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伦敦奥运会现已接近尾声，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中已获得36 枚金牌，其中有一些金牌是由“超生”孩子获得的，下面举几个例子。需要说明一点，本文列举的“超生”孩子，是假定这些孩子的父母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并且没有符合生二胎的其他特殊情况。
另外，从生育自由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孩子是超生的。但为了描述所谓“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这种情况，又不得不使用“超生”这个词。因此，当我使用“超生”这个词时，一般把这个词打上引号。
其一，奥运会女子举重58公斤级冠军李雪英是第五胎。李雪英于1990年5月出生于郑州，汉族。据7月31日《重庆晨报》报道：李雪英的父亲李相民对记者说：“我有5个女儿，雪英是最小的。”可见，李雪英是第五胎，无疑属于“超生”。
其二，奥运会男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林清峰是第二胎。林清峰1989年1月出生于厦门，汉族。据7月31日《海峡都市报》报道：林清峰的父亲林志仁说：“生林清峰的时候，他们要罚我3万元，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10年我们都付不起。”
其三，奥运会女子平衡木冠军邓琳琳是第二胎。邓琳琳1992年4月出生，汉族，安徽阜阳人，父亲邓杰古，母亲周侠。邓琳琳的哥哥邓枭枭也是体操运动员，比她大一岁。按照“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男孩不准生二胎。
其四，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冠军陈若琳是第二胎。陈若琳1992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汉族。8月1日《新京报》报道：“陈若琳3岁时，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哥哥去了国外。”
其五，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罗玉通是第二胎。罗玉通1985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汉族。8月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哥哥罗玉波比他大两岁，小时候，两人天天厮混在一起。‘感情好得没法说。’罗玉波说，家门口的鱼塘，就好比他们的‘天堂’。”按当时计生政策，第一胎是男孩不准生二胎。
其六，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季军、北京奥运会男子蹦床冠军陆春龙是第三胎。8月4日《现代快报》报道：“陆春龙排行老三，大姐比他大10岁，二姐比他大6岁，用陆建平（陆春龙父亲）的话来讲，当初村里分了田，想着生了闺女总是要嫁出去的，还是得要儿子。为此，陆家为了这个超生的儿子，还被罚了钱。”
计生宣传说“越生越穷”，然而，虽然陆春龙在陆家三个孩子中最小，但他挣工资却最早。陆春龙12岁已经进入江苏省队，陆建平回忆说，当时儿子的月工资近1000元，比他赚得还多。“当时大女儿正在读大学，二女儿上中学，龙龙的工资负担起了姐姐的学费。”
这些“超生”孩子的出生，证明当地的计生工作仍然存在“缺点”。然而，我要感谢当地的计生工作抓得不够好，才使这些“超生”孩子成了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不久前，在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新民周刊》发表评论说：“我中华的土地固然广袤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想说：“我中华的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拿到奥运金牌就很了不起，我也不认为那些拿到奥运金牌的“超生”孩子就是最优秀的。我之所以列举这些“超生”的奥运冠军，目的是讽刺计划生育。这是因为，当年这些“超生”孩子出生时，被计生委认为是“社会负担”，要征收“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些“超生”孩子拿了奥运金牌，又被官方媒体认为他（她）们是“为国争光”。
另外，还有一些奥运金牌获得者虽然不一定是“超生”，但他（她）们并不是独生子女。例如：
奥运会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冠军王明娟是第二胎。王明娟于1985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虽然她的父母是瑶族，可生二胎。但王明娟除了有一个哥哥以外，还有一个弟弟。因此，按照计生政策，王明娟的父母生了三胎，可能属于“超生”。
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冠军吴静钰是第二胎。吴静钰1987年2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市，汉族。8月9日搜狐体育报道：“提到吴静钰的出生，母亲陆华英还会埋怨丈夫吴孟德，因为是第二胎，丈夫还总是想着如何打掉这个孩子，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也许就没有了静钰。”
看到吴静钰当年差一点被堕胎的遭遇，我想起了一件轶事。赵蕊蕊曾是中国女排最优秀的队员之一，身高1.97米，被称为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当年却差一点被堕胎了。去年9月16日，我摘录中新网关于赵蕊蕊的一篇报道，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微博说：“1981年，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是江苏排球队员，赵妈妈怀了第二胎（就是蕊蕊），当年计划生育抓得很紧，为此赵怀富不得不写了生二胎申请书递交到计生办，计生办建议把孩子堕胎，赵怀富一听就火了：‘这可是两条人命，出了事谁负责？手术单你们谁敢签字？反正我是不签！’”
不久前，我把上面这条微博提了上来，并@赵蕊蕊。赵蕊蕊转发并回复我的微博说：“感谢当年南京体院的领导同意我来到这个世界，让我妈妈怀胎7个月时没有被引产，当时我市值仅16块3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