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教师节，虽然教师这个职业离贾春宝已经很遥远，但依然禁不住要关注一下。

　　9月1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的家长们为孩子们的开学做准备，其中最要紧的是带课桌去学校。目前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的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意味着还有3000多个孩子仍要像父辈们那样自带课桌去上学。

　　记者说，课堂缺少很多东西。它的墙上没有刷漆，只糊着一层没抹平整的灰色水泥；它没有讲桌，老师只能把课本和粉笔一起堆在一张破旧的小桌子上。甚至，面对每一个走进来的学生，它还没有准备好课桌和课椅。

　　据说，二十年前的孩子们，就曾经自备课桌去上学，如今的孩子面对的现实，是一间几十年没有变化的破旧教室。墙上“虚心使人进步”的毛笔大字已经卷了边，灰色的水泥地也坑坑洼洼。同学们带来的课桌高低不齐地摆在里面，有的已经老化、发灰，几乎站立不稳，有的干脆只是一张蹭掉了漆的、矮矮的茶几。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网友此前曾列出各地的豪华政府大楼排行榜，其中麻城市政府大楼赫然在列，当地有民众称这栋气派的大楼为“麻城白宫”。上个月，麻城统计局也曾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7项经济指标位居黄冈第一。可见，当地政府不是没钱，只不过，钱没有花在教育上。

　　在教师节已经持续20多年的今天，一些教育基层“失血”的现状屡屡曝光于媒体上，刺痛公众的眼睛。从破败不堪的校舍到拥挤简陋的校车，从老师15年用手势教孩子打乒乓到孩子带课桌去上学。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屡屡出现？为什么地方官员在教育上失职，却鲜见受到追究的？因为我们从最高层就没有让教育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所谓的教育制度，更多的是朝产业化方面去改革，就如医疗制度改革一样，把其中的事业制度逐渐转变成为企业制度，把大的生存环境逐渐转变成为市场环境。

　　我们一面声言“再穷不能穷教育”，一面为了教育经费何时能达到4%的预算而翘首以盼，甚至即使中央把相应的款项划拨到地方基层，都会被以各种名目截流，去修建大讲排场的楼堂馆所，去为“三公消费”买单。

　　我们一面声称“再苦不能苦孩子”，一面却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上都得不到满足，上学要走十多里山路的有，午餐得不到保障的有，校舍成为危房的有，如今已经上升到连书桌都难以提供的程度了，而且官方所给出的原因是“政府财政不拨钱”。

　　小学生带着课桌上学，这事情发生在当今时代，确实是有些奇特的。

　　回想到我们捐赠马其顿的牛鼻子校车，与我们车祸频繁，并导致儿童命丧车轮之下的惨剧之间的对比，回想我们帮助非洲政府建校舍，却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身处危房之中上课求学，当我们看到老师通过学生转告家长，公然索取礼物的时候，难道我们还在要求我们的教师有什么师道尊严吗？

　　当教育和培训都朝世俗化与实用主义倾斜的时候，我们何以保留教育的神圣？

　　所谓教师节，更多的不是对教师的尊重，让教师有机会索取额外的回报，而是对教育的尊重，甚至是一种敬畏，一种警示。当那种尊重与敬畏不再，那么任何节日都仅仅沦为商品时代变相盘剥的由头。

　　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无法独立就无法得到尊重。所谓独立，就是对学术的尊重，对任何干涉与亵渎教育行为的坚决抵制。

　　并不是说强调独立性就要其自负盈亏，甚至让其成为摇钱树或者聚宝盆。虽然总是会在某个特定阶段，去追求财务平衡与财务回报，但总是会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事情是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不计代价地去做的。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行业都给我们赚钱，实现赚钱的使命，我们不能把开源节流作为普遍的硬性标准。更多的时候，不赚钱甚至不省钱远远比创造经济利益更重要得多。因为那意味着未来的长远收益。为了长远利益，放弃眼前利益，那本身就是战略思维。

　　当我们把财务标准放在首要甚至唯一位置，就容易形成实用主义的短视行为。这种短视行为已经持续了20多年，已经造成了财务投入所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我们以经济建设为发展中心，虽然也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恐怕也仅仅是表面的口号了。或者说，既然我们讲“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不要责怪猫们为了抓到老鼠而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

　　就如对老人的奉养问题，对祖先的祭祀问题，或者是医疗与创新之类的问题一样，一个政府必须要承担教育后代的问题，都要承担自豪感于荣辱观的问题。那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即使他们是再沉重的包袱都要扛，即使他们拥有寄生的属性，都要将其带在身上。

　　抛开了教育，教师就仅仅是一个职业，跟别的职业没区别，都是养家糊口的工具，每个从业者都需要“为五斗米折腰”，在面对生存的时候，都要低下高昂的头，与此相同的是，医生假如没有救死扶伤的医德在，反而成为只盯着经济效益，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那么就会成为致命的庸医。

　　所以，虽然教师值得尊重，但更值得尊重的是教育的神圣名义下的师道尊严，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清高孤傲的责任感，是对于传统做人美德的传承。

　　我们与其为教师树碑立传而成立教师节，不如把节日的名字修改为教育节，让施教者与受教者所共同构成的教育真正作为事业，将其置于战略地位，而不是将其产业化，庸俗化，并时刻以财务指标去衡量。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如此才能让教师安于清贫，乐于传道。

　　所谓安贫乐道，是需要以受人尊重的道为前提的，那个“道”绝对不是简单的生存技能和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更多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