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因此，我要从世界经济的大势说起。

　　看现在、察未来，要从过去说起。过去是我们看现在、察未来的一把最有效的钥匙。过去二三十年，有五个大事件不可忽略：第一个是IT革命；第二个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第四个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盛行；第五个是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今天我们对IT革命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忽略了它的巨大经济社会意义。但是大家想想，没有IT革命，我们能够做到零库存生产吗？没有IT革命，没有手中的智能手机，我到了杭州就会不知道方向，找不着北。但是今天不一样，不管哪里，我带着手机就可以出门，基本上可以准确无误找到。我的判断，没有IT革命，我们的城市化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那实在是太大了，大得不经济了。而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想想看，当时全世界也就50多亿人口，一下子有二十多亿的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IT革命、柏林墙倒塌，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品的价格。制造品价格稳定又怎样了？它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只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身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过长期。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的。别看你们现在反感通货膨胀，但把你们放在总统、主席的位置上，你们也会超发货币的。超发货币和赤字财政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制度。能够借钱花，总是想借钱花的。最多8年10年的，管它以后干什么？我是一直说4万亿的不好，但老实告诉大家，我要是国家领导人的话，会更狠的，不是4万亿，而是8万亿！所以民主、非终身制好不好，一万个好，但也有一个不好，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派发免费午餐。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非终身制不仅深深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过去，还将持续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

　　说到民主的不好，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民主的确有不好的一面，民主是有条件的。我告诉大家，1776年以前，民主是一个很臭的东西。那之前，要是说某人是民主人士，那就像我们今天说某人是恐怖分子一样。那为什么1776年以后，民主逐渐变成了一个香饽饽？因为1776这一年，是美国的建国之年。美国的建国先驱们在建国的时候，确立了一系列的权利法案，这些法案对私有产权做了清晰的界定和严格的保护，什么事情应该投票，什么事情不应该投票，该投票的事情又该以怎样的程序进行投票也都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才逐渐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而不是坏的结果，才逐渐变成香饽饽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人们热衷于做官吗？叫做官本位。我告诉你们，因为公有资产庞大的缘故。公有资产庞大，做官就有租可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油水可捞。你们知道为什么城郊的村民选举矛盾重重，不可开交，但是我那偏远山区的老家村民选举却平稳顺利？因为郊区的土地房产值钱，公有资产庞大，而我老家公有资产价值几近于零，当官捞不到好处。你不能像毛泽东，他不需要的时候，政治局开会决定就行了；他需要了，就搞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样的民主，肯定要出问题。民主的学问大去了。我们从甲乙丙三个人中选出一个优胜者，先从甲乙两个中选出一个，再把选出的这个人与丙一起选最终的优胜者，这是一种投票程序，另一种投票程序是，先从乙丙两个中选出一个，再把选出的这个人与甲一起选最终的优胜者，一般来说，两种程序下选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什么事情应该投票，什么事情不应该投票重要，该投票的事情以怎样的程序进行投票也重要。

　　其实，你们不要把民主与市场对立起来。市场也是投票，只不过投的是钞票，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块钱一票。钞票本质上也是选票。独裁、民主、市场都是协调人类行为的机制，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适用于不同情况。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一人一票，另一种情况下却选择一块钱一票？我当然有答案，但我不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去思考。

　　又说远了哈，赶紧回到讲课上来。我讲到哪里了？讲到财政、货币双重扩张了。

　　财政、货币双重扩张，累积叠加，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美国人不储蓄，甚至负储蓄，生活美滋滋。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这样一种高消费、低储蓄生活方式于是得以持久地维持。

　　问题的另一面，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维持，必须有低消费、高储蓄的其它经济体来与之相匹配才有可能。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经济均衡增长必须（世界整体的）总供给等于（世界整体的）总需求。但这不成问题。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以及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产生低消费、高储蓄，恰好成为美国经济的匹配体。

　　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的社会里，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储蓄消费关系。中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等中年人老了，当年的青少年又成为中年人，循环往复，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但是中国人口结构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中国人口结构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人口高峰，然后70年代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到了80年代，60年代的人又结婚生子产生又一个人口高峰。像我们这样的60后，敢不大规模储蓄吗？我们的孩子，将来头顶上少则4个，多则6-10个老人，我们能够指望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养老吗？说实话，他们将来能今年在这家过个年，明年在那家过个年就不错了；生病了，能抽个时间来看我们一下就了不得了。将来，年轻劳力光是照顾老人怕都不够，年轻劳力会贵的惊人，我们必须压缩消费，大幅储蓄。

　　另一方面，既然都是领导人非终身制，那么中国也会有超发货币和搞赤字财政的冲动。不过我要告诉大家，钱的用途却是大有差别的。美国、欧洲会拿超发的货币、赤字融资的钱派发福利，讨好选民，而我们会用来搞投资。中国因为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而显著地表现出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这其中的道理，不需要我来讲了吧？

　　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和体制性原因必然表现为低消费、高储蓄，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特征。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必然要表现为贸易顺差。没有外部世界的吸收，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生产200斤土豆，但是国内只能消化100斤土豆，如果另外100斤土豆不被国外吸收，那么生产的再循环就不能继续。所以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出口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人家要求把出口限制在GDP的4%以内，那是别有用心。我们自己叫嚷出口不好，出口是在补贴外国人，那纯粹是蠢！今天年轻我们能跑能动，但是老了的时候怎么办？又不能指望孩子们给我们养老。于是我们就拼命工作，生产200斤土豆，自己只吃100斤，剩下100斤出口换回外汇，持有外汇并做资产投资以便将来养老之用。人力不能储存，于是人们迂回地生产产品，出口产品，持有外汇，这是间接地在储存人力呀。这是一个多么高级的智慧，怎可以轻易指责！一个人储蓄可能不理性，难道十三亿人都不理性？

　　别看中美两个国家吵吵闹闹，摩擦不断，但其实谁也离不开谁。中美两个国家，单独来看，都是有毛病的，离开了对方，谁也活不了。但是两个各自有毛病的人合伙在一起过日子，却又和谐的很。至少在过去是这样。美国那是阳旺，中国则是阴旺。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均衡。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这些因素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无疑，整个世界出现寅吃卯粮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从今天来看这个理论支持其实是错误的。

　　但是，归根结底民主国家是怕通货膨胀的。不会因为政府抢了你2千块钱，就上街的。抢2万块你也未必上街的，毕竟上街的成本实在大过了2万块。但是在民主国家，四年到了的时候，选民们可以轻松地用手中的选票来惩罚你。所以，当超发货币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美国就要被迫收缩货币了。你们观察，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收缩货币的？07年。那时IT革命的效应已经用尽，短期里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是的，当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用完，当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的时候，世界经济靠超发货币、赤字财政来维持高增长的模式就不可持续了。

　　所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是中美两国美丽双人舞的强制性终结。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开始紧缩开支。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不再时髦。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我们要问：世界经济还有可能再来一次二十多亿的廉价劳动力的融入不？不可能了，再也没有了！这带来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归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但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

　　世界正在进行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势必长期而痛苦。

　　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应该说，这才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就中国方面来讲，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而这又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要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健货币相协调。假如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金融危机后，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三番五次集体反对紧缩。欧债危机为什么久拖不决，给世界经济埋下阴影？反映的正是结构调整之巨大困难。涨工资、增福利易，但是减工资、降福利就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事情了。勒紧裤腰带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受的。

　　德国这个国家有些例外。还在危机之中的2010年，他们就通过法案要在2020年全面消灭赤字。而德国的货币一直稳健，通胀率一直很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德国老百姓能够这么理性呢？原因是历史上他们经历过深刻的教训。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发生在德国魏玛时代。他们知道超发货币不但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福利，还会给他们带来深重的苦难。至于政府刺激经济，凯恩斯、罗斯福都算个屌，希特勒老师那才是祖师爷。人家希特勒老师呀，他跟咋们学。不是财政困难吗？把那些有钱人都抓起来，统统的定罪，罚没财产。所以这就有了后来的众所周知的犹太人的命运。不怪老爷我狠呀，谁叫你们有钱呢？！财政有了钱，于是就可以建设森林柏林、平安柏林、健康柏林、宜居柏林、畅通柏林，就可以给老百姓大派福利。你们要知道，柏林的廉租房，50多平米，一个月的租金只有几十块，不仅是柏林居民可以租住，不是柏林户口的农民工也是可以租住的。你们要知道，在希特勒老师的统治下，德国老百姓的福利那怎么是好呢，那是相当的好！但光靠抢国内富人的钱是不够用的，他老人家又不可能向国家开发银行借钱花，不可能一笔就是几百亿。于是他老人家就向国外抢，这仗就是这样打起来的。有意思的是，到了战争后期，德国已经被盟军包围了，财政已经不能支持了，财政部长向希特勒报告请求削减老百姓的福利，但却遭到戈培尔等大佬的断然拒绝。今天德国老百姓理性，讨厌高福利，因为他们知道那高福利是要以鲜血、生命作代价的。但是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呢，他们没有受过希特勒老师的教育，还不开窍呢！

　　但是西方国家不去除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不可能重回到健康增长轨道上来的。

　　在中国来说，则是要推进体制改革，克服软预算约束，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外需转移到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轨道上。但是，进一步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为了整体的利益，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必然要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扰，不会容易。

　　无论中外，都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失衡问题。但是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庞大的需求刺激计划。但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还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只能是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发明，以及一个高度弹性的劳动市场，而不是什么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已经带来了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滞胀，无可避免还会带来另一次。总体上世界经济基本进入了滞胀时代。未来若干年西方国家会徘徊于低速增长，随着新兴国家资产泡沫被抑制，西方通胀也会再来。我们的出口将不会再有28%的增长。我们已经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回归到一个中高的增速。09年初我判断中国经济回到了7%左右的增速，现在要不要下调一点呢？下调1个百分点吧。不过我下调的理由可能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政府实行了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这个道理我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