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昌盛时期，也是唯一有可能让中国走向另一条发展道路的叉路口。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自由的时期是这样到来的个别的偶然的商品交易在哪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不罕见，但是只有在一个相对成体系的理论指导下有意识地进行的社会商品交易活动（交易双方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才具有经济学的意义。交易双方对自己在事前的行为有所筹划、对自己事后的报偿都有所预期，当这种“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成为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活动之后，才能为发达商品经济社会的到来奠定好基础。反过来说，如果上面所说的“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不能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社会在步向“发达商品经济社会”的道路上必然会走向衰败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尊重并承认社会普通成员私人权益的理论没有了容身之地，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幸的先兆，预示着这个社会将要走向漫漫长夜。但是来自于民间的、商品所有者的要求商品交易行为被肯定的诉求，是持续不断的。只要一有条件，这些诉求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曾经有过一位伟人对此有过阐述，只不过在他眼里，那种诉求是“自发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因而这一时期也是决定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那时生活在中原的几千万人的第一愿望是能过上和平的生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和平是到来了，但是人民却被“格式化”了，亿万臣民都成为了王权主宰下的生灵。自秦始皇开始摄政直到他驾崩的37 年执政期间，这位特别勤勉的“千古一帝”把从其先辈秦穆公开始的社会改革——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统统归总到一起，编成《秦律》，后人也有人称之为称《秦法》。这部《秦律》有200万字，其编写之周密，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什么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官员享受什么待遇、住多大的房子、出门时驾驶的车子可以役用几匹马等等，无所不包。司马迁说：“秦法密如凝脂。”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大家知道荆柯刺秦王的故事，荆柯手持匕首追着秦王在宫殿里来回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声叫喊，却不敢上来帮一把。原来读到这段描述的人们对司马迁的这些文字还表示过怀疑，后来在1968年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葬中出土的书简里找到了答案：执戟的那些卫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走上台阶，否则“夷族”。陈胜吴广戍边路上被濠雨阻隔在大泽乡，秦法规定不能按时开拔到戍边地的一律“处斩”。王法如山，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秦始皇就是依靠这严酷的法律统一天下的，当时全国上下，从王侯郡望到亿万黔首，“法制”观念绝对优于现在21世纪的中国人。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首先调查了咸阳老人们的民意，得知老人们对法律过严最为不满，刘邦当时许下大愿说，我要是当政，就“尽废秦法”，为后来打天下取得了民心。刘邦也果然没有食言，他当上了皇帝以后，把秦法彻底废除。国家没有了严酷的法律，人民确确实实感到社会环境变得宽松了不少。再加上秦末连年的战争和后来又持续了两年时间的楚汉之争，人口仅仅剩下了1000万上下，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解决了，而面对连年战争后萧条社会状况，统治者的剥削也无从下手，调整政策势在必行。萧何死后,“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曹参任汉相国，当年他以盖公的“黄老术”治齐，九年的时间里，齐国大治，曹参在汉继续沿用在齐国的政策，三年之后，“天下俱称其美”。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刘邦时代还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继之而起的惠帝、吕后时代，“清静无为”成为西汉王朝治国的总体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到极致。于是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昌盛时期——文景之治，这段时期是决定中国历史将向何处去的又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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