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宽广的心胸迎接世界，并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竞相争夺的市场，有机会跟中国做生意的都赚得盆满钵满，喜笑颜开。从开始的通过代工厂节约成本策略，通过贴牌来实现品牌的迅猛传播与扎根，到现在的品牌与商品的卖场与直销形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脚跟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而逐渐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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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期待，由于降低关税会让厂商让利于民众，给百姓带来实惠并拉动中国的内需，维持经济的发展，其实这只会让贪婪的国际资本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经济“入侵”，得到更为丰美的回报。而这种锯掉门槛的降税行为，必将被证明是针对本土企业具有更强杀伤力之举。
海关的关税原本是用来保护本土经济，缓解来自海外商品，投资与企业的压力的，如是，则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基本都是在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商品与就业人口纷纷提高门槛，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都变成了对来自中国商品与投资施加压力的由头。
虽然那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在政治上对中国充满了友善，口口声声对中国有最惠国的待遇，但基本都是以无中生有的指控为发端，然后就是煞有介事的调查，交给WTO去进行裁决，再然后便是施以惩罚性关税的制裁。
国外的政客对中国的态度似乎含有一种无奈，因为那基于来自国内企业与产业、选民们的压力，那种讨好选民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交换，是用政治态度缓解对于中国经济“入侵”全力抵抗所形成的矛盾的手段，同时为自己对中国实行经济“入侵”形成润滑作用。
在国际上，似乎也只有中国才会不断降低自身的市场准入门槛，让关税来得更低一些，让国际资本更加畅通无阻，为外来资本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似乎不如此便无法表明我们开放的决心，不如此便无法保持在国际社会中友善的形象。
中国已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之上难以回头了，因为回头就会是对以往“英明决策”的背叛。似乎任何刹车关门的行为，都是对国际友人的背叛，有一种饮水不思源的罪孽感。
认定国际化才是中国未来之前途所在的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既然要消除那种罪孽感，就需要把中国市场的门槛锯掉，而将中国市场拱手相送。
虽然国际资本一直在蚕食，但中国市场潜力如此巨大，不是随便哪家企业就能把某一细分市场垄断得了的。从鲶鱼效应的理论看，反而会促进中国本土的企业加速成长，让他们能“知耻而后勇”。
“护犊子”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教育方式，但一味的胳膊肘向外拐，也定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如中国的父母，在孩子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习惯于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的道理，实际上会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后果。
有人认为，关税下调是符合民意的决策。因为关税不下调，民众就会利用旅游与出差到境外的机会夹带国外的商品入境，还催生了专门在海关两岸进行走私夹带的人群。
但贾春宝认为，导致夹带与走私呈现失控状态的根本原因，并不单纯来自高昂的进口税收，而是在于官民之间，媒体与精英传导的对进口商品、品牌、管理标准甚至企业文化的仰慕之情。这些都是那种民族虚无主义者所鼓吹的舆论环境所导致的。
膜拜于洋品牌，以洋人所提供的商品为高人一等的形象支撑，这才是让我们失去对民族产业支撑的核心力量。从没钱到有钱，这是个过程，从不懂得怎么花钱到懂得怎么花钱，这也是个过程，从睁开眼睛朝外看到闭上眼睛理性内省，这也是个过程。从丧失自信到自信回归，同样是个过程。
关税降低虽然不会导致海外商品的倾销和垄断，但那势必会为外来的经济提供保护，维护其占领中国市场的稳健与安全。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居然对进口关税的下调不仅没有怨言，反而有了一些如释重负的欣慰，而任何麻木之情都会被当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反复质问自己：我们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在为国际资本鸣锣开道，扫清障碍，还是在为了本土产业强身健体，多一层保护。如果关税降低能增强本土产业的抵抗力，那才是真正的荒诞逻辑。
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讨好本土民众，并对外强硬一些，才是正确的选择。管理者与服务者的职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外是宽容的服务者，那么对内就只有以管理者的面目出现了，那么岂不是太对不起我们所拥戴的民意，我们所缴纳的税款了。如果我们一概用严苛与惩治的姿态对待自己，用包容甚至谄媚的姿态对待外来者，我们才是真正的可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