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中国和日本关系的问题在国观俨然成为热门话题，也有若干同仁就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做了非常理性的思考。这种讨论在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窘境、全国一片反日之声的背景下显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及时。本人一向认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中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本人一向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或者说亚洲应当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的命运应当有亚洲人自己把握。而目前的现实是，整个亚洲包括几大主要大国并没开展令人满意的合作，美国人的势力在全球盛极一时，而亚洲也是这样。网上各位朋友也就中日关系的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是是否能够奏效很难说，关键我们还要看到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几大硬伤：

　　首先，历史问题，主要是近现代日本对亚洲国家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殖民历史。这是个历史包袱，对双方都是，也可以说是个死结。就像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百年宿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敌对情节，解开非常困难。而对中日两国尤其如此，两国都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成为各自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这种影响下人们非常注重历史传承不忘历史，同时思想上对于“仁义”等道德追求的空泛化也导致人们对现实的利益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特别是中国民众，总是不能像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表现出很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总是提倡“杀身成仁”、“舍身求义”的悲情情绪，死要面子，爱怄气。这些文化因素导致的民族心理，也是中日历史之结不易解开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悲情主义的影响下，往往出现的情况是一方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方对自己亏欠如果对方稍有不敬则情绪爆发，悲情情绪发作。而另一方也觉得委屈，明明我已经认错，为什么还被人屡屡抓住我不放，究竟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究竟我要背着这个包袱背到什么时候，这同样激起对方的悲情情绪？双方这种悲情情绪发作的结果，就是使双方的情绪过激化，看不到现实中两国的利益所在，甚至出现所谓“舍生取义”的结果。它根植于这样一种情绪：我是受害者而你是施害者，我是完全站在正义一方而你相反，我的主张必须得到你的百分之百认同，不接受任何折中，不接受任何第三人的调停，因为这就是“义”这就是正义就是道理，为了维护正义我是可以付出所有代价的，多悲壮！悲情主义的外交往往是脱离了现实利益的，刻板的，极度缺乏灵活性的。中日的悲情外交导致的结果只能亲者痛仇者快。如何摆脱悲情主义的外交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民族的问题，当然中国官方态度、媒体态度在这其中负有很大的责任。

　　我对中日历史问题的看法是，双方应当用深远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来处理中日的历史问题，这需要双方领导人、政治家的大智慧。个人认为，现时的情形是中国民智初开，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媒体唤醒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直接起到了一个现代意识在中国的启蒙作用。普通大众自由思想开始星星之火，但是说到认识尤其是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表达思想往往是感性多于理性。民间的反日、亲美情绪就是一例，但是星星之火一旦燎原，人们的看法必然会深入，趋向理性和成熟，也更加趋向现实主义。中国的普通大众如果能够出现这种认识、思想上的成熟，则中国幸莫大焉。

　　本人另外一个乐观的看法是，现在的大多数所谓的愤青，也就是开始相对自由地接触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他们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问题观察的深入和理解，思想上必然不断成熟。未来的二三十年这批人将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的集体成熟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成熟将起到积极作用，而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也有待这代人做支撑。

　　其次，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相当复杂，中日双方在国际格局中既有共同利益，同时也有矛盾。面比较广。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钓鱼岛问题，东海石油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毒气弹问题，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等。比较典型的是国观的zlppp朋友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也给出题解十二条。但是纵观这十二条，其中破绽不少，其中的一些只需简单推敲就发现很难成立。

　　我们首先有必要看看日本对自己的国家定位，日本的经济虽然千疮百孔代是仍然不失为一流的经济强国，欠缺的是军事和政治实力。日本人对这点其实看得很清楚，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是其真是写照。现实的情形是，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日本在挑选盟友方面别无选择只能是美国。说是盟友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因为美国人根本没有给日本人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机会，美国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能够在行动时给美国实质支援的日本。撇开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不提，美国的军事实力摆在那。日本是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矿产、商品进出口等皆依靠对外贸易，然而日本自己却无相应的海上军事实力做支撑。伊拉克战争的血淋淋的现实警告日本，你日本离不开我美国，你只有站在美国一边才能得到上述保障。现实的国际格局不是一种均势格局，美国的一超独大使得日本根本没有选择。抛开美国，要么你日本自主发展出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要么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能够对抗美国，现在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伙伴的日本，要作出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选择应该不是问题。关于中日美三国的大关系，在本人《也谈吴秀夫的<油浓于血：中国伊朗会联合抗美吗？>》一文中已有所基本阐述。日本现下的合适定位应该是一个在外交及国家安全上追随美国的，但在经济利益等某些方面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在一定程度追求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大国。

　　所以我说，日本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保持同中国的距离（甚至是刻意地），这是跟日本与美国关系现今的“牢不可破”息息相关的。那么，中日双方现时的“政冷经热”现象现在看来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这个毒疮不发作，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也不可能走得很近，要看到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时下最现实也是最可行的做法，还是中日两国政府继续鼓励深入和扩大两国民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为将来可能的接近打下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不会永远这样甘心于仰美国人的鼻息，因为从两国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基本利益关系上讲，二者的基本态势是竞争而不是互补。日本人之所以强拉俄罗斯安排安纳线，既要看到其与中国竞争的一面，也要看到日本竭力避免自己的能源动脉完全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的打算。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在美国控制的海湾产油地区发生问题的情况下，日本可以既不依赖海湾地区进口石油，也不必通过美国舰队控制的印度洋、西太平洋，日本直接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就能取得自己需要的石油。也就是说，日本有了俄罗斯这张能源牌，至少可以做个姿态给美国人看看，这表达了日本希望自主不甘心贴附美国，希望自己把握命运的一面。美国人的逻辑是：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威胁到了或者可能威胁到我的霸权地位那么我就将毫不留情地打压。政策很直白，有时什么直白得让人觉得可爱，然而这就是美国的外交，就是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日本的国家利益要出头，就要期待美国一统天下的旧格局的打破。日本和美国在根本利益上的离心离德和日本跟中国越来越大的共同利益，这正是我们谈中日合作、中日同盟的理性基础。当然现实问题十分复杂，很多事情并不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是以理性的思维去面对，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去处里中国的外交问题，就能为我们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我想，基于长远的眼光，我们甚至可以做以下乐观判断：只要我们真正解决了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双方建立起比较牢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安全信任关系，日本将会乐见中国发展其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中国也会乐见日本发展起自身的军事力量。毕竟中日的联盟将肯定需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来保障，而这军事力量最可能的提供者就是中国（当然日本的军事潜力也不小）。所以，关键在于中国和日本要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关系，而牢固的信任关系不仅仅在于两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在于政治、文化等的深度一体化。这些工作需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打好基础，从现在就开始准备，民间的交流合作应该先行。

　　当然，我们跟日本的友好关系也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够实现的，那样的想法也太幼稚。日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我们谈的对日本大的外交方向应该是“拉”，但是不排除在某个阶段某些特定环境下我也要“打”，又打又拉。国际间的友好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祈求能够得来的，棒打出不了恩爱夫妻。中日间的很多问题包括历史问题需要双方都有诚心和努力去解决，责任不仅在中方，日方也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双方的共同努力，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对于中国外交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个人认为，阻碍中国外交开展的几大障碍包括民族悲情主义、意识形态、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几大包袱一日不除，中国的外交开展就一日难以轻装上阵。

　　民族悲情主义咱们上面已有论述，就不再谈。先谈谈意识形态，我想要说的是强调意识形态、中国以意识形态论作为外交武器获益的时代已经过去（冷战初期中国是从中获益的），实际上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历史包袱，现在的国际环境下无论是中国的外交对手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跟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格格不入，而且包括中国和平外交的发展对象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对中国自身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戒心。国际关系，除了利益问题之外就是心理认同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建国后对外输出社会主义，输出意识形态，至今给东南亚国家留下很深的心理刻痕，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戒心很强。对中日关系同样如此。为此，中国今后的外交需要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对中国造成的不良影响。还有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二者在中国往往是相生相随的。君不见现在媒体上一些“愤青”，一谈到韩国、越南、日本，总是念念不忘老祖宗的“光辉”历史，免不了搬出某某朝你只不过我的一小小属国或者朝贡国、甚至就搬出当年对人家的占领史来，“高丽棒子”、“小日本”等词频频见诸笔端。殊不知我们国内的民间思想越是这般，人家就对我们的戒心和反感就越强烈，对我过的外交开展很不利。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国不可无民族主义然国不可尽民族主义。

　　随着国际环境的大动荡和自身的崛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需要自己的“门罗主义”，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先走出亚洲，走出亚洲需要处理好同日本的关系，这个问题无法回避。而解决中日问题，需要冷静、需要理性、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