关于政府与公民交换的思想，甚至具有了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意味……但在所有这些方面，人们所注意的是曼德维尔、凯恩斯、桑巴特、斯密、费雪、休谟和布坎南而不是孟德斯鸠。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孟德斯鸠很少被提及
孟德斯鸠虽然对经济学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但很难说他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或者说，孟德斯鸠对经济思想研究的贡献与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具有划时代的影响，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后各国政治体制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样，作为政治学家的孟德斯鸠的风头盖过了经济学家的孟德斯鸠，其政治学说的光辉也掩盖了其经济思想的成就。其次，从历史上看，孟德斯鸠之后，经济学发展进入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研究逐步专业化。同孟德斯鸠跨越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专业化研究更加深入。孟德斯鸠的很多研究成果虽然达到甚至超越了稍后于他的经济学家甚至现代经济学家的水平，但后世专业的经济学家的表述更加系统和精确，从而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最后，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加强，孟德斯鸠融会政治、历史、社会、法律、心理和习俗的研究已经不可能纳入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被魁奈、杜尔哥、萨伊、斯密、李嘉图等人经济学说的光芒遮蔽的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学时代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了。
抹去历史的尘埃，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发出一线光芒。随着人们对“科学化”、“形式化”的现代经济学解释力的质疑的增加，随着容纳社会、政治、法律、历史等“非经济学”因素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及影响的日益扩大，具有政治、历史、法律背景的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也逐步进入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背景下，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体现自由主义理念的“贸易柔润化习俗”及贸易自发扩展的思想甚至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根由”。[83]沉睡200多年以后，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似乎在逐渐复活。
Ps:在阅读马克·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和罗桑瓦隆的《乌托邦资本主义》时，了解到孟德斯鸠有着某种卓越的经济思想，不过，他们所讲的是同一个思想，那就是“贸易使习俗柔润”的思想，也就是说贸易天然有助于和平。在赫希曼那里，这一思想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为自利辩护的努力之一，而在罗桑瓦隆那里，这一努力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构建和谐秩序的尝试之一。在这之前，我在任何正式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上都没有接触过孟德斯鸠。于是，我准备系统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准备系统了解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
“阅读的快乐”，这是前辈用来迷惑后学的说辞之一。对于对于已经上当受骗并使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阅读者来说，则可能成为一种期待或者一种承诺或者一种心理暗示。当然，那种纯粹艺术性或者享受型的阅读通常是有快感的。包括因为感动或者震惊而痛哭流涕。但是，专业阅读或者是我这般有目的有任务的阅读，即使有快乐，也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或者说纯粹感官的快乐。
那个暑假同之前之后的所有暑假一样闷热。我将能收集到的孟德斯鸠的所有著作的中译本找来，堆在案头，包括《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帝国盛衰原因论》，还找来几本厚厚的孟德斯鸠传记。读其他书籍的时候，还有一些文学色彩或者故事情节。也就是说还有一点可读性。读《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惨了。没有故事，也没有多少文学色彩，通书是枯燥乏味晦涩空泛的思辨的陈述。把书端起来，不多一会儿注意力就分散到爪哇国。用足各种方法使自己注意力集中，茶叶、咖啡用过，站着读、走着读试过，我甚至想过要头悬梁锥刺骨。每天读到夜里二三点钟，读到眼睛发木，感觉眼水干了，脑子转不动了才休息；第二天早上不会超过七点钟就起床。经常是不洗不梳就读书。一拿起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大脑里发出吱吱吱吱的如同大梁承受不了重压或者接近极限的声音，眼睛里也经常有小虫子在爬动。就这样，一个多月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与孟德斯鸠纠缠在一起。这个过程，谈不少快乐。当然也不能说是痛苦，因为这事是我自找的。即使痛苦也是自愿的。
当然是有收获的，而且应该说收获巨大。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孟德斯鸠会有那么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读完孟德斯鸠的那些著作之后，我甚至觉得孟德斯鸠不仅是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开始，而且，有了孟德斯鸠，其实斯密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了。于是想起杰文斯讲到的，——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在法国。杰文斯是针对坎蒂隆而言的，如果针对孟德斯鸠来说，可能更贴切一些。
[1] 色贡达家族曾经世代担任纳瓦尔王国宫廷总管。16世纪中叶冉娜.德.阿尔布莱女王执政期间，让曾经在女王外出时代理过朝政。1561年，女王将孟德斯鸠地方赐予色贡达家族，并赐予男爵称号。
[2]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中文版，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9
[3]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45—46
[4]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中文版，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126
[5]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167
[6]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200
[7]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201
[8] 赵峰：《凡勃伦的诡谲微笑》，载《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
[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7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7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7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14
[1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30
[1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94
[1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30
[1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95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14
[1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17
[1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16
[2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23
[21]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文版，王燕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233
[2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30
[2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23－124
[24]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223
[25]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278
[26]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中文版，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57
[27]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中文版，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55
[28]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200
[29]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41
[3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54
[3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
[3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2
[33]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33
[34]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中文版，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56
[3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0
[3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6
[3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7
[3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8－79
[3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7
[4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0
[4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81－82
[4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1
[4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2
[4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7
[4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80
[4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77
[4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03
[4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03
[4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05
[5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08
[5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83
[52] 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69
[53] 霍布斯：《利维坦》，中文版，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P93
[5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
[5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5
[5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
[57]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文版，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18－21
[5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66
[5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3
[6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
[6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
[6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56
[63] 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中文版，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P26
[6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P387
[6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
[6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3
[6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3
[6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3
[6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0
[7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3
[7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4
[7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5
[7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65
[7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53
[7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53
[7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57
[7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67
[7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12
[7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68
[80] 由于对包税人的严厉攻击，《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孟德斯鸠受到巴黎总包税人迪班的挑战。孟德斯鸠和迪班一直关系不错，此后成为政敌。1749年，迪班出版《<论法的精神>的若干章节》，为包税人的利益辩护，说包税人的行为是维护和实现公众的幸福和利益，批评孟德斯鸠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相提并论。孟德斯鸠说：“那个说三道四的畜牲不配吃燕麦，他该在马厩里啃干草。……这真是一个白痴，什么都不懂，连最普通的事也不懂。”——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08
[8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17
[8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中文版，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258
[83]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