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有别。人与人既有差异，就不会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是一种充满抗议性的理想。平等被分为权利（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前者类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者类似财富量人人平等。前者的平等造成后者的不平等，后者的平等同样会造成前者的不平等。结果平等就是平均主义，即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平均主义并不能使穷人变富，但可以使富人变穷，结果就是“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平等的社会因为权力的集中往往最不平等，不仅个人成功的机会和财产被权力剥夺，而且个人也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领导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所谓平等的真正含义应当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穷人的贫穷并不是有钱人的富裕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零和游戏。比尔?盖茨的富裕并不是造成其他人贫穷的原因，他依靠的是技术创新，而不是早期野蛮资本积累阶段的强占农民土地和残酷剥削。人类发展到今天，距离平等已经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今天的平等是法律的平等和金钱对权力的取代，权力职位和社会角色是完全开放的，“金钱是万能的”，任何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职业人格去努力成功。相反，在专制独裁时代，权力决定一切；在封建时期，出身决定一切；在野蛮时期，暴力决定一切。

　　每个人都具有良莠迥异的天赋，我们常常把那些能力最为卓越、但品德未必良好的人称为精英。现代精英理论的创始人帕雷多对精英的解释是：假如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能力指数打分的话，在不同领域内都有一批满分者，比如一个百万富翁就是10分，一个穷人为1分，乞丐为0分，等等。那么这些满分者就是精英。亚里斯多德把人类分为牧人和羊群。莫斯卡认为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只有两种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人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帕雷多则把社会人分为低级阶层和高级阶层，后者就是精英阶层。他通过研究发现，对一个精英阶层的人来说，他的财富拥有量不仅与其人力资本成正比，而且也与其权力资本成正比。精英阶层的人一般也是最富有的人，它们是“人类的精华”，或者说，它们是自我实现者。

　　“历史是精英的坟场。”帕雷多把精英阶层分为两种：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和拥有成就的非统治精英。在职业人格理论中，精英群体一般以专家型、管理型和权力型这三种职业人格为主。权力型的统治精英是指具有权力方面人力资本的佼佼者，而不是尸位素餐占据权力位置的笨蛋。在合理的社会中，精英是向非精英开放的，以保持精英流动，否则因为财富、出身、体制等因素，精英位置就会被庸人占据。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一种精英流动机制，但因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职务不开放，当其能力与职务严重不匹配时，社会就通过暴力革命强制进行精英流动。莫斯卡提出“亚精英”和“反精英”的概念：亚精英包括了公务员、经理人、商人、白领、科学家、工程师和知识分子等，它们是精英阶层的后备力量；反精英指新兴精英阶层，当旧精英集团因为腐败封闭无法循环流动时，反精英集团就通过革命等手段取而代之。

　　当下人类社会中，知识分子、工商管理者和官僚成为精英阶层的三个代表。这里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并不是技术人员（intelligentsia）。技术人员最早是指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因而有资格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后来泛指所有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职业人，相当于中产阶级，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技术型职业人和专家型职业人。相对而言，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小的概念，它是指那些直接从事创造新思想和实践批判的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评论家等。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比较模糊，可能是教师、教授、学者、记者、编辑，甚至是自由职业者。

　　知识分子绝不是一个只满足于自身职业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情怀。古代知识分子为祭司、术士、乡绅、儒生、风水先生等，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士农工商中的“士”。近代知识分子以启蒙运动和社会批判为使命，他们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和社会的方向。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如果说上世纪的无数革命运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话，那么今天，知识分子仍是政治和社会的主要影响者。后工业化浪潮的洗礼和犬儒主义的回潮，使当代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批判力，为稻粱谋的职业身份使其身上的精英色彩日渐淡化，有的甚至沦为权力精英的吹鼓手。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而已。

　　伯纳姆的管理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向管理型社会过渡。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管理者成为新兴的精英阶层。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使管理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管理型职业人把持着经济的方方面面，因为管理者与财产所有人密切关系，工商业精英作为一个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有产者，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精英集团。官僚精英在任何社会都是压倒一切的权力集团，他们是政治的管理者，拥有不容置疑的国家管理权。大学教育为企业和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批管理精英。财富与权力的合流，构成一个一统江湖的统治精英阶层。

　　精英的流动虽然为非精英阶层营造了一个美丽的梦想，但实际上这种流动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会越来越缓慢。如果你仔细读一些名人传记，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出身卑微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儿子。山窝里飞不出金凤凰，管理型职业人格和权力型职业人格很少从穷乡僻壤诞生。在美国，大多数管理者都来自上流社会或中产家庭。有人对《美国名人辞典》进行统计后发现，75%的银行家、51%的律师、45%的工程师和42%的实业家都来自名门望族。如果说古代中国尚有不论出身的科举制度促进精英流动的话，那么在人脉复杂、潜规则盛行、封闭阴谋和缺乏公平透明的当下中国，有效的精英流动无疑是更加艰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还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9成以上是高干子女。以权力资本占据精英位置，拒绝人力资本的精英流动，将使社会严重趋于不公平和矛盾积累。因此，“我爸爸是李刚”引发了一场震动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

　　卢梭在《论人的不平等起源》中认为，人类存在两种不平等：一是自然或生理的不平等，由于自然、年龄、健康、思想等因素的差异而形成；二是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由于某些人的特权造成。事实上这两种不平等是相互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财产权和继承权以及政治制度引起的。从精英理论来说，人类的文明进步无疑是依靠少数天才精英实现的。文明以理性和价值观为特征，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孤独地坚持自己，这是卓越人物的共同特征。精英的存在是因为不平等。要充分地施展个人的才能和职业人格，必须以机会平等为前提。

　　摆脱不平等是人类的一个乌托邦梦想，那将是一个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对此曾提出美好的设想：那是一个人们从自己创造的国家、官僚、资本和技术的暴政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一个充满创造性而不是占有欲的社会，一个彼此合作帮助而不是互相竞争嫉妒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阶级限制分工，才能获得平等：分工使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范围，而且为了生计必须一直不厌其烦地干下去。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每天都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早晨打猎中午捕鱼黄昏放牧晚上写文章，随心所欲其乐无穷……

　　工业时代的生产是建立在细致的分工基础上的，工人像机器零件一样，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几种简单机械的动作。在自动化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工人已经远离了装配线，无人化车间越来越多，往往只需一位专业技术人员监视生产线即可。现代工业的高生产率使劳动时间越来越短，闲情逸致和“有闲阶级”越来越多。1962年，纽约电业工会就争取到了每天5小时每周25小时的劳动条件。尽管中国当下已经出现了方兴未艾的休闲产业，但仍然处处可闻“过劳死”和“血汗工厂”。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具有公民责任感的企业已经开始引入较为人性化的先进管理模式，一切都有改善的迹象。

　　1887年，英国着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工人阶级的未来》一文中说：人类习惯于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繁重劳动，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实支配了我们的精神和思维，阻碍了人类的生长发育。这种过度的劳动压垮了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素质无法发展提高。人因为职业而风度翩翩，职业应当是爱的工作。工作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干，而与报酬无关。1989年4月25日，中国诗人海子迎着滚滚而来的蒸汽机车卧轨自杀。他留下了一首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对海子来说，诗人从来都不是一种职业，就如同“海子”不是姓名。海子的职业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海子的姓名叫査海生。是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个教师，他叫王小波。王小波1992年辞职在家写作，1997年4月11日猝死在电脑旁。王小波尝言：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此二君在那个残酷的春天过后，都成为这个物质充裕年代的神话。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不是精英，也不是反精英；他们是平民，也是先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职业来，非职业往往更加危险，因为那意味着自由和自由带来的孤独。比起向往自由来，人们往往更害怕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