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一位远道而来、正在全面积极地学习德胜公司管理经验的企业领导问了我一个问题:德胜可以学习吗?
我先回答:“当然能学习!”之后又回答:“德胜不好学习。”
我说德胜可以学习,是指大家提到德胜时经常说的,精细化啊、人性化啊、制度管理啊,等等。这也正是许多人认为德胜公司值得学习的地方。据德胜公司的网站报道,“德胜公司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标杆,2012年,中国和世界各地共有600多批次团队近6000名客人来德胜公司学习考察德胜的管理经验”。我们也经常在来访者的感想中看到,大家对德胜公司上述管理行为由衷的赞叹和钦佩。
但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德胜公司的这些良好的、执行良好的管理行为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学习这些皮毛的东西,其它的企业里有没有?中国历史上有没有?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些表象的、或者短期内的行为,其实不用学德胜。比如,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凯歌猛进但昙花一现的“巨人”类企业;又如,以效率著称但暴虐无道的秦王朝;再如,王小波先生曾经提到的,古代的工匠们一丝不苟地制造出来的、奉献给上位者的极尽奢华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技艺”和“器物”层面的“卓越”的管理。可惜的是,这样的管理不是一种常态,也不可持续,因为它缺乏人性的支持。在非人性的制度中,一丝不苟地做活的工匠们,包括命令他们一丝不苟地做活的官员们,必须一丝不苟甚至半丝不苟,因为如果他们“苟”了,就会变成狗,死狗。
因此,仅仅从表象上看,德胜当然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学得好不好,能否真正学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德胜公司的管理模式之所以在实践中有效并能够持久产生影响力,不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这样那样的表象的管理方法,而是因为他们坚守了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学习德胜公司能够学到其精髓,必然要全面地学、全盘地学,而不是仅仅学习其皮毛的主动性、自我约束、精细化、人性化。而这一点,实际上是最为困难的,也就是我说的,德胜不容易学的原因。吴晓波先生在《跌荡一百年》中提到李鸿章时说,作为那一时代不多见的有识之士,李鸿章在价值观与物质的关系上还是极其糊涂的。比如他认为,我中华文化是优秀的,不必要改变,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现在我们知道,他老人家错得离谱。因为坚船利炮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恰恰是民族创新力、创造力的反映,与价值观相始终。
那么,蜂拥而至学习德胜的人们,是否也在重复着李鸿章的错误?
德胜难以学,难就难在价值观不好学。有人说,德胜公司是真正以价值观来管理的企业。那么,其它的公司不是以价值观来管理吗?其实,所有的公司都是以价值观来管理的。所不同的是,有的价值观很灿烂,而有的价值观很烂,区别仅在于此。或者说,有的公司的价值观是真戏真唱,有的则是真戏假唱,也有的表面没“戏”,真正的“戏”都在背地里和下半截。
那么,“真戏真唱”的德胜公司,其价值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其实也未必,看看德胜的理念“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都是自然而质朴的。但是,这些自然而质朴的理念,所切中和指向的,恰恰是中国的职业人、社会人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陋习。其所承接的精神实质,是中国近代先贤们呼吁的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比如,南开之父张伯苓先生当年所立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价值指向,就是他一直深恶痛绝的中国人的“私”与“弱”。而德胜的“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所指向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不诚实、谎言、欺骗、懒惰、自私、讨巧、走捷径。
面对不良传统中这一个个固执而凶顽的怪兽,想学习德胜的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仔细观察德胜公司我们知道,德胜表象的管理模式,更多是上述价值观在经营管理中的具体体现。而管理中的每一个进步,必然遭到这些怪兽的猛烈反抗。所以,德胜让人钦佩之处,不在于它提出了这样的价值观,而在于坚守价值观的累累旅途上那份执着艰辛,还有寂寞。
比如,德胜强调制度,并不是要建立威权式的制度,而首先是基本平等、尊重、契约和“有爱心”。这些东西,才是一个优良制度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殷海光所言,“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再如,德胜公司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短期内商业上的利润和成功,他们所追求的,更多是一种品质、一种活法、一种文化。所以,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德胜才能够反其道而行,坚守一种慢成长模式甚至“不发展”模式。如此,才有了客户上门遭拒、甚至出现德胜愿意把客户介绍给有能力的同行的佳话。这样的价值观和经营管理的做法,自然是那些急于赚大钱的公司没法学,或者,压根儿就不想学的东西。
德胜洋楼不容易学。那些只想学“术”而不像遵“道”的企业,请退掉机票,打道回府。
德胜洋楼能够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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