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一个话题是，其中“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会否对本就不景气的国内消费形成不利影响？

　　这一关注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反映了消费领域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比如，去年12月下旬，根据中央的“八项规定”，浙江省提出了党员干部在元旦春节期间的“六个严禁”，即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严禁超标准接待等。

　　这些严禁的内容大多属所谓公务消费或者公款吃喝一类。既然是公务消费，那么完全可以推断，随着“八项规定”和地方类似规定的落实，一些地方的年终消费会受到影响。事实看来正是如此，如浙江宁波市一些政府部门已纷纷取消了原定在很多高档酒店举行的团拜会、答谢会、总结会之类活动，让很多酒店遭遇退单，损失不小。想一想，如果全国各地都执行类似的规定，想必会对全国的公务消费进而对内需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以2011年数据为例，做简单测算就更能发现，这种说法背后有一定合理成分。

　　截至2011年9月底，我国内地共有2854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0906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内地共13.4亿人口，当年GDP为47.2万亿元。如果按照2011年居民与政府消费72.16:27.84的比例进行计算，我们会发现，2011年，我国内地每个乡级行政单位的平均消费额为2.5亿元，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平均消费额为36.1亿元，这分别相当于9964个居民和14万居民的全年消费额。可以想像，如果政府的公务消费由于“八项规定”而受到10％的影响，很多企业的营收进而很多人的就业，就会被影响到。

　　但事实上，这样的推算经不住经济学家的细致拷问。

　　首先，中央“八项规定”中有关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如果说对各级政府的公务消费进而对国内消费有负面影响，那也只是一种机械或教条的说法，而远未考虑到政府消费内部本身存在不同结构这一因素。

　　因为中央反对的消费并不是政府正常的公务活动和必要的日常开支，而恰恰是那些年终的铺张浪费、必要公务活动之外的超标准宴请、送礼、超规格接待等额外消费。换句话说，由政府的正常消费以及必要开支所导致的公务消费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比如，政府一般会采购办公用品，但这些办公用品的消费并不会因为“八项规定”而受什么影响。因此，公允地说，如果说“八项规定”会影响政府消费的话，那也顶多只会影响政府消费中的超标准消费这一块，而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消费。因此，从理论上看，厉行“八项规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消费总额的大幅减少。

　　其次，从浪费性消费与生产性用途的消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正常的政府消费不受“八项规定”的影响，而仅是那些超额消费、超标准消费受到影响的话，那就意味着政府的这部分消费只会转而投向那些具有生产性用途的消费上来。

　　比如，政府将原先铺张浪费的钱投到帮贫助困活动中，投到落后山区的学校用于购买教学设备、图书，那就会带来贫困人群的收入改善，就能给予山区的孩子以一个成就梦想的机会。又如，政府如果将原先用于超标准吃喝或送礼的钱用于修建贯通城乡的道路，那很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县城人的命运。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将铺张浪费的消费转移到生产性用途，那不仅会诱发更多的居民消费需求，而且还能为政府赢得尊重与公信力。

　　退一步讲，政府也完全可以将这部分钱赠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失学儿童、重病家庭，那么，政府的这部分消费就将转为居民的消费，其结果是，这部分财富的效率会提升。

　　再次，以逆向思维分析如上2011年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对比，我们还会获得一个如何扩大内需的重大发现。

　　人们常说，国内消费不畅，内需不振，其实这话说的乃是居民消费不振，而不是政府消费不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居民占全社会最终消费总额78.6%，三十多年来，居民的消费总量不增反降，到2011年这个数字降为72.1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8年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为21.4%，而到2011年却上升到27.84%。

　　另外，上面所举例子，即中国每个乡级行政单位、每个县2011年的平均消费额分别相当于9964个居民和14万居民的全年消费额，恰说明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各地方跟进的类似规定，对扩大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将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不妨顺着这个思路做简单测算。假定2011年政府的超标准消费比例占政府消费总额的10%，这样，如果“八项规定”等能达到抑制超额公务消费、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每个乡将有近1000名居民、每个县将有1.4万人的消费需求可能被解放出来。因为在新情形下一个乡的消费只相当于8964个居民的全年消费额，一个县的消费只相当于12.6万居民的消费额，这意味着政府对百姓的负担在减轻，这当然是一个令人皆大欢喜的结局。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仅应该热烈欢呼“八项规定”的出台，而且更应该为“规定”的贯彻与落实提供必要的智力和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