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破产、哲学终结与艺术终结的关系—回应吴味
张 羿
按：针对我在海安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上的演讲《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日前，批评家吴味以《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提出了完全相对的观点。我十分钦佩吴味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但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由于吴味对启蒙终结、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问题的表面化理解，他从根本上误读了我在《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中的核心思想。因此，吴味所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摘自我尚未出版的《再估一切价值：真理天平上的现代艺术》一书。该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艺术批评随笔。文中之所以对启蒙破产和哲学终结命题没有展开论述，其一是因为这两个命题在思想史上基本已成定论，相关文献多如牛毛；其二，这篇文章并非孤立，而是整本《再估一切价值：真理天平上的现代艺术》一书的有机部分。该书是由两年前发表于网络上的《当代艺术的死亡与新生》系列文章扩充深化而成，如果通读该书，会更加清楚其中的内在逻辑。由于该书尚未面世，吴味断章取义自然情有可原。
然而，吴味《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虽旁征博引，却仍然无法掩盖其根本的思想贫乏。这种思想贫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固有缺陷，它源自真理的遮蔽，而与知识无关。正如历史上无数的思想家，虽然其著作逻辑严密，看似博大精深，但仍然缺少真理的光照，因此，并无真正的建设性价值。
吴味从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三个角度，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但基于吴味对这三个重大课题理解的表面化，他无法穿透问题的实质，因此，更无法洞悉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是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因果关系。启蒙破产和哲学终结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启蒙也是哲学的一部分，甚至启蒙的历史就是人类哲学盛极而衰的过程。因此，启蒙的破产和哲学的终结，可以看做人类思想枯竭的表现。而艺术的终结则是启蒙破产与哲学终结的必然结果。虽然艺术的终结并非艺术的死亡，却无疑意味着现代艺术的死亡。在我的概念中，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是同一个范畴。因为，它们都基于同样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当代艺术只是现代艺术的晚期阶段，是现代艺术濒临死亡绝境的体现。
吴味反对我的焦点是《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的结论：21世纪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转向神学和信仰，这对于哲学，意味着彻底的终结；而对于现代艺术，则意味着死亡后的重生。我十分清楚，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很难令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了整个人类哲学史。但我这样讲既非狂妄，也非草率，而是基于对人类哲学史的清醒认识。我并不否认人类哲学史中所闪现的智慧的火花，但哲学之所以走向终结，正在于人类哲学本身固有的局限。这种局限是人类自身智识的局限。千百年来，人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无非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虽然古今中外无数哲人殚精竭虑地思考这个问题，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但始终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事实上，在圣经中，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不仅有全面、完整的答案，而且其中的答案远远超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哲学。然而，哲学、特别是启蒙以来的哲学忽略或拒绝了圣经，最终，导致了哲学的贫乏乃至死亡。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全面了解圣经真理，哲学对于他就是多余的。因为，圣经有最高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解决人类关于生命的所有困惑，因此，圣经高过人类所有的哲学。就此而言，当人回归圣经真理时，哲学实际上就可以完全废弃了。至于艺术，回归信仰则意味着真正的新生。这不是说，艺术将简单地成为传播宗教的工具，而是说，当艺术回到一种完整且正确的世界观之下，艺术才会结束现代艺术的痛苦、绝望、焦虑和虚无，从而回归艺术的本真状态。这种艺术的本真状态，将是一种歌唱的姿态。当艺术家的灵魂不再漂泊，他的作品无论表现自然还是社会，都将呈现出和谐与美，而这种和谐与美，自然将超越黑格尔所谓的古典艺术。因为古典艺术的和谐与美，是建立在虚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希腊神话基础之上的。
以下是对吴味《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关于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观点的回应。
一、关于启蒙的破产
吴味强烈地指出，启蒙没有破产，这不仅是无视思想史，也是无视启蒙终结的现实。从西方思想史来看，自启蒙诞生之日，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它的批判。显然，吴味不仅对这一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也未能洞悉启蒙所以被批判，以至最后彻底破产的深层原因。
最早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是意大利哲学家维科。针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维科提出以诗性智慧对抗理性主义的弊端。而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师，卢梭在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通过“回到自然”寻找超越理性的力量。马克思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则着重于以启蒙理性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进行了全面清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他们认为在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就蕴含着启蒙精神，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则是启蒙理性最早的宣言。由此，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致使现代科学放弃了对意义的探求。最终，启蒙理性的极权，是通过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工业来实现的。在文化工业中，意义丧失了，交换成为核心。大众性“逗乐”文化的产生，正是启蒙理性自身演绎的结果。如今，文化工业的霸权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日益猖獗，启蒙理性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当启蒙理性成为新的神话，也就是它的终结之日。尼采和福柯也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尼采是对启蒙理性最绝望的思想家，他的“上帝之死”本质上是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之死，也就是理性之死。尼采试图通过强力意志形而上学战胜理性的死亡，但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疯癫而死。福柯在终结启蒙理性之后，期待新的启蒙，然而他却把焦点转向了非理性。由于缺少绝对价值观的束缚，福柯虽然没有象尼采那样疯癫而死，却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福柯沉浸于性倒错，最终死于因同性恋而导致的艾滋病。福柯的可悲命运，正是吴味所谓“新启蒙”的结局。
因此，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贯穿了启蒙诞生之后的西方思想史。启蒙理性没有使人类走向康德所说的“成年状态”，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没有产生真正的超越。因为启蒙理性批判始终未能摆脱启蒙世界观，这使得启蒙理性批判象抓着自己的头发升空一样荒谬。阿多诺对审美救赎的绝望，尼采和福柯的可悲命运，都印证了所谓“新启蒙”的不切实际。而吴味在思想史的废墟中，对理性的盲目高举，虽然执著，却不切实际。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通过现代民主、现代自然科学成就鼓吹启蒙的胜利，并试图以理性主义克服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这暴露了吴味对启蒙理性的历史缺乏深刻的洞察，也暴露了他思想的局限性。
吴味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指出：
“启蒙直接破除了宗教和封建专制对人们的禁锢，这种破除当然与个人摆脱‘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即走向理性——有关，它使人们在思想、身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至今这种自由依然存在；而且就整个人类来说，享受这种自由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自由的保障就是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迪洛德、洛克、霍布斯等）创立的以理性为根基的自由思想，这些自由思想涉及法律、主权、人权、财产、国家体制、信仰、革命、公民、公共意志、教育等等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根据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制度，这种民主社会制度不仅为欧美众多国家普遍认可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自由的制度，而且也越来越为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人们所认识和追求，今天的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地区的社会民主变革就是明证。”
事实上，启蒙思想家所反对的是天主教的专制，而不是基督教信仰本身。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同样反对天主教的专制。同时，在启蒙思想家中，除了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等极少数的例外，很少有猛烈抨击教会的著作。甚至启蒙思想家大部分本身都是基督徒。
洛克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如同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但洛克的主要著作《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不下于对世俗思想的影响。洛克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据从证明方面来说，是同数学的确定性具有同样地位的。洛克指出，既然存在着一种能思考的存在物（即人），那就必须有一个永恒的第一因来解释人的存在。洛克由此论证了上帝的存在。确证了上帝存在之后，洛克又探讨了上帝的性质。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6）中，洛克又用启示来补充理性主义。他认为应该用神启来使人对上帝的理性认识和经验认识向正统方向发展。洛克还明确地主张圣经的作者们不会有错，与此同时他却指出所有其他的古代著作都很容易出错。
面对理性的局限，卢梭虽然提出“回到自然”的主张，但他并不是自然神论者。卢梭认为，宗教的基础乃是“内在的灵光”或“神的召唤”，这些东西表现为当下的情感或“天良”。 卢梭认为“天良”是通向上帝的途径，同时认为上帝并不是不过问世事的“钟表匠”。在卢梭看来，上帝不仅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更是“目的王国”的统治者。卢梭高度推崇福音书，认为这是一切书籍中最崇高的书。作为启蒙理性的一大高峰，康德的著作远比卢梭更严谨、更明确、更广泛、更深入地论证了“理性主义”之狭隘或局限性，但他并没有简单提出一种“新理性”，而是论证了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基督教的三大命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作为启蒙理性的发起者，笛卡尔也是一个基督徒。可见，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推崇理性，更没有简单地否定宗教。启蒙理性的没落，是因为后来由启蒙所产生的现代文化离宗教的距离越来越远，从而渐渐地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
至于西方的民主，真正了解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维系西方民主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单纯的理性主义。虽然圣经本身与民主无关，但圣经的原则却是民主的立身之本。英国没有宪法，其制定法律完全依据圣经。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清教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事实上，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远远大于希腊罗马文化。甚至，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复兴的希腊罗马文化，也是由基督教会保存下来的。启蒙破坏了自由，而不是实现了自由，以人为本所导致的泛滥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若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西方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主导下，不知将沉沦到何种程度。基督教信仰使西方的自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而不是单纯的理性成就了西方民主。在堕落的现代潮流下，基督教信仰始终是维系西方社会平衡的主要力量。而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的原则从未被完全应用，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完全应用基督教原则，西方社会无疑将会克服现代文化的种种弊端，从而更加理性与和谐。而现代文化的种种弊端，大多是启蒙偏至的后果。因此，就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基督教信仰保障了民主、平衡了启蒙的偏至，而不是启蒙成就了民主。
事实上，真正的理性本不应与真正的信仰冲突，真正的人文主义也不应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冲突。启蒙运动并不象许多人解释或理解的那样，是仅仅以狭义的理性为主导的思想，它的重要思想还包括重视人的经验、情感和来自超越者的良知和自由。而基督教是这些事物的神圣标准。美国及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它们的政府和法律，都来自圣经，而非来自单纯的理性。离开基督教信仰，西方的理性将成为无源之水。恰恰是以神为本，才保障了以人为本，因为正是神赋予了人高贵的地位和各种权利。事实上，所谓启蒙的破产，是启蒙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之后的破产。而启蒙运动初期，并未简单地高扬理性主义。
关于启蒙所带来的科学成就，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指出：
“启蒙理性不仅首先使人在社会生活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是启蒙理性的社会科学方面），还直接巨大拓展了人探索自然的自由空间。没有启蒙理性对自然科学的深入，自然科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而这种成就直接反映人的自由在探索自然真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这是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而且科学对自然真理的探索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在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不能说启蒙已经破产。”
然而，科学无论取得何种成就，都不能取代信仰。更何况，信仰本身就与科学并不矛盾。美国是当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按照吴味的看法，启蒙理性脱离了宗教，因此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却不知基督徒才真正是创立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哥白尼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原本是学习神学和医学的，早年行医后来做了牧师。伽利略坚信圣经的无误性并支持哥白尼。法拉第在研究科学的同时，在伦敦某教堂作兼职传道人。巴斯德坚信生命只能源于神，他在工作时不断祷告。巴斯德在母校演说时说，他能如此顺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和热心。信心即相信神的启示，热心即住在内心的神使他能持久研究。麦克斯韦尔在证明电磁波存在的时候说，宇宙间没有一项原理可以不通过神而产生效用。米利根因发现电荷最小单位电子的存在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他说：“人类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逃避，因为宇宙的知识越过人类的智慧……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顺服神，学习谦卑”。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康普顿说，科学不过是神在自然界中作为的一瞥而已，原子及放射世界的奇异指出了创造者的设计，证明了神的存在及每一事物背后均有神的计划。美国阿波罗航天员在登上月球之后，把诗篇第8篇留在月球上。1971年航天员欧文登上月球后，他深感自身的微小，并感谢神的慈爱。
牛顿虽然是大物理学家，但他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研究神学。牛顿在《原理》一书中说：“证诸天文体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法国科学家巴斯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时领悟到，人不能只靠科学、哲学而活，只有面对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爱迪生相信有一舵手在引导他于科学领域的发展，他认为掌管这一切的就是神。爱因斯坦因研究相对论而认识神，他说宇宙很奇妙，但人类能了解宇宙，却更奇妙，这都因无限的圣灵在有限的事物上启示我们，使我们得以认识神。英国著名科学家荷顿说，神所启示的两本书为大自然与圣经，当你同时默想这两种启示时，大自然的各种景象和宇宙的浩大，太空运作的奥秘，使你不得不感到神造物的大能而谦卑自己。
近代以来30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中，有95%相信上帝的存在，其中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正是圣经中的上帝赋予人类在宇宙中的高贵地位，人代表神管理宇宙，因此，才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发达。而如果人缺少对神的敬畏，那么科学的发展既不能穷尽宇宙的奥秘，也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现代科学成就既不单纯是启蒙理性的结果，更不能证明启蒙理性没有破产。吴味以现代科学成就证明启蒙没有破产，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还说：
“启蒙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现在普遍认为的由于启蒙理性的过度扩张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即科学理性扩张下的社会极端工业化（今天发展成为信息化）、商品化反过来不知不觉地影响人、控制人、乃至奴役人，使人成为对社会现实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有顺从、没有抵抗，即马尔库塞所谓的没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人成了社会现实的奴隶或奴才，启蒙理性走向理性的反面，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我以为启蒙导致人的异化不过是启蒙的副作用，而不是它的主要作用（主要作用正是上面二点）。”
“其次，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是人‘丧失’了理性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理性启蒙不够的结果，如果人的理性被启蒙得足够强大，就会发现和抵制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强大工业理性机制对人的奴役，也就可能不会被社会的极度工业化、商品化所异化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再次，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问题的发现或解决仍然依靠的是理性——更强大、更完善的理性。今天对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及其社会产生机制的发现和批判——它让人看到了人进一步走向自由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启蒙理性进一步强大、完善的结果，没有那些启蒙理性发育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的思想者，如何能够发现启蒙理性不充分所导致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所以，启蒙意味着永远的启蒙，理性意味着不断进步的理性。”
吴味寄望于理性更加强大，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事实上，人的异化并不简单是启蒙的结果。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那一刻，人就被异化了。启蒙只是加速了人的异化，把人的异化推向了顶峰。人的异化的本质是人的罪性，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不是人的理性能战胜的。如果通过简单的理性进步，就能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那么，人类思想史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流派而始终没有答案。如果答案象吴味所说的这样简单，那么人就降格为机器了。吴味对人性和人的异化问题的理解，显然存在着过于理想化和表面化的倾向。纵观整个西方思想史，还没有那个思想家会提出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理性如何进步？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可以不断进步的话，那么，价值理性或人文理性可以进步吗？不要说圣经的高度，就算孔子《论语》的高度，苏格拉底的高度，现代思想家有谁能轻言超越的吗？
笛卡尔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不得不为上帝保留了一定的位置。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笛卡尔也进行了上帝存在的证明。阿多诺认为，那使现代社会的理智进入危机的正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科学理性。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揭示的，正是启蒙成为新的神话的事实。在启蒙的普遍历史过程中，人类的进步从萨满巫师的魔术活动一直走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崇拜的工业社会的建设完成；这个普遍历史过程却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的倒退过程，这倒退过程使人在面对自然或自然的替代品时又重新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
福柯虽然没有绝对否定启蒙，但避免了对启蒙作简单的价值判断。福柯认为，既然启蒙和现代性是重新确定人与现时的关系，确定人与历史的关系，确定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就不是一项完成的工作，而是永远未完成的。所以他在回应康德提出的启蒙即是人从未成年到成年的一个过程的说法时指出，“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
福柯把启蒙和人文主义区别开来，但启蒙恰恰和人文主义不可分割。福柯之所以把启蒙视为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而且是永远都不能完成的状态，正是由于他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束缚。福柯、德里达、维特根斯坦、丹托，都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都在延续启蒙的残梦。然而，福柯始终没有找到新的理性，因此他一直十分注重对变态”、“失常”、“反常”、“疯狂”、“犯罪”等现象的研究。福柯断言：启蒙的许诺，即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自由，已经被理性本身的统治所推翻，理性已经逐渐篡夺了自由的位置。换言之，在当今社会，理性已经成了自由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还想追求自由，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就是理性。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而福柯提出了“人之死”。所谓人之死正是表述这样一种思想：人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人的出现与消亡不过稍纵即逝。那么，既然人已经消亡，又何谈人的理性，更何谈理性的进步？一个消亡的人，还要把自己当做神，这不是最大的癫狂和非理性吗？
二、关于哲学的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写到：
“所谓哲学的终结实际上是指传统形而上学模式（思维方式）的终结或者说‘完成’，这种终结不是哲学的终止或停顿，更不是哲学的彻底死亡，恰恰相反它意味着紧接着终结的是一种新的开端，海德格尔正是这个意思：‘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
显然，吴味对哲学终结的看法缺乏深刻的洞悉和属于自己的独到性观点。吴味认为，哲学的终结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观点只是重复二十世纪哲学的陈词滥调，而没有任何超越性。象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思想史上的所谓大师，吴味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动辄拿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思想家说话，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通病。似乎只要是知名思想家，他们的观点就无可质疑。这根本上是思想贫乏的表现。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还指出：
“哲学‘终结’的命题由来已久，一般来说是始自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由于黑格尔哲学是西方传统（古典）哲学或传统（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哲学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传统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终结。”
可见吴味不仅对哲学终结的本质缺乏洞见，对西方哲学史也缺少基本的了解。在我看来，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更是形而上学终结后，哲学本质上的终结。这包括海德格尔后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福柯、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所代表的后哲学的终结。
即便就形而上学的终结而言，吴味所说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也过于简单。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至少经历了三次翻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翻转，正是由于形而上学本身固有的缺陷，因此，每一次翻转都意味着一次终结。最终，在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彻底终结了。作为西方哲学的主体部分，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本体的终结，也就是实际上的死亡。后哲学的代表福柯、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虽然不能接受哲学的死亡，但他们的思想却昭示了这一现实。
我们先从形而上学终结的历史来看哲学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终结的。俞吾金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一文中所说的形而上学的三次翻转，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三次终结。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转，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转，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转，是后期海德格尔“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前期“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理念是世界的本源，而人与动物、自然物都本于理念，因此，人的主体性尚未显出。由于柏拉图的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生命的本源或模型实在勉为其难。柏拉图理论的根本缺陷实际上在圣经中被完全超越了。约翰福音一章1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逻各斯）、道（逻各斯）与神同在，道（逻各斯）就是神，不仅超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而且实实在在就是绝对真理。仅仅这一句话，就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形而上学，因此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因为哲学无论怎样雄辩，最终都落入虚空，但约翰福音一章1节却启示了神圣的真理。笛卡尔和康德并非全然拒绝神圣启示，但他们终究还是落入理性的圈套。由于看到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笛卡尔、康德，以及黑格尔的主体形而上学，都把人的理性置于最核心的位置。笛卡尔把人的理性置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康德不是从理性出发去思考一切，而是把理性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反思理性运用的界限。黑格尔则主张理性完全可以认识自在之物，从而把理性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因此，相对而言，黑格尔是主体形而上学中最顶峰也是最极端的一位。（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理性虽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重要标志，但它绝不能代表一个整全的人。因此，叔本华和尼采反其道而行之。叔本华认为，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叔本华的出发点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结论却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最终，叔本华转向基督教，指出对生命意识的否定，是“构成基督教内核的巨大真理”。因此，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却生活得很快乐。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则与叔本华大异其趣。在尼采看来，生命就是权力意志，生命的本质就是保存和提高自己，获得支配其他意志的权力。叔本华把意志归属于灵魂，尼采则把意志归属于身体。尼采虽然高扬狄俄尼索斯精神，其生命却以悲剧而告终。（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但这只是形而上学复活的开始。尼采没有脱离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存在者是什么这个主导性问题。
前期海德格尔此在的形而上学虽然力图摈弃主体性，但不过是精致版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完全摆脱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阴影，因为他仍然试图以权力意志克服此在的“烦”与“畏”。后期海德格尔竭力克服形而上学的在场性，在天、地、神（诸神）、人之整体结构中，人类的主体性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前期此在形而上学中，人的使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和创造历史，而在后期形而上学中，人的使命只是质朴地栖居。后人对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大都毫无例外地推崇，几乎把它当成神明。但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中，充满着幻想和混乱。海德格尔四重结构中的神是复数的神，相当于荷尔德林所推崇的希腊诸神。这表明海德格尔的世界观充满了神秘主义，而不是信仰的确定性。在海德格尔的世界观中，存在高于天、地、神、人，但存在却不是在者。海德格尔正因此而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因此，存在概念堪称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但这一概念本质上却是虚无主义的道，是虚空的虚空。然而，在与《明镜周刊》记者谈话中海氏曾经强调，“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这里的一个上帝是单数的。但这个上帝是却对立于基督教的上帝。（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海德格尔的上帝其实就是存在，这暴露了他思想的巨大矛盾，存在再度与再者纠缠不清。海德格尔相信基督，然而却否认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上帝，这是典型的诺斯替主义。1959年，作为韦伯之政治科学教授席位的继承者，沃格林作了题为“科学、政治和诺斯提主义”的上任讲座，震惊当时的学界。其中，当时还在世的海德格尔被沃格林认定为诺斯替思想家。然而，知识界很少有人能够洞悉，诺斯替主义是危险的异端思想。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秉持诺斯替主义，意味着他世界观的高度混杂。海德格尔以终结在场的形而上学为己任，然而他的后形而上学同样对人类毫无建树。在海德格尔的诺斯替思辨中，存在的权力取代了上帝的权力，存在的显现（parousia）取代了基督的来临(Parousia)。在这样的状况中，所谓的“诗意栖居”不仅毫无浪漫色彩，反而是人类灵魂的毒药。因此，吴味对海德格尔后形而上学的推崇，以及对形而上学终结后哲学继续创新的论断，都表明他的思想缺少足够的穿透性。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乐观地指出：
“宣告哲学终结的哲学家都是以一种新的现代哲学来实现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型的，从而使哲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生，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唯物论、尼采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整个现代哲学不仅在思维方式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转型，更在自由的意义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因为，现代哲学为现代人提供了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
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我们不再赘述。至于德里达，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哲学同样不可能使哲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生。德里达的核心任务是清除在场的形而上学，他的解构首先是颠覆，然后是引入一个新“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来消除对立间的差异，没有差异便没有对立，从而消除了结构，进而从根本上否认了二元对立的存在。这个“概念”这便是“延异”（différance）。之所以要在“概念”上加个引号，是因为德里达说：“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德里达的阐述，如果延异是一个概念的话，它便 “在场”了，这当然是德里达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延异”究竟是什么呢？德里达认为，它没有存在、没有本质，“延异”不存在，但它又无所不在，因为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生产，是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
德里达继续并超越了一条始于尼采而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的特征就是越来越激进地拒斥柏拉图主义。尼采反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传统二元对立论：表象与实在，真实与虚假，原始与派生，统一与多样，客观与主观等等。海德格尔把这些等同于他所谓的“形而上学”，并把形而上学等同于西方的命运。海德格尔甚至反对尼采，认为尼采是一个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家，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但他还不能完全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德里达与海德格尔都认为，思想家的任务就是摆脱柏拉图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但是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并没有成功地实现这种摆脱。然而，德里达虽然摆脱了形而上学，也为整个西方哲学敲响了丧钟。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不是终结，而是彻底地走向了死亡。
哲学上真正恒久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在圣经中启示得清晰而无限丰富的问题，却在人类哲学的思辨中被弄得越来糊涂，以至于最终哲学本身的存在成了问题。就此而言，人类哲学史是一部失败的精神史。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后哲学的虚空，使哲学走上了自我了结的命运。虽然人类哲学中不乏闪光的思想，但与圣经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对生命奥秘的整全启示相比，哲学就太逊色了。归根结底，哲学体现的是人类的智慧，而圣经所体现的是神的智慧。当人拥有了圣经的启示，哲学就成了多余的摆设。因此，哲学的死亡是必然的。
三、关于艺术的终结
在《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中，我从来没有表明艺术的终结是艺术的死亡。在文章的结尾，我指出：
“在艺术与哲学双重终结的背景下，后艺术本质上是艺术熵的状态，是人本主义自我耗散的结果。人本主义作为自我中心主义哲学，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燃的过程，虽然人本主义在自燃的过程中，绽放出许多绚烂的火花，但同时也逐渐自我耗尽，而最终成为一种象工厂废气一样的精神污染。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死亡而不是丹托所说的终结。”
这里所说的艺术事实上的死亡，是指现代艺术的死亡，因为现代艺术发展到后艺术阶段，已经在世界观的迷乱和价值的虚无中，变成了一种耗散结构。《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通篇所阐述的，就是导致现代艺术这一宿命的深刻逻辑。在此过程中，我也从未指出黑格尔、阿多诺、丹托本人的艺术终结是艺术史的终结。我只是指出他们三人对艺术史延续的构想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乌托邦。黑格尔寄望通过“辩证的想象”恢复艺术的和谐，阿多诺试图通过现代艺术（蒙克式的反艺术）完成审美救赎，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丹托寄望于观念艺术提出问题，而最终由哲学来解答问题。他们的构想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无法成立的。黑格尔的“辩证想象”--对理性的极端高扬，在西方思想史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轰然倒塌，艺术没有沿着他所设想的轨道发展，而是进一步下滑，由浪漫主义艺术沉沦到现代艺术。阿多诺的审美救赎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他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缺少超越的世界观。在人本主义世界观下去超越同样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启蒙世界观，自然是徒劳无功。艺术史同样没有沿着阿多诺的审美救赎乌托邦发展，而是进一步堕落到丹托所说的后艺术时代。启蒙的破产和哲学的终结，使丹托的后艺术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失语，所谓的观念艺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观念。因此，后艺术就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死亡。
在《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中，我强调：
“从内在精神上，现代艺术与浪漫主义艺术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浪漫主义艺术已经具备了现代艺术最核心的精神……，现代艺术乃是浪漫主义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本主义自身的逻辑演绎。黑格尔把浪漫主义的出现视为艺术的终结，但并没有看穿在启蒙的轨道之上，艺术将不断沉沦以至于走向彻底的衰亡。黑格尔贬低感性的艺术，相信在启蒙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将克服艺术的没落，并最终实现精神的和解与艺术的自由。
但历史并没有沿着黑格尔乐观的乌托邦轨道发展，在他之后的哲学和艺术日益下滑，没有丝毫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迹象。……阿多诺则在对启蒙的彻底失望中，转向艺术的救赎。
在阿多诺的审美救赎中，仍然隐藏着不可名状的乌托邦。虽然反艺术是一种乌托邦的否定力量，但寄望于反艺术承载审美救赎的理想，无疑是更大的乌托邦。这是阿多诺的理论困境，也是现代艺术的生存困境，其本质则是启蒙人本主义的困境。阿多诺的审美救赎并未摆脱人本主义的窠臼，虽然他看穿了启蒙的欺骗性，却不明白所谓的审美救赎同样是掩耳盗铃。
人本主义的历史悲剧在于，人类离弃神之后凭借自我实现自由，却陷入深深的奴役。人本主义有美好的动机，却没有产生美好的结果。反神圣的人本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恰恰是人的异化和非人化，这是现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陷阱。黑格尔选择了以理性的方式克服意识的分裂，达到精神的和解；阿多诺通过审美的否定的辩证法来“改变社会弊病赖以存在的条件”，以此实现精神的自由。事实证明，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规划都以破灭而告终。
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下，现代艺术的宿命只有不断下滑，启蒙和反启蒙的审美救赎殊途同归。……从黑格尔到阿多诺到丹托的时代，现代艺术每况愈下，一次次沉沦最终导致了艺术的彻底终结。”
启蒙的破产与哲学的终结是现代艺术走向终结的必然因素，在虚无主义的背景下，现代艺术的终结自然不是艺术本体的死亡。但艺术的新生却不能指望后艺术的观念探索，因为后艺术已经丧失了观念，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失语。吴味自称自己的“问题主义”超越了丹托的观念艺术，是毫无根据的美好愿望。实质上，在丹托看来，后艺术的历史使命也是提出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则依赖哲学。按照这个逻辑，当哲学真正解答了艺术提出的问题，艺术也就可以寿终正寝了。这是丹托的思想困境。对于吴味而言，他的问题主义，是通过艺术叩问终极，由此而构筑一种艺术形而上学，本质上不过是现代艺术审美救赎的回光返照。吴味的问题主义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以科学主义、绝对理性主义，能够发现人类生存的意义吗？吴味的科学主义野心，是用手术刀解剖灵魂，寻找意义和价值，这无疑是一种捕风捉影。
哲学终结了，是彻底的终结。因为，圣经整全的世界观和无限丰富的真理体系，远远超越一切哲学。艺术死亡了，是以审美救赎为己任的现代艺术的死亡，而不是艺术本体的死亡。而一旦转向正确的世界观，艺术将获得历史性新生。这种新生的艺术不是成为宗教的工具，而是回归艺术的本真状态，那是一种歌唱的姿态。歌唱和赞美，是艺术最好的归宿。即使艺术要恢复批判和引导的能力，也必须首先恢复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信仰。在世界观混乱和信仰破碎的世界上，在当代艺术的种种野心和实践中，给人类贡献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吗？在启蒙破产和哲学终结的背景下，当代艺术包括中国当代艺术，难道不是一种死亡的燃烧吗？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一文的结尾，吴味以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在科学理性日益强大的今天，当越来越认识到上帝极有可能不存在的时候，要让人们普遍相信上帝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不可能重生了；也所以，即使哲学和艺术真的“彻底终结”——死亡了（这当然不是），哲学和艺术也不可能转向神学和信仰，而只能转向更新的观念。
上帝死了，而艺术还活着；不仅活着，还更好地活着。”
吴味之矛盾在于，他对上帝是否存在既然不敢肯定，又何敢断言“上帝死了”呢？同时，他根本没有领悟“上帝之死“的真正含义。尼采的“上帝之死”本质上是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之死，即绝对理性之死，而不是圣经中的上帝之死。尼采从未否认圣经中的上帝，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幻想自己就是上帝。那是因为，尼采虽然相信上帝，但是离上帝太远了。如果尼采真的接近上帝，绝不至于炮制“强力意志”形而上学，更决不至于疯癫而死。尼采之疯癫，是由于绝对理性的死亡。吴味以“上帝之死”作为自己立论的根基，甚至野心勃勃地构筑自己的形而上学。然而，荒谬的是，所谓的“上帝之死”实际上却是形而上学之死。因此，吴味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在绝对理性死亡之后，以绝对理性的尸体为偶像，试图再度创造一个神话。
上帝从未死过，而是一直活着，死的是人的信心。在科学理性日益强大的今天，让人们普遍相信上帝的存在和意义，不仅可能，而且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今天，仍有大部分西方人宣称自己信仰上帝，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21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信仰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艺术死了，死的是离弃上帝的现代艺术。艺术可以更好地活着，但前提是回归神圣的信仰。
张羿2012年8月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