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第二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节，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第四节，什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第五节，马克思主义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摘抄与概述

1，价值规律

2，商品交换的规律

3，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4，剩余价值规律

5，生产无政府状态即生产盲目性规律

6，生产过剩的规律

8，分工和人被物奴役的规律

第六节，科学社会主义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误解

第二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节，对“过渡阶段”的误解和“修正”

第六节，对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误解和“修正”              

第七节，主张通过“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

第九节，对工会组织及其作用的错误认识

第十节，主张实行“个人独裁”

第七节，对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篡改

第一节，“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

“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彻底的歪曲、篡改、背离和背叛，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入岐途和失败，变无产阶级专政为修正主义专政，造成“社会主义实践”无数灾难和悲剧的总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如果没有这种修正主义的肆虐，如果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真正以现代生产力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共产主义早该实现了。　　　　

“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生前确立的，也不只包括列宁的修正主义错误，而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一方面极力对抗列宁关于建议罢免其总书记职务的遗嘱，另一方面利用列宁的威望和列宁的大量错误观点并进一步发挥、发展这些观点提出、确立和推行的修正主义理论。因此，把“列宁主义”称为“斯大林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更准确。

列宁大量错误的，甚至属于修正主义性质的观点主要是认识问题，是一个革命者只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象，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本质，没有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之前难免犯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无疑为斯大林利用并进一步发挥和发展这些观点，全面、彻底修正和背叛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的修正主义错误绝非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逐步、彻底演变为一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阴谋家、野心家、用卑鄙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实行独裁统治的权力狂、反革命两面派才会犯的罪行。

斯大林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行“斯大林主义”之实，用其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统治了列宁逝世后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行“顺者昌，逆者亡”之道。特别是苏共十七大后，为消除被其怀疑为“异己”的人，建立“独裁”统治，斯大林完全变成了一个屠杀共产党人的恶魔，以所谓“清党”为名，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恐怖，十七大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占总数的70%，十七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现已查明全系冤案。[1] 那些被利用，参与其阴谋和迫害活动的帮凶和爪牙也都被他视为“后患”，当作替罪羊杀人灭口。

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红色恐怖”的世界，一切不对斯大林阿谀奉承、惟命是从的人都遭到了清剿，一切不同意斯大林修正主义观点的意见都被消灭在萌芽之中，成为“政治禁区”，一切宣传工具都变成了对其理论路线的歌功颂德。

于是，假的变成了真的，真的变成了假的，谬误变成了真理，真理变成了谬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被它的公开敌人所战胜，但就是这样被斯大林彻底歪曲了、篡改了、取代了、“修正”了、“战胜”了，抛弃了。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开创的人类最崇高、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也不可能被它的公开敌人所击败，但就是这样被斯大林彻底葬送了、“击败”了。

于是，无产阶级用生命和鮮血夺取的革命政权完全变成了“斯大林修正主义”的一统天下。斯大林这个双手粘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竟摇被吹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

但是，“斯大林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沙皇专制用新外壳的复活，是杜林观点的翻版，是改头换面的蒲鲁东主义。

现在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必须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彻底批判和肃清斯大林修正主义及其流毒，真正把共产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即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彻底认清现代“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客观要求，彻底消除革命的盲目性，实现革命的自觉性，坚定地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努力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并顺应当前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强烈要求，力争用三、五年时间基本完成这一变革，使现代生产力按其本性实现成倍增长、无限增长，使我国基本接进共产主义。

那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就指日可待了。

乌云终将散去，真理终将水落石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并开始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日子不会很远了。任何人企图遮挡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都只能得逞于一时，绝不会得逞于永远。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内涵，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讲的十分清楚，他说：

恩格斯强调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3]　原因就在这里。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贡献时也明确指出：

这是对上述两大规律的科学抽象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另一种表述。

这两大规律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和灵魂，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同这两大规律紧密联系着，都是对这两大规律的证明和运用，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彻底性、统一性和完整性。

这两大规律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也是人类研究自身社会所获得的最伟大发现，是对人类全部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彻底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为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为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彻底结束因不懂社会规律而被其强制性所驱使和奴役的状态，成为历史的主人，自觉地把握和顺应社会规律的要求，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自主地驾驭历史车轮前进，提供了唯一科学、无比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可以概述如下：

社会存在（其中生产方式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依次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

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思想方法。所以，我们又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

应该说，这一规律的上述内容我国理论界十分熟悉、基本公认。但由于斯大林的迷信，他们同斯大林一样，只承认这些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同斯大林一样，他们对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也是很含糊的），根本不懂得这些内容既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容，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思想方法。同时还应强调指出以下三点：一是按着斯大林的观点，我国理论界一直只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来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这不是一种省略的提法，而是根本不懂和否定其中存在一个生产方式问题即怎样生产，用什么方法和形式进行生产的问题，是抽去生产方式问题，抽象地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否定“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二是我国理论界完全是按照斯大林的荒谬定义来理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懂何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他们完全歪曲、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三是这里讲的社会五形态的最后一个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却被斯大林篡改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完全用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篡改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用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其实，他们要建立的不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措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乌托邦”，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痛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正确理解和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斯大林就是通过歪曲、篡改、偷换这两个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彻底歪曲、篡改了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概念无疑是指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更明确地说，是回答怎样生产，用什么方法和形式进行生产的一个概念。因为从词义（译义）上看，它没有其它含义；从实践上看，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存在这样一个客体和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从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使用上看，其上述含义就更加明确了。  

例如马克思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

“不论社会生产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6]    

很明显，这些不同提法表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思想，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思想，即：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制度。同样很明显，这里讲的生产方式、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等不同提法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要给它们找到一个共同的内涵，那就只能是生产的方法和形式。

由于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又直接用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等提法来表述和代替生产方式概念。

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8]

又如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9]

因此，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是毫无疑义的。

因此，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组织、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进行生产，绝不是斯大林说的那样，仅仅是方法和形式问题、仅仅是现象和外表问题。而是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问题。

生产方式包括那些内容呢？

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决定交换和分配，但“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10] 生产也决定于交换和分配。可见，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三个方面。其中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又有反作用。

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狭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共同构成广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容。

生产方式概念的上述含义是极其浅显明了的。所以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没有用错这个概念，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浪费笔墨对这个概念作不必要的赘述。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是科学地揭示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观点。为了彻底弄清这种联系，彻底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歪曲、篡改和否定这种联系的谬论，现将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详细引证如下。

马克思指出：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1]

恩格斯也指出：

这些阐述明确告诉我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而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关系，内在同一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其中商品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用假象掩盖了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甚至用物的外壳掩盖了生产关系的存在，只有对商品生产进行科学剖析，才能透过表面现象和假象，揭示出其中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进行这种科学剖析的光辉结晶，从而真实地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得出的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谬论。背离上述观点和方法，就只能重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覆辙。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存在上述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给生产关系概念下了一个与生产方式概念不同的定义，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0]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把它们视为相同的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21]

所以更明确地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形式、从表面现象上看，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但从本质、从内在联系上看，它们又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同理，交换方式与交换关系、分配方式与分配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因此，生产关系的内容不是与生产方式不同，而是从不同的方面去揭示相同的内容，是从生产方式的内容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必然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

因此，同生产方式的内容相对应，生产关系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共同构成广义的生产关系的内容。

此外，由于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都是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所以生产关系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本质内容，是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概括。

最后，十分明显，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交换方式和交换关系、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问题，也就是研究一个社会怎样生产、怎样交换、怎样分配问题。因此，也就是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阶级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不是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可能存在多种生产关系，不是某种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22]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既存在着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还可能存在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因而既存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可能存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有这些生产关系构成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必将取代封建制度。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其生产关系总和中还会有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其残余。

按斯大林观点编写的政治教课书，在提到“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概念时，无视这一概念前面“这些”二字的含义，硬把这一概念解释为指：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之和。从而把它同生产关系概念混为一谈，否定了它有独立的意义。很明显，生产关系概念已经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之和，所以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这种解释显然与斯大林对上述问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懂何为生产关系，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即认为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谬论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为斯大林的这一谬论作辩护。

十分明显，只有把这一概念理解为指一定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正确的。相反，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既有这种错误认识，同时又用“生产关系的总和”，甚至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提法来表述这种生产关系就更加荒谬了。

纠正上述错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状况，彻底消除盲目性，自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具有决定性意义。

恩格斯也指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26]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的初级形式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发达的商品生产，直至最高形式的商品生产都是资本主义生产。

很明显，所谓发达的商品生产，即以机器和大工业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及其必然随之而来的商品生产的普遍化。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或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指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指一切谋取利润即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包括一切商品生产形式。

这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地地道道和指鹿为马、欺人之谈。

所以，斯大林推行的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变革生产方式的作法，绝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而是由共产党来保留、保护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充当资本家罢了。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设计的经济公社时所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主要包括：1，价值规律。2，商品交换的规律。3，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4，剩余价值规律。5，生产无政府状态即生产盲目性规律。6，生产过剩规律。7，竞争规律。8，分工和人被物奴役的规律。9，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人口相对过剩的规律。10，腐败和犯罪的规律。11，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1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产力及其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13，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规律等等。现将马克思主义对上述规律的揭示摘抄或概述如下：

价值规律规定：在商品世界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8]　“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29]

“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30] 可见，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本身已经决定这种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不等价交换的必然性。等价交换只存在于总交换的平均数中，只有依靠残酷竞争的强制才能实现商品价值的回归。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一当它考察资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31]

剩余价值规律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2]“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33]　利润、利息、地租等等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如果不首先变为资本，不能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就不能发挥作用.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生产盲目性规律表现为：“每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每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34]

“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35]“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36]　我们看到，这种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虽然已经改变了形式，但这绝不是矛盾的解决，相反，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正愈演愈烈，最终必将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炸毁，必将呼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建立起能够彻底消除这一矛盾的新的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7]“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38]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39]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40] “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41]“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42] “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43]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织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它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44]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资本论》），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资本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粹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成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兵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45] “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46] “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47]

腐败和犯罪的规律突出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规律。“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共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48]

五是思想道德的腐败：“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享乐”[52]“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3]

“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54]“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的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55]   “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56]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0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57]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58]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超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徒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着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59]

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用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越加荒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来证明。[60]

 

以上所述，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弊病，一切不合理和不公平，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贫富两级分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腐化、堕落、欺诈、肆虐、暴力、犯罪，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等等、等等，都是根源于这种生产方式，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没有逃出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完全照搬或如蒲鲁东主张的那样既保留又限制这种生产方式。所以，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里，上述规律仍然作为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继续发挥着效力。

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必然的、最重要的科学结论，是对这两大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如果说发现这两大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和灵魂，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我们又可以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概括。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应当如何认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谈谈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狭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又把它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明确的、精辟的定义了这个概念。他说：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61]

这就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

这就是对狭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精辟概括。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其一表现在它是根据上述两大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其二是它解决了如何消灭资本主义旧制度，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这一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其三是它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是过渡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和特征等等一系列同样重大的理论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过渡阶段”。而不是列宁、斯大林曲解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即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就是说，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坚持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是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相反，如果这个政权违背上述原理，就谈不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谈不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谈不上坚持“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

这一观点的根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2]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更迭，既是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特征，是完全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仅仅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发产生和建立起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建立的生产方式——它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剖析为我们找到的，能够消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一切社会弊病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手段。毫无疑问，同样能够消除这些弊病，但不属于共产主义性质，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存在的，是既不能自发产生，也不能人为建立的。否则，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如果我们弄懂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盲目性的生产，是非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是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克服了盲目性的生产，是计划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商品生产与非商品生产之间，在盲目性与非盲目性之间，在计划经济与非计划经济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既非前者，又非后者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或任何其它的生产方式。

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因此，决不能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

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根本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必须向共产主义过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完全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根据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观点主观臆造的、虚假的、没有真实客体的东西。

所以，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指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

还应指出，“社会主义”一词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概念。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几乎一切阶级和“社会庸医”都可以并曾经利用这个口号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宣传本阶级的主张。正如恩格斯早年在谈到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时所说：

可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晚年之所以经常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因为那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64] 是为了更广泛的团结和引导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马克思主义轨道，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完全相同的概念来使用的。

不懂这一点，又象列宁、斯大林那样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就只能陷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陷入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中。只有赋予这个概念共产主义的内容，把它视为与共产主义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思想观念、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提法才是正确的。反之，这些提法就是错误的、荒谬的、虚假的概念。斯大林最主要的罪行之一，就是用这些虚假概念彻底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欺骗和蒙蔽了所有的共产党人。

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实行和依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不断革命，逐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很明显，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在消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观念的同时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观念。而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消灭货币交换。

这就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当社会主义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彻底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彻底健全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阶级差别才会而且必定被彻底消灭，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才会完全取代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那时社会主义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最明了、最科学的表述。

毫无疑问，上述过渡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实现上述过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地既存在着正在被消灭，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本主义、甚至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或其残余，又存在着刚刚建立，还不完善，还有待于发展健全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因而它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等一切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既存在共产主义因素，又存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因素，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同时指出在这个阶段上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5] 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如果无产阶级不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用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就会无孔不入地侵蚀和消灭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不是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顺应现代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快速发展生产力，全力向共产主义过渡，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就是资产阶级死灰复燃，重新统治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道路。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建立单一的共产主义因素，首先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她就会使生产力很快达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使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快速发生革命性的根本变化，使人民的物资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面貌迅速焕然一新而接近共产主义。那时她就会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学习的榜样，就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无比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从而在全世界迅速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不懂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不能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努力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努力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毫无共产主义因素可言，就只能完全是资本主义或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因素，就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它既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招牌，去破坏、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它就会产生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就会比资本主义更阻碍生产力发展（因为除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就会堕落为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社会，堕落为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的社会，走上愚昧落后、专制独裁的道路。它就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起到资产阶级所起不到的抵毁马克思主义、玷污社会主义形象、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以苏解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突出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定义”及其原理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他们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即完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回答了如何消灭资本主义旧制度，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如何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仅仅表现在为实现社会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阶级和革命的力量。同时他们把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篡改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篡改为“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们胡说只有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列宁、斯大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歪曲和篡改，是用斯大林的“伪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是伪概念。所以他们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伪概念。他们幻想建成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其实质是打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招牌，永远搞资本主义，把向共产主义过渡变成无限遥远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永远否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是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永远变成空话和欺人之谈，这就是斯大林“伪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所在。

 

综上所述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深奥的、难以理解的理论，而是十分明确、通俗易懂的理论。一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它、掌握它，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更能从亲身经历的遭遇中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比正确、英明和伟大，从而把它当成获得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和革命法宝，把实现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理想、信仰和毕生奋斗目标。一切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都只能导致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迄今为止人类研究自身社会所获得的最伟大发现和对人类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它的发现不仅需要有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思想方法，敏锐深刻的思维能力，刻苦钻研的毅力，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而且还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史料及其优秀文化遗产，并能潜心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必须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民主环境。因此任何没有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或没有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都不可能自发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要说那些一直被斯大林修正主义“一言堂”欺骗宣传所迷惑，并且至今还执迷不悟的人了。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内涵说明，一切抽掉或淡化上述两大规律来诠释、定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法都是错误的，都是抽掉和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来诠释、定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都只能造成歪曲、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搞假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后果。“以苏解马”即用列宁、斯大林观点诠释、定义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其要害就在这里。

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抽象地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包括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这种观点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象，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更严重的是按照斯大林旨意，由前苏联理论界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本教课书貌似宣传、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个部分内容，实际上对这三部分内容作了全面、彻底的歪曲和篡改。具体表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全部历史实践及其优秀文化遗产的概括和总结。只讲以上三个来源，把马克思主义对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历史实践及其优秀文化遗产的概括和总结刨除在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外显然是错误的、片面的。

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也不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哲学，而是科学。(本文在第四章第二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是对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是指导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研究的思想武器。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是从思维科学的角度，从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科学抽象和概括。因此，不应当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应当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即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的具体内容，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的具体内容，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发现，特别是第一个发现的具体内容。

因此，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时，只讲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只讲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只讲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极其空洞、抽象。可是，斯大林就是这样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根本不知道、不研究、也不允许人们谈论、提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究竟是什么？他虽然在词句上貌似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但他只是把这些内容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什么是“基本观点”在他那里是很模糊的），从来不讲这些内容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来不讲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只能证明他根本不知道、不研究、也不允许人们谈论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严重的是，斯大林彻底篡改、偷换了这一规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并将其中的“共产主义”制度偷换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斯大林实际上完全歪曲、篡改、“修正”、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完全歪曲、篡改、“修正”、背离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毋宁说是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规律。因此，同样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当把它理解为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畴上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概括。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伟大发现。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这样解释政治经济学，更没有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只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明确否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定义说明，他同样完全歪曲、篡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更严重的是，按着斯大林旨意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既不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基本不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并且连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最基本概念也被他们彻底篡改了。

五，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 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得出的必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对这两大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如果说发现这两大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和灵魂，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划分出来，也是错误的、不符合逻辑的，这就如同把一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视为这篇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错误。更严重的是“以苏解马”并没有正确解释“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彻底歪曲、篡改、“修正”、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或三个不同的内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是分别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三个概念。

根据“以苏解马”的观点，许多人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概括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四个方面。对此，本文在有关章节中再详加剖析、批驳。

“以苏解马”的错误性质不只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曲解为三个组成部分或四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对这些内容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深奥的、充满矛盾的、难以掌握的、无人能理解的、可以由斯大林和斯大林式人物凭借手中掌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者、解释者和发展者”的身份，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随意解释，随意歪曲、篡改，随意“修正”的理论。

这种“修正主义”不仅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如公开否定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且还通过歪曲、篡改、模糊、偷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用的大量重要概念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些概念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公有制，计划经济，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等等。

“以苏解马”从表面上看，是坚持列宁的观点，其实，由于十分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某种错误和偏差是不足为怪的，难免的。可悲的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利用手中篡夺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借用列宁的名誉，打出“列宁主义”旗号，不搞“以马解马”，专搞“以列解马”，用“列宁主义”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将列宁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真理化、神圣化、迷信化、绝对化，并恶性加以发挥和发展，全面偷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大量重要概念，且采用“顺者昌、逆者亡”的“红色恐怖”手段，在其统治所到之处全面推行这种理论。在这种修正主义理论统治下，他搞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将其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完全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十足的“封建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以苏解马”的修正主义本质，充分暴露了斯大林“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真面目。同时也让我们彻底认识到，他的独裁和暴虐，他的一切倒行逆施，他对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行，特别是他对共产党人进行的“大清洗”，皆是他的假马克思主义本质决定的。他由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完全蜕变为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扼杀马克思主义、扼杀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葬送人类解放事业的刽子手，阴谋家、野心家、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虽然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切社会主义者已经差不多都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了，但是并没有人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列宁也不例外，虽然他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但他的大量言论和观点说明，他同样不懂“两大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不懂“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不懂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懂“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在夺取政权前，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夺取政权后，完全迷失了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彻底陷入了盲目性，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革什么，怎么革，不知道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因而发表了大量自以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实则完全偏离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引入了歧途。

马克思是这样阐述“革命发展阶段理论”的：“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66]

那么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俄国，是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道路呢？还是应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呢？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在谈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物质条件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便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处于工业革命进行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发展，农奴制逐渐陷入了瓦解前的严重危机，反抗农奴制的农民暴动连续不断、如火如荼，为挽救沙皇的政治统治，俄国沙皇采纳资产阶级的建议，于1961年实行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奴制改革。这一改革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至八、九十年代，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并达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为继英美法之后的又一工业强国，走上了西方列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的道路。标志着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只是这一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沙皇统治来完成的，而是由沙皇实行由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奴制改革来完成的。

所以，在俄国以为只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沙皇的封建统治，才算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实际上是对这一理论的严重误解。

俄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在沙皇的卵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同时沙皇贵族阶级也逐渐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俄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要求。俄国沙皇也没有起到顽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而是通过农奴制改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顺应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以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仍大量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残余，仍实行沙皇的专制统治为由，认为农奴制的改革“不彻底”，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无论是农奴制改革的任务，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都不是为了解放农奴，更不是为了彻底解放农奴，都不会自动放弃或减轻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和压榨，都不会给农民以土地、民主、自由、和平和面包，而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获得更大利润。盼望俄国有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彻底”解决农奴制和小农经济问题，可以“彻底”消灭“专制”制度，完全是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美化。

毫无疑问，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上述问题。

因此，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俄国的资产阶级已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是反动的阶级，此时的俄国已不需要，也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俄国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请求资产阶级组成的历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表现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当时俄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并没有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列宁早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就写道：“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 ，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68]

这段话应该说明，当时列宁已经正确认识到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

可是列宁并没有这样认识问题，直至1917年三月，他在《远方来信。第一封信》中仍写道：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滋杰夫之流、齐赫泽夫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轻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69]

首先，这段话说明，列宁与当时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几乎一致认为当时在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其次，一方面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又说：“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轻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后来，列宁虽然正确定性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并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更不懂社会主义革命革什么，怎么革。而是提出了“六个不知道”。

    在夺取政权后，列宁讲了“六个不知道”，充分暴露了他的“迷茫”和“困惑”。这“六个不知道”是：

他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己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己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70]

他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 [71]

他说：“……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72]

他说：“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73]

他说：“至于人类会经过那些阶段，通过那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74]

他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75]

 

很明显，在以上问题中，除第4条是列宁提出的不存在的问题外，其余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即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己经明确回答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可是列宁却认为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解决的，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的问题，并且这些观点显然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全党的普遍认同。可见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是相当贫乏的，还谈不上掌握马克思主义，更不懂“科学社会主义”。

更严重的是，从列宁讲“六个不知道”的语气上看，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和苏联共产党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自信很精通马克思主义。“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76] 正是这种错觉使他不能不用自己的自以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实则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论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他的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混乱的、模糊的、自相矛盾的、修正主义的错误理论观点。

列宁掌握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表象，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他笼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更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时还写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77]。“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78] 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79]。 这就充分说明，列宁是把这些内容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　

首先，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贡献时明确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

——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创立了什么“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强调“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讲清了何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发现了“规律性”。但这条线索，这一“规律性”，绝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

——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两大规律”，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线索”和“规律性”，并把这种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和“修正”，也是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导。

其次，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不正确。因为承认阶级斗争是一回事，是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又是一回事；同理，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真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一回事。

其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人们正确研究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遵循的起码原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有特征。同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应遵循的起码原则，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另一种是用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事实证明，列宁、斯大林都不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所以，他们都没有真正作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具体分析情况作具体分析，都没有得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科学认识。甚至他们对所谓的“具体情况”——例如他们对苏联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根本就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而是严重违背了真实的“具体情况”，片面强调和夸大其落后的一面（小农经济），视而不见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面（发达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说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和精髓的认识是似是而非的。

列宁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同时又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80]　这是列宁的又一重大错误观点。这一错误观点说明，列宁还不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是历史垃圾的观点。

哲学的本质是“思辨”。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用“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81]。黑格尔直言不晦哲学的这一本质，他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82]，“认为思维的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认为思维的形式可以把握绝对精神的本来面目，是一般哲学通有的信念”[83]。

科学首先是一种方法，同时又是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科学的方法即“实证”，即用事实证明事物的联系，揭示事物的规律性。科学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变成了正确的代名词，真理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它的实证性质。离开实证的科学是不存在的，是伪科学。

——科学的认识即以事实为根据的认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认识，即真理性的认识。所谓“科学知识”、“实证知识”，都是科学的认识。

——科学的态度即尊重科学、服从真理、坚持“实证”的科学方法，坚决按科学的要求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绝不能把科学的“实证”与哲学流派的“实证论”即“实证主义”混为一谈。科学的“实证”方法要求抓住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实际上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84]。

    由于哲学与科学的上述区别，恩格斯明确表白了马克思主义者排斥哲学的态度，他说：“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85]。

哲学是古代社会直至十八世纪前，人类不懂科学，没有科学或很少科学、只能用纯思辨来代替科学的产物。恩格斯明确阐述了哲学产生的这一历史过程及其根源。他说：

十八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逐渐产生和发展，哲学才逐渐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鼓吹“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就是极力把哲学打扮成“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87]。但事实恰恰相反，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由于哲学的思辨本质即它的非科学性，哲学便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宣告终结了。恩格斯分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由于这三大发现（指细胞、能的转化和进化论，本文作者注）和自然科学的其它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界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89]。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最后一句话。即：“这样，对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的这句话绝不是说“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仍然属于哲学，仍然是哲学的对象，仍然需要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解释。而是说，以往哲学思辨所取得的这一符合科学的内容应当保留下来，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应当扬弃它的哲学形式即纯思辨，但要保留这种形式所获得的科学内容。

关于这一思想，恩格斯也讲的十分清楚。他说：“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90]。　

十分明显，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就是通过哲学形式获得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新内容。

因此，由于对列宁、斯大林和前苏联理论界的迷信，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把科学与哲学混为一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多么严重的误解和无知啊。同时又是对哲学本质的多么严重的误解和无知啊。以致“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91]仍在苟延残喘。

列宁思想的混乱，模糊和自相矛盾，突出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

一方面他承认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对这个己经摆在苏联革命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他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一方面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他说：“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92]　另一方面他又说划分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说：“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93]

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因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他说：“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94] “阶级一消灭，专政也就不需要了。”[95]另一方面他又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96]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

一方面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另一方面他又说：“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99]　他还把社会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这种社会主义不存在共产主义因素的观点。他说：“我们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100] 又说“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101]

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存在商品生产呢？在苏共执政前，列宁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说过：“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102] 可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荒谬地提出应“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正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103] 他还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104] 这就无异于在说，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进而完全陷入了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之中。

后来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列宁又把无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105]

综上所述，说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为混乱和充满矛盾的。但有两点很清楚：一是他只字未提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二是他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这就足以证明他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不懂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他幻想建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还应指出，在没有变革生产方式，没有真正建立计划经济，继续保留商品生产形式的情况下，列宁不仅把国家所有制，而且把合作制即集体所有制都视为“公有制”也是错误的、也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观点是指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不是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占有必须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06]“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7]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痛斥了杜林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所有制”观念好像“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的观点，他说：“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它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108]

可见，以列宁的上述观点为根据，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观点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同杜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偷梁换柱”。这种谬论早已被恩格斯所批驳。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集体所有制的意义，而是把它视为个体经济向国家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暂时的形式。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它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力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109]又说：“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110]

其次，仅仅实现国家所有制还不是“公有制”，它只是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名符其实的“公有制”。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111]

可见，辨别所有制的性质不仅要看它的“形式”，更要看它的生产方式。这一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一文中讲的十分清楚。他说：

这就是说，所有制概念包括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是对这一内容的概括，这一内容讲清楚了，所有制的性质就不言自明了。离开这一内容来谈所有制的性质，是薄鲁东主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列宁正是陷入了这种幻想之中。他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只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变革生产方式，不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不消灭货币交换，这样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其实质是由共产党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充当总资本家。最终只能形成变相私有制，只能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只能把“社会公仆”培植成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变相剥削者。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观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铸成的变相私有制恶果，从反面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是怎样认识“过渡阶段”的呢？他说：“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114]

首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而是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完整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彻底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而列宁根本不懂这种界线，完全陷入了非科学社会主义之中。

其次，这段话从四个方面误解、“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论”。

一是误解了“过渡阶段理论”的理论根据。把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史观得出的“过渡阶段理论”，误解为根据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得出的。

二是把过渡阶段指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误解、“修正”为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是把马克思讲的“经过长久的阵痛”，[115] 是指在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艰苦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夺取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曲解为过渡阶段本身存在着“长久的阵痛”。

四是把“过渡阶段”的短暂性，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短暂性，误解为要“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在“过渡阶段”问题上，列宁还提出了大量感性的、毫无科学根据的、属于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例如他说道：

“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116]。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117]

“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118]。

 “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119]。

“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120]。

历史事实上给了列宁最好的回答——这种不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政策的“社会主义”，不是“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而是一定要重新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如前所述，列宁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承认“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因是必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各种坏分子的犯罪活动，没有认识到它的根本任务是实行和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他说：“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 第二，……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从前历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121]

这种观点完全是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之谈。是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很明确的：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长期统治，不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是实行和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任何阶级的专政，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执政后偏离了这个方向和原则就不能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谈不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重新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列宁认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22]，“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23]，“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24] ，“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那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125]。

这些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显然背道而驰，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又完全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首先，经济与政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其主次关系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这样。例如，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变革生产关系，这时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就是主要任务而居于首位；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进行经济斗争、变革生产方式就成为主要任务而居于首位，否则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保持其性质。

其次，经济、经济基础是根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必须适应经济的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才会有自己的生命力，决不能把二者颠倒过来。

因此，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政治制约和影响经济，上层建筑制约和影响经济基础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所谓“反作用”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既起着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又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这种制度不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造成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生产力浪费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其根据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常识，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观点。无产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固然不能维持它的统治，也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可是它如果不建立自己的经济制度，不解决它的生产任务，能维持它的统治，能作到在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吗？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权问题，而是变革生产方式问题，夺取政权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和前提，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难道资产阶级手中有政权就能永远维持它的统治吗？同样，如果无产阶级仅仅依靠手中有政权而不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也不能维持它的统治，而只能使这种统治重新演变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由于苏联党和列宁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苏维埃政权诞生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彻底纠正一切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列宁的大量错误观点，把社会主义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从而彻底消除盲目性，自觉的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挽救苏联革命的唯一正确途径。可是列宁却把背离“科学社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归咎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这样，他便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以他不是主张认真学习、全面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主张用所谓的“实践经验”“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而是主张抛开马克思主义书本，仅仅凭“经验”来谈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126] “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127] “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128]

既然列宁是在不懂马克思主义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因此造成的恶果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那么它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就不言而喻了。但是至今“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仍把列宁的这些荒唐观点视为真理，只是他们不再提“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改提“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两种提法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歪曲、篡改、背离和背叛，并企图将这种行径美化为比马克思主义更正确、更伟大、更符合实际，不过，后一种提法更动听，更具欺骗性罢了。           

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真理，正因为它是对人类全部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不是单纯出自天才的头脑。所以提出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懂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不懂和否定人类社会的普遍实践及其科学总结，是毫无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只相信自己狭隘的实践经验，搞经验主义。这种观点至少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自以为是的表现。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怕实践检验，也一定经得起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因为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通过全部“社会主义实践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更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如果我们真正作到“实事求是”，就不难得出而且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而且为我们正确总结社会实践、发现真理，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人们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必须用这个思想武器分析问题、总结实践。只有这样才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只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只能得出与真理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一切所谓根据实践得出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认识，其根源都在这里。特别是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实践者，只能是盲人骑瞎马，这种实践者更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总结实践，更不会有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有不尽的困惑和谬论。

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不是由它自身的实践揭示的。而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科学揭示。所以，主张离开马克思主义，仅仅根据“实践经验”来寻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笑的。其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实践”，却科学预见未来，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至今仍在“困惑”中徘徊、在黑暗中摸索，并且走进了死胡同。因而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让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不得不依靠向资产阶级乞讨过日子，不得不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并美其名曰“补资本主义课”。这就是鼓吹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依靠“实践经验”搞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我们说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论，用“灰色”来形容都不正确。只有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深陷“困惑”不能自拔，对理论是非心灰意冷、麻木不仁的人，才会用黑白混淆的“灰色”来形容理论。所以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是灰色的。只有彻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阳光、是粮食、是灯塔、是洞查秋毫的显微镜和照妖镜，是任何其它理论都无法替代、无法比拟的，是最重要、最宝贵、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革命法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列宁一方面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只能证明他的理论观点的自相矛盾。

   如果我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正认识到——而非仅仅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统一性、完整性和彻底性，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理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指路明灯，是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洞察秋毫的照妖镜、显微镜，是战无不胜的革命法宝；真正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顺利发展，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事业就一定失败，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决不是要修正和发展它，而是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

如果我们承认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承认真理的唯一性，那么就必须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不需要修正和发展，也是不能修正和发展的。主张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主张修正、发展和超越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是主张修正、发展和超越真理，就是企图建立比正确更正确的认识，就是否定真理的唯一性，就只能歪曲、篡改真理，只能将真理变成谬误。“超越真理一步，就是谬误”，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学说，如果承认规律是不能发展、不能更改的，那么，同样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发展、不能修正，也不需要发展和修正。

任何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那么，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呢？

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就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确性，不可违背性。否则，就一定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

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就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拥有不讲具体条件的，“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129]

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性，就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仅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仅仅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原理、一种方法，而不是穷尽了真理，至于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全凭我们自己了。

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就是必须承认同一切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真理也只是我们在一定历史时代，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一定方面、一定过程、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也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和客观事物本身发展条件限制的，也就是说，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暂时性”和“一定程度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130]

但仅以此为由就要求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科学态度，也决不会有科学的结果。只有能具体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的问题时，才能谈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和发展，以及如何修正和发展。而一切所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不能自封，都要允许批评并能经得住批评。这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反，在不懂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所在，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引入岐途，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下，竟不是反思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却奢谈要通过“实践”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大量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硬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岂不是荒谬至极吗？

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喊了一百多年，可是究竟有谁提出了一条能站住脚的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存在错误、或不够成熟、或不够彻底、或不够完整、或己经过时、需要修正和发展？究竟有那一条理论是能站住脚的属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一条也没有！！！

迄今为止，一切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非包括两种：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个观点或斗争策略的具体运用，例如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这些观点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观点，而是对这一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和不同表述。并且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更更科学、更具有原则性、严密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另一种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招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否定、篡改背离或背叛，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斯大林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定义等等，这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科学性、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再如斯大林发挥和发展列宁的观点提出的能够首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国胜利论”，[131] 已经被全部“社会主义制度”的虚假性和最终垮台所否定。

至于无产阶级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八二年就阐明了，并且恰恰是针对当时还比较落后的俄国讲的。他们说：“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2]

这段话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前否定在俄国可以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后否定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可能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得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斯大林无视上述事实，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写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133]企图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不正确，需要发展，并将他发挥和发展列宁观点提出的“一国胜利论”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段话显然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讲第十九个问题时所阐明的思想。为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现将恩格斯的原文引证如下：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讲的“共产主义革命”（又称社会主义革命）与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后者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歪曲，是伪概念、伪科学。还应指出，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似是而非的，恩格斯所说：“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不相上下”才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即它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也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取得最后胜利，首先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完成全正确的。难道苏联革命不是受到西方文明国家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影响和推动才发生的吗？难道如果苏联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它不会反过来影响和推动其它国家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吗？难道某个国家能够首先单独实现共产主义吗？

再次，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是说这些国家最具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基础。但这些客观经济基础必竟是外因，主观条件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什么？内因就是要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要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这是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十分明显的种种原因，特别是无产阶级运动内部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和破坏，至今在全世界并没有造就出一个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严格地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所以无产阶级至今还没有真正由“自在的阶级”发展成“自为的阶级”，还谈不上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只有造就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以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全世界，并会首先烧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后，“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快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这段话同俄国革命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起点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无情鞭挞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机械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这种既表现为教条主义，又表现为修正主义的观点无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无视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至二十世纪初，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上一切落后国家基本上都以或迟或快的速度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极力否定象我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自辛亥革命以后已属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否定在我国这样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更不懂这种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巨大影响及其相互推动作用；认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首先建成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完全胜利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观点实际上永远否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革命。这就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实质所在。
    所以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以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一假象为由否定上述观点，只能证明他不懂马克思主义。

为了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进一步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135] 

依靠“独裁”统治，斯大林仅仅用这样一番似是而非的骗人鬼话便为其随意歪曲、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在这里玩弄的不过是偷换概念的把戏。他在为马克思主义戴上种种“科学”桂冠的时候，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科学”，并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的所谓“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不过是用“经验主义”的东西，用表象或假象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全部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不过是用他的陈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和修正主义观点得出的谬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全部实践史发现的“两大规律”，全面修正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不能发展和修正的，是指他的理论原理或称基本原理是真理，不能发展和修正，更明确地说，是指他的两大发现，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真理。进而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些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盲目地认为他们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毫无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事物本质的暴露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他们对个别具体问题的认识也可能暂时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得出错误结论。

例如，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一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１８４８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１８４８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在１８４８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１８４８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１８４８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36]

虽然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革命者的科学态度，但是，我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并不正确，而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抓住问题本质的表现，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逝世后，首先暴露出了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接着又出现了列宁大量严重的修正主义错误，列宁逝世后，社会主义运动则完全被斯大林修正主义所统治，他把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引入了歧途和失败，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起到了资产阶级所起不到的诋毁和破坏作用，甚至至今仍不能拨乱反正，消除困惑。

这一“社会主义实践”史充分证明，虽然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已被社会主义者所公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一切社会主义者在口头上或主观上差不多都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了，但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都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无懈可击性决定的，其实他们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位革命领袖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特别是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没有任何革命领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是揭示了“两大规律”，更谈不上用这“两大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因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并不知道如何改造资本主义旧制度，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并没有真正由“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并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致最终被斯大林那样的投机主义者，阴谋家、野心家、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统治，这才是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恩格斯生前，上述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所以他只能从经济基础上说明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

当然，一八四八年或十九世纪末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只是初步具备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资条件，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才可能完成社会改造。而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生产力的现代化、自动化、智能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特别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更是恩格斯生前无法想象的，从而为我们彻底改造社会制度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但是，这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同时也为资产阶级不断改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培殖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群体，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施小惠，行伪善、收买人心、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缓和阶级矛盾，消除革命因素，美化和否定资本主义弊病，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怎样充分具备了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物质条件，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识破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真面目，还不懂“两大规律”，不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不懂自身解放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137]。无产阶级就只能继续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欺骗，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建立共产主义就永远是空话，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而不朽”就永远无法改变。

因此，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是否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实现社会改造，能否夺取共产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纠正恩格斯的这一错误，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修正，更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修正，而是透过假象，正确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因背离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失败的深刻教训，彻底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怀疑和动摇。

列宁在反对伯恩思施坦修正主义时曾正确定义了修正主义概念。他说：“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138] 但在迷惘中他自己也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既反对修正主义，又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统一性、彻底性、完整性，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的又一自相矛盾之处。

 “修正主义”之所以是贬义词，之所以是反动的、荒谬的，就在于它修正的不是错误，而是真理。对真理的修正，只能将真理变成谬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修正，只能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变成谬误。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只能是用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冒充、取代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马克思主义” 其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提法不同。都是主张修改、更正、完善、推进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使之正确或更加正确。因而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彻底性的否定。不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更动听、更具欺骗性罢了。所以从斯大林开始，一切既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又要掩盖其“修正主义”真面目的人，不是公开提“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修正”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者不是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招牌修改马克思学说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起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伪装性，更因为他们掌握了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权，能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独裁统治这实，能扼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实行“一言堂”，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代表权和“发展权”，能搞“顺者昌，逆者亡”的“红色恐怖”。

犯修正主义错误的人既可能是本质问题，也可能是认识问题，认定修正主义错误的性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顽固的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口号掩盖下，利用手中掌握的最高权力，斯大林和斯大林式人物用其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彻底歪曲、篡改、取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假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科学）社会主义，假无产阶级专政，假公有制，假计划经济，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假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道德，假工人国家等等，同时也把共产党变成了搞假马克思主义的假共产党。使之彻底背离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引入了歧途和失败，走上了不归的修正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道路，彻底葬送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上，同时又给这一切假的、荒谬的、陈腐的东西都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光环，社会主义的光环。这一切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掩盖下所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能发展、不能违背，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一原理研究具体情况、具体问题所得出的一切结论都必须照搬。恰恰相反，这一原理的运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9]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只是针对当时的专制制度提出来的革命策略，因为那时“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140] 无产阶级唯有以暴力革命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才能达到自身解放的目的。所以暴力革命思想就当时而言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个人独裁已成为历史。政治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罢工游行自由等基本人权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普遍承认（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要原因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和受这一理论影响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作用）。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已经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力，他们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在理论斗争中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论敌，争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使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成为人心所向。从而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实现“和平过渡”。相反，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十分明显的其它政治、经济原因，实行暴力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现今已不复存在。如果无视上述事实，继续抱住暴力革命的观点不放，继续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以上述条件为转移，放弃“暴力革命”的策略，积极向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努力实现“和平过渡”，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谈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时也曾明确指出，由于情况的不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41] 所以如果这时进行改革，就必须制定适合新情况的新纲领、新措施。

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2]，所指的就是这种运用。是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辨证的、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不同的适合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革命措施和斗争策略；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始终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对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的批驳，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以修改。

所以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与修正主义所鼓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恩格斯讲的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革命具体实践之“的”；修正主义鼓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已经过时或不符合实际，要求加以修改。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应该实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43]的政策。“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44]

怎样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呢？列宁认为要“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145]他还进一步以德国为例说：“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去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全部条件。”[146]
    很清楚，列宁在这里是主张完全照搬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所以这种政策只能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真，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假。它只能把社会主义重新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可是一九二一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又批评人们误解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他说有两种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147] 另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23　

我们说，给国家资本主义下定义，必须抓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实行国家所有制或由国家直接控制、调节生产过程等本质特征。

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只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在“工人国家”里，继续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有企业仍然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本质区别。它的存在和发展只能证明“工人国家”的徒有虚名，只能使“工人国家”重新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列宁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主张保留资本主义，幻想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并将这一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说明他既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又完全搞乱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搞乱了理论是非。

这种“限制”是科学，还是幻想？请看列宁本人的描述：“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那里来的人、还是私人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148]。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不难理解，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学会怎样限制资本主义，而是这种限制只能是表面的、相对的、暂时的。但列宁却要人们学会这种限制，实际上就是幻想通过这种限制，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是主张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要消除资本主义弊病。这又进一步说明列宁不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弊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完全陷入了蒲鲁东主义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

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149]

对此马克思批判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论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150]

还应指出，列宁修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分明是为自己辩护，标榜自己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同“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相一致，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推卸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责任。尤为严重的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定义掩盖了苏联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掩盖了苏联没有真正变革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错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苏联党和国家的蜕变埋下了经济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夭折埋下了祸根。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资本高度集中的产物。它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它是一个进步。相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进步。而是资产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阻止资本主义灭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对资本主义实行的改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甚至会产生比私人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西特勒法西斯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产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说苏联当时已具备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那就是说，它同样具备了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否定这一点，继续搞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到邪路上去，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

列宁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被当时德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表面的、暂时的强盛所迷惑。

列宁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认为“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151]

列宁认为，当时苏联存在五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即：“（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其中“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15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153]。

列宁的上述划分是不正确的。在无产阶级执政条件下，他讲的第（1）种成分，属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残余，它同“小商品生产”一样都属于小生产，亦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他讲的第（2）、（3）、（4）种成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成分的三种不同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应当主要指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经济，不应当包括农民，因为农民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属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他们之所以具有小商品生产者的性质，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成分决定的；列宁讲的“社会主义”成分是不存在的，由于没有变革生产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资本主义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当时苏联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成分，其中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从经济形式，而不是从人口数量上看，他们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占优势。列宁把他们视为优势，并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否定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这无疑是方向性、路线性、立场性的错误。

可见，“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这一命题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在工会组织的性质、作用和前途问题上，虽然列宁批驳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他写到：“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154] “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155]    

如果说工会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仅仅是适合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需要。是资产阶级为掩盖工人阶级的被压迫地位和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它不可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应当积极争取工会的领导权，利用工会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工会的进步作用就完全由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代表和保护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时工会及其它一切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因而将自行消亡，正像无产阶级政党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自行消亡一样。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依附于它的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党派就更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在组织生产、联系群众、学习共产主义、实行专政等等一切方面也是这样。那时，这些团体和政党就只能成为毫无用途的摆设、寄生虫。成为掩盖没有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烟幕”、“花瓶”。与此同时，组建同这个党相对立的政党和团体，试图取而代之的要求则会应运而生，甚至成为必要。

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会不是什么创造，而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表现，是没有冲破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和国家观的表现，是偏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

列宁认为：“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156]

首先，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是，任何独裁的革命领导者都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要么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要么属于自发性、盲目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入了歧途和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个人独裁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所以它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相反，主张个人独裁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动和破坏（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反动和破坏）。如果说二者是相容的，那就只能这样来理解——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都是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手段。

再次，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强制”形式，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党和人民的。对党和人民搞“强制”， 实行独裁，就是对党和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就是把党变成实行个人专政的工具，就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就是把自己摆到封建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了。

最后，无产阶级是要有统一意志的。但是，必须而且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意志。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说服人、征服人、统一人民的意志。

毫无疑问，既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手中无真理，又自以为是，主张靠强迫手段用自己的自以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实则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统一全党的意志，这才是列宁强调必须实行个人独裁并为之辩解的真正原因。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吧。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曾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他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157]

可见，在独裁与民主问题上上，列宁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谈到了一个叫维利希的人。他说：“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看，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觊觎政治独裁权和同样多的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158]

试问，列宁的独裁要求同维利希有何区别呢？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虽然列宁也讲过一些正确的观点，但他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也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大量政治、经济观点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而且不难看出，这些观点都是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成其为理论，它基本上都是列宁凭“想当然”和事物表面现象轻率地、武断地做出的简单结论，或是没有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片面理解或曲解，远离了科学分析和充分说理的思想方法，而且由于早逝，他没能逐步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是在他逝世后，为斯大林借用他的错误并进一步发挥、发展他的错误，彻底“修正”和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行独裁统治，搞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一方面极力掩盖和对抗列宁建议罢免其总书记的遗嘱，利用阴谋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又借助神化列宁、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和捍卫者捞取政治资本，把列宁大量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吹捧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确立为“列宁主义”，并利用“一言堂”对“列宁主义”作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作随意的篡改。这些发挥、发展和篡改主要如下：

斯大林解释说：“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159]

首先，这个定义把生产和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了，也把事物的不同方面混为一谈了。生产是指人类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生产方式是指这一活动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这一活动具有的两种不同性质。可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属于物质生产中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生产和生产方式包括相同的内容，就是把它们视为相同的概念，把事物的整体和事物的一个方面混为一谈了；认为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是认为事物的一个方面包括其它方面，事物的形式包括事物的内容，现象包括本质，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这段话，显然不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没有矛盾，也不仅仅是对前一段话的重复，而是强调生产、生产方式仅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而间接否定了生产方式概念具有独立的意义，即否定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也否定在生产中存在着一个生产的方法和形式问题，只承认在生产中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所以斯大林的生产方式定义的似是而非性是很清楚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无视最起码的生活常识、经济学常识和马克思主义常识，企图否定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问题的客观存在，是要抽掉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来给生产方式概念下定义，来谈生产方式的内容和性质，来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如何谈生产关系呢？他说：“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60]

这个定义的突出特征是抛开生产方式来谈生产关系的内容，谈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中第二条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和虚假的生产关系定义，因为生产关系是在生产中发生的，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里却说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其中第三条显然是说，前两条内容决定产品分配的性质，前两条内容改变了，产品分配形式的性质就改变了（由此可见，在斯大林看来，产品分配形式与产品分配性质即分配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这个定义的错误之处决不仅仅是把所有制形式突出出来作为生产关系的一条内容，也不仅仅是没有提交换，而是把生产关系的内容单纯归结为一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认为这种“形式”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正是通过篡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斯大林彻底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用这两个定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理论篡改为“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变革生产方式篡改为单纯改变“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共产党人的悲剧就在于盲目接受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完全变成了推行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工具，从而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他说：“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161]

可见，继续保留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保留农民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地位这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残余，这就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上的观点。

根据上述观点，斯大林更明确地篡改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概念。他说：“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藉以产生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162]

是的，社会主义必须把整个国民经济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但它不是也不可能通过工业对农业的“领导”，更不可能通过商品交换的方法来实现，而只能通过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实现。其次，“领导”这个词是指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把它用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如同用在物与物之间，机器与棉花之间一样，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其三，既使这一提法是指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不是也不应该形成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最后，在商品交换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无论如何“调整”，归根到底仍然是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这样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不是消灭阶级和资本的措施，而是以阶级和资本为前提并再生产着这些前提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可见，斯大林的上述理论其实质就是公然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篡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列宁在《论统一的计划经济》一文中就明确地把《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称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实际上这种计划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行业计划，它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别企业内部生产有计划，整个社会生产无计划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把这种计划称为“计划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生产也属于计划经济了。

斯大林是怎样诠释计划经济的呢？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63]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曾经说过：“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164]

根据这一观点斯大林进一步说：“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16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类型和经济形式都是指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指所有制“形式”。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经济类型。我们还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不把集体农庄形式及时转化为国家所有制，为什么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呢？难道农民只接受集体所有制“形式”，不接受国家所有制，不愿变革生产方式吗？可以肯定，如果农民真有这种思想，那也仅仅是因为共产党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他们，没有正确领导他们的结果。

事实很清楚，不是农民不愿意实行国家所有制，而是斯大林千方百计制造种种借口极力阻止集体农庄及时转化为国家所有制。例如他说实现农业国有化就是“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166] 又说：“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167]“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168] 所以斯大林坚持认为不能“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169]　这些观点充分暴露了斯大林搞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从我国的实践看，决不是广大农民反对实现国家所有制，恰恰相反，而是广大农民迫切企盼实现农业国有化。斯大林如此强奸民意，如此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动，极力保留和维护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为苏联社会不变革生产方式，继续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保留理论根据。进而为保持他的特权地位，把社会权力变成他“私人的私有权力”，实行个人独裁保留经济条件。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他说：“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170]

列宁说过：“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会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171] 可见列宁并没有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是不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以致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

斯大林则彻底否定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他说：“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72] 又说：“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主义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它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173]

如果不是蓄意背叛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些观点至少说明斯大林还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不懂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他在所有制问题上同样陷入了蒲鲁东主义，因而他认为苏联社会的商品生产是受到严格限制，消除坏的方面，只保留好的方面的商品生产，而且仅仅建立公有制“形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为了彻底指出斯大林上述观点的错误性质，有必要详细说明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

商品生产是为赚钱而进行的生产。资本主义就是货币增殖主义，就是一切为了赚钱。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是用商品生产、等价交换的原则为形式和手段，来掩盖和实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性。

对这种同一性马克思讲的十分清楚。他说：“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174]“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5]“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176]

恩格斯也指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177]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的初级形式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发达的商品生产，直至最高形式的商品生产都是资本主义生产。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或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指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指一切谋取利润即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包括一切商品生产形式。

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完全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的表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战胜和取代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其根本原因正是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没有很快发展到资本主义，那完全是因为当时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原故。

因此不难看出，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和保护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社会制度。保护商品经济制度的法律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法律。

更严密地说，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指商品生产已成为普遍形式，因而取得了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

所以，既保留商品生产，又高喊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完全是欺人之谈。

同理，以建立公有制“形式”为由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是欺人之谈。须知：不是公有制“形式”可以改变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恰恰相反，是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必然使“公有制”仅仅流于形式并最终解体。　　　　　　　　　

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苏联东欧和我国等一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彻底解体或名存实亡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又是产生一切资本主义弊病的总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既实行商品生产，又要消除资本主义弊病完全是幻想。商品生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能是资本主义关系，金钱关系，尔虞我诈的关系，互相“对抗”的关系，只能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只能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金钱第一等丑恶思想和各种犯罪行为的泛滥。只能形成一幅生产过剩与极度贫困互为因果，道德堕落与极度伪善同时并存的讽刺画，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社会弊病。

所以，以“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是十分荒谬的观点，实际上这种徒有虚名的公有制“形式”不仅不能改变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只能破坏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畸形的、违背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注定失败的畸形生产方式。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之所以失去了“活力”，之所以演变为变相私有制、官僚主义所有制和无人所有制，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而陷入绝境，根源就在这里。     

所以，以“公有制”为由，认为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理论来分析“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消灭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恰恰相反，是继续实行商品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徒有虚名，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徒有虚名，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性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181]

为了掩盖苏联社会没有真正变革生产方式，商品生产仍然居于统治地位，斯大林还否定了苏联国有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属于商品，而是“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182]。他辩解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原来，在这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形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了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183]

这段自白进一步表明，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只要剥夺了地主、资本家，根本无需变革生产方式，就可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就可以彻底铲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岂不是太容易了，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全错了吗？

这段自白还说明，斯大林并非真正不懂在生产中存在着生产的方法和形式问题，而是认为这种方法和形式只是事物的外表，是表面现象，是无所谓的，他不理解、不接受，进而完全反对把这种生产的方法和形式称为生产方式，反对这一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就是他的真面目，这就是他篡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定义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从这段自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大林在随意颠倒是非，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硬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美元代表资本主义关系，卢布代表社会主义关系——这就是他的荒谬逻辑，这就是被他表演的淋漓尽致的一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和独裁者的真面目。

可悲的是，斯大林的这一修正主义观点基本上统治了所有的共产党人，也统治了迄今为止的全部“社会主义实践”，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但历史是公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给了斯大林和陷入斯大林主义的人最好的回答。

斯大林如此为商品经济作辩护，其思想根源无非有两条：一是他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懂消灭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世界观仍然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完全束缚着，因而只能接受商品生产的统治，不敢触及商品生产；二是他的地位和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特权阶级，不再是无产者，而是最大的资产者和最高统治者，他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不再被剥削，而是剥削和变相剥削全体劳动人民，他已是既得利益者、特权阶级，他不再需要革命，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需要马克思主义外衣，他已视商品生产为魔宝，不再视商品生产为祸害，他心知肚明，必须保留商品生产、保留货币，才能把他掌握的社会权力变成他“私人的私有权力”。

一切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夺取政权或有了一定权力之后，或迟或早都会向这个方向转化，向特权阶级、官僚阶级转化，向新资产阶级转化。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由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必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原因就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它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84]

这就是我们对一切腐败变质现象及其根源、发展趋势应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

这就是我们对商品经济应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

历史正在用越来越充分的事实证明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知灼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胜于一切雄辩的。

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差别二字，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用“对立”、“分离”等提法来表述，其含义是相同的。
    在当今社会，“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及其造成的阶级和阶层差别、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公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拥挤、污染、农村的闭塞、落后，生产力的浪费等等社会弊病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斯大林是怎样认识以上问题的呢？

首先，他把“三大差别”与“三大对立”划分开了，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对立”问题。他还认为“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种“对立也必定消失”，“确实也消失了”。可见，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已经完成了消灭“三大对立”的任务。

其次，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他说：“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再次，他把“三大差别”分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两种。他认为在苏联，“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所有制形式不同，非本质的差别是劳动条件不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非本质的差别是”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他说：“本质的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的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最后，在消灭大城市问题上，他公开同马克思主义唱反调，他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思想。他写到：“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会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保证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188]

可见，斯大林彻底歪曲、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力。”[189] 在斯大林宣称消灭了“三大差别”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里不正是这种情况，甚至比这种情况更糟糕吗？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马克思对此作出的贡献。他说：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190]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191]

以上观点明确说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这一研究，“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从中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研究，揭示出其中必然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而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也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斯大林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但他的流毒至今的生产关系定义说明，他是抛开生产方式来谈生产关系的，并且把生产关系单纯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从而不仅彻底篡改了生产关系概念，而且彻底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在批驳雅罗申科的观点时说：“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是由此做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192]

首先，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提法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如何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地阐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规律。而不是抛开这一内容去研究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

其次，不言而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完全可以用“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提法来表述。当然，根据斯大林的介绍来看，可惜雅罗申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同列宁、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来谈上述问题，并把上述问题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因此他并不能说明他的上述观点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最后，斯大林明确否定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上述问题，就是明确否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不懂得，也不承认上述问题既是生产方式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只承认是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十足的诡辩论，难道经济政策问题不是怎样生产、怎样交换、怎样分配的问题，从而属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属于经济制度问题，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吗？                    

斯大林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方式，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反对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苏联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禁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揭示苏联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状况及其发展规律，掩盖苏联没有真正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真正改变旧的社会形态，没有真正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

 

综上所述说明，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随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为列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大量错误观点作辩护、作注解、作补充，从而把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为更明确的和系统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称为“列宁主义”，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规定为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原理和原则，这就是斯大林“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结果。因此，所谓列宁主义，既包括列宁的修正主义观点，也包括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且归根结底是由斯大林确立、完成、全面推行并极力将其“神化”的。所以把它称为斯大林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更准确。这种修正主义的要害是通过歪曲、篡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彻底修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加进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篡改为只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荒谬理论，从而彻底陷入了既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苏联和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统治下培植出来的怪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肆意修正、背叛马克思主义，而且将一切不追随其理论路线的人，被其利用过，知道其种种罪行内幕的人必欲置于死地的事实说明，他的修正主义错误绝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由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发展、蜕变为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血洗共产党人，葬送共产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残暴的杀人恶魔、独裁狂。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根本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在列宁错误观点的误导下，彻底陷入了盲目性，推行了一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政策，其实质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强迫辛迪加化，由国家“控制资本主义”是真，“走向社会主义”是假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陷入了“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幻想只要商品生产“好的方面”，不要商品生产“坏的方面”的蒲鲁东主义之中。一方面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没有真正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照葫芦画瓢，幻想依靠强制手段迅速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一方面不是消灭商品生产和小农经济，不是搞土地国有化，由国家统一经营或搞合作化，而是迎合小农对土地的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户，保留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又严禁一切私人的商品交换，由国家垄断和分配一切商品；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认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193] 不是首先发展生产，而是主要在由国家搞“统购统销”上打圈子；其中特别是在农村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政策，强行以农民不愿接受的极低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因而必然使已经大遭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为反动阶级死灰复燃，煽动群众闹事，发动叛乱造成可乘之机，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迅速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

至一九二一年初，列宁虽然发现并承认了这种危机，但并没有认清它的性质及其根源，反而把上述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把苏联当时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正确的归咎于“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归咎于“革命的盲目性”和“瞎指挥”，而是错误的归咎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策”。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194]“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95]　“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196] 这样，列宁便自觉不自觉地把上述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所造成的恶果，胡说成是坚持这一理论造成的。

其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列宁又明确否定了“由资本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怎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呢？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那一条属于共产主义政策呢？一条都没有，特别是“余粮收集制”政策，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办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很清楚：既没有真正实行共产主义政策，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又严重破坏和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违背群众的意志和觉悟程度，又搞强迫命令；强行以农民不愿接受的低价收购甚至等于无偿占有他们的产品，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打击和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才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质和必然失败的根源。

恩格斯指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197]，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小农人口占多数的苏联。

还应指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事先命名和制定好之后推行的，而是在这一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被命名的。这一提法不仅完全颠倒了理论是非，充分暴露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乏，而且为他们从“左的方面”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从“右的方面”背离马克思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制造了理论借口。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苏联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它的内容如列宁所说：“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198] 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重新恢复旧的经济制度，是既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在不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因而无法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妥协，幻想求救于旧的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策。

至一九三六年，在苏联基本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9]  标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初步形成。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又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用“一言堂”的手段进一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辩护、作说明、作定论，不仅编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鬼话，而且编造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鬼话。从而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最终泡制出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要害和突出特征是：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要消除资本主义弊病。更明确地说，就是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变革生产方式；既保留商品生产，又限制商品生产；幻想对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管理，搞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幻想只要商品生产“好的方面”，不要商品生产“坏的方面”；既否定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继续保留商品生产，实行货币交换，又严重破坏和违背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由共产党及其国家政权代替资本家的职能。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设计的经济公社时痛斥说：“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200]“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不正是这种经济公社的翻版吗？ 
    所以我们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陷入蒲鲁东主义和杜林观点的产物。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行斯大林主义的必然结果。

毋庸讳言，迄今为止一切由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大同小异，都是陷入斯大林主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断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观上或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资本主义”——是集封建性、官僚性、资本主义性为一体的社会制度。

为什么说它是主观上或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呢？

因为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主观上是要革命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完全是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和蒙敝才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对斯大林这样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它是封建资本主义呢？

因为从经济基础上看：它既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又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又极力阻碍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既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致还大量保留和保护着它而成为该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和补充，例如在我国，“旧社会的堡垒——‘农民’”[201] 和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铁犁、锄头，不但被长期保留和保存下来，而且在社会总人口中还占大多数；再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联姻，其实质就是由国家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因而必然形成官僚主义所有制，形成变相剥削的事实，必然使“社会公仆”逐渐演变为特权阶级即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沦为被剥削者或变相被剥削者。

再从上层建筑上看：它既没有真正建立起能够保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又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它手中既无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要用修正主义谬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只能学习、照搬封建统治阶级定国安邦的经验和方法来治理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由上至下委任和调遣各级官吏，实行终身制、等级制，思想僵化，推行愚民政策，搞一言堂、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独裁­——谁的职位最高、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者、解释者和发展者，谁就是“救世主”，就可以像封建皇帝一样，金口玉牙、一言九鼎，谁就可以摆脱党和人民的监督，完全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对他们的批评不成文的被列为政治禁区，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就有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家破人亡、离婚、坐牢、杀头的危险，一切宣传工具、文化教育、理论研究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誉被牢牢控制在最高权力者一人手中，甚至要求人们无条件听命于他的意志，并取得了“合法”的形式，从而形成了没有封建主，胜似封建主的封建独裁专制制度。使整个社会深深陷入修正主义谬误之中无法自醒、自拔。

因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比资本主义更专制、更落后、更腐朽、更反动、更虚伪、更阻碍生产力发展。它的失败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当时必然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必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如果苏共执政后能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前所述，它就会很快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苏联的生产力很快出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使苏联的物质财富很快实现极大丰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并迅速影响和推动整个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就不会很远了。

可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错误，则注定了要把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歧途和失败。

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斯大林用“列宁主义”来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不仅把苏共变成了推行其修正主义理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而且用其修正主义理论影响、干预和统治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几乎都被斯大林的伪装所蒙蔽，都把“列宁主义”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指导上都用坚持“列宁主义”取代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都陷入了以列宁主义为招牌的斯大林主义之中，都彻底偏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道路，并因此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和摧残，都受到重大挫折并最终归于失败或变质。

中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十分明显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在苏共的直接帮助下诞生的。建党初期，党的指导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斗争策略等等基本上都是听命于斯大林指挥棒的指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代表就是斯大林实行这一指挥的工具。因此我党初期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的真正责任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是他们的错误领导，错误路线和“瞎指挥”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王明等人不过是积极的或违心的执行者而已。陈独秀后来甚至是我党最早认识和反对斯大林错误路线的智者。

虽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在革命的危机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结束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领导党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认识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而是完全陷入了斯大林主义之中，完全是用列宁、斯大林的错误观点来认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胜利后政权性质的。

根据列宁的观点，斯大林一直认为中国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2]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这一观点视为金科玉律，并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还在这句话的后面特意加了注释，说明这一结论是根据列宁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得出的。[203]

首先，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仍把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干脆称为“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错误的渲染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意义、进步意义和历史作用。严重混淆、抹杀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对立性。严重麻痹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反革命本性的警惕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所以能轻易得逞，显然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上述观点，盲目听信于斯大林指挥棒的指挥，失去应有的革命警惕性有直接关系。

为了说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只能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突出强调旧中国的落后性，把当时的旧中国错误的概括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4]

必须指出，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这一提法并不是对一种社会形态最高的、科学的概括。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非是说被外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成分的社会。但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说明它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的国家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落后，都已进入或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其三，自1840鸦片战争后，旧中国便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不仅外国资本利用其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中国大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封建统治阶级和洋务派官员也以“自强求富”的名义开展“洋务运动”，官商勾结，创办了一些制炮局、造船厂、军械所、矿山及冶金、纺织等行业的工业企业。这样，旧中国在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05]

正是由于旧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演变才会产生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时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进行这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但是，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这样认识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实际上是实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的要害是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变革生产方式，完全背离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完全陷入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中。

相反，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则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剥削有功”、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美化资本主义剥削，要求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从而在我们党内高层中，在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对立。形成了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都陷入了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深渊。

虽然通过实践毛泽东同志最早意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随人愿，并号召全党要冲破这种模式，但他并没有认清这种模式的特征和修正主义实质，因而无法逃出这种模式。特别是受斯大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定义的毒害，他也错误地认为，在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条件下，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例如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并因此进一步认为，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果，社会主义革命还革什么，怎么革？这样的问题便无法回答了。

虽然毛泽东同志正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点，但由于受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他同样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同样没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更不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实际上他也是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

虽然他正确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但他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政治观点，不懂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没有灵魂。

虽然他正确号召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对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迷信和盲从，他同样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

虽然他发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但他并没有真正弄懂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特别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列宁、斯大林理论的修正主义性质，反而把他们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拥护和坚持。从而使他自己，也使我们党自觉不自觉地完全陷入了这种修正主义之中。

虽然他正确指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并没有认清这种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懂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阶级斗争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把阶级斗争的重点引向了政治思想领域。因而不仅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战胜资产阶级和腐败现象，反而不可避免的严重混淆了敌我和是非。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另一方面又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野心家、新资产阶级的滋生保留了土壤和条件，使他们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甚至酿成了林彪、“四人帮”事件那样的悲剧。

虽然他在重视阶级斗争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但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他并没有认识到只有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促进生产力以它应有的、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而是致力于单纯提高公有制“形式”。他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更是彻底偏离了变革生产方式，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特别是“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主张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举，这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而是阻碍生产力变革和发展的政策，是导致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垂而不死或死而复生的根本原因。

虽然毛泽东同志最早发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战胜和清除党内的复辟势力，甚至明确告诫全党，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但由于全党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深陷在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错误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在他逝世后，党内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的威望，口头上讲继承他的遗志，实际上背叛他的思想，在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后，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搞假马克思主义，打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的招牌，在我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今天，我们继承毛泽东同志的革命遗志，高举他的旗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习他勇于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固执他的错误和失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能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苏联东欧巨变的经验教训，彻底认清列宁的错误和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实质，一定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勇敢地服从这一真理，把我们党和国家引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起到的诋毁作用，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不把共产主义视为幻想或无限遥远的事情。其实，如果俄国十月革命后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真正以现代生产力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共产主义早该实现了。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现代生产力的本性和革命阶级是最强大的生产力这两个条件就足够了。

   现代生产力的标志是机器和大工业。现代生产力使生产变得很容易，“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207]，因此，现代生产力的本性是其本身具有无比巨大的扩张力，使其成为生产力本身能够获得迅速扩张、成倍增长的“孵化器”。恩格斯说：“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208] 又说：“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209]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按几何级数增长”，可以简单的表述为按：1、2、4、8、16、32、64……的规律增长，所谓“按算术级数扩大”，可以简单的表述为按：1、2、3、4、5、6、7……的规律扩大。因此，将现代生产力本身称为生产力的“孵化器”，可以使生产力出现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那样迅速增长、无限增长的实际结果绝非神话。

但是，现代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严重束缚着现代生产力应有的发展速度，这种束缚主要是由于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的狭小和“技术垄断”造成的。因而我们看到现代生产力只能以百分之几到十几的速度发展，甚至常常出现负增长，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力。

这种破坏力最初表现为每十年重复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自1867年后，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危机“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210]。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自2008年暴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至今仍笼罩着已经“一体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上述预言的正确性。

尽管如此，现代生产力仍表现出巨大的扩张力。例如：俄国沙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日本天皇也是在同期实行明治维新变法，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结果几乎都用了不足三十年时间便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继英、美、法、德之后的工业强国，并演变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充分显示了现代生产力巨大的扩张能力。再如我国从1978年开始全面学习和照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和发展现代生产力，至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再次充分显示了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扩张力。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的限制，没有技术封锁，没有生产力的浪费，没有对生产力的破坏，从而保证现代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充分发展，这种生产力将会发展的更快，将会成倍增加、无限增长是勿庸置疑的。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11]因此，认为在苏联、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还不具备变革生产方式，消灭商品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生产力条件，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还必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见物不见人的表现，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和背叛，正是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彻底迷失了共产党人的眼睛，把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引入了歧途和失败。

但是，无产阶级并非天然是革命阶级，而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了解了自身解放的条件，懂得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革命的阶级。只有这样的革命阶级才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才能把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当成自己最强烈的要求。那时，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有革命阶级万众一心的拥护和积极投入，共产党人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就不会有任何不可克服、不可战胜的困难，就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就一定能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奇迹。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斯大林修正主义的肆虐，如果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或新中国诞生后，共产党人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列宁的错误，能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早该实现了。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发生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还仅仅是少数先进国家的事情，这些国家还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倾销其商品。在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今天，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步入了资本主义行列。无数经济落后的国家正在接近和赶上先进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已经达到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并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断续向前发展着。一方面，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过剩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贫富不均，社会购买力不足，使一切商品在整个国际市场都达到极度饱和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普遍面临严重开工不足问题，使多数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随时都面临倒闭、破产的威胁，使多数劳动者都面临失业和半失业的命运。以往资本主义靠发展第三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鼓励自谋职业、实现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刺激消费、开拓市场、大力投资城市基础建设等等措施来维持其苟延残喘，如今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已经黔驴技穷，今后生产力越是向前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一问题就会越加严重，贫富悬殊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就会越加尖锐，终有一天将会达到资本主义无法承受的程度。“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持续不散说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在彻底揭开“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彻底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彻底澄清理论是非之后，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力挽狂澜，彻底纠正修正主义错误，立即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建设党、宣传群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两大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自觉负起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早日建成共产主义制度，以告慰千百万为实现这一理想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先烈。

 

                   辽宁省抚顺市 高守研

                                                       2012年9有14日修订

 

 

附：写作说明

1，作者简介；真实姓名：高守研，抚顺机电职业技术学校退休干部，1948年出生，1972年入党，1989年十月以《什么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约2万字）为题上书党中央，基本阐明了本文的中心思想，但竟因此被斥为“在政治上不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并因此被剥夺党籍，同时对我的多次申诉一直置之不理。本文是对原文的补充修改。

2，写作目的：向党中央和理论界谏言，帮助党彻底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彻底揭开“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彻底澄清理论是非，要求党中央力挽狂澜，悬崖勒马，立即纠正中央以往背离马克思主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错误，迅速回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并努力把早该建成的共产主义制度早日建成。同时以本文为申诉理由，要求党中央恢复我的党籍。

3，诚请批判：本文首先要求给予批判。因为真理不怕批判，只有不怕批判并能经得批判的真理才是真理，才能被党和人民接受，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还因为如果它是错误的，它就必须受到批判。

4，投稿说明：本文是献给党和党的事业的，也是写给理论界的檄文。本文拒绝稿酬，为使本文能送达党中央和党的有关组织，有关领导，特别是理论界，并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审查，能战胜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本文的封杀和置之不理，本文将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寄给上述领导和组织。在本文没有得到应有的负责的、明确的答复或批判以前，本文保留在网上发表和传播的权力。我愿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为早日建成早该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最后一息。

 

 

辽宁抚顺，高守研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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