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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和最新发展
王 双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要] Romer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理论向前推进，内生增长理论因此成为主流。本文在简要回顾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的基础上，介绍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最新进展，从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断变动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是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 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典增长理论到现代增长理论的过程。目前，经济增长理论处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应用以及争论推动了其发展，为其注入了更多、更新的内容。本文简要介绍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及其最新发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
（一）古典增长理论
Adam Smith（1776）被认为是古典增长理论的发端者，其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雏形。他提出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并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界限，但是他的分析背景是农业社会。随后，Malthus（1798）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以几何比率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长，人口增长经常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趋势。这些都属于古典范式的增长理论，仅简单探讨增长基本要素，如土地、劳动力与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现代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理论开始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起点通常认为是Harrod（1939） 和Domar（1946）对Keynes短期增长理论（Keynesian growth theory）的动态化。他们提出，一个在封闭经济中的不稳定平衡增长路径决定于固定系数的生产函数，以及一个与未来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有关的投资者期望给定的独立投资函数。他们将Keynes的短期分析中整合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并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自此开始，增长理论转向对长期增长的关注［1］。
Solow 和Swan（1956）对增长理论的贡献推动了真正意义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发展。与Harrod－Domar模型不同，Solow－Swan模型强调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其重要性来自于经验的结果。
新古典增长理论最集中的发展是Cass 和Koopmans运用Ramsey的思想对Solow模型进行的新古典式改造。Ramsey（1927）发表了《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成为增长理论研究动态问题的起点。Cass（1965） 和Koopmans（1965）将Ramsey对消费者最优化的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储蓄率是内生的，储蓄率由模型中的内部机制——最优消费选择的决策机制决定，因此不存在动态低效率的可能。用其三人共同命名的Ramsey-Cass-Koopmans模型成为增长理论的重要里程碑［2］。
在此期间，Schumpeter（1926）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理论和Allyn Yonng（1928）在《递增的报酬和经济进步》中提出的斯密定理都丰富了新古典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
Alfred Marshall（1890）提出内生经济和外生经济的差异。Arrow（1962）提出由于新知识被认为是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结果，因此收益递增会驱动动态的经济增长。Uzawa（1965）提出了一个最优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无形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可以生产。Weitzman（1974），Mirrlees（1976），Dixit（1977）提出在某种形式下的收益递增的连续时间最优模型。Helpman（1984）运用经验数据对外部性条件下的收益递增模型进行了统计分析。Frank Knight（1986）认为，有可能在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建立持久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为Romer提出内生增长奠定了研究基础［3］［4］。
随后，Romer（1986）在其开创性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中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知识资本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而物质资本具有递减的边际生产率。Romer在连续时间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给定知识具有递增的生产率，因此在知识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足以超过物质资本递减的边际生产率时，模型中决定无限增长的知识存量水平就有可能产生递增的边际生产率［5］。
Lucas（1988）将关注点放在人力资本上，其与Romer 虽然侧重点有所差异，但都显示了知识或知识的积累（即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可以认为Romer和Lucas是从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对同一结论的阐述。
综合Romer 和Lucas，他们都认为，知识的外溢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导致了正的外部性的存在，最终经济增长率将决定于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技术的发展、企业垄断力量的程度（即新技术的专用性）以及投资者的投资时间区间。
（二）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创新的描述
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大亮点。Aghion和Howitt（1992）发表了《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将Schumpeter方法全面引入经济增长理论［6］。持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theory）的Aghion 和Howitt（1992），Crossman 和 Helpman（1991）等人在基于“创新”增长理论（“Innovation-based”growth theory）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质量改进型的创新，这种创新会通过使旧产品有一个改进的形式，即所谓的熊彼特“创造性破坏”阻碍旧产品的过时，这使得创新活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旧产品，而不至于使旧产品消失，因为旧产品的迅速消失将耗费更多的投入，而将这些投入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话，将会促使经济增长［7］。因此，增长文献中一般将以“提升产品质量的产业创新”作为经济长期增长基本动力的一类增长理论称为“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三）内生增长理论关于收敛的描述
收敛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收敛问题主要研究，在相同起始条件下（即相同的资本投入、劳动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或知识存量），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最终是否趋同，旨在寻找经济增长内在决定力量和趋异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关于收敛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分支。
Gerschenkron（1979）对收敛问题的分析是，由于存在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离技术前沿面越远的国家将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在其未到达拥有技术前沿面国家的稳定状况之前，这种优势的存在会使后发国家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8］。Sala-i-Martin（1991），Barro（1991），Mankiw、Romer和Weil（1992），Evans（1996）等人指出，大多数国家似乎都将收敛于一个大概相似的长期增长率，但是不同的政策、制度会导致不同的长期增长率。Howitt（2000）建立的熊彼特主义模型（Schumpeterian model）说明，在R&D都是正投入水平的所有国家最终都将会收敛于一个基本相似的长期增长路径，但是一旦拥有知识传递的力量（即知识扩散），一国的创新活动将增加其他国家R&D的生产率［9］［10］。
（四）半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semi-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Jones（1995）提出证据反驳了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关于规模效应的论断。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将会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因此生产率会随人口增加而增加，但是实际上，在人口甚至是R&D人员数量激增的情况下，生产率的增长仍然保持不变的水平［11］。Dinopoulous（1993），Peretto（1998），Howitt（1999）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Young的观点上。Young（1995）提出，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通过R&D在不同部门之间分散的传播引起产品多样性的增加，这将会降低旨在改进质量的R&D的有效性。加强增长的规模效应将会被降低增长的同质产品增加效应所抵消，从而产生一个增长的恒稳态［12］。Jones及其后来者对熊彼特主义理论的置疑逐渐被接受，并被称为“半内生增长理论”（semi-endogenous growth），以区别于熊彼特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此前的完全内生增长理论。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一）熊彼特主义与半内生增长理论之间的争论
Bonnie Wilson和Peter Howitt（2005）提出，熊彼特主义与半内生增长理论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对R&D投入与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解释。半内生理论认为，持续的TFP增长要求持续的R&D投入增长率，而熊彼特主义预言，持续的TFP增长要求GDP中对R&D的投入份额保持不变［13］。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即使R&D投入的增长率已经下降了30%的情况下，TFP的增长也保持稳定。因此，半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TFP增长率与R&D之间具有相同的长期增长趋势的一致关系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数据支持，而且其预言的TFP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也没有相应的资料加以验证。相反，熊彼特增长理论所提出的TFP增长率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则有数据的验证。因此，在对TFP增长率如何解释这一问题上，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比半内生增长理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R&D人员的增加趋势与TFP无增长趋势之间的共存现象有效地否定了第一代基于R&D的增长理论。第一代即完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更多的R&D人员将导致更高的TFP增长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对此，第二代基于R&D增长理论进行了修正。
1、半内生增长理论的修正。半内生增长理论的支持者Segerstrom（1991），Kortum（1994），Jones（1995）等人提出了R&D中知识存量的收益递减以修正之前的理论。原因在于，技术越来越进步，且越来越复杂，就需要持续的R&D人员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仅仅能够维持一个既定的TFP增长，因此递增的R&D人员（视为知识存量）的收益是递减的，而完全内生增长理论则预测，TFP长期增长率（结果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决定于人口增长率［14］。
2、熊彼特主义的修正。熊彼特主义模型建立在Young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在不同产品部门之间更分散的技术传播会引起R&D有效性的降低。熊彼特主义保留了关于R&D中知识存量收益不变的假设，指出长期的TFP增长率仍然决定于第一代基于R&D理论中决定TFP增长率的因素，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力的规模不再具有长期增长的正的规模效应，因为增长的人口中所增加的R&D劳动力来源于R&D生产率中由于产品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这种R&D劳动力的增加带来了负效应，即技术的广泛传播降低了R&D的有效性［15］［16］。
（二）自然资源与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1、自然资源短缺与内生增长。Barbier（1999）提出，此前的内生增长理论忽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贡献以及为克服资源短缺而产生的创新的作用，因为创新一直被作为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技术进步。Barbier分析了20世纪的经验数据后发现，创新的“供给”有可能受到资源短缺的限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Barbier提出填补这些理论空白的方法：（1）建立一个简单的“Romer-Stiglitz”内生模型，其中加入资源短缺因素和人口增长，并得出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2）对上述的基本模型进行扩展，使得可用资源有可能约束创新的供给，因此在长期中，任何资源约束下的创新利润都为零。但是，在后一个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克服资源的耗竭，并在长期中达到人均消费水平的持续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内生增长能够克服资源的短缺，但是从长期来看，产出主要决定于产生创新的资源存量的约束假定［17］。
2、加入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Christian Groth和 Poul Schou（2002）在Stiglitz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入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增长的发动机”（growth engine）决定于不可再生资源时，内生增长如何实现［18］。当今经济发展使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且其特殊的地位使得相关的内生增长结果的检验都要求加入这些资源。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达到一个增长的平均产出，这种持续的增长决定于经济系统的能力，即通过技术替代和技术进步来克服缺乏资源所带来的限制增长的效应。第二，在标准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自然资源不会出现在模型的关键部分（即“增长的发动机”），因此被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创造增长的部门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物质资本，因此最终不可能独立于不可再生资源。毕竟，大多数部门即使是教育部门、科学实验室等，也需要使用石油、矿产来支持运输、计算机的工作等。鉴于此，Aghion将不可再生资源引入到关键部门，即将不可再生资源加入C－D函数的单部门AK模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得出结论：持续的增长不可能离开外生的技术进步［19］。因此，将自然资源定义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不可再生因素加入模型中，将会有不同的解释。Christian Groth和 Poul Schou提出将环境质量作为一种自然资本。环境作为自然资本，可能也会像不可再生资源存量一样被消耗掉，因此Stokey（1991），Aghion和Howitt（1997）增长模型都将污染当作不可再生资源的一般表现来模拟经济增长。在这些模型中，当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时持续增长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最优的存在，但是当人口增长或有产出投入收益增加时结果将相反。第三，模型还解决了标准内生增长模型的不稳健（non-robustness）问题，即模型的“刀锋特性（knife-edge）”。在可能有产出的投入收益不变的严格假设下，引入不可再生资源能否让这些模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20］。标准的内生增长模型的非稳健体现为：在增长形成的部门，对可产出要素作出严格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时，持续的人均产出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一旦打破这个假定，较小的收益增加会引起爆炸性的增长，而较小的收益减少将导致增长消失，除非有外在因素支持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刀锋”现象。实际上，微弱的参数变动不会引起增长的激增，引入不可再生资源能够减轻刀锋问题，因为持续获取的不可再生资源（虽然数量有限）可能会缓解由可再生要素规模报酬递增引发的潜在爆炸性增长效应，从而获得一个持续的均衡增长状态，资源要素对增长的作用表现为可获得的稳定的持续产出［21］。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商业周期的讨论
Lilia Maliar和Serguei Maliar（2004）研究了内生增长与内生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内生增长的影响［22］。在商业周期中，经济增长表现得比较强劲，因为人们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会对学习活动投入更多，这说明人力资本是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保值［23］。因此，在随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较高。
（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资产收益
Tom Krebs和Bonnie Wilson（2002）讨论了无保障的异质收入风险随机内生增长模型（stochastic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with uninsurable idiosyncratic income risk）。假定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家庭寿命无限，且拥有和运营自己的产业，他们在股市投资，而且参与债券市场交易。家庭有时间及结构的对数效用偏好，生产投入要素（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产品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若生产率的异质组成要素和股票贬值是无法预期的，则存在一个使得家庭不选择进行债券交易的均衡。这种不交易结果表明，在解决个人代理决策问题时可以建立均衡。由此得出结论：资产收益是对个人收益过程中异质收入风险真实变动的一种表现［24］。
（五）要素禀赋理论揭示长期增长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Yunfang Hu、Murray C. Kemp和 Koji Shimomura（2005）发现，虽然R&D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发达国家占全球R&D份额的80%以上，因此，对不发达国家只能从其他因素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25］。
他们提出，世界经济处于鞍点状态（saddle state），即各国经济在初始阶段不是稳定状态（steady state），但是未来会渐进地收敛于定点状态。只要初始要素禀赋足够使经济趋于最终的定点状态，在有限的时间内经济将会达到平衡增长路径，然后一直沿此路径增长。因此，可达性应该取代稳定性，只要世界初始的要素禀赋趋于平均增长水平，长期贸易类型就决定于初始的要素禀赋分配，如动态的H－O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结论是：首先，世界平衡增长路径是存在的，即在每个路径下，所有总量增长都处于一个通常的速率，即资本收益率减去时间偏好率。其次，任何平衡增长路径下，世界范围内在只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要素价格相等。第三，一个独立的国家要素禀赋率不是一定要等于世界要素禀赋率。在H－O规律中，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类型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率与世界要素禀赋率的差别，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大于世界平均比率，则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其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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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已经发表在《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年第4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