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莫言：民族复兴需要你深情重建民族尊严
——民族文学复兴呼唤大灵魂
文/ 刘浩锋
一、范式与精神审美转型：科学的审美与语言逻辑及中华文化复兴的世界性位置功用
中华文化复兴实质就是天道阴阳作为普遍有效的宇宙科学法则的拓展，完成天道基础上的辩证逻辑工具，并成功运用于文化的现代性与全球性理论重建。阴阳化生宇宙天地万物，天道辩证关系蕴含着普遍有效的宇宙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逻辑论、生命论。天道的模型就是太极图，它展示了宇宙无穷大与无穷小、色与空、心与物、一呼一吸之道的宇宙辩证循环。它的数学表达就是：一切起源于无极0，一切归于无极0；一切正数负数相加为0，一切正反物质相遇湮灭为光；0是最大，0是最小；0的物理形式是纯粹光能量，0 的生命形式亦是生命光能量。0是全息，蕴含宇宙全部的信息，宇宙全部的数；0是圆，蕴含着普遍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佛家的无我大菩提心、基督的博爱、真主的大慈悲、老子的无为、孔子的大爱都是展现大圆满心境的宇宙科学。科学的政治经济艺术都可以从中引申创建出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建立朝野互补、多方共生、动态均衡、共和共富的圆满的科学政治经济艺术形态。相反，西方文化周期悖论的数学与逻辑学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局部有效的科学，是失道的文化；资本主义周期两极割裂的政治经济文艺，是追求局部至上罔顾整体导致整体互损循环的失道格局，是邪道、魔道、歪道；它们都是不懂天道宇宙科学法则，悖逆科学发展、破坏和谐社会的文化文明。
任何文艺形式本质是文化的不同语言表现方式而已。大生命按照大灵魂内在的秩序创建了自然与生命；人类按照自我灵魂的内在秩序在地球上创建了现有的历史与文明。一切创造源于生命内在的心灵运动。生命停止意味此生创造的停止。生命运动意味着创造一切的可能。
文化复兴的真理基础是天道作为宇宙科学法则。文学复兴的真理基础亦是建立在普遍有效的“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数学原理之上。无论文学的结构与方法论，还是文学的语言形式运动与精神审美活动，都要求大圆满的格局。
文学复兴在结构上要跳出畸形、线性等不完备的结构，构建深度高度广度合一的大圆满文学结构；文学复兴在审美方法论上要跳出局部、细微凌驾在整体、宏大基础上的假设、虚拟性、魔幻性精神现象，把握作品的整体历史位置及其功用，辩证审视局部细微的客观形态；文学复兴的审美精神要跳出局部至上罔顾其他或整体，陷入个体中心至上的小生命小灵魂小历史的深渊，把握人与永恒大写的人——神或上帝、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人类与自然的平等互补、均衡等辩证统一的科学关系，引导人类精神透过局部混沌理解宇宙整体秩序，掌握个体与宇宙实现“天人合一”的精神审美，觉醒灵魂通往成长为大生命、大灵魂、大自由的进化道路；文学复兴的语言逻辑要跳出形式逻辑语言的悖论困境，用辩证逻辑语言驾驭形式逻辑语言表达，构建内容与形式与规律的三者合一，更好的再现个体、社会、自然的物质运动与精神运动现象。文学复兴客观上是一场世界文学的革命，它在推动21世纪人类文学范式与精神审美的转型。
从这个角度而言，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不仅仅是民族巨灵雄狮般觉醒与民族文化的局部崛起，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更是世界文艺的复兴肇始。它处于世界文艺复兴的龙头，占领世界学术中心的新位置。它的功用就是传播真理、觉醒灵魂，推动世界文艺复兴，引领人类文明由以往分析文化分离文明为主的外扩式器物科学发展，转向综合文化圆融文明内敛式均衡心灵科学发展；由以往恶斗互损式丛林文明、仇恨文明，转向互爱互赢式的和谐文明博爱文明，实现“心灵共觉、道德共兴、政治共和、经济共富、社会和谐、艺术共生”的大同世界。
二、呼唤文学大灵魂重临：莫言获奖在文学史自身的位置与文本功用
要完整看清一个巨大文学现象的真相，必须将之放入当代文学所处整个文学史中的位置理解其功用，从文学史自身的精神脉络之中，才能把握住整体的格局；文学批判与审美只有首先把握住大盘整体格局，然后从局部细微入手以辩证逻辑思维剖析，则更具有合理性与客观性，避免发生“文学价值的悖论”。相反，如果忘却了这种文学审美的方法论，企图将局部细微放大作为核心方法论而罔顾文学史整体，那么，它能有效引导人们进入一个迷幻的乃至颠倒是非混肴黑白的魔境；如果这样的文学作品上升为时代标杆引领人类价值风向，那么，不仅是文学，包括整个艺术与人类精神都会随之沉沦滑入邪恶底端。这个现象用通俗譬喻而言就好比，人们从太阳的“黑子”入手使之极端化、扩大化，最后将之贬低蒙蔽整体，否定太阳之光，然后以黑暗为旗帜。
因此，所谓魔性或魔幻写作，本质上体现在写作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这种方法论是局部有效的、悖逆普遍科学原则的方法，是瞎子摸象各执一词的局限，总是从局部上升凌驾整体最后陷入悖论；它的谋篇布局与它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一样，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瘦薄的线性运动，并不能再现浑厚辩证的历史整体精神运动；这样做只会在可怜的局部真相基础上，通过想象扭曲与极端化构造，凭空制造一个误导社会意识与价值方向的空中楼阁式的、畸形狭隘的庞大文化作品。它的严重后果，将会在无形之中有效解构真实的崇高与主流价值，使“黑道”成为一条甚嚣尘上的世界“光辉”道路。若要瓦解演变乃至奴役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什么比从精神心灵实现瓦解殖民更为有效直接省事的多。
莫言文学是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学中的个体，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从莫言文学整体的语言风格，包括民间的主题选材、隐喻暗讽的人物取名、动物性心理与外在的人格造型、细琐痞子式的语言方式、魔幻惊恐的语境、探寻高远又纠结鄙猥的格调；整体的创作方法论，包括细微局部至上解构整体、以偏盖全扭曲贬低宏大历史制造失衡、融合民间故事与历史及当代解构红色文化主体等；莫言的早年文学作品如《红高粱》还兼顾一点中正宏大的民族国家意识，但他已经露出了对不道德行为的肯定描述。比如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如果说这样展现“我”的主体，那么，是将主体引向社会公共的灾难。审丑与批判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我们对此赞赏。但仅仅有审丑批判而忘却了审美与深情建设，就是违背天道阴阳互补均衡之道，是文学功能的严重缺位与文人作家的失职。
此后，莫言文学的作品就不断开始淡化正面意义的宏大意识，越来越深陷入极端丑化国民性主体——“自我”，乃至从《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娃》、《檀香刑》等著作中，你会看到对国民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批判格调截然不一样。都是批判国民性，鲁迅则不忘记深情建设托举民族精神。而莫言呢？通篇就是运用魔幻来夸张历史与现实的阴暗，用极端化扩大历史的伤痕，真真切切忘却了一个作家作为民族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应具备的起码的正能量担当。这种文化功能，正如大言不惭“中国应当被殖民三百年”的刘某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必然受到西方青睐。
所以，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颁奖词中这样描述：“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我想，稍有良知的人们不难理解，何时中国成了世界最阴暗与没有真理、常识、同情的世界？这种判断，只有脱离辩证思维与历史整体方法论、自卑臣服于西方 “阳具”文化下的东亚病夫才有。然而，如此荒谬充斥于世界，是不是说明中国正处于文化病夫当道的悲催困境呢？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病态灵魂不仅与泱泱大国的复兴气象不符合，也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根本相违背。
从文学史精神变迁而言，这些都暴露了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缺失精神审美的困境，为了追求形式创新吸引眼球，将局部细微的丑恶极端化乃至无限扩大，凌驾在整个历史真相之上，而忘记了文学背后需要深情重建的大灵魂大光明，在盲目瓦解颠覆一切传统中心价值之后，陷入“审美悖论”，这是他们精神运动的必然宿命。这种“审美悖论”，一个接一个。每一种文艺思潮往往是对前者历史的继承与背叛，就像当代艺术崇尚表达思想观念，而超越传统的表现形式，写实主义不再享有显赫的价值地位。近代围绕个体价值至上的现代主义审美，最后发现个人理性也是不可靠而陷入悖论困境必然崩塌沦陷，随之艺术不得不扩大外延来寻找路径，诞生了“人类即审美”的后现代文艺思潮。这种思潮已经丧失个体的精神审美主体，人们从反省二战开始陷入了怀疑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形式细片化泛滥的黑暗困境。21世纪的当今，他们习惯于为了批判而批判、解构而解构，丑化而丑化，这样卓有成效瓦解民族文化自信、自尊，消磨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奋斗进程，这种文学审丑的片面做法，恰恰符合西方处心积虑构建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环境。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二战后已经获得世界学术艺术中心位置之后，他们就放弃了民族主义说教，转为树建世界主义普世价值来批判他国的民族主义，心照不宣地巩固自己的世界位置。殊不知，这种普世价值仅仅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至上具有排异性的不完备的“伪普世”，而并非兼容东方文化价值精神、圆满的“真普世”。
从而，莫言文学真实的文学史位置，是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末端，是依附于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屁股，一起将文学推入解构一切国家中心价值、瓦解一切传统精神、颠覆一切主流秩序的群魔乱舞的狂欢。然而，正是这种废墟的文学形式才形成了肥沃的文学土壤，必然导致民族文学的大灵魂普遍降临与勃发民族文学复兴思潮，推动世界文学范式与精神审美的转型与革命。
这种困境不仅仅是文学，它是文化的几乎全部，包括哲学、宗教、政治、经济、艺术；艺术方面，无论绘画、音乐、电影、舞蹈、雕塑、建筑都无一幸免。人们普遍陷入“专而不通、深而不广、细而不全”的学问格局，人类的知识处于“分类有余而综合不足”的离散大困境。而这些危机的根由，西方思想界没有发现，究根结蒂是体现在数学逻辑学上的形式逻辑的局限。这是整个西方文化陷入周期两极割裂、恶性循环自性危机所在。它的数学逻辑学表现就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企图排除矛盾，通过扩大论域，却总是不断陷入两极割裂的悖论之中。每次悖论发生，都必须不断扩大论域。所以，西方的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哲学危机等整个西方文化爆发合法性危机，必须通过凌驾在他者基础上的政治霸权、地理殖民、市场掠夺、文化外扩、宗教排他、西方中心来弥补内在的尖锐割裂制造的宏大沟壑。
要跳出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形成的这种周期危机，唯有中华文化复兴创造普遍有效的符合天道宇宙科学法则的辩证逻辑工具，用来综合东西方优质文化，复兴重建世界文化价值，才能成功驾驭。这正是西方诸多学者科学家预言，21世纪千纪之交，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望中华文明复兴引领世界文明转型的深刻原因。
在这个人类文化运动整体的大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精神没落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它恰恰否定动摇了西方文化价值传统构成了“文学悖论”。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一起涌入，他们既一度相互平行，最后又走向彼此交叉、重叠，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出新模式新流派，形成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呈现不同的风格特征，并且不断杂糅不同表现形式。作家往往经历多重的文学探索路径。中国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态由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齐头并进，演进深化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中开始出现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90年代初开始各种文学形式更是支离破碎化。什么垃圾文学、呻吟文学、艳俗文学、网络文学、奇幻文学等就像一锅大杂脍共处，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形态并存；从21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西方作家泛系统的中国自由作家与中国自由文学等概念，但这些概念作为西方写作圈的边缘群体，更没有明确的文学定义，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更加混沌，文学流派趋于细片化、个性化、情绪化。而正是这个文学步入形式繁荣与精神膏肓的危机四伏时代，才是一个真正世界文学复兴的希望四射的伟大时代。
莫言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以《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娃》、《檀香刑》等为代表，分别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他借用魔幻手法表达历史与现实，是一种破坏之路的极端。如果说刘心武、冯骥才、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这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各种写作方式，人们只是从揭露伤痕到反省社会病根，走入到彻底简单的否定文革新的极端，那么，此后的莫言、王朔等作品代表的是“怀疑一切、质疑一切、价值颠覆一切”的病态魔性的扩张。他为何获得诺奖？大概与这种歇斯底里不遗余力的扩大想象力来抹黑自己民族的精神形象有关。至于获得别的什么国内奖，这是文化意识受蒙蔽后的必然错位。他们的极端形式为何不明白：彻底否定传统与历史，也是否定现代与现实。彻底否定民族整体，也是否定自己与人类未来。缺乏从历史整体的高度辩证看待，是莫言与莫言们以及西方文学界由来已久的通病。而诺奖的评委们那么心安理得将中国作为最阴暗的地方审视，这不是一种真诚的高贵而，是一种对于自身文化悖论价值危机与东方文化复兴的普世价值重塑的恐慌，与掩饰内心不安即将丧失世界价值话语权的伪装，是一场拙劣表演的文化阴谋。
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家熊晋仁就此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对国人和中国精神充满敌意的恶毒写作，诋毁腐蚀中国精神和革命正义传统。”
著名诗人俞心樵说：“艺术即是生命，生命即艺术”。作家与教师一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家要融入到蓬勃向上的精神成长之中，具有大灵魂大追求大担当，才不愧为作家、诗人这个光荣的形象，才与21世纪民族复兴时代潮流相应，符合推动民族文学复兴与世界性精神成长的历史要求。
思想家崔振椿指出：“一个大写的作家，必须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才能写出大灵魂。才能有曾国藩文章之道的“气象光明俊伟”。很多作家把自己当作书匠，玩弄文学语言形式，而忘记了光明气象为成长俊伟大灵魂服务的作用。他们习惯用局部贬低整体、用小人物贬低大人物、用小家庭贬低大家庭、用小历史贬低大历史，个体与集体不能辩证统一的两种极端形式的人类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民族文学复兴呼唤蓬勃阳光向上的大灵魂。
三、觉醒灵魂：获奖的莫言其历史局限与必然出路
历史总是辩证发展的。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是一种阴阳螺旋型运动的关系，从各自文化形态作为标准而言，都存在各自的优点与缺陷，只有两种文化交媾，实现大综合才是圆满科学的世界文化价值，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出路。人类要跳出中世纪神权主义极端，也要跳出现今的人权主义极端，要跳出集体主义的极端，也要跳出个人主义的极端，要跳出民族国家主义的极端，也要跳出世界主义的极端，要跳出左派社会主义罔顾个体利益的极端，也要跳出右派资本主义罔顾社会整体利益的极端，这两种极端本质是一种思维的两种互为割裂的表现形式。符合科学发展的应该是两种关系的辩证统一，实现文化的圆融无碍大圆满。人要和宇宙大生命合一，个体与集体要合一，私与公要合一，人权均衡互补的联合组成神权，神是古希腊柏拉图“永恒大写的人”，是西方基督“你们是神的殿堂”，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梵人合一”、“神人合一”；个体的联合组成集体；个人产权的联合组成公产共产。因此，公产只有落实到每个个体的私产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只有落实到个体才是科学的集体主义；神权只有落实到每个人的人权才是科学信仰，世界只有依据国际法保障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均衡权益才是科学的世界主义。
莫言文学审美依托西方魔幻等现代后现代的表现手法来瓦解颠覆东方文学民族审美的精神价值与国家红色主流价值，与科学界、哲学界很多学者用排斥矛盾的西方形式逻辑来理解、解构接纳矛盾的中国天道文化一样，用西方器物科学标准来衡量东方心灵科学，用西方局部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衡量东方价值，是南辕北辙制造混乱的偏执病态。莫言文学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魔幻即是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也是其精神状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主张人类即审美是一种形式大解放，那么，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虚无主义将自身从宇宙中割裂开来，这是一种可怕的沉沦。中华文化复兴是要将人引入到通往宇宙大生命的进化秩序中去，是魔幻主义转变为佛圣主义，使混沌的人类理性沐浴佛圣的光照上升为宇宙科学的理性秩序。
基于这一清晰的认识，人类文学书写叙述与精神审美需要大转型。西方价值虚无的后现代文学需要综合东方“天人合一”的审美传统，审美主体从人上升为各种更小生命或更大生命形式乃至整个宇宙，实现“宇宙即审美”的大圆满境界，才是后现代文艺的根本出路与世界文艺的审美重建。形式逻辑思维推理只有将宇宙作为论域才是等同于辩证逻辑，才是普遍有效的。文艺审美，只有“宇宙即审美”，传统的感性与理性都在其间，拥有宇宙理性才是大真大美大善大圆满的辩证统一。
作家不仅是作为个体而写作，而是作家的生命追求、人格特征、精神高度本身是一种社会的写作。既要“作为百姓个体而写作，也要为天下百姓写作”，才是科学圆满的。而莫言的偏狭落后在于，“不是为老百姓而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这就把作家诗人降格为一般的普通百姓，不再有灵魂的高度与担当追求。这不仅与中国文学道统相悖，也与社会主义文学精神要求担当背道而驰。
民族复兴呼唤大文学，大文学呼唤大灵魂；大灵魂拥有大格局大气象，澄清一切污泥浊水，化邪成正，转魔成圣，重光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提升人类文明。
莫言正是基于一种历史中的狭窄格局找不到生命在宇宙秩序中正确的进化方向，他强调“文学的最大用处是无用”，而遗忘了“文以载道”、“自渡渡人”的民族文化万古道统。他的“为伤害的人与被伤害的人而写作”，因为缺失心灵光大的方向，只能沦为形式细琐精神黑暗的奴隶。
显然，莫言与莫言们，用痞子式的语言解构颠覆传统的中心价值，嘲笑崇高、抹黑伟大与神圣。他们缺乏自我反省能力，更缺乏超越能力，只能跟随西方后现代文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走向黑暗的虚无主义深渊。
思想家崔振椿指出“民族文学复兴就要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文学人物是复杂性与丰富性、精神性的统一。即便是大灵魂大人物也有吃穿住行的平凡，但他的平凡之中透出高远的精神，与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的宏大追求。不能说三皇五帝神圣是骗了无涯过客。三皇五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人物大灵魂，就有神圣的理想与追求，为人类进化指出了光明道路。”
莫言以为他一直从人的角度来写人，但人能漠视天的存在么？能漠视自然宇宙的存在么？将人从宇宙自然中割裂开来，通过树建人作为人权的新上帝取代神权的上帝，恰恰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态度，这种厚此薄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必然滑入另一个极端，正是导致西方文艺不断下行最后堕入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的深刻根由。
显然，莫言是后现代文学形式的优秀者。但后现代本身是文学史发展的末端，是文学末世，亟待大转型重回审美主体与天、地、人的价值大综合。通观莫言小说语言形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细碎。这种文学的细碎与泱泱大国的中国文化精神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之感。诺奖给予这种文学，是代表西方文学价值标准，实际上是审中国之丑。与时俱进、兼容并蓄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我们欢迎审丑，这是文学批判应有之意，但仅仅审丑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文学审丑自娱自乐也无妨。可一旦获得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就客观上产生了对民族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导向。这与中华文化悠远流长追求重获人的安身立命，与人类基本核心价值寻求“天人合一”、“人与上帝合一”的大灵魂大审美的精神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崔振椿认为：“莫言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他讲的大多是民间故事，他写自己的爷爷奶奶，写自己的母亲姑姑，也就是写自己的亲人。可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但是莫言写出了民族的灵魂没有？从这个角度拷量，莫言没有写出民族的灵魂主体与精神道统，这与新时代呼唤民族复兴的主旨，与历史进步要求是否存在差距？他的这种小人物小灵魂不足以引领、展示人类命运的大担当。”毫无疑问，小人物是人类的大多数，但引导人类命运的恰恰是呼唤精英成长为拥有大灵魂的大人物。他们是辩证一体的关系。
时空本身是生命的形式。小说的空间化，不单纯是纸面的空间，而是文本与现实以及灵魂的空间。小说的空间，首先应是作者生命灵魂的空间。大作家必有大灵魂大关怀大格局大气象大光明，必然能够从细微局部片段苦难黑暗中找到宏大整体丰润幸福光明的道路。而莫言对此除了超乎寻常的批判破坏能力，几乎丧失了托举民族与人类精神的深情建设能力。
“当他手扶着墙壁立起时，孙家院内已是黑羽翻飞，那只骄傲的公鸡已被撕扯得四分五裂，血肉涂地。狗像狼一样，争夺着公鸡的肚肠。哑巴们拍着巴掌，嗬嗬地傻笑。孙大姑坐在门槛上，端着长杆烟锅子，若有所思的抽烟。”（参见莫言：《丰乳肥臀》第四章）莫言这里的文学描写再现了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人与动物之间丛林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得对生命秩序的完整思考。哑巴们凶狠却害怕响马出身的孙大姑；孙大姑宰杀群鸡，最后吆喝五条狗去撕抢吞噬；此时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入侵中华，日军正在朝村庄开来。随后，日军入村的屠杀又构成了一种社会层面的丛林景观，折射出局部与社会历史之间内在共通的逻辑关系。
此时，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与驴子构成了隐喻关系。上官鲁氏生了一群女人为了再生一男而苦苦挣扎；即将临娩的时候，是以驴子分娩作为对称。中国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由此得到折射。“来弟她娘，你这是怎么啦？我的孩子，你可要挺住，咱家的黑驴，生了一匹活蹦乱跳的骡驹子，你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咱上官家就知足了。” （参见莫言：《丰乳肥臀》第八章）可是，当上官鲁氏生下孩子大血流的时候，“上官吕氏一阵头晕目眩，脑袋撞在了炕沿上。她手扶着炕沿，困难地站起来。看一眼脸色像石灰一样的儿媳妇，她痛苦地呻吟着，走出了产房。”一点没有喜悦以及关于如何止血救助的描写，以此刻意抹黑这个民族人民的反人性反亲伦。这时候，小说却开始了日军屠杀的惨剧。然而，即使如此残暴的日军，却及时为上官鲁氏派活婴儿、剪断脐带、涂药消炎、止血包扎。目的不是仁慈，而是为了宣传中日亲善。显然，莫言在描写人间到处都是黑暗。
此后的故事，解放后上官家族陷入互相杀戮的刑场。官方“大人物”出现，鲁立人是上官鲁氏的女婿，做了县长，却要杀戮自己的二姐夫国民党军官司马库的后裔司马凤和司马凰……小说安排这样荒诞的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历史，是在刻意丑化什么呢？
再翻阅小说《娃》，莫言似乎在寻求展示人类命运的纠结，但这种纠结在他笔下，要么是人的不可一世，要么是人在神面前的鄙微与可怜；这种“悖论”关系一直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也是莫言文学价值互为割裂的纠结。小说《娃》中的姑姑，从早年接生的“送子观音”，到中年文革中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再到晚年的卑微忏悔，她追寻了什么？担当了什么？她不过是随风摆的墙头草罢了，缺乏灵魂内在的刚正与光明。她是暴民，又是顺民。但不是合乎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均衡互补”思维与“中和”“中正”价值的公民。姑姑晚年又在神龛面前忏悔与祈祷，这是人类命运的归宿么？不，人类命运的归宿只能是人与神在获取宇宙本体层面上的平等尊严的契合，以及寻求“天人合一”的大圆满大自由大境界。从这个角度看，莫言并没有展现人类文明的趋向，而是回归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至上的统治。
莫言之乳莫言之臀莫言之娃是莫言小灵魂的大纠结。
《生死疲劳》更是这种纠结的集中表现。小说形式上采用了古典的章回，内容材质是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历史，但灵魂上却是被西方蒙蔽了的旧酒。他依托佛家六道轮回思想，用不同转世的动物之眼，来描述中国农村蜕变成了地狱与动物世界的时空循环。甚至地狱也比人间要充满公正。莫言企图用小人物贬低大人物，小灵魂贬低大灵魂，小历史贬低波浪壮阔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大历史。显然，人们必须珍视小人物的命运，但更需要整体的历史观与辩证逻辑思维看待，不能以局部或个体至上来抹杀整体的光明，正如不能用黑子来否定太阳光辉，亦不能用文革中的问题来全盘否定文革妖魔开国领袖圣贤，用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抹黑国家圣贤领袖。而这正是流行于国内外大小自由派抑或保守派文人的通病，也是西方文艺审美以及西方政治、经济、数学、逻辑学的共同之病。西方文化必须经过中华文化改造完成全面的复兴重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出路，才能落实18大要求坚持科学发展指导一切，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性发展缔造和谐世界。
当莫言穿着中山装去领奖，发表着他的获奖感言，可是让世人遗憾的是，他给外国人展现的是一个被外国没落文化思潮塑造的小人物小灵魂形象，不能也无法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八方雍容大度的真精神。由莫言获奖引发的一系列现象，说明中国很多人早已迷失了自己，迷茫了他人，整个民族似乎醉醺醺的拜倒在伤害自然的物质主义、伤害他人的个人至上主义、弱肉强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深渊中，书本与现实、贫与富的两极割裂，真全面撕开民族的躯体。而面对满目危机，尽管国家已经吹响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复兴号角，然而，更多的民族文化是食古不化不能被西方学术界深入理解。一些人掌握强势的公共资源，屁股朝外却用来压制、消磨文化复兴的思想学术成果，不能从民族复兴的时代潮流中悍然击响重建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精神主体位置的洪钟大吕，更猥猥亵亵尸位素餐不能呼唤培育诞生民族丰硕大灵魂，也就不能奠定民族文化在大综合时代世界新文化思想的中心位置。
总之，莫言获奖是他的大幸，却是中国小幸，更是民族大不幸。小幸是因为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了却有学无道、妄自菲薄、臣服西方文学者的大心愿；大不幸的是，明明西方文化审美遭遇周期悖论困境陷入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深渊，中华文化复兴引领世界文艺复兴蓄势以待，但大多包括知名的文艺学者依然还沿袭百年轨迹昏睡不醒。中国文人大多依然尊奉西方文学审美范式为圭臬，不明白西方文学审美并不是人类文学整体的标准，它整个文学趋向仅仅是建立在西方精神的轨迹上，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正遭受后现代虚无主义精神大萧条。一切拥有卓越眼光的人们会发现，西方的文艺价值不仅救不了中国，相反，只有中国精神兼容西方价值创造出世界文艺新思想，才能引领世界文艺复兴蓬蓬勃勃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