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尤其是在年末岁初的时候。然而对于刚刚换届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要想拔除根植于过去的腐败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未来依旧任重道远。
    中国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依照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相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虽谈不上权威，其统计方式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不仅为学界所接纳，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其中立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中国而言，纵向比较或许更为公允。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在起伏中有进步，但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呢？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全社会的腐败问题更是要命，连小学生都在接受腐败教育，如要求妈妈给老师送个礼等。
   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从自己做起，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负责调查有腐败嫌疑的干部。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
    然而，反腐败谈何容易。多年来，中共领导层一直公开警告，腐败是其头号威胁，试图通过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提高惩罚的力度，防止他们吸金和编织关系网，也不断修改完善相关规定，但仍难以阻止腐败蔓延。
    其实，就目前中国的反腐败而言，面临着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的两难选择，即如果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而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了断过去，老百姓又可能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因为与八九十年代的腐败相比，近十年的腐败出现了新的变化。
    其一，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赎买权利（商贿赂官），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能够帮助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这种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算是在释放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某种意义上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反观现在的腐败，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对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只能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也会越来越远。这种是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实则是买官卖官的行为，后果可想而知。
    其二，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从百度新闻关于反腐败文章的数量来看，2003年有11900篇，2004年是76200篇，2005年为73330篇，2010年上升到24.6万篇……到今年有86.1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例如，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有四位因腐败问题落马，第一位在1997年被抓时受贿金额为30万，第四位在去年11月落马，受贿金额飙升到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是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增幅是12.9%，腐败金额的增长显然要高出许多。或许这只是一个特例，但也揭示了腐败的严重程度。
    在这样的新变化情况下，中国的很多反腐败措施是行不通的。比如说，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即高薪养廉。中国有这么大的政府，高薪的标准是多少，能养得起吗？而且，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估计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就没有几个人，一块手表、一幅名画、买房优惠等都是腐败的范畴。
    而正因为腐败的行为过多，如果只是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又会认为不太公平，也就提高了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这是民间对腐败痛恨与同情的矛盾所在。加之，现在腐败官员的很多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如此一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害怕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也害怕翻过去的老帐牵连出贿赂行为，于是他们纷纷开始移民，不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也不愿意进行创新，这样的结果是失业率的增加，而民众的不满就会相应提高，这对政府而言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反腐措施的一个症结就在于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以及怎么使政策本身变得可信。由此，中国政府必须告诉民众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因为杀再多的人，未来腐败现象依然会存在，注重手段忘记目标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而可信性问题需要靠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其可信度自然大大高于一般的文件。再通过试点，在某一个县或某一个市去实践。这样迫使政策实行1-2年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好处。
    这样的做法是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人类伟大的美德之一，如基督教的恕罪、佛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理念。而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也不是为宽恕而宽恕，更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为，这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和利益，学会换位思考。
    而对应到前面提到的如何处理腐败存量的问题，也即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过多纠缠历史旧帐未必正确，可以以十八大为界，其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而继续腐败的官员就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如果有侥幸心理的官员也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就会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
    历史在演变，各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新的变化，而应对措施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更加有针对性才行。腐败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始终都是存在的，就看如何去控制。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可能过于严重，看看以前的日本人打进来都没有亡国，就知道关键时刻，中国民众的心是一致的。但腐败问题就如同一条蛀虫，不去治理，就会渐渐侵蚀至整体，导致毁亡。因而，反腐虽艰难，却也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