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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
【陈嘉珉】今日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甘愿接受物质对精神的奴役，发展和增强物质力量成为人的最高权利，以最高权利损害其他权利尤其精神自由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人们都能看到，不断地满足物欲给自己、他人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依然无法抑制对物质的渴求、追逐，这看起来已经是一种宿命。今人与古人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接受宿命已经不能获得心安理得的快乐，上天正在用宿命中的物质的力量严厉地惩罚今人，使人最武断和自豪的获取与幸福走向渐行渐远。在人所遭受的苦难当中有一点值得庆幸——一切迹象都在启示我们，古老的哲学与宗教药方在今天能派上极大用场。依据先贤告诫，修行可以化解宿命，积累慈悲喜舍的福德资粮，这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源泉。在2013年，我们准备把古圣先贤关于幸福的哲学和宗教智慧，用对话形式解读出来。
【李映颛】人，只要活着，本来就欲壑难填，更何况长期以来，在世界东方名为中国的这块大陆上，泛滥着一种叫唯物主义的思潮，疯狂地刺激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再加上现在全地球经济疲软，政府要拉动内需，又来火上浇油，这个社会怎不物欲横流？人的物欲永远不会满足，对自然的掠夺就永远不会止息。
所以，唯物主义可能就是导至物欲横流，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真正祸根。而且从货币发明至今，“金”早已成为物的代号，唯物主义早已经变成了唯金主义（或曰拜金主义）。
【陈嘉珉】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精神，在市场社会，物质表现为商品，而金钱则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因此唯物主义泛滥必然导致唯金主义。“唯金主义”这个词，可以用来概括现代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反映了人类在末法时期颠倒、错乱、邪魔的精神状态。
范玉明先生回帖说：“其实我们需要的甚少，单纯的追求物质会丧失自己。”我们实际生活的物质所需，算起来吃饭不过两三碗，睡觉不过一张床，出行不过车一辆。你能买下天下美食，但能同时吃一百桌山珍海味吗？你在一百座城市拥有豪宅，但能同时住一百栋别墅吗？
拥“有”财富的实质是一个“看”字。净空法师讲《华严经》说到一个故事，早年有个香港富豪，途中几番周折把净空法师带到一家银行，再经几道关口来到一间地下室，然后打开一个柜子，给法师展示其中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法师问“就这些吗？”富豪说“就这些。”净空法师说：“那还是没有我的多啊。全世界的金店我都可以看，而且可以随便看，不像你看一次要偷偷摸摸，做贼似的。”既然“有”财宝不过是用来“看”，那我们何不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千山万壑，那天下不都是自己的吗？
博友董俊医师说：“我认为物质和精神之间并不矛盾，只是需要智慧的把握这个度。”其实“把握这个度”的智慧，是佛法最为提倡的，拥有这样的智慧才是拥有真财富，因为这个智慧能够让人识破财富的骗局。在佛法智慧看来，不只身外之物是假有，连我们的身体也是无常的假有，与尸体无别。我们这具看似鲜活的身体，不过是灵魂暂住的躯壳而已，永恒的灵早晚要将它遗弃。那些给身体许多装饰、给身体加载许多物质负担，以及那些在镜子前百般摆弄和欣赏自己身体的人们，是多么可悲可怜，因为他们倾心一生努力去做的工作，多半是捡拾和珍藏垃圾，让精神备受物质的奴役。
索甲仁波切大师在《西藏生死书》中说：“藏语称身体为‘I’，意思是‘留下来的东西’，像行李一样。每次我们说‘I’时，就是在提醒自己，我们只是旅客，暂时住在此生和此身。因此藏族人并不以全部时间改善外在环境，以免让心分散，他们够吃、够穿、有屋住就满足了。如果我们继续像目前这样，埋头苦干追求物欲，就会六神无主，失去人生的目标。旅客住进旅馆之后，如果他们神智正常的话，会重新装潢房间吗？”其实很多人，当他们把灵魂的“房间”——身体，以及身体的“房间”——物质环境，全部满意地装修完毕之后，只享受短暂的快乐，便陷入了精神和人际关系的绝境之中。难怪老子强调“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几千年来，很多人的心志都中了邪魔，而以今人尤甚。懂得“轻身”法术的藏民，他们不受假财富的欺骗，勇敢地清掉多余的物质垃圾，把时间用来修习精神，他们才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李映颛】欲，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甚至还是一个人生命活力的反应，它本身并无好与坏、善与恶的分别，分别的是人的态度。
我辈对待欲，贵在处理好“节”“纵”二字。佛家认为欲是人的痛苦之根，道家认为欲是社会祸乱之源，故都主张“节欲”，儒家走中庸路线，虽不节，亦不纵，也未曾听说耶稣、真主叫人纵欲的。可是当今社会，纵欲主义却流行得很普遍，不论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财、色、名、食、乐，每个人都欲火中烧，满世界都物欲横流，“投资”“消费”“GDP”“富豪榜”充塞着整个空气。谁之过？追究下来，恐怕只有伊甸园里的那根蛇。
如果欲只是自己的，非关三界，当然可以我的欲望我做主，可是事实上，没有哪个人的欲望可以不从他人、不从社会、不从自然去获取满足。对待欲，可以“节”也可以“纵”，可以“提升”也可以“降低”，分别了此“节”“纵”“升”“降”便分别了人。藏民信教、节欲、少取，便是善。
【陈嘉珉】欲望的“节”和“纵”里边，的确存在一个人格“升”与“降”的问题。升降的标准是品味，而衡量品味的终结价值是“业”，即是否造业，造了多大业。人生因果通三世，净空法师说，“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佛家认为“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六道众生即使肉体化为灰烬，都是有自带业的。以六道轮回看，如果我们的今生和来世处在畜生、饿鬼、地狱道，说明我们在前世和今生放纵自己造了恶业，恶性循环，使得今生和来世的人格下降了；如果我们的今生和来世处在天道、修罗道或人道，说明我们在前世和今生节制自己，造了善业，良性循环，使得今生和来世的人格有了一定提升，但是提升不大。只有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最大的提升。从三世六道看“节”、“纵”、“升”、“降”，其实已经展现世俗层面的全部含义，因为人在俗世作为凡人，所造业因的业果，会丝毫无漏地再现于三世六道之中。
【李映颛】嘉珉先生提到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业、因果和无漏，这其实就是一条人生幸福之路。人皆生而痛苦（已经有人发现每个婴儿落地的第一声都是啼哭）却向往着幸福。这痛苦的因即是业，消业的果即是无漏，无漏当然就是幸福人生。
业，是一个佛门专术语，通俗地亦可理解为债，消业，即是还债。业在哪里？参透汉字就会发现，揭开“一”的遮蔽，业就在“恶”里，且生于“心”上。消业，就是去“恶”向“善”，效法“羊”的精神，入于灶（“口”）上的釜（“凵”）中，以献祭天地。
一个人带业而来，其实是上天赐予的消业机会，如果能够很好地珍惜，利用有限的生命，消完业还完债，便可实现幸福人生，甚至即身成佛，得漏尽神通、无量喜乐，或者至少可以坦然无碍地离开这个人世，以待来生。
遗憾的是芸芸众生都不知道自己有业，不是来消业而是来作业，不是来还债而是来讨债，不是来付出而是来索取。所以大多带业而来，又背负更多的业而去，是否坠入六道轮回尚不知晓，但道德水平下降和人性渐泯是可以肯定的。
【陈嘉珉】人在今生既然做了人，说明前世的我们并不完善，如果完善就去了天界、天堂，而不会流落到这个苦乐参半、如梦如幻的阳间世界。但是我们看待业，不应悔恨自己的前世今生。寄身阳间的人有一个寄生法则——所有生命的得失均呈平衡状态，这跟“银行存款”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要用“寄”字，因为阳间并不是人类真正的家，我们即使长命百岁，也是寄生在一场短暂的梦里。我们知道睡梦中的生活是梦境，那是因为我们都会醒来，正如密教大师王弘愿所说：“当其梦时事事实有，一至醒来，恍悟为梦。”常人以为山河天地、名利钱财，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有，但这是做梦啊。我们不知道今生是一场虚幻不实的梦，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沉迷在未醒的梦里。人类真正的家在天国（天堂），需要佛菩萨接引才能回去。阳间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从生到死犹如梦中旅行一般。虽然人生是梦，但有梦境的寄生法则，有梦中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寄生法则告诉我们，一个人所做有益他人和社会的事，以及经受不如意的事，以致病痛、不幸等，都是“存款”，而享受幸福快乐则是“取款消费”。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大难”增加了“存款”，“消费”起来更有底气，有底气就有后福。
上天有一个“金融创新”工具——允许人“透支消费”。我们今生的幸福快乐，是消费前世和今生“存款”带来的，来世的幸福快乐则是消费今生、来世“存款”带来的；今生做的好事，经受的痛苦、不幸等，是偿还前世和今生“透支”的“债务”，也是为今生和来世的幸福快乐“存款”。我们今生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恩怨情仇，都是前世、今生结下的报恩抱怨、讨债还债关系，所谓报应，也完全体现了这个“存款”法则。这就是伟大净空法师说的“因果通三世”——你想知道自己前世造了什么“因”（“存款”或“透支”）、造了多少“因”（“存款”或“透支”），只要看今生的得到和遭遇便一目了然；你想知道自己来世会有什么“果”（“存款”或“透支”）、有多少“果”（“存款”或“透支”），只要看今生的所作所为便全部知道。用净空法师转述古人的话讲，就是“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任何生命体的快乐都会多于烦恼，因为“存款”有“利息”；任何生命体的烦恼都会多于快乐，因为“欠债”也有“利息”。在三世六道的“借贷”关系中，快乐等于“烦恼＋利息”，利息是多出来的快乐；在三世六道的“借贷”关系中，烦恼等于“快乐＋利息”，利息是多出来的烦恼。这个等价关系是把前世、今生和来世一起合算的。人生幸福快乐的源泉在哪里？就在于你是一个“存款人”，而不是一个“负债者”。如果你是一个“负债者”，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快乐，否则就是自欺欺人。
懂得这个“存款”法则，可以有两个作为：一是效法映颛先生所说“羊”的精神，去“恶”向“善”多“存款”。“善”、“恶”是什么？李映颛先生说，参透汉字就会发现，揭开“一”的遮蔽，业就在“恶”里，且生于“心”上。消业还债，去“恶”向“善”，就是效法“羊”的精神，入于灶（“口”）上的釜（“凵”）中，以献祭天地。映颛先生说得好，我们今生带业而来、欠债而生，其实是上天赐予的消业机会，这个消业的机会，既是还债，也是存款，能够很好地珍惜，利用有限的生命消完业、还完债，便可实现幸福人生，甚至即身成佛，得漏尽神通、无量喜乐。烦恼、苦难来了，要知道这是“还债”和“存款”；伤害自己的人来了，要感谢他，因为他是来帮助自己“还债”和“存款”。世上没有谁是白白忍受烦恼和苦难的，如果忍受很多的烦恼、苦难而不见快乐到来，那是因为前世、今生“透支”的“业债”没有还完，把债还完就是“净存款”即纯快乐了。二是“取款消费”要有节制，要会惜福，快乐不要过分、过滥，要学会“开源节流”，只有“开源节流”，富有和快乐才是可持续的。持续的幸福快乐，不止是今生能够善终，还要保障来世不堕三恶道。因此在佛家看来，只顾今生的人，哪怕能够白头到老也是短期行为；必须通晓三世因果，积极地“还债”、“存款”，才算有了人生的长远规划。
“存款”有时候是痛苦的，西方人最早认识这个道理，因此要付给“存款人”利息。但如果知道“存款”是还前世、今生的债，是存今生、来世的福，那么“存款”也是快乐的事情。如此的人生，就没有痛苦可言了。例如生病，这是还前世、今生快乐透支的债，也是存今生、来世的快乐，那么生病有什么值得痛苦呢？那是一件好事啊！例如有一年我自己工作、妻子生意、儿子学习都异常顺利、成绩不凡，到年底我就不安起来，当离新年还剩最后几天时，忽然犹有神助一般，我患了一场重感冒，折腾半月才痊愈。但在肉体痛苦的感冒期间，心里却很快乐，因为这是还债消业，因此我感谢老天赐予我生病的机会！如果真有一个没有信仰的凡夫一直长久地健康快乐，那是梦幻泡影，他后续的灾难是无可救药的。2009年有朋友对我说：那么多人批判攻击你，如果你确实掌握真理，也应该进行反攻啊。我说你是想害我啊，别人批判攻击我，他其实是在帮助我，在我的“账户”上增加“存款”，那是我的“净收入”啊。如我反批评的话，那就立即减少“存款”了，弄得不好还会“透支”，为什么要去做那样的“亏本”折腾呢。我患有好几种医学上的不治之症，但依然每天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因为疾病是老天赐予我还债消业的福，为什么不快乐呢！快乐还债、快乐消业，有的不治之症反而好了，所以相对于佛法真谛，最伟大的医学都是小儿科。
修行的功用就在这里——把“存款”当作快乐的事情。既然“存款”快乐，哪有“取款”不快乐的道理呢，如此人生就只有快乐了。再说“存款”多了，“利息”又会生出“存款”和“利息”来，那就会有用不完的“钱”，这就是佛家讲的无量福分、无量快乐。不知道生老病苦是“还款”、“存款”的人，必然把人生的快乐当作痛苦，正如密教大师王弘愿说：“汝明明极乐，而自执为苦。”这即是所知障带来的烦恼。
根据“存款”法则，人只能披着一张皮，赤裸裸地来到世上；而在离开的时候，只能带走很快就会腐烂的尸体，不能带走任何有形的东西。曾经有个和尚出家几十年不能开悟，一日清晨赤身裸体跑到师傅那里，说他的衣服夜晚被盗了。师傅问他：“你从娘肚子里出来时穿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穿啊。”师傅大喝道：“那你为何瞎说衣服被盗了！”这个和尚立即开悟，他悟到了什么？我想他悟到的就是“存款”法则。
在“人”的名下，人死可以带走一件无形的东西，那就是德和业力。今生在世上做了好事，这个德是可以带走的，可以作为“存款”留到来世享用。今生造的业障，也会带到来世，超人力量会根据一个人生前业障的大小，在他死后将其变成不同的畜生、饿鬼或打下不同层级的地狱。钱财是身外之物，取之于他人、社会，人在离开时存了很多钱财，没有主动还之于他人、社会，这个业力（债务）也是要带走的，带到来世通过做牛做马、通过痛苦的经历来偿还。
人活着时一定要明白，你的财富绝对不是你的，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我的钱财都是社会的，我只是在为社会暂时保管而已。”你为社会保管的钱财，最终要交还给社会才好。按正常寿命计算，比尔·盖茨离死亡还有20年到30年，但他已经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说明盖茨先生不止是富豪，而且是智者。价值中国网葛孚学先生说得好，根据“存款”法则，“比尔·盖茨来世还是大富豪，因为他已经存了很多款了。”比尔·盖茨在阳间余下的岁月里，他将像纯洁的孩子一样，获得大自在、大喜乐，在这颗星球上悠然地散步，以待来生又成为富甲天下的豪杰！
若一个人在今生要因祸早逝，说明他前世或今生有巨额欠债，除了遭受生、老、病之苦以偿还之外，必得以死加倍偿还。人在前世和今生有巨额“透支”，必须加快和加大修行，如果今生最快、最大的修行都无法“按揭”偿还“欠债”，那就只能以结束阳间生命来抵偿了。但救济措施还是有的，比如把百万家财全数贡献社会，或可能得一救。有的人本该早死，但也不一定真死，也会有“死神饶命”的时候，比如神灵预料他的余生会做有助他人、有益社会的重大修行来“还债”，于是死神会饶他一命，让他在今生阳世多活几年或几十年，但剩下的业债，终究要在来世偿还。所以有的高僧，为了减轻来世债务，避免一不小心投胎转生为饿鬼、畜生甚至下地狱，而宁愿今生早逝。
根据“存款”法则，因果报应，应验不爽，这是宇宙人生最高的法则，英国华威大学的斯蒂夫·威勒博士说：“假使没有佛教因果律，宇宙就只有混乱。”宣化上人说：“你不相信因果报应，轮到你自己头上，想逃也逃不了。”
《华严经》上说，“世间所有安乐事，一切皆由佛出生。”“世间所有安乐事，一切皆由见佛兴。”“佛出”、“见佛”是衡量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标准，是幸福快乐最崇高的境界。佛家传说中有个感人的故事，就是说明“佛出”、“见佛”与“幸福”的关系。
公元4世纪被尊为“印度二圣六庄严”之一的无著菩萨，在做凡夫的年代，他进入山中闭关修行，专门观想弥勒菩萨，希望弥勒菩萨早日现身。可是无著艰苦地做了六年禅修，连一次梦见弥勒的机会也没有，他很灰心，于是决定放弃闭关。在下山的路上，他看到有个人拿着一块丝绸在磨大铁棒。无著问他做什么？那个人说“我没有针，我想把这根大铁棒磨成针。”无著惊奇地盯着他看，心想此人即使能在一百年内把大铁棒磨成针，又有何用？他自言自道：世间竟有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这种荒唐透顶之事，而我正在做真正有价值的修行啊，为什么还不专心！于是他调转头，回到闭关房继续修行。
三年苦修又过去了，弥勒菩萨的迹象丝毫未现，他痛苦灰心地想“我永远不会成功了”，于是又失望地离开闭关房。下山走到路上转弯的地方，突然看到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羽毛，不停地浸蘸水来刷一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无著问“你在做什么？”那人说“这块大石头挡住我家的阳光，我要把它慢慢刷掉。”无著对这个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甚感惊异，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无比羞耻，于是立即又上山回到闭关房。
又是三年过去了，他在山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竟然连一个好梦都没有，这下子他彻底灰心并死心了，决定永远离开闭关房。当天下午在下山的路上，他遇到一只严重伤残的狗躺在路旁，狗只有两只前脚，已经腐烂的下身布满密密麻麻的蛆。这只狗紧咬着过路人，用两只前脚趴在人的身上，被人拖了一段路。无著心中生起无比的慈悲，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拿给狗吃。然后他蹲下来，要把狗身上的蛆抓掉。但他突然想到，用手去抓蛆可能会伤害它们，于是无著跪在地上，看着蠕动的蛆虫闭起眼睛，准备用舌头去吮，当他倾身伸出舌头的瞬间，他的舌头却碰到了地面。他猛地睁开眼睛一看，那只狗已经不见了，在他的眼前，在狗躺卧的地方——出现了弥勒菩萨，四周是闪闪发亮的光轮！
“终于看到了！”无著说：“为什么你从前不示现给我看呢？”弥勒菩萨温柔地说：“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啊，但你的业障让你看不到我。你十二年的修行，慢慢溶化你的业障，因此你终于能看到那只狗。由于你最后发出真诚感人的慈悲心，业障完全消除了，你才以自己双眼看到我在你面前。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把我放在你的肩上，看别人能不能看到我。”无著把弥勒菩萨放在自己右肩上，走到集市去，问每一个人“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人们都回答“没有什么”，然后又忙着干活。只有一位业障稍稍净化的老妇人说：“你把一只腐烂的老狗放在肩膀上，如此而已。”无著终于明白，只有广大无边的慈悲力量，能够清净和转化他的业障（欠债），让他变成能够接受弥勒示现的超凡生命。最后弥勒菩萨把无著带到天界，传授给他许多崇高的教法，无著也成了菩萨。
在佛法和“存款”法则看来，世俗凡夫所说的“眼见为实”完全是一句傻话，著作世界名著《西藏生死书》的索甲仁波切上师说：“我们如何认知这个世界，完全取决于‘业的景象’。上师们用一个传统的例子来说明：有六种生命在河岸边见面。对人来说，河流是水，可以洗涤和止渴；对鱼来说，河流是家；对天神来说，河流是带来喜悦的琼浆玉液；对阿修罗来说，河流是泪水；对饿鬼来说，河流是脓血；对地狱道的众生来说，河流是熔化的岩浆。”不同修行层次的人，以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修行的深浅差异，即使看同一本书，看同一道风景，都会看出高低不同的价值层面。而检验绝对真理和幸福快乐的唯一标准，是看我们是否能够还清业债，成为能够接受佛菩萨示现的超凡生命。
无著菩萨是获得终结性、最真实幸福快乐的人。真正、究竟的幸福快乐有两个含义，一是慈悲“还债”、付出的过程，二是还清业债的状态，即《道德经》所说的无极道体“0”状态。世俗凡夫的幸福快乐是什么？用《金刚经》经文讲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各种公理婆理、众说纷纭的所谓幸福快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幻泡影；而且凡夫的幸福快乐不止是梦幻泡影，它还种下今生、来世永续灾祸的业因，使其成为今生、来世背负“债务”、痛苦不堪的人。
佛菩萨一直在拯救人，并且示现种种身、应用种种法门来拯救人，使人随时随地都有提升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不自觉，过度放纵“透支消费”，那就只能降低自己。一道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一道，降低自己的人，不待来世，今生就可变成比人低下的畜生、饿鬼甚至地狱生命，虽然还戴着人的面孔。“人面兽心”降低自己的人，他的灵会附在牛马猪狗等畜生野兽身上，牛马猪狗等畜生野兽的灵也会附在“人”的身上，他不会与佛菩萨感应，而是与牛马猪狗感应，他的生活特性既有牛马猪狗放纵的乐，也有牛马猪狗被伤害的苦。人的一生都在还债，能够自觉到“还债”的人，他会有真正的幸福快乐。还完债的人，不待来世，今生就可成为佛菩萨，享受人间天堂的幸福快乐；还了部分业债的人，老天可能会赐予继续修行还债的机会，使其来世能续做人，六道只有人道可以修行；今生根本不修行还债，甚至还“透资消费”的人，今生、来世多半会被打入畜生道、饿鬼道以至地狱道。
综上所述，我以为做人最大的道理、最大的作为，就是要厉行节俭，积极还债，努力提升自己，而不要降低自己。宇宙人生的真谛传播了几千年，但是觉悟者如果不进一步开示，那么很多人确实无法知道——人生肩负的职责是消业而不是作业，是还债而不是讨债，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如果你确定今生要处理好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以利他人和社会的和谐，那么你必须使自己成为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如果你确定今生的职责是消除业障，那么遭遇痛苦就是最大的快乐。
【李映颛】当今经济社会，嘉珉先生提出“存款法则”：受难即是存款或还债，享乐即是取款消费或借债。用以解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甚是贴切，亦可谓宗教之与时偕行，并发人深思这苦与乐、还与贷、存与取之间的关系。
以分别心来看，凡事都要区分，只有分才会明。而分明之后，便苦者自苦，乐者自乐；存者自存，贷者自贷，让人迷失在分别中，找不到幸福之门。儒师称为“格物”，谓“格物以致知”，实际的结果却是为知所障，佛称所知障。
其实，在佛看来，万法本来圆融而无碍，如果为乐而苦，则苦亦乐；为还而贷，则贷亦还；为存而取，则取亦存。破坏圆融，产生障碍，恰是分别作怪，及至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亦源自分别。《金刚经》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苦乐存贷、三世六道、因果轮回，并非不是有为法，故亦应作“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观。既作此观，则一道即六道，瞬间即三世，更进一步，即达空观，如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照见的 一样：“五蕴皆空”又生生不息。
不达空境，再怎么折腾，也出离不了三世六道、因果轮回。当然如果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出离，而只是乐在其中，又另当别论。
【陈嘉珉】曾有读者问哲学与宗教之别。天下最大的道理有两个：一为入世的哲学，一为出世的宗教，哲学彰明俗谛，宗教揭示真谛。哲学与宗教对话，在两个境界中来去自如，既讲入世之道，也讲出世之道，真谛与俗谛无碍。
每一种知识都打开一扇窗户，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同时也会筑起一道围墙，让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这就是所知障——所知道的构成一种障碍。儒家的“格物致知”，它所获得的是分别知见，因为局限在“致知”障碍中了。人在分别知见的障碍中，必然找不到幸福之门，所以世俗的快乐是有漏快乐。但若执取真谛，也是分别，佛说万法圆融无碍，亦包括俗谛与真谛无碍。人一出生，首先是俗人，通过修行可以顿悟或渐悟真谛，这个过程本身是世入与世出的统一，因此俗谛与真谛无碍，也是入道的重要法门。有的人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洁身自好远离众生，依赖施主布施存活性命；更多的人甘做世俗凡夫，为获取物质财富一生劳碌，不知精神自由为何物。这两种人都生活在分别知见的牢笼中，各执一端，没有无碍的无量喜乐。
伟大上师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说：对人而言，河流是水，可以洗涤、止渴；在鱼看来，河流是家；在天神眼里，河流是带来喜悦的琼浆玉液；对阿修罗来讲，河流是泪水；而对饿鬼来说，河流是脓血；对地狱道众生，河流则是熔化的岩浆。可见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确源自分别，人、鱼、天神、阿修罗、饿鬼、地狱道生命，都是拥有分别知见的六道众生。
一道即六道，瞬间即三世，这是一个重要命题。单说人道，也是六道兼具，虽然人道众生都戴着人的面孔，但有的“人”却是饿鬼、畜生，有的“人”甚至生活在地狱之中，当然也有极少“人”是天神、甚至佛菩萨。不仅人道是六道，而且一个人一生甚至瞬间也是六道，可谓一念即生死。有的人是真正大公无私，可是一念生起，便爆发出畜生般的贪婪；有人三分钟前快活似神仙，此刻便痛不欲生如堕地狱；也有万般作恶者猛然醒悟、立地成佛。人生无常，生死同时，三世因果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展开，这是众生千百代重生而不尽不倦不怠、易经作为“变经”而永久迷人的深刻根源。
执着于苦自苦、乐自乐，便不会有长乐；执着于祸自祸、福自福，便不会有久福。知道苦乐、祸福的分别，同时又泯灭分别；知道三世六道的因果债务关系，同时又积累福德资粮泯灭因果。因果灭尽，以达空境，但又不执空。执空又是极大分别，此即弘法大师《密藏记》所讲“于观此空，还堕空病”。弘法大师说“一切诸法或执空或执有，为除空执说有，为除有执说空”，可见空病、有病是出入两道常犯的。为除掉空、有二病，弘法大师认为必说“非空非有”的中道、“观我今所空亦无相”。无相并非真无、全无，否则“还堕空病”，无相就是空还有、有还空，用《心经》话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如此之“有”，可谓“乐有”。为何道德家抵制物欲，因为纯粹物欲是偏爱执取之物，是乱象、苦根而非“乐有”。“乐有”之人，即使富甲天下、横流物欲、纵情风月，亦是精神高尚之人。不各据一边、是一非一，力行中道而色空无别，这是人生最高层次的圆融无碍。
【李映颛】空，是一种悟境，如月映万潭，各人的觉悟不同，各人感受到的“空”亦不同。且汉字“空”，为用“工”在四大地水火风当中掏出“穴”来之象，具孔穴意。所以，汉地用“空”来表达佛法修证的悟境，说“空有”、“色空”乃是“孔见”。
若把“有”作一端，“空”便成另一端，把“色”作一端，“空”亦必成另一端，把“空”作“无”，更谬。理解空，无物可以参照，对空作任何相对的解释，皆不落两端，即坠空病。空之难言，令释尊在当年灵山百万人天法会上都不敢开口而只能拈花示众。虽有迦叶妙悟而开禅宗，毕竟只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且空门是否就是幸福之门，亦各凭造化。所以关于空这个话头，宜暂放一放，先说有、说欲。
世俗人生的幸福，总和“有”“欲”相关，前些日有电视台记者上街采访市民什么是幸福？公务员回答是涨工资，小摊贩回答是生意好做，待业大学生回答是找到满意的工作，农民回答是农产品价格再涨一点，普通市民回答是物价稳定一点……总之一句话，欲求的实现就是幸福。
当今天下，各国政府无不是为国民谋幸福的好政府，根据他们的逻辑，要为国民谋幸福就要保持国家的经济增长，要保持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要拉动内需，要拉动内需就要刺激消费，要刺激消费就要刺激国民物质享乐的欲望，于是杜撰了一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把几十亿人变成了房奴、车奴、卡奴……时下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的经济衰退充分证明，以广大老百姓和国家负债为代价来换取的经济增长，是灾难的起点而不是幸福的源泉，受益者只有当权的少数人。不过置此末法时代，任何人当权都必定会玩弄这重复了几千年的以多数人的痛苦换取少数人的幸福的古老把戏。
老子早就说过：“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仿”，并在孔子问礼时告诉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的话虽然诚恳，但孔子只是问问而已，并不会真听进去，因为老子讲无为，是要秩序，要清静，要太平治世，而孔子的奋斗目标则是内圣外王、做官掌权，如果天下太平，哪来这么多做官机会？若无做官机会，怎么搞乱世道？若不搞乱世道，怎么乱中取利？这个道理，孔子不会不明白。孔子饱经磨难，最终登上千家万户的神坛、享受到千家万户的供奉这一事实，亦说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想一想从前，曹参这样的丞相，文、景这样的皇帝，实在难得了。
【陈嘉珉】汉初“萧规曹随”的曹参，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人，他的伟大之处是力行黄老、做空政治。老子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诞生于纷争涌起、多变有为的春秋末期，是道家学说的核心，受到有识之士推崇，但一直没有施行的机会。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始于西汉，而盛于汉初，曹参无疑是身体力行的一大功臣，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是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第一人。
曹参的“无为而治”有四个特点。 其一，以能而作无能。汉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接任相国职务，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说：“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但汉惠帝对曹参担任相国要职的不作为很有意见，以为是曹参目中无人，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于是指使在朝中担任中大夫的曹参的儿子曹窋，休假回家时向他父亲问个缘由。曹窋按照惠帝的旨意劝谏曹参，却被曹参打了二百竹板。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要处罚曹窋？是我让他去劝谏你呀！”曹参立即谢罪道：“陛下自己考察，您和高皇帝比哪一个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啊！”曹参又说：“陛下看我的能力，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强？”惠帝直言道：“你好像也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现在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这样一类人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要丢失，不也可以吗？”惠帝只好说： “好了，你歇着去吧！”于是曹参就真地“歇着去”了。
实际上曹参并不是阿斗、阿Q，能作这样的对比已经是绝顶聪明。曹参把一个先入为主、先发制人的强大逻辑摆在汉惠帝面前：您能比先帝更圣明英武吗？我的能力比萧何更强吗？这个逻辑是不可推翻的，既然您没有先帝那样的圣明英武，那么也并非是我看不起您，我的能力也赶不上萧何啊，那么我们遵循祖宗成法、拱手而治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人做事一个样，居官逞能是天下官吏、能人的本性，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否定和改革前任官员的施政措施，改弦更张、另搞一套来高标自置、创新政绩易如反掌，但是曹参却以自比不如萧何为理由，继续执行前任相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曹参也不是那种无能为之而不为的人，他“以能而作无能”，并非是胆小怕事、局促被动的表现，而恰是一种成竹在胸、居高临下的大智慧。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曹参半把火也没有，但却留下了永不熄灭冷却的“火光”“灰烬”。曹参死后，老百姓编歌谣称颂他：“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权贵文人则赞扬说：“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太史公司马迁也说：“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初政治家陆贾经常在人面前说起《诗经》、《尚书》，汉高帝刘邦十分反感，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意味深长地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曹参可谓是一个曾经在“马上”叱咤风云，而后却能在“马下”以“顺守”之策治理天下的杰出人物，是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践者、发扬者和伟大的成功者。
其二，该“有”即“有”，该“空”即“空”，空有无二。曹参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非是个始终无为的人，他早年担任江苏沛县狱吏，就是一个职责严苛而必须万分有为的工作。后来跟随刘邦起兵反秦，一直以带军将领身份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直至杀到咸阳灭亡秦朝，立下赫赫战功。后又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作战勇猛，攻下两国和一百二十二县，俘虏诸侯王两名、高官十数人，《史记》载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掠地，功最多，宜第一”。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群臣推荐曹参第一，但刘邦最后定夺时，决定曹参仅次于萧何而功居第二。因曹参德高望重，刘邦请他去任齐王（刘邦长子）的相国，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丞相。可见曹参官位能够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完全是凭其在政治上的积极作为。
曹参在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时候，把政治做得那样丰富多彩，为何在革命成功后，却要实行无为而治呢？曹参的“无为”，其实是他审时度势的巨大“有为”。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专制思想、严酷刑法而导致二世灭亡，从亡秦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强秦速亡的深刻教训感受深切。包括曹参在内的刘邦集团对脱离现实、信而好古、自视清高的儒家治国思想也不感兴趣，并且深怀厌恶。更为直接的现实情况是，西汉夺取政权经过三年反秦战争、一年楚汉相争，中原地区农业人口大量流失，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为让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地恢复生产，减少政府支出，同时为着获取民心、长治久安的需要，丞相萧何制定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的和谐理政三大政策，这即是“曹随”的“萧规”内容，但是“萧规”在萧何生前没有得到实际和有效实施。此外，曹参还抓住了专制皇权政体的一大深层要害：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者不是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官吏不生事、不扰民，中央政府不给官吏们胡作非为、敲诈勒索的机会，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创造出无穷财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可见曹参一生的有为与无为，并非绝对相待，而是该为即为，该空即空。曹参为相不如萧何，为将不及韩信，但他能够在风起云涌、攻城掠地的革命时期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又能够在革命成功后经济凋敝、百姓困穷的和平时期顺应民心，做到审时度势、空以待政，给人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自主机会。曹参的有为与无为，印证了《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绝妙真谛。曹参据“有”而成就世俗大功，但他不傲物执有，依空而立却又不执空端，为将为相、武功文治均得其法。
其三，“为政不在多言”。曹参的无为，不仅慎行，而且惜言，他奉行道家“为政不在多言”、唯重实行的原则，不以言辞政令去说服和强制他人。曹参在担任相国之初，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见他不理政事，都想上门劝谏一番。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就拿美酒给他们喝，有人想说什么，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没有说话机会。相国官邸的后园靠近官员住处，官员们每天饮酒，唱歌呐喊，曹参的随从侍吏厌恶他们，就请曹参到园中游览，希望相国亲眼目睹他们大呼小叫的情状，然后制止他们。可是曹参一到园中，并不自视清高，竟然取酒设座，和他们一起痛饮大笑，呼应唱和，与醉者同乐。曹参践行道家“为政不在多言”戒条，同时喝酒也是为政，那就是“不为”政。《史记》记载曹参“日夜饮醇酒”、“不事事”，有趣的是，继曹参为相的陈平，也是“日饮醇酒”、“不治事”。曹参看到别人有小过错，就为其隐忍遮掩，不予公开批评，给下属以改过之机，丞相府中一直平安无事。曹参从不为自己辩护，就在儿子曹窋劝谏被打竹板时，也只是说“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一句话了事。即便是在皇帝质问他为何要循祖宗之法、无为理政的严肃场景，曹参也只是委婉客气地回答一句：先帝刘邦、丞相萧何的圣明英武和能力远胜过您我啊。曹参不仅自己慎行寡言，还把那些舞文弄墨、套话连篇以及喜名好事、严酷苛刻的官员全部革职，然后选了些年高忠厚、言语钝拙的人补上空缺。
曹参虽然没有留下任何一句无为治国的政治说辞，但他的无为表现却是有其深厚理论基础的。曹参做齐国相国时，齐国为儒家大本营，继承孔子思想者不计其数，曹参曾听过三百名儒士的为政见解，但感觉很不对劲，犹豫之际，听说胶西有一位名叫盖公的高人，擅长研究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曹参立即派人把盖公请来，向其请教治世安民之道。盖公对曹参说：治理国家的办法贵在清净无为，只要官府清静无为，不繁政缛治、生事扰民，下面老百姓自然就安定了；百姓安定后，社会经济随之就能得到恢复发展，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曹参听后非常高兴，决定把盖公留在齐国，以便随时为他出谋划策。曹参在齐国担任相国的九年中，始终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打扰百姓，扰乱自然秩序，并严惩自作多情、好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地方官员，同时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动荡不安的社会日趋稳定。曹参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先尝试于齐国，后又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取得极大成功，形成了良好的物质和理论基础，后来被文帝、景帝继承，促成了西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其四，“心无挂碍”、“度一切苦厄”。曹参“空”观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没有私心、野心，不仅能于外在方面做到无为而治，而且能够心静，没有心机。曹参早年为秦朝沛县狱掾，多有好名声，刘邦为其下属，只是个押解犯人的亭长，地位相当于地痞，但在刘邦起事及称帝后，曹参始终对刘邦都忠心耿耿，没有二心，并在后任皇帝面前肯定刘邦（先帝）英明神武的才能天下无双。刘邦曾怀疑过很多人，却从不怀疑曹参，一直非常信任他。韩信官拜大将军时，曹参被派为副手，身负监视韩信的特殊使命。韩信占领齐国后，上书要挟刘邦想做齐王，刘邦答应韩信的要求，但又派曹参做相国，名誉上辅佐韩信，实际还是让他监视韩信。曹参不辱使命，在他的帮助下，刘邦才最终剥夺韩信的齐王头衔，迁为楚王，顺利排出朝廷的安全隐患。而后刘邦封自己的长子刘肥做齐王，继续放心地让曹参做齐王相国。汉朝得天下，萧何担任相国时，与曹参关系不睦，但萧何依然推荐曹参为相，而曹参仍然依循萧何拟定的制度，实施无为而治。
力倡“无为而治”的老子，他要求人们效法天地，他说天地对于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生长、哺育万物和人类，它只有施舍给予，没有任何居心和自私的目的，不为任何功名、利害和利用的关系，不要求一丝一毫的酬劳、回报，万物、生灵因它而生而灭，一切都自自然然，所以为政应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不自恃居功，不占为己有，一切大公无私。人类效法这种自然之“道”而产生的“德”，就是最高尚的道德，最高尚的道德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清净无为。如何才能在政治上做到真正清净无为呢？老子认为必须首先做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用佛家的话讲“心无挂碍”，就是这个无为，不是假装出来的，他是真正地没有目的，自自然然的无为。如果一个人有私心、居心作为遮挡，内心深藏“自我”的障碍，结果要么积极有为，要么就会假装高尚，假装无为。
《易经·文言·乾卦》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绝妙的“合”，便是究竟的“空”。虚空含万象，万物皆由空而来，正所谓虚空无碍、普现众色，即使石缝间的草木、泥土里的禾苗，也都在拓开的空间里扎根，而万物又都会归到空里去，这就是与天地、日月、四时的“合”。从人生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认识生命两头的空，生前是什么？死后是什么？近日打坐冥想“我是什么？”突然联想皇帝是什么？曹参是什么？都是泥土啊！不管我和皇帝、曹参生前是什么，我们所变成的那一把土，与别的泥土不会有丝毫两样。这就是真实的“我”，这个真实的无极之道“0”是永恒的，是没有自性的绝对存在物。我们经常会海誓山盟，千般作为，万般折腾，明知这是最大的愚蠢，但依然信誓旦旦，以假当真。这是因为我们自私、脆弱的心理，渴望瞬息万变中的飞灰灭烟能够恒常不变。世俗凡夫以虚假、虚荣构建了人生脆弱的基础，因此毫无究竟的快乐可言。一个人不管信仰什么，亦或毫无信仰，最终最真实的皈依只是泥土，索甲仁波切大师说，一个人的生命高度不管有多高，当它坠落时，“只会落到地面——真理的地面”。地面是“有”，但落下的那个，则是永恒的“空”。这只是人个体平常生灭的空境。如在火山、地震、飓风、泥石流等异常变化的场景中，会更充分地展露群体生命的脆弱、渺小和空虚。至于在万年后来临而持续数万年的冰河期，如不考虑在银河系中寻找其他更适合居住的星球，极端的严寒挑战将彻底毁灭人类生存的极限梦想，看不见的寒冷将像削水果皮一样，把地球表面自私、贪婪、无助的生命削光，从前各种高度发展的物质和生命会变成冰，然后变成水、气，最后变成空。在上一冰河期史前文化留下的易经八卦，代表了宇宙八大现象，但却没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这是因为道家认为人类只是地球上不断繁殖的寄生虫，地球遭遇人类，就像苹果遭遇虫蚀一样。南怀瑾先生说：“地球上自从不幸生长了倮虫——人类，他们就不断发展所谓科学。挖矿、海底钻油，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破坏性越来越高，直到我们这些倮虫把地球毁灭为止。”可能远在冰河期来临之前，人类就已经蚀完“苹果”而灭亡。佛陀说，我们世俗众生的存在会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就像激流冲下山脊，匆匆消逝。生后死前的“有”，刹那不住，代谢相推，一切为假，只有我们所变成的那把无法辨认拾起的泥土，才会伴随大地和宇宙的繁星涅槃、永存。老子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只有我们最终成为那个不可道、不可名的无极道体“0”，才是永恒和真实的存在。人们所看到的皇帝、曹参和“我”，都是无常，都是因缘和合、如梦幻泡影的假有，所以《心经》说“空中无色”。看到假象的人都被骗了，当代西藏上师纽舒堪布说：“坚持万物实有的人，多可怜啊！”因为他被骗了。在道家看来，被骗的人都是假人，而把“有”齐同于“空”，如庄子说“无己，忘物，忘身”、“视生死为一贯，齐物我于无形” 的人，才是“至人”、“真人”。我们以道法、佛法审视曹参，他去掉“有”的挂碍，没有篡权动机，没有谋取功名利禄之心，他的无为而治，他的慎行寡言，完全是天理固然，是一个真正“无为”的“上德”“大人”和“至人”、“真人”。
道家的《清静经》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惟见于空。”在此佛、道两家的知解是一致的，人的理性神识本来喜欢清静，但是人的“我执”、“本我”、“私心”等末那识却会牵扯干扰它，若能“遣其欲”、“澄其心”，那么“内观其心”、“外观其形”、“远观其物”，必然“惟见于空”。这个“空”最为关键，佛家思想，无论大乘小乘，最大最高的课题，就是对于“空”、“有”的认识。但是“空”还不是究竟，犹如曹参的“无为而治”还不是究竟，因为“无为”可以通过能者强者、贪功好名好事者等“下德”之人假装表演出来，这就是老子《道德经》说的“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无为”也可以通过懒汉、无能者自然表现出来，这些都不是真正、究竟的“无为”。真正、究竟的“无为”和“空”是什么呢？就是《清静经》说的“现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应物，真常得住，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可见真正的无为、真正的“空”观，它不执空，不表面无为、暗地有为，就是老子说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清静经》说：“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没有居心、目的，不执著“无为”的无为，犹如天地生养万物那样自自然然、不求索取，这就是“得道”，是究竟的“无为”和“空”观了。世俗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为清净、快乐的“得道”者呢？《清静经》说，因为他们“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世俗之人烦恼忧苦，就存有妄心，然后执著万物、求财贪色，结果更加烦恼忧苦，又加倍生起妄想，百般费心劳神去求财求色，陷入恶性循环，于是便“常沉苦海，永失真道”了。
人为什么被财色之欲缠身呢？就是因为有身，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要离苦得乐、自在有为，解决“身”的问题是关键。道家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说：“当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岂复爱身？身既不爱，便能一切都无所爱，唯道是爱。”所以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破空→忘身→得道→离苦。人要离苦得乐，必须得道；而要得道，又须忘身；而忘身的前提，就是要破空。
在这里，道佛两家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真正有为或假装有为，都是因为自私妄想、烦恼痛苦，于是就想通过求得更多财色来减轻烦恼和痛苦，就像现代地球众生所奢望的，以为经济发展了，痛苦指数就降低了，幸福指数就上升了；结果适得其反，越是发疯似的发展，越加陷进被庞大物质奴役的深渊；竞争、发展走进死胡同，就更加挣扎作为，更加痛苦不堪……。真正的清净、无为者，他没有私心、目的，他的身心修养程度，达到了以至于他无心无为，依然快乐无比。很多时候，反倒因为无心无为，而让他拥有更多的财富，使社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古代先贤“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所表达的高妙禅意。一个人内心压抑受限，痛苦烦恼，他绝对要立身有为，如此便不是“曹参”，而是“吵掺”了。
曹参的政治生涯可谓是一部行动和实践中的佛法，不仅在物质上事功无碍，而且精神上怡然自得、快乐无比，能够做到“心无挂碍”而“度一切苦厄”，算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政治大家和德行高人。如果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要像在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所推出的“百姓心声”调查节目那样问曹参：“你幸福吗？”曹参或者会笑而不答，或者要像打无知儿子一样先打“央视”二百大板，然后骂上一句：“趣入侍，幸福事非若所当言也！”
【李映颛】达于空境，当然是究竟幸福，但这已是佛的幸福，非人的幸福。吾辈既未成佛，还是人的幸福较为重要。我有一个计算人的幸福指数的公式：
幸福指数＝（所得／所求）×个体差异系数
从这个公式来看，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与他的所得成正比，与他的所求成反比。个体差异系数，是一个人的名利欲望度，名利欲越强的人，系数越小，名利欲越弱的人，系数越大。所以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办法就是增加所得，降低所求，淡泊名利。
佛家和道家讲幸福，主张寡欲清心，却不反对多得。所求要少，所得要多，幸福指数才会高。把欲求降到无穷小，所得一粒米亦大如须弥山；更有“存天理灭人欲”者，天理固存，人欲趋零，幸福遂趋于绝对。
如何才能多得？佛道两家认为，得是靠德、靠修，不是靠欲和求。得，和德有关，和欲求无关，如农夫种地，他的得要靠他的德——种子和劳动等付出，不是他想收获多少就可以收获多少。易曰“厚德载物”，物，即是福，载物即是载福，德不厚，何以载福？
厚德，需要积，谓之积德。如何积德？从“德”字看，左边双人旁（彳），表行为，右边上部为“直”，表行直，下部“心”上一横（一），表心平，合为心平行直之意。德的修炼，就是要心平行直地修舍，佛家叫布施，财施得富且贵，法施得聪明智慧，无畏施得健康长寿，即所谓舍得。
“舍得”二字，前因后果，因果相随，不可颠倒。不过有人可能要问：“未得，何以舍？”那么请自问：“我是否活着？是否有生命？是否有力气？”这难道不是得吗？上帝赐予你活着、生命和力气，就是给你用来舍的，如果你吝惜不舍，他亦会一点点地收回。
舍，是付出是奉献，是得福的因，人生幸福之路，离了修舍别无他途。得，是舍的果，多得要靠多舍，不是多欲。亦有因欲而求且得者，但因此把欲、求和得必然地系在一起，恰是人心的阴暗，掉进此阴暗黑洞的人，若不闭上双目，让心放出光明照亮自己，将永远在误因误果中轮回。
因欲而求，可以得到财富，但极难得到幸福。和佛道的少欲多施比起来，儒家走的恰是这条多欲多求的路线。在理想、追求和抱负的蛊惑下，儒家的人悬梁刺股、前赴后继，亦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历朝历代名利场中的主角。然他们所得和所求都在增长，所得的增长又往往追不上所求的增长，所得虽多，所求更多，根据公式，幸福指数必然不升反降。所以当功名利禄向他们滔滔而来的时候，幸福却从他们的生活中悄然离去，最终如屈原忧愤投江者可以车载，如范进中举变疯者难于斗量。
我们炎黄子孙，受儒家文化的熏染甚深，名利之心深入骨髓，求不得苦日日夜夜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感于斯，忽然忆起十多年前与张老文林先生同游古城安龙，在学士墓旁一小庵门柱上看到的一副对联：“鱼木经声震醒名利客，慈航佛号唤回梦迷人。”名利客必要震醒，梦迷人必要唤回，是否必要鱼木经声慈航佛号？让觉者自觉，悟者自悟。
【陈嘉珉】映颛先生的幸福指数是个富有深意的人生公式。“所得”大致是个定数，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有时并不取决于他为所求付出的努力，以及名利欲望的强弱。有些人名利欲望很强，也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所得无几；有的人从不在乎所得，他只是“舍”，法布施、财布施，有什么舍什么，有多少舍多少，结果却大大地得到了。“舍得”二字的前因后果，相随相伴，的确不可颠倒。老天爷的眼睛很明亮，也是公平公正的，既然你要舍，它就会充裕你，让你得。
在这个幸福指数中，“所求”和“名利欲望度”是关键。既然“所得”一定，那么减少对稀缺资源的求取，降低名利欲望强度，就能获得更多甚至无限的快乐幸福。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啊！人的欲望是一匹野马，人已经无法有效驾驭它。看今日世界，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空气污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类正走在一条绝路上，但欲望的野马丝毫没有停步迹象，而是伴随着挑战极限和战胜自然的欢呼，跑得越来越猛烈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家、佛家以放下欲求为宗旨的性命修炼，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人有原罪，但人同时也是无罪的。上帝看到今天人类的作为，一定后悔当初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并且让人类始祖带着欲望来到世上。人类始祖还在伊甸园时，上帝就担心亚当会寂寞，于是造出夏娃来陪伴他，蛇是欲望的象征，夏娃经受不住蛇的诱惑偷吃禁果。女人经受不住各种物质和精神的诱惑，而男人经受不住女人的诱惑，这种欲望编织的因果链条，在伊甸园里上帝的眼皮底下就已经存在了。潘多拉盒子是上帝自己打开的，也是上帝把贪婪、破坏、诽谤、嫉妒、痛苦、邪恶释放到地球上，人有何罪呢？人对人和对自然的犯罪行为身不由己，足以说明欲望具有“原来如此”的性质，这就是原罪，也是无罪。
上帝把伊甸园里有罪的囚徒赶到地球上，其实也自有它英明的安排。我们从佛家的立场看，人间的不幸与悲痛，是“人”自作自受折腾出来的，叫“造孽”，叫“祸福无门，惟人自招”。西方的基督教也有这个意思，伟大的《圣经》诠释家考门夫人说：“多少重担，我们虽然背着，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背。”不明白“为什么要背”，就稀里糊涂过日子，没完没了瞎折腾，自己招来无尽的痛苦和烦恼。那么人要得到快乐很简单，只要“人”自己不因探求而折腾、造孽，幸福快乐就立刻显现了。但问题是人不折腾、不造孽，到底行不行啊？
我小时在家放牛那会，经常听到终年辛劳的村民们慨叹：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不就是“吃做－吃做－做吃做”吗。家乡老农这句概括人生内容及其意义的话语非常精妙、确切，人折腾的就是“吃饭”和“干活”这两件事——吃饭之后干活，干完活又吃饭，睡觉是为了明天能够干活、吃饭，生儿育女是为了继续有人干活、吃饭。有人说人生不过“像一群蚂蚁在几百万个太阳照耀下所展开的一场战斗”，这个说法也非常确切，“战斗”就是“折腾”。考门夫人说：“对世界最有贡献的莫过于平稳安静的生活，它就像天上的日月星辰，停在固定的位置，以神给他们的光普照世界。”但这是对于超凡的理想人生而言，对于人间无法沟通和获取超人力量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不可能“停在固定的位置”上，顺利地进入精神领域“平稳安静的生活”；他们“安稳”和“固定”的只是世俗成败的标准、折腾规则和折腾方式。
人来到世上开始是个“无”，然后伴随着成长与衰老慢慢拥有各种形式的财富。“拥有”是一种“感觉”，到死的时候闭上眼睛，“感觉”消失了，于是重归于“无”。人生唯一有内容的，是在两个实质为“无”的点之间，充满了精彩的实质为“有”的折腾；如果没有折腾，不仅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是“无”，整个人生的全过程也是“无”，那么生活就是一场“空”了。佛家讲的亦色亦空－非色非空－色空无别，世间人不管有多么伟大，都是做不到的，他们总是要永远执着于“色”、执着于“有”。尽管世间人在死生难料、旦夕祸福的现实生活中，明眼看到“有”的于世无常、瞬息万变，但他们还是放不下“有”，还是要像疯子一样痴迷于它，这是在伊甸园里就已经成就的宿命。造物主植入人体的第一个本能，就是使人在绝对不能改变的“生”和“死”之间，可以本能地、相对自主地填入“有”，而“有”就是“折腾”。
折腾有功利性的，也有自娱性的，即使不为什么，也要本能地自我折腾、自我刺激，以示生命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有一幅漫画，画一个农民，懒洋洋地坐在小河边钓鱼，画上配有一则记者和钓鱼农民的对话——记者对农民说：“你应该把所钓的鱼拿到集市上去卖钱。”农民问：“卖钱来干什么？”记者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自己造个鱼池了。”农民又问：“造个鱼池来干什么？”记者说：“你就可以在自家的鱼池里优哉游哉地钓鱼了。”农民说：“可是我现在就已经优哉游哉了！”这个农民认为，你要我折腾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因此我不干。世俗的人生，绝大多数不是像这个农民一样厌弃折腾，而是着迷于折腾的。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生活或事业达到某个目标就满足了，就不再奋斗、折腾了。可是有朝一日目标达到了，他并不满足，还要继续折腾。考门夫人在其被誉为“心灵福音”的巨著《荒漠甘泉》中说：“若是我们前面的生活只是平坦和没有波折的，那是何等索然无味啊！”一个人除非已经耗尽了所有折腾的资本，否则无法忍受像那个钓鱼农民一样“平坦和没有波折的”、“索然无味”的人生。因此折腾是世俗众生在世间活着的唯一内容，也是其意义所在。
人的本性不只是想被动、机械地做“有”的“填空题”，还要积极主动、有声有色地做“有”的“论述题”，即不只是想要“有”，而且还想把“有”玩得精彩，玩出花样来。于是人生因折腾而变得光怪陆离、五彩缤纷。芸芸众生不会悲叹自己一生“无”的起点和重归于“无”的终点，就是因为在这个“一无所有”的起点和终点之间，那一大段“有”是富有意义的。人们都着迷于生当其中的“有”的多彩，才忽视了两端“无”的失落。魏晋时期伟大的易经诠释家王弼说：“凡有皆生于无……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人一旦发现某种“有”的折腾方式没有效率、缺乏新意或没有“味道”了，就会用别种别样的折腾来代替此种此般的折腾，人类的聪明才智会自动地更新和发展折腾的内容、方式、工具以及规则等等，正是这种为了丰富折腾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力量——推动着人群社会的斗争和发展。对于世俗人生而言，和平与安宁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隐藏着折腾的积累和爆炸。人生、社会、历史处在经常的讲、吵、打折腾之中，“有害信息和知识”的杀伤力就会处于分散减弱的平衡状态；如果积累起来，无论是爱和恨，都是“无法承受之痛”——辩证地看，这是折腾之于和平最有意义的地方。
尘世中人的苦乐折腾身不由己，因为力量之源不在人的掌握之中，人的力量往往踩不动外力嵌入到人生中的刹车装置（理性），控制不了折腾的车轮滚滚向前，就是因为超人力量如上帝在人体精神中植入了折腾的本性并最终控制了它。人是超人力量的“作品”，超人力量造就了人，为了使人的生活有内容、有意义，就赐给人类一个“任务”和“礼物”——折腾。可是“人”愿意自动地“折腾”吗？从本意上讲，即从构成人体的材料特质上讲，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的确不知道组成个体“人”的那些肌肉、骨头、灵魂等等材料构件，是否天生具有运动、折腾的本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要乐意折腾，就必须首先具有乐意折腾的本性。比如你要两只狗打起架来，光在两只狗之间扔一根骨头或一块肉是不够的，你必须使两只狗具有贪吃、自私、争夺的本性；否则即使在它的嘴边放着山珍海味，它也会熟视无睹，不愿动弹一下。作为动物的“人”也是这样，要使人与人之间折腾起来，就必须使人具有折腾的人性基础，否则每个人都会像懒猪、死狗一样，面对各种诱惑动无动于衷。比如一个风流皇后，想和太监玩性爱折腾来是办不到的，因为太监的人性根基中已经没有那种折腾的冲动和欲望。
为了使人对折腾有浓厚的兴趣和积极性，并折腾出丰富多彩和光怪陆离的花样来，超人力量就把情爱、自尊、虚荣、忌妒、憎恨、发泄、报复、自私、贪财、贪吃、贪生、怕死、好色、性欲等等人性因子植入人的骨髓；人只要具备这些本性，就自然喜欢并且着迷于折腾了。南怀瑾先生说：“人事和世事的推排，相互间便有争执。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便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就是因为人生折腾往往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化和身不由己的。情绪化的“人情和人欲”是超人力量所赋予，不完全在人“正确”的智性“学理”控制之中。一个人的理性工具不管有多么锐利坚强，也常常不能战胜掌握在超人力量手中的人类本性。我们说人是超人力量的作品，是一种比较客气和尊重的说法，事实上人都是超人力量的奴才，忠诚地听候超人力量手中欲望大棒的驱使。
为什么超人力量不把人类本性的控制权全部交给人自己掌握？其原因就是：如果人完全能够掌握、控制自己的本性，那么人就没有“理性”与“本性”这个人生最大的矛盾和折腾，那么人生就完全是理性化的人生，就是缺乏刺激和意义的人生。如果人的行为都是理性化和按理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来运行，即人能够控制作为人类共性的本性，那么人生就折腾不起来了；或者虽然能折腾起来，也是一种完全可以预期的机械行为，而没有悬念色彩和内容意义，那么活着的人就跟傻子、植物人和机器人一样了。超人力量为了使人生折腾得有内容、有意义，因此它不会把人性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人。超人力量在把理性工具交给人的同时，还留有人性控制权这一手；超人力量在作为造物主制造人的同时，在制造人的过程中赋予人本性的同时，始终把人性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人生折腾始终是超人力量的安排。
超人力量不仅赋予人折腾的本性，还安排、指导人生折腾的重要事项。《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中有个精彩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法老迫害，上帝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的重任交给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上帝在把这个神圣使命赋予摩西，并帮助他出主意对付法老的同时，却又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以阻止以色列人出走。如此反复十数个回合，使摩西与法老进行长久反复和不懈的斗争，最后上帝才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历“渡过红海”的伟大壮举，出逃成功。上帝为什么要耍两面手法，要施行这一“恶作剧”，要帮助互为仇敌的法老和以色列人呢？考门夫人说：“父神为我们编就一生的乐章，有他的巧妙计划安排。”上帝的这个“巧妙计划安排”，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痛苦的折腾，使人的活动变得有内容和成功的意义。
我们不要以为“折腾”完全是“人”的所为。“人”的第一个无知，就是总以为自己的痛苦烦恼都是“别人”或“自己”造成的，因此老是怨人怨己；而不知道虽然痛苦烦恼是自己的“心造”，但却是超人力量的后台操作。相比而言摩西是荣幸的，因为摩西是“先知”。摩西成为“先知”是因为上帝在折腾他之前告诉过他：我要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因此“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上帝的“奇事”也是以色列人的“奇事”，是上帝授意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做出来的，以色列人因这些“奇事”的折腾而变得伟大。
我们要记住，造物主送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是一种灵魂结构的成分，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修行的法器。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是修行的法器，即便投生轰轰烈烈的俗世折腾，也不会伤害他人和环境，也会使自己避免伤害。就像看一出戏剧，我们会欣赏未知的剧情，但同时明白戏终究是要结束的，能够从戏里走出来，既在戏里，又在戏外，戏里戏外、世入世出都来去自如。一个人既有所求，又无所求，得失无意，不执着名利欲望，我以为这就是究竟幸福的人生。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被道家和佛家思想浸润的伟大作品，都具有这种幸福观的启示。例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曾经“百八英雄聚义间，东征西讨日无闲”，历经无数个“铁马夜嘶山月暗的”日子，结局还是“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可怜一场梦，令人泪两行”，终究是被上帝戏弄一场，真是“兴旺如脆柳，身世类虚舟”、“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谗臣贼相尚依然”。再如《三国演义》，不论那个折腾造就多少名传千古的英雄，不管那些英雄、美人书写多少意味隽永和感人至深的故事，结果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虽然曾经豪气冲天，“所求”高过云霄，过程终了，“所得”依旧是不多不少。所以执着地追求“有”，永远都是“无”，执着地追求“得”，结果还是“不得”。
上帝在赐予我们欲望和欲望的快乐，以及安排我们身不由己地折腾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舍”的使命。无人有资格说“我一无所有，毫无可舍之物”，布施没有门槛高低，地位和金钱可以缺乏得像乞丐一样，一个穷人舍出的东西，可以大过富人穷尽家财万贯的舍。例如一个穷人只有一块钱去上网，他去访问一个快要放弃网络写作的人，回了一篇热情鼓励和欣赏的微博，他就已经救了一个人，他的自然价值不如一根稻草，但却是“救命稻草”，这就是极大的舍。我们每天所做细微的救人之事，就是布施，就是修行。有的人今天念什么经，明天念什么经，今天这里烧香，明天那里拜佛，弄得一套一套的，其实可悲可怜，把佛的根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修佛不是要专门到寺庙里参拜泥菩萨，也不是要专门花时间来念经打坐，而是主动、友好、和谐、礼貌、赞美地与活人交往，持戒、忍辱、精进、般若、布施等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就在生活之中。你需要的只是一个觉悟和心态的改变而已，所以李居明大师说：“修行不需要你另外腾出时间，就像你吃饭睡觉一样，当成你每天必做的事。你利用每天坐车的时间念经，于是坐车便是修行；你被上司责备，这是你的修行；你被人解雇，这是你的修行。所以，你无时无刻不在修行。有些会员在怀孕期间，仍然修行。当家庭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也是一种修行。任何人任何际遇都是修行。”（《密宗启蒙》）
所以人不存在“未得，何以舍？”的问题。上帝抓起一把土，捏造人类始祖亚当，亚当依然是土，与我脚下的泥土无别。上帝在土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拥有鲜活生命的人戏剧般出现了。映颛先生说得好，认为自己一贫如洗的人，要随时自问：“我是否活着？是否有生命？是否有力气？”上天让你活着，赐予你生命和力气，这是最大的“得”。这个拥有生命和力气而活着的“得”，实在太大了，上天让你占有这个巨大的“得”，是给你用来舍的。人在“舍”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究竟幸福，成为真正的有“德”之人。
【李映颛】《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是一个离苦得乐的故事：耶和华一边告诉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边又让法老的心刚硬，阻止以色列人出埃及。为让法老加倍对以色列人施虐，加重以色列人的苦难，不断降灾于埃及，经过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杀害长子多番折腾，才最终放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摩西的带领下从埃及的为奴之家走出来，达于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类似的故事，佛教里精彩的更多，如《西游记》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终得正果。儒家亦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之说。
基督教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奴役他们的是埃及人，拯救他们出苦海的是耶和华，以让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感恩生信。可是结果恰好说明，让以色列人受折磨的不是埃及法老而是耶和华，因为埃及法老本身亦在耶和华的辖制之内，法老的作为即是耶和华的作为，法老不过是耶和华用以折磨以色列人的道具。根据佛经的逻辑，折磨以色列人的则既不是埃及法老，也不是耶和华，而是以色列人自己，以色列人亦是带业之人，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自作自受，当然也只有自我救赎一条路。
这样的真相，聪明的以色列人难道看不透么？却又为什么对法老恨而对耶和华爱呢？走的自我救赎之路却又为什么要归功于上帝呢？我曾经指出，高举神通、法术的鞭子，对民众晓以“利害”，是一切宗教为让民众生信的手段。这里基督教为让以色列人生信，无例外的编撰了这个埃及法老因不信而受罚、以色列人因信而得救的故事。对待这个故事，宗教的人会以神圣的态度，哲学的人会以理性的态度，艺术的人会以戏剧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凡宗教，都倡言苦难是一切个体和族群生命的起点，离苦得乐是一切个体和族群生命过程的共同追求。然而，不同的个体和族群苦因不同：基督教认为是人类始祖偷吃了禁果，佛教认为是个业和共业，伊斯兰教认为是不信真主，儒道教认为是忤逆天意。由于苦因不同，他们的生命起点和离苦得乐的路径亦不同，并因此形成教派之争甚至战争。
对苦因和路径的争论，是有益的，不论个体还是族群，能找到自己的苦因，一心向善，应机对症修炼，殊途可以同归，到达乐地。但如果引发所谓“圣战”，必是被邪人误导，入了歧途。
还有池边钓叟的故事，要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所做之事的意义。按照嘉珉先生的折腾说，你折腾什么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什么，不折腾，如懒猪死狗，你的人生便无意义。钓叟只是垂钓，不愿折腾买卖，不愿在两个实质为“无”的点之间去充实“有”，他的人生意义便只是垂钓，失却了许多“有”的精彩。
钓叟貌似道家高人，实际未得道家真髓，他的“无为”是不可取的。所以嘉珉先生不主张这样的“无为”，而提倡折腾的人生。但是亦不能把嘉珉先生的折腾理解为就是有为，嘉珉先生引用考门夫人的话说：“对世界最有贡献的莫过于平稳安静的生活，它就像天上的日月星辰，停在固定的位置，以神给他们的光普照世界。”停在固定的位置，过平稳安静的生活，却以神给的光普照世界，非无为，非有为，无为而无不为，才是嘉珉先生所说的折腾。
折腾，因果相随，无始无终，不止“两点”，不落断见。
第二章 你能忍吗
【陈嘉珉】映颛先生说得对，佛经、圣经以及世俗的儒家教理，都有考验一说。考验是人生绝大的一件事，一个人想说什么和做什么，这个说出来和做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理性表现，于人于己有害无益，那就是一种考验。所有考验都考一个“忍”字，不该说什么、行什么，考的是一种抑制说、行冲动的能力；应该说什么、行什么，考的就是抑制不说和不行这种惰性的能力。
世俗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折腾这部戏，永远是“忍得住”和“忍不住”这两个主角在演，“忍得住”扮演正面角色，“忍不住”扮演反面角色。有时“忍得住”打败“忍不住”，有时“忍不住”打败“忍得住”，但是“忍不住”胜利了也等于失败，因此常常后悔不已。我认识一个“忍不住”，只因二十年前逼走妻子，二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后悔和自责之中；我到监狱探望过一个“忍不住”，工作十年贪污二十万元换来二十年监禁；有个“忍不住”官升一级很兴奋，深夜驾车与情人幽会，不幸坠崖身亡；还有一个“忍不住”最不合算，只因某个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当年丢官，次年被解除公职……有天看电视上有个“中医说法”节目，一对中年夫妇送个“小老头”来请中医治疗，这个16岁的“忍不住”经常深夜上网看黄片，有时每晚手淫三四次，长达两年之久。老中医说，刚开始手淫时，精液从皮肉中出来不会有病，精液从骨髓中来还可治疗，当精液从背脊骨里挤出来时就难治了。现在这个16岁的孩子，皮肉、四肢骨髓和背脊骨里的精液已经枯竭，他手淫时，是通过背脊骨管道，从脑髓里抽取精液，已经抽得黄皮寡瘦，极度虚弱，身体萎缩成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没法治了。其实这个孩子变老头不是极致，西门庆因每天“忍不住”还暴死在了女人身上。人是有意志的高等动物，同时人也会因为缺乏意志而变成低等动物。意志有否与强弱，全部试金石都集中在一个“忍”字上。
修行最难的是“忍”，情感和体内莫名的欲望、冲动常会把理智彻底摧毁。“忍”的回报不是马上能够得到的，因此难忍。“忍”最大的回报是“不忍”。“忍”不能消灭所忍受的那个恶的力量，相反可能那个恶的力量会得寸进尺，会更加强大，需要你加倍地忍。
“忍”是修行。修成的境界就是破除我执，没有了自我，就是“不忍”。恶的力量依然存在，依然很强大，但我把它看作非恶，而且由于没有自我，所以它伤害不了自己，因此没有“忍”的烦恼和痛苦，这就是“不忍”的境界。被人误解和打骂，“忍”是痛苦的表现，痛苦就是修行，而“不忍”是平静和快乐的表现，把误解、打骂视为无，视为空性。
由忍到不忍，有个修炼的过程。其实回头想，在这个过程中，多一些考验是好事；考验少了，烦恼障、所知障还是会有，破不了。比如九十年代末那会我常想，要是我能蹲一两年监狱多好，缺少某些苦难经历，没有办法完善和提升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现在的发言权十分有限，因为有好多苦难没有机会遭遇和忍受，难以成就金刚之体。现在有一种心理，身体上的病痛、别人的误解和批判，会比较欢迎，至少不会感觉烦恼。
在我这个年龄，衣食无忧，生活稳定，恭维自己的人多，经受考验的机会少，因此对批评和烦恼、困难比较珍惜。当然也不能执着这个，故意去寻找批评、烦恼、困难，那会违背超人力量的意志。任何执着都会降低自己，都会倒退。
我曾有过两次刻骨铭心的“忍”的考验。二十年前一个冬天，在沙发前的炭火盆边，我用铁丝衣架猛打五岁儿子，他差点倒在火盆上，整个脸部完全变形，变得像一块黑色凹凸的铁皮，恐惧得哭不出声来，张大嘴巴显出断气的样子，稍后艰难地合上嘴唇，挤出声嘶力竭的两个字——“妈妈！”妻子从缝纫机前飞一般跑过来，脱下儿子的裤子，小屁股上已经涨起几条鲜红的血印，妻子瞬间暴怒成赴汤蹈火的勇士一般，一脚踏在火盆里，指着我吼道：“你是魔鬼！”再有一次，我在家里打孩子，儿子跑出家门，跑到小河里，我和妻子追到河边，儿子变成像是遭受致命袭击的小野兽，回头惊恐、警惕地注视着我们，我带着哭腔招呼儿子“回来”，他突然大哭跑过来，深情地喊着“爸爸”。世界上最伟大的是孩子，他和狗一样忠诚，永不背离亲人。后来发现，孩子随时都会考验成人，但我在考场上经常失败，一失败就成了魔鬼。能经受住“忍”的考验，人还是人，经受不住考验，人就变成了魔鬼。我们成人学了几十年知识，自诩成熟，懂得礼体，是孩子导师，可是让幼儿园的孩子考一下，或让一个弱女子考一下，就惨败得一塌糊涂。
虽然我泪流满面把孩子抱回家，但是暴力和灾难下次还会再来。要感谢映颛和登忠先生最早给我介绍佛法，让我与之结缘。释迦牟尼真是了不起的老师，他能教会一切人经受所有普通人“忍不住”的考验。佛家修行首先要练忍功，释迦牟初转法轮时，就已言传身教忍功了。释迦牟尼带领弟子出家修行过程中，曾持钵敲开一户人家的门，男主人说：“小伙子，你身强力壮的，做什么不好呀，竟然出来要饭吃！”释迦牟尼说：“我是出家人，请你施舍些饭食充饥。”男主人问“你想吃什么？”他恭敬地说：“施主吃什么，就给我一点什么好了。”那施主说“好吧！”便回到猪圈边提一桶猪食来，朝他捧着的铜钵倒下去，铜钵满了，又迸出来，洒得一身脏水，但他仍然面不改色地“谢谢施主”。释迦牟尼捧着猪食回来，慢慢把它吃了。他的弟子们忍无可忍，要找那个施主讲理。释迦摩尼说：“出家人最要紧的就是先炼忍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绝境，先要忍住。忍冷忍热，忍饥忍渴，忍骂忍打，忍羞忍辱……能忍就是金刚菩提，不能忍就是凡夫俗子。”
当代高僧星云大师12岁出家时，那个考试很特别，老师是用“打”来考验他的“忍”。考场上站着一排师父，第一个问：“你来出家，是师父叫你来，还是你自己要来？”星云回答“我自己要来”，师父拿起藤条就打，打过之后说：“没得师父允许，你敢来受戒！”来到第二个师父前，又遇到同样问题：“你来受戒，是自己要来，还是师父叫你来？”被打一次有了经验，他回答说“师父叫我来”，那师父接着又打，并说“没有师父叫你就不来啦！”到第三个师父，还是问同样问题：“师父叫你来，还是你自己要来？”被打了两次又有经验，星云回答说：“老师慈悲，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发心要来。”结果师父又打，“说话模棱两可，调皮！”过了三关，第四个师父问“你杀过生没有？”星云说“没杀过”，老师说：“蚊子你没有打死过？蚂蚁没有踏死过吗？你说谎啊！”又是一顿打。到第五个师父，还是问同样问题：“你杀过生吗？”星云直说“杀过”，老师说“罪过啊！”又狠狠地打。打到最后，他只好说：“老师你不要问了，你要打我给你打。”星云大师到晚年一直强调，忍是佛家修行第一功，不修此功，一生将一事无成。
对一般人来讲，“忍”是一件极其难受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反其不忍，发泄一番，就感觉痛快了。佛家认为一切烦恼来自无明，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在那里忍，自然是痛苦。佛家修行要经历戒、定、慧过程，你在那里忍，只是受戒、守戒而已。定是要放下，如何放得下，要彻悟，要明白，这就是智慧了。不懂得考验的缘由，不能做明白人，只是戒啊、忍啊，这是很危险的。不能解决“定慧”问题，一味地忍，就是把手榴弹的力量积累成原子弹的力量，与其等待毁灭的一天，还不如把手榴弹一颗一颗扔了好。
世界上所有追求真知、真理的宗教，无一不是对“忍得住”贡献了妙理妙法的。佛家最为高明，除了共同的“戒”，佛家尤其贡献了“定慧”两大法门。定是戒的结果，如佛祖所说，忍冷忍热、忍饥忍渴、忍骂忍打、忍羞忍辱，如此这般“戒”了，万缘放下，自然心定，这时就没有忍或不忍的问题了，或者说忍是一件极其轻松愉快的事。但如果不生智慧，不破除无明，心定就不会深沉久远。
“忍”的智慧有两点。其一，考验来了，痛苦来了，佛法告诉我们，这是还债，是还前世、今生所欠的债。人间所有人事关系，无非是报恩抱怨、讨债还债。净空法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遭受考验，便要明白前世所造业因，而今天的考验则是业果。破除无明，了然因果，知晓考验的本质所在，那么考验来了，忍得住，就是消除业障，把债还了，一身轻了。慈云法师在讲解《了凡四训》中的“立名之学”时，就说：“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境界：有人对我好，照顾我，给我恩惠，我感激他；有人对我不满，恶意毁谤、陷害、污辱，我也一样用感恩的心对他，感激他消去我的业障，成就我的德行。我已经知道了，他是用各种手段来试探，看我的心平静不平静，里面还有没有嗔恨愤怒。如果我还有丝毫嗔恨愤怒的念头，那我的功夫就不够。他对我虽然不好，但实际上，却等于是在考验我，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二，“忍”的考验是提升品质和能力最好的手段。星云大师出家时五次被打，到了晚年，他依然感慨说：“这有个道理，他无理，我们有理，他就是用他的无理来打我们的有理，你在无理前面肯认错，肯服输，你将来到社会世界，什么事你不能忍耐？”两千多年前佛陀就说过：“咱们遇到的苦难，也不是倒霉，那是修行的应有之义。”什么事都能忍耐，这是人生最宝贵的品质，这个品质是经受考验的前提，也是考验的结果。佛家有则寓言说，有个人看见一只幼小的蝴蝶很辛苦，在茧中挣扎了很久出不来，于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之心，就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把开始破裂的茧壳剪掉一些，可是这只幼蝶在轻松爬出来之后，不久就死了。幼蝶在茧中苦苦挣扎，是为了让身体和翅膀变得坚硬有力，而人为地将这个生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剪掉，就让它丧失生存和飞翔的能力了。做这件傻事的人，是他的无明障碍了他，这就是他没有“忍”的智慧。佛家关于忍的考验，正如映颛先生所说，和我国儒家大师孟子所讲“天”的用意是同一道理。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上天要把重任降到某人头上，就一定要首先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身体，穷乏他的身家，使他的行为混乱不如意；这样就可以激励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没有的能力了。
基督教也有考验一说，《圣经·新约》的《雅各书》写道：“我的兄弟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圣经》中亚伯拉罕所受的考验很多很久，“神”用延迟应许的方法考验他，撒旦用诱惑考验他，世人用忌妒、怀疑、反对考验他，妻子撒拉用乖戾的性情考验他，他都能恒久忍耐，成为坚强、勇敢和有信心、信念的人。伟大的《圣经》诠释家考门夫人说：“为了造就我们，主常常让我们落入试炼中，可是人总错看主的谋算。”为什么会看错呢，就是因为无明，没有智慧。经受考验，需要忍的信心，这个素质不是造物主原创赋予的，而是后天锻炼打造的。对此考门夫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把他们纯粹的信心提炼出来，就把他们放进试炼的火窑中去。顶宝贵的信心的矿苗在经过冶炼之后清除了杂质，才成为无暇的信德。”考门夫人还比喻说：“学习驾驶飞机，常要逆着风来飞行，逆风会使飞机升高。”“人生的逆境是父神安排的逆风，它可以使你升高，接触属天的生活。”可见一个人素质的提升，必须迎着逆风而上，经历逆境的考验。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一书中，还讲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她说铁匠炼铁时，先把铁块放进火炉里烧红，然后用铁锤敲打，最后把它投到冷水桶里。这样反复几次，如果铁经得起锻炼，就变成钢；如果它经不起锻炼，裂成碎块，铁匠就把它丢在碎铁堆里，一分钱一斤卖给收破烂的人。“同样，主也是用锤、用火来锻炼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和忍耐，就经不起锻炼，以致不可能符合主对我们的要求，那就不可避免地像铁渣一样被抛到废物堆里去了。”“主给我们种种试炼，是要使我们的德行得到光大；让我们检验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这些德行。”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到特别的考验，无明的人，他就把这个宝贵机会放过了，并且怨天尤人。考门夫人说：“能力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跟电发生相同——因摩擦而生电能。当父神要给你添加能力时，就给你更多的难处藉以产生摩擦的作用。可惜，许多人并不喜欢摩擦，而逃避摩擦，唯恐不及，因此也就失去得到能力的机会。”考门夫人认为，一个人得到考验的机会，是他有福气，因此应该感到高兴。“特别的苦难不一定是对特别的罪恶的刑罚，有时候反而是特别的祝福。神有许多锐利的工具，是用以琢磨他心爱的宝石的；凡是他所特别心爱的，就常常加以琢磨，希望他们发出光亮来。”“你是神的无价之宝石，现在你既在他手中，他知道怎样锻炼你，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击能临到你。”我们能够得到苦难的考验，应该值得庆幸，如果在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击能临到你”，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重病缠身、卧床不起、非常痛苦的时候，仍然毫无抱怨，反而不断地感谢和赞美造物主对自己的考验，他说：“这些痛苦和困厄，现在看上去很像排字工人排的字板，是反的，读不出什么意义。可是等到铅版印到纸上，我们就很容易读，也明白它的意义。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楚若是解释不通，到了将来，我们会明白的。”马丁·路德很清楚，疾病痛苦不仅是超人力量对人的一种考验，而且还增添了附加的价值，正如考门夫人所说，“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炼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件东西的价值，正如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
受到考验是一件喜事，应该庆幸，伊斯兰教也有这个教法，《古兰经》第二章就说：“我要用一点恐惧、饥饿、伤财、丧命和收获的损失考验你们，你给忍耐者们报喜吧！”
这个关系在佛家看来，也是还债，是还未来之债，这就是业因，正如净空法师说：“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未来总要“消费”，这个“花销”从哪里来，就从今天的“存款”来，所以今天经受的“考验”，是还未来的债，是未来果报的“存款”。既然灾难、痛苦这些事，都是对人的考验，是为了加强和增进人的素质，以应对未来挑战，那么得到考验的人，应该感恩、快乐才是。感激我们遭受的所有考验，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没有忍的不幸可言了，一生就圆满了。所以在“定”和“慧”的上边，能够经得起“忍”的考验，就开辟了幸福的源泉。
前边说的“还债”、“存款”，都是一个方面。从易经角度讲，也还有别的定数。比如孔子是中国“忍得住”的道德楷模，他一生没有掌握物质金钱财富，成为重义轻利的圣人。但他的“忍得住”除了个人意志，也还有定数缘由，或者说他能够具有“忍得住”的个人意志，其实是定数在背后作了支撑。根据易经四柱法则，在孔子的命局中，日主庚金非常强旺（孔子四柱：庚戌，乙酉，庚子，甲申），财星甲被重克，乙木又被乙庚合金合化去了，因此无财。那么在运局上，中年时期37岁至56岁逢大运庚寅、辛卯，寅卯木财星出现了，但又被盖头克伐；77岁起逢大运甲午，财星再现，但他已经死去4年了，故终生无财。这个宿命的定数，与佛家、基督、伊斯兰教关于因果、考验的教理是完全想通的，也许是要“还债”、“存款”抑或“考验”的需要，所以就让孔子终生无财。那么孔子无财，也并非仅仅是他“忍得住”财的诱惑，或者说，他在财的面前能够忍得住，也是上天给他加持了助力。虽是定数如此，孔子弘扬文化的精神品质也要充分肯定。当然也可说，正因为孔子修身律己积极存款，他修“财忍”功力深厚，上天就赐了“千古圣人”的果报给他。总之这些道理是想通的，所有高明的经教，教理教法都是想通的。俗理俗谛只以为孔子主观上是如何高明、伟大、了不起，这在圆融的通理通法上，是分别自障，瞎子摸象，执着一端，落了断见。
【李映颛】人生之福报，不是求来的，更不是抢来的，是修来的。在众多人生修炼中，“忍”，恐怕最让人心痛，汉字“忍”，即是“心”上一把“刀”，还带着血滴“*”，“忍”的滋味，可想而知。
中国的传统文化，忍文化所占份额极大，元代成宗年间，一个名叫吴亮的杭州人即“类集经史语句，名曰《忍经》”，四年后（1310年），另一位元人许名奎又广罗历代圣贤言谈和典故，编成《劝忍百箴》。
忍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为什么偏到元代才集大成？很显然，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人在蒙古贵族的铁蹄下忍辱负重的明证。许名奎在《劝忍百箴》序中引“《说苑丛谈》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
因其能忍，我们的文化才得续存，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断裂过的人类文化。但忍不只是为存，也是为了化，千百年来，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无一例外地把那些武力的征服者都变成了文化的被征服者，把那些铁马金戈都化入了自己的血脉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儒家文化忍、让、谦、和，忍排第一，佛家亦讲“六度万行忍为首”，可是修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嘉珉先生所言，正是一篇修忍的好文章。儒家修忍，须遵循中庸之道，不可不及，亦不可太过。不及多犯狂躁，太过则为懦夫。
佛家修忍，要六度并行，福慧双修，虚云说：“单福则属人天有漏，单慧则为狂徒”，净空说，“忍要有智慧，而不是强忍”。
前年（辛卯）春节回乡，曾“围炉”和几位长辈数次“夜话”，聊到酒、色、财、气，一长辈道：“有人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又有人说，‘无酒不成礼仪，无色桥断人稀，无财没有世界，无气反被人欺’；总而言之，‘四字皆有用处，劝君量体裁衣’”，区区数语，足见吾国民间持戒修忍的智慧，录于此，供同参玩赏。
道家尚柔贵韧，对忍似乎不太感兴趣，此不多言。值得一提的倒是，李洪志也谈忍，而且还谈真和善，可惜他把这三个字都给亵渎了。
第三章 人生“减”法——你能“忍”吗
【陈嘉珉】把忍的文化追溯到源头上，老子也说过忍的问题。《道德经》70章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好多事情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但天下人确不会明白，却不能实行，这归根到底是一个忍的问题。人生有一个懈怠和惰性的黑洞，多数人会忍不住沉沦其中，或朝那个危险的方向走去，以至对有道有德之事“莫能知，莫能行”。忍不住要做，或忍不住不做，都有一种本能的力量在人体中驱动着。有些事情完全可以不做，但是却忍不住要做。例如我以前上网，打开网络，本来计划要下载阅读几篇文章，可是呢，不自觉地打开了QQ，有人说话，就要回复几句，穿插着还要看QQ邮件，看个人中心里面的最新信息，一折腾，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要看QQ弹出的那些惹眼的奇闻，看几个美女，一小时又过去了。做这些事都是不自觉的，不自觉就是忍不住。
四柱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道理，它说正官很关键，不要看它的作用是克伐自己，但它是理性的正道和权威，它会让任性有制。那种支配自己，让自己产生执着，忍不住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力量，如若不受控制，就会变成七杀。七杀非常有害，七杀逼使人不去做正事、好事，同时逼使人去做无聊之事以至坏事，一个人完全受七杀左右，那就荒废掉了。但七杀是可以变动转换的，七杀一旦受制，它就变成正官，变成正能量。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转换七杀呢？那就是佛家所讲正知正见的理性智慧。
不能忍就是执着，是非理性的执着，破除执着首先要破除无明，无明者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不能怀有正知正见。佛家修忍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是提出严格可行的戒律，以及修行入定的目标，重要的是它主张要获得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解除无明，智慧是控制“不忍”这匹七杀野马最有效的缰绳，是获得正官能量源头活水。
中国佛家和道家的正见智慧告诉我们，无是有的本体、本质和起源、归宿。今天之有是昨天之无，也是明天之无；本月之有是上月之无，也是下月之无；今年之有是去年之无，也是明年之无；此地之有是彼地之无，彼地之有是此地之无……人当中年，便是无青年；而当老年，便是无中年。所以人的一生，他留下的都是无。不幸的人，他总是执着于此时此地的有和彼时彼地的无，有、无他都不放过，这就叫七杀在体内做功。殊不知今天之有，很快就会成为明天之无。今天也是昨天的无，是可期待的有，但却是假有，因为今天很快就会被明天否定。
我们仰望山巅，只有白云漂浮，山在那里坚实地挺拔，让人感觉是很真实的存在，你沿着一条小路上山下山，但你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是同一条路吗？上山的路在前一个时间格子里，下山的路在后一个时间格子里，那已经是不同的路了。上山的时候，下山的路还没有出来，它在后一个时间格子里；下山的时候，上山的路已经藏在前一个时间格子里，已经是个无。就在我们下山的时候，哪怕一秒钟之前，身后的路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无了。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两条河流存在不同的时间格子里，此有则彼无。人为什么放不下那个已经逝去的无呢？原因就是他的无明，他没有智慧，被七杀的惰性力量蒙蔽了慧眼。无明，没有智慧，七杀肆虐，就忍不住要去追求那个没有的东西，于是痛苦不幸就如影随形地来了。
曾经有个朋友，他自称“穷人”，感觉万分不幸，随时随地都忍不住对金钱物质的渴望和追求。以下是我和这个“穷”朋友的对话：
我问：“你做穷人是什么时候？”
他说：“现在。”
我问：“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回答：“2010年8月18日。”
我问：“能再详细点吗？”
回答：“下午两点三十分。”
我问：“你今天下午两点三十分是穷人，是吗？”
回答：“是啊！”
我问：“那现在是几点几分？”
回答：“两点三十一分。”
我说：“那你怎么说你现在是穷人呢！两点三十分已经过去了，你做穷人是以前的事啊，以前与你现在何干！”
这个朋友若有所思，然后说：“那我现在还不一样是穷人吗？即两点三十一分，此刻，我还是穷人啊！”
我问：“这是真的吗？”停一小会，我又问：“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立刻回答：“两点三十二分。”
我说：“你又撒谎了，那个两点三十一分的穷人不是你，他已经过去了，你怎么老说自己现在是穷人呢？过去的穷人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朋友听完我的话，长久地疑惑着，欲言不语，似有所悟，但七杀的惯力还在他的体内做功，还在蒙蔽和欺骗着可怜的他。
我给这位朋友讲了一个故事——有天早上，我乘长途客车从兴义出发去省城，在车上肚子胀，想解大便，这个捣乱的大便其实就七杀。于是我就闭上眼睛，数着鼻息。过一阵子我把手机拿出来，看着秒表，看着那个肚子胀的感觉一分一秒地成为过去——原来肚子胀，想解大便，那种快要拉在裤子里的感觉——永远是上一口气和前一秒钟的事啊，是个“无”啊，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实际所看到的，都是无无相续的实相，人永远都是活在当下，那个捣蛋的七杀鬼，永远是在当下的前一刻、前一分、前一秒，我不执着那个前一刻、前一分、前一秒，它与我何干！此刻是正官的力量的在体内做功，我专注地体验这个“无”的境界，犹如涅槃一般，突然听到驾驶客车的师傅说：“休息15分钟，想上厕所的赶快上了。”原来已到中午时分，客车开到了一个加油站。我如梦初醒，原来不是肚子很胀，想上厕所吗？怎么现在一点都不想了呢！
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修佛修道，在屎胀尿胀时亦可修佛修道，无论你拉屎拉尿，或不拉屎拉尿，它都是无。你要执着无，让七杀管着你，把无当作有，忍不住要去追求它，那痛苦烦恼就如影随形地来了。难怪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无的妙处就在这里，它会转换物质和精神，会把可恶的七杀转为正官，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它是幸福的源泉，这个时候无就生出了有，就是老子说的“无中生有”。
“无”的智慧，也是“忍”的智慧，你能忍住一切“有”（也是七杀）的诱惑和压迫，让七杀远离，正官光顾，这是最高的智慧。其实在“无”的智慧境界中，已经无所谓忍与不忍，不过在凡夫看来是忍。凡夫的忍与不忍都是痛苦，而智慧的超脱者远离七杀之魔，没有痛苦，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区别。
【李映颛】《道德经》五千言，无一“忍”字，虽在第十六章等处有“容”字，但老子之“容”是容纳、包容之“容”，非容忍之“容”，不具忍意。嘉珉先生以《道德经》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为据，说“把忍的文化追溯到源头上，老子也说过忍的问题”，我不敢苟同。但我亦无考证下去的兴趣，因为搞考证，是我所短，且把笔墨用去考证，会背离我们对话的初衷。另外，嘉珉先生此番关于“有”和“无”的思辨，亦无益人生幸福之实现，思辨，是修慧的法门，却不是修福的方便。
根据佛家的哲学，实现幸福人生，要福慧双修。吾辈凡夫，此生幸福的要素是福、禄、寿、喜、财五福俱备。福，左“ネ”有天赐之意，亦为祀天，右“一”“口”“田”，是生活之本、福之根，天赐一人一块田为福，人拿从田里收获的谷物祀天亦为福，故人皆生而有福；福者，命也，有命就有福，人活着就是福；作为生命本身，有福又是有禄、寿、喜、财的前提。禄和财不同，禄是吃皇粮、拿官饷，有禄，可一官半职、名利双收，主贵，但不一定富；财即钱财，商贾之利，主富，有财，富不一定贵。寿和喜则是相通的，寿即健康长寿，喜即愉悦欢喜，同喜随喜，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颐养天年，当然是福。看看这五福，芸芸众生谁不朝思暮想、孜孜以求？
众生欲求，不外“五福”，这一点佛家看得非常清楚。佛家追求空，又十分珍视色，空是彼岸，色是此岸，没有此岸哪有彼岸？肉身、生命、欲求都是一个人在此岸修福报的田地而不是障碍，且大欲大求乃大福田。所以对于众生“五福”的欲求，佛家并不简单地主张禁，而是主张：一要给予满足，把对众生有求必应当作佛菩萨自己的本分（注意这个“应”字，是“必应”，不是“必予”，“应”不一定“予”，“应”有时还可能是打板子）。二要因势利导，推己及人，对其进行劝善。我之所求，人亦求之，我求不得苦，人求不得亦苦，为解我苦，须解人苦；何以解人苦？唯有布施。我布施之后，人以得施为乐，我以人之乐为乐，是谓佛菩萨之乐。佛教有这样一个故事：地狱和天堂的人进餐，食物都一样多一样好，用的都是金钵盂和一丈长的银筷子，不同的是地狱的人都忙着用自己的手喂自己的嘴巴，天堂的人则都用自己的手喂别人的嘴巴，所以饿鬼最终成饿鬼，天人最终成天人。
前面我说过，福报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更不是抢来的。一个人要有福报，就要修。修有万千法门，佛家讲布施，财施得富且贵，法施得聪明智慧，无畏施得健康长寿；儒家讲舍得，舍什么得什么，如春种和秋收，舍和得是一对因果关系，前因而后果，先舍而后得，若谁都坚持先得而后舍，必坠恶道。
布施（舍），是一件小事情，人人可做，又是一门大学问，不是人人都做得好。布施的动机要源于慈悲，布施的结果要依靠智慧。一个慈悲而智慧的人，除乐于布施善于布施外，更懂得敬畏天地鬼神，亦即福慧双修。
第四章 《道德经》说什么
【陈嘉珉】映颛先生说得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里边的确找不到一个“忍”字。没有“忍”字不是问题，在老子看来，没有五千字的《道德经》都不是问题，《道德经》本身就是被迫写出来的。有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文献记载，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西渡流沙，过了新疆以北，往中东或是印度去了。但在离开函谷关出境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尹喜的关吏，他要老子把平生所悟得的天地自然法理写成经文留下，才肯放老子出关。老子在被逼无奈之下，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那个关吏得到《道德经》，肯定如获至宝，欢喜无比。但是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其实是教导、教训这个关吏和世人的一句话，言下之意：你不要以为得了《道德经》文字就如同得道了，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真修实证，如何理论也是白搭啊！所以老子说这句话，实际是要说明那种只说不做、只理论不修行的人，无论他们怎样地“可道”“可名”，如何地“能道”“能名”，都是没有办法知道和体会“常道”“常名”的。无论道家、佛家，其修行及其得道、成佛的境界，都无法诉诸语言文字，口里一说出来，笔下一写出来，就是一种变异和限制，所以古代流传有“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的话。道这种“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25章）的东西，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道德经》15章），那么如何勉强地形容他、称谓他呢？老子说只能“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25章）。既然“道”、“大”这些字眼，都只是实在没有办法而勉强为之的称呼，那么修道者就不能拘泥文字，而要通过修行实践去感悟、体会。实际上我们把《道德经》中所有的“道”字换作“忍”字，也是能够说通的，而且经文要领更为突出。任何伟大的经文都只是法门，只要修行入门，或者得到成佛，任何法门都可以关上扔掉。经文跟普通文字不一样，经文是用来指导修行的，那么我们去做，按照《道德经》的意思和要求去做，就会感觉浑身都在“忍”，越是往深入的境界走去，就越是需要强烈的“忍”劲，这与经文有无“忍”字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修行的根本上看，《道德经》通篇都在说“忍”。“忍”是什么呢？就是在欲望上做“减”法，如果不能“忍”，则没有办法“减”。当然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对不忍者进行强制性的“减”，但是这样做，势必要产生讲、吵、打折腾，大家都讲起来、吵起来，甚至打起来，那就没有幸福快乐可言了。老子的文化，是探讨人生社会和谐幸福的文化，它不主张这种外部的冲突。有人会说，避免了外部冲突，难道就没有内部冲突了？我想要某个东西啊，实在是想得很！可是我又要忍，这不难受吗！这不是个人内部的冲突是什么？我们说，用个人小的不和谐来换取社会的大和谐，这是值得的，这种人生的价值取向在儒释道三家都是相通的。而且从道家、佛家来讲，它认为“忍”是可以修为的，可以把“忍”修到一种没有“忍”的极高境界，那就是极乐了，哪有什么难受可言啊。道家、佛家是专干修为这个工作的，这是它的专业，也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个人活着，他在修道、修行，但还没有修到真人、佛菩萨的极乐境界，他那个“忍”的内部冲突是始终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幸福人生需要做“减”法，而只要做“减”法，就会体现出一个“忍”字。从修为角度讲，也可以说“减”法就是“忍”法。
从“减”和“忍”的角度，能够很好地定义和理解老子这个人。有人说老子是哲学家，有人说是政治家，有人说是军事家，有人说是诗人，这些判断都有各自的根据，都是重要的参考。我们分析一个人和他完整成型的作品，可以从整体思想看，也可以从分散的章节字句看。就整体思想的旨趣而言，我认为理解老子《道德经》的关键，是理解忍受欲望被减掉之后的那个“无”，以及使自己与“无”合一的境界，那么理解这个“无”——因“忍”而“减”的“无”，就知晓“道”是什么了。知晓“道”是什么，便可断定老子是个人修道极为成功，并有著作流传下来利于他人的“内圣外王”的高人。这种高人不是用什么“家”可以概括的，可谓“名可名，非常名”，不过孔子还是给老子起了一个恰当的“名”。孔子生前当面求教老子，在得到老子教诲之后，孔子对老子万分仰慕，深感自愧不如，于是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称老子为“龙”，这是最准确的称呼了，是最好的一个“名”，在所有生命中，龙是最具“忍”力的动物。虽然龙的物质生命消失了，但那不过是涅槃，龙的精神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不朽传承，以至全球无论科学界或文学艺术界的高明之士，都以复活龙的物质生命为极高的理想追求。后世的人们，喜欢给人天合一、“大制不割”的古人戴上这样“家”那样“家”的帽子，如果非要说老子是什么“家”，那就只能说是“无”家，或者说是“忍”家。老子这条“龙”，他在《道德经》中就说了两个字：“无”和“有”。“有”就是“加”或者“加”的结果，是用来说明“无”这个核心价值的；“无”这个核心价值，是因“忍”而“减”的结果。所以我的理解，谈“忍”这个话题，要在极高、极深的层面谈，老子是谈得最好的，因为他需要你做了才知道，不是泛泛而谈。
《道德经》第17章说：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上述这个话，适用在国家管理方面，是说最好的统治者，让人最信得过的统治者，人们往往不知道他的存在，不需要他来领导，而实际上统治者是发挥作用的，这个作用是无为而治，统治者是个“无”，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这种状态是“太上”呢？衡量的标准是“有信”，而非“有不信”。“太上”是老子的一个赞词，意思就是最好，最好的统治者就是让人“不知有之”。可以说，人与人之间所有相互信任的关系，都是“不知有之”。我有一个朋友，他一出门在外，他的妻子就会频繁打电话，或发短信跟踪他、监督他，这就是老子说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你不诚实啊，她就不信任你，你的存在就是一件大事了，要做到“不知有之”是不可能的。而我自己呢，这里要自夸一下了，我出门在外十天半月，妻子只是偶尔过问吃穿或者安全问题，其他一概不管，我也丝毫不干扰她，相互都是“不知有之”，从未发生过“信不足”、“有不信”的情况。老子讲的这个道理，有夫妻生活的人容易理解，古人讲话都是很实在的，尤其老子，从不虚言、妄语、说胡话，现代人假情假意做惯了，理解古人言语常有困难，因此我喜欢多举例子。夫妻生活在家里，脱衣穿衣、撒尿拉屎要回避对方吗？要把自己丑陋的一面藏起来吗？如果每天这样那不累死啊！结婚之前、恋爱期间，那是需要包装的，那是“信不足”、“有不信”的表现。等到赢得信任了就结婚，不信任就不结婚，所以结婚是相互信任的表现。婚后的生活，以前那个包装好苦好累，突然一下就脱去伪装，裸体、撒尿、拉屎都不回避了，双方视对方都是“不知有之”，好像对方不存在似的，这其实是一种“信足”、“有信”的生活，是“太上”的生活。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也是“不知有之”的状态，如果双方客客气气，时时刻刻把对方当回事，那就不是君子之交了。从前有个网友问我问题，她问“陈老师，你爱你妻子吗？”我本想说“脱裤、撒尿、拉屎都不回避，都已经‘不知有之’了，还爱什么？”我怕她听不懂产生误会，因此作罢。当然不说也会有误会，但这个误会比说出来的误会小得多，因此老子主张寡言或不言。现在世上的人，有时你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讲通一个道理，你讲真的，他讲假的，根本对接不上，让你茫然失措、大惊失色。所以我认为，今人读不懂古书、读不懂古人，语言自然是个障碍，但不是主要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弄的一套都是假惺惺的，古人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你以假对真，怎么会懂得？比如有人用“唯心”“唯物”来读解古人，我的天啦，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古人哪里说过“唯心”“唯物”的话，以你这个态度，以你这个方法，不要说古人写了堆积如山、浩如渊海的文字资料，就是古人只说一句话、只说一个词，你怎么会理解，怎么会懂得！
世上有没有老百姓“不知有之”的统治者呢？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不过美国的联邦政府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关门”了，老百姓不把它当回事。你“开门”，老百姓不当回事，你“关门”，老百姓也不当回事，这就是“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说它只是有点像呢？因为它“关门”，老百姓不当回事，这只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关门”，那就成为大事了。世界上的统治者，能忍一时一地是可以的，长时间、大范围的忍受无为，那就做不到了。权力的本性就是有为，世间上的人，都对那个权力渴望的不得了，好不容易爬到拥有权力的位置上，他本身就是非常忍不住，想要有所作为才爬上去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他怎么会忍受得住不用权力呢，所以让统治者做到无为而治非常难。老子说次一等的统治者，天天施行仁政，天天做好事给人看，让老百姓亲近、称赞、歌颂他，它也在极力地赞扬和歌颂自己，它不能忍受自己得不到赞扬、得不到歌颂的寂静场面，因此常常做秀，有意无意地鼓动人们歌颂它、吹捧它。再次一等的统治者，他能忍受“无”为的层次更低了，他要实施严厉的法治，使老百姓畏惧他，与他拉开距离，让自己高高在上，显出很威严、可怕的样子。最低等的统治者，已经属于最不能“忍”的层次了，他连章法都没有，常常胡作非为，老百姓轻侮他、看不起他，甚至骂他，这是大乱的征兆。这四种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可以参照《道德经》第38章来对比理解。
第38章全文如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说“上德”的统治者，他拥有最好、最高尚的德，这个最好、最高尚的德，就是不强调德、不张扬德、不喧哗德的那种德，不故意去做有德之事，时时处处显示出“无为”，让人感觉“不知有之”，看上去好像没有德的样子，这是“太上”的统治状况，是有“信”、有“道”的表现。“上德”统治者忍受无为的水平是最高的，它顺应自然，没有私利、目的和居心，是真正地无心作为。“下德”的统治者也能显出“无为”的样子，但却是假装出来的，是有居心的“无为”，目的是要博得老百姓“亲而誉之”，赞扬他如何地好、如何地伟大、如何地正确，因此它根本不可能忍受无为，无为是假，有为是真。“上仁”的统治者能算是有半点“忍”劲的，“上仁为之”是没有“忍”劲，“而无以为”是有“忍”劲的，所以说他有半点“忍”劲。“上仁”者虽然有所作为，但不存私利、目的和居心，他把这个私利、目的和居心忍住了。这种人很可爱，像小孩一样好动，他没有企图，你不用防范和敌视他，有时你还想亲近、歌颂他。“上义”的统治者是完全不能“忍”了，他要积极有为，他是存有私利、目的和居心的，处处显示其义气用事的好汉模样，生怕人们会忘记他故意给人的好处，因此时刻需要人们牢记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下德”、“上仁”、“上义”这三种统治者，会让人们“亲而誉之”，当然这种亲近、赞誉、歌颂，可能发自内心，也可能是表面的忽悠。
按照老子的思想，即使老百姓发自内心地亲近、赞扬统治者，统治者也应该万分谦虚，不可居功、不可飘飘然，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唱赞歌，做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傻事。《道德经》第28章告诫统治者：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如此这般才能“常德不离”，并且“常德乃足”。什么是“常德”？在老子的经典中，最高贵、最管钱的一个字就是“常”字，那么“常”是什么意思？用易经的道理讲，“常”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个大有多大啊，没有任何东西在它之外，小到多小呢，没有任何东西在它之内；用佛经的道理讲，“常”是尽虚空遍法界，即从无尽到无尽的一切空间，从宇宙到人间的所有领域，是横竖上下、十方无尽、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之一切处。《道德经》通篇都在说“道”，但这个“道”必须是“常道”，否则你说一万年的“道”而非“常道”，名一万年的“名”而非“常名”，那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你追求一万年的“德”而非“常德”，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老子说，你深知什么是雄伟强大，并且做到了雄伟强大，但却安守雌柔的地位；你深知什么是荣耀，并且做到了荣耀无比，但却安守卑辱的地位，那么常德就不会离开你，并且常德十分充足，让你受用不尽，快乐无比。老子还引用圣人的话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德经》78章）能够承担全国的屈辱，才能成为国家的君主；能够承担全国的祸灾，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可见伟大的统治者不仅不会张扬自己拥有的功德，也不会发泄自己蒙受的冤屈。国学大师傅佩荣说：“统治者除了明白‘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还须承受天下的垢与不祥，就像江海容纳百川也必须接纳一切污垢。但是，后来很多国君作威作福，商汤的后代也不例外，如商纣王，他们认为天下有罪是天下人应该受罚；而我有罪，则是天下人害的，观念完全颠倒了，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帝王。当帝王就要居于下流之处，容纳百川，连垃圾也要接受。自命清高的人不可能当领袖，想当领袖，当然得承受国人的污垢。”（《〈老子〉新解》（下），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我们可以综合老子的思想，来给“常德”下一个定义：对统治者来讲，“常德”就是能够守辱、守雌，承担全国屈辱、全国祸灾的普遍、伟大、永恒的德，是宇宙中守无不固、战无不胜的德。“常德”是老子歌颂天下统治者唱出的绝响！任何知道并且做到“守其雌”、“守其辱”，“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统治者，都佩得到老子这个绝佳、绝美的赞扬。“常”字很伟大，那么做到知“常”、守“常”，或者说藏在“常”字背后的一个更伟大的字眼，便是非“忍”莫属了，而且是智慧大“忍”。
“上礼”的统治者是彻底地不能“忍”了，他喜欢有为、渴望有为，但人们对他虚伪的礼法和作为常常阳奉阴违，并不真诚地回应、响应，于是他就忍不住扬起胳膊来瞎指挥，强迫人们服从他、使人“畏之”，制造出一种表面和谐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讲究礼教的人常常让人生畏，很多小孩子在讲究礼教、面孔庄严的老太爷面前，都是怯生生的，害怕说错一个字、行错一个礼，但却并不真心服他，背后还会奚落他，瞎编段子嘲笑他，于是老太爷就会忍不住严厉地教训孩子们，常常会指手画脚甚至张牙舞爪地吼叫起来。依据“忍”的程度逐次降低以至完全丧失，一个社会失去“道”而后有“德”，失去“德”而后有“仁”，失去“仁”而后有“义”，失去“义”而后有“礼”，老子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失去“礼”而后有“法”。实际上“礼”、“法”是相关的，都是行为规则、规范，但“法”是连表面的礼教、恭敬都没有了，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步，是忍心、耐性、忠信完全丧失的产物，已经接近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完全靠恐怖、高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了。实行“法”治的统治者，如果有“信”还好些；若是信誉扫地，老百姓就可以随便对他便进行“侮之”了，“违法”就是一种极端的“侮”。所谓“前识者”，就是前边提到的“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表现为“有”的人治文化，都是“道”的表面虚华，是愚昧、愚蠢的开始。所以大丈夫、圣人、好的统治者，能够立身于、忍耐于“减”掉许多“有”的敦厚、朴实，不居于花样繁多的浇薄与浮华之态。
老子认为，最上等的统治和统治者是个“无”，“无”是有“信”的表现，也是有“道”的表现。统治者采取“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有”上加“有”的策略方法来统治百姓，老百姓对统治者“亲而誉之”、“畏之”、“侮之”，是“有不信”的表现，是统治者“信不足”的表现，也是统治者不“忍”、无“道”的表现。“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75章），统治者忍不住，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弄出那么多的“有”来，如何能够治理好百姓呢！有“信”、有“忍”、有“道”的统治者，必然“悠兮其贵言”，他悠闲自在，像没做任何事一样，很少发号施令，经常体现出“无”的价值。事情完成，大功告成，老百姓都说“那是我们自己做的，本来如此，自然如此”，统治者干了什么呢？人们都说“不知有之”，这就是最好、最有信的统治了。这种最好、最有信的统治状态，前提是需要统治者能“忍”。
《道德经》第17章和38章是关系最为紧密的，这两章讲的大道、原则，可以用在治国方面，也可以用在修身、齐家方面，更可以用在打坐养性上面，总体上都是讲的贵“无”修“无”，贵“忍”修“忍”。就修身而言，正如佛家所讲要戒贪、嗔、痴这些“有”的东西，要清心寡欲。儒家也有这层意思，孔子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都是讲修身方面应该“忍”，应该追求一定层面或某个方面的“无”，那些“饱”、“安”、“语”、“言”，都是不必要和添麻烦的“有”。在现代生活中，还可以模仿孔子的话说一句“食不视”，就是吃饭时要忍住不看电视，吃饭就好好吃饭，细嚼慢咽、品尝美味。在齐家方面，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讲的“忍”和“无”，就是要忍住少对家人说废话，把绮语、妄语“无”掉，以身作则比什么都管用。打坐养性更是“无”得彻底了，这是道、佛两家的共修法门，是最典型的做“减”法，不仅要把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思想“无”掉，就连打坐的意念本身也要去掉，用佛家话讲就是彻底地“空”，把妄想、分别、执着这些“有”上加“有”、“有”得不能再“多”的东西减掉，这就是“无”，就是“道”，就是佛家说的“一真法界”。从时间上讲，自然减掉的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一个人做此事就不能做彼事，做此事就必然要放弃做彼事，经济学上把那个被放弃的利益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个大大的“有”，那么我们打坐，就把那个大“有”减掉了。你不打坐，“忍”不住要去做事，去俗世中折腾，就会无事生非。即便你去做好事，有时好事离坏事只是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连皇帝的智慧也把握不住，因此凡夫之情贵在安静无事，否则就会“有”上加“有”添乱子。
下面再引述几章《道德经》原文，来说明实现修道之“无”的“减”法中“忍”的关键作用。《道德经》第11章说：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在这里举了三个实物例子，可见古人说话都是很实在的，他不仅观察天道，也分析实物中反映出的实用道理，老子说——三十根辐条汇聚到一个车毂上，车毂中间是空的，这样才有车的作用；揉和陶土做成器皿，器皿中间是空的，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门窗和四壁中间是空的，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是给人便利的，“无”才发挥了它的作用。古代中央政府把负责建造的官员叫“司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铁道部长或交通部长之类，他的工作是要在地上、水上、天上弄出一个立体或平面的空间来，才能发挥住、行的作用。任何物质资料都是如此，要它发挥作用，就必须有“空”，或者配合“空”，忍住不要填实，那就无法利用了。例如纸张要有用，就必须在纸张上面有空白。抽象的事物也是如此，比如你要听清楚我讲什么，就必须把脑子腾空，忍住不要想别的事情，不要一心二用。老子讲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利用”一词最早的经典出处。通常人们只会想到“有”、只会做“加”法去追求“有”，这是人的逐利本性决定的，都以为“利”的存在和表现形态就是“有”，就是做“加”法；而不知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不知道“利”的用处、落实和归宿，必然是“减”法导致的“无”。犹如要把房子腾空，住进去的可能性才会变成现实，“无”就是要把“有”空掉，使表现为“有”的无限可能、理想等等，有条件和平台变为现实。
第11章是讲实物中“无”的作用，第18章、19章就是观察分析社会中“无”和“忍”的道理了。第18章非常简洁，完全是反着人们的常识说话，几句话就把社会中的“无”道说明白了：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是至简至明的，大道被废弃，智巧聪慧出现，家庭发生纠纷，国家陷于混乱，这些都是因为不能“忍”，然后操作“加”法导致的“有”。有仁义、有大伪、有孝慈、有忠臣可不是好事，这都是前述大道废弃、智巧出现、六亲不和、国家昏乱这种反面“有”的结果。如何解除仁义、大伪、孝慈、忠臣这些不好的事情呢？《道德经》第19章接着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老子给出的办法全是“减”法：抛弃聪明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也就没有了。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所以要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有所归属。归属到哪里呢？就是通过做“减”法，达到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达到减少私欲杂念，达到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这样就可免于忧患了。
《道德经》第39章是把天道、人道、物道一起说，人道、物道的“无”道，是从天道引发出来的，这就是人天合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认为大道的特点是“一”。“一”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修“忍”做“减”法而实现的“无”。这个大道“一”可是重要和关键得很啊——自古以来，得到这个伟大“一”的主体当中，天得到“一”就清晰明朗，地得到“一”就平安稳定（如果地下不停地躁动着“有”，就会发生开裂、地震等灾害），众神得到“一”就灵验，谷地得到“一”就充盈丰满，万物得到“一”就生长发育，侯王得到“一”就成为天下的标杆、榜样。这样说下去，也就意味着——如果天不能长久地保持清明，恐怕早晚会断裂；地不能够保持安稳，早晚要崩塌闹地震；谷地不能保持充盈饱满，早晚会枯竭干涸；万物不能保持生机，早晚会陷于灭绝；侯王不能保持一定之规，成为标杆和榜样，早晚要人亡政息。所以富贵是以低贱为基本的，高尚是以卑下为基本的。越是高贵的侯王，越是要谦称自己为孤、寡、不善，这不就是以贱为本吗？因此最高贵、最完美的名誉是无名誉，就是前边说的“太上，不知有之”。所以说，圣人一方面并不想做细雅的美玉，同时也不必是粗硬硌人的石头，这样就完全是“有之”之物了。低贱、卑下，都是不“忍”而做了“加”法之前的状态，或者是需要“忍”住而做“减”法才能实现的状态。可不要瞧不起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就是高贵的侯王，也要“忍”住，而谦称自己为孤、寡、不善。
《道德经》第57章，是把“无”、“忍”和“减”说得最露白明了的一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打仗用兵、夺取天下需要用奇巧诡秘的方法，而治理国家则必须使用正道正法，这个正道正法就是清静无为、不扰害人民的“减”法。老子说这个道理是如何知道的呢？根据就在“加”法的弊端上啊——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陷于贫困；民间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昏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风怪事就越闹得厉害；法令越是繁苛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增加。所以有道的圣人就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民风就会自然公道正派；我无事（不生事扰民），老百姓就会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就会自然淳朴。”统治者要做到“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这一连串的“无”，那就需要“忍”啊！“忍”是一点一点、一时一时的“忍”，“减”是一点一点、一时一时的“减”，“无”是一点一点、一时一时的“无”，能“忍”多少、能“忍”多久，便能“减”去多少、“减”去多久，从而达到“无”的多少、“无”的多久。总之“忍”是关键和前提，没有“忍”字当头，老子提出的所有修“道”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老子在《道德经》第64章中，对“无”和“忍”的关系，也是说得极为简洁和明了的：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不贵难得之货”、“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都是因“忍”通过“不欲”、“不学”而实现的“无”；相反的状态就是因于不“忍”，要“欲”啊、“学”啊，从而导致的“有”上加“有”。
以上几章分析是属于列举性质的，并不是说《道德经》81章中，就只有这几章说“忍”说“无”。《道德经》虽然没有说一个“忍”字，的确是全篇都在说“忍”，因为“无”就是“忍”，“有”就是不“忍”。“无”是极为奇妙的，因此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道德经》1章）“无”的本质是“自然”，“自然”的本质也是“无”，“无”和“自然”的本质就是无企图、无居心、无目的，这是有“忍”、有“信”、有“道”的“上德”和“太上”表现。老子的理想，无论修身处事，还是管理国家，都要回归“道”、回归“无为”；回归“无为”之“道”，前提就是要“忍”。
下面我想举一些当今实在的事例，来进一步说明老子关于“忍”“无”关系的道理。
日本人的不“作为”——有人说老子的理想只是美好的空想，这是把老子的理论绝对化了，没有把老子之“道”落实在经验和行为中的“德”上。把自然之“道”落实在人为之“德”上，虽然不易，但却不难做到。有时只要当懒汉、不作为，就把“道”轻而易举、自自然然地落实在“德”上了。例如2011年3月，日本发生9级地震和严重的海啸灾难，灾民们排队购物、取水、打电话，队伍中有老弱病残之人，排队者没有谁会抢到前边去插队，也没有谁会发扬高尚作风、把自己所站位置让给别人，全体人都是秩序井然地排着长长的“S”形队伍；人们在灾难中逃离，无数汽车排成长龙，即使面对空无一车的道路，也没有一辆车会占用对面车道，这就是“道”、就是“信”、就是“上德”和“忍者”。“道”就是自然而然、符合秩序，不要人为去做好事、坏事。有“道”之人永远站在“0”和“1”的立场，或总是会回到“0”和“1”的立场上，这就是“无”，他能够忍住，不去做“2”、“3”、“4”、“5”等那些繁琐的“有”上加“有”，不去评选“十佳道德模范”、“最美日本人”等繁琐捣乱之事。这些事情怎么会是空想呢？都是现实可行和实际存在的“上德”生活。古人讲话是不脱离实际生活的，你若离开活生生的实际去看任何问题，必然都是空空如已。
老张的“本来如此”——我有个朋友老张，他借钱给小李，小李很长时间不还，但老张并不唠叨追债。他能够忍住，他“悠兮其贵言”，一点不操心，他相信小李早晚会还；万一不还就算了，就当是自己前世欠小李的，因而无事得像没借钱出去一样。而老张的妻子则“忍”不住了，她睡不着觉啊，经常唠叨小李不还钱的事，但老张面对妻子的唠叨仍然“悠兮其贵言”，“忍”住不解释、安慰，完全跟没事一样。后来有一天小李把钱还了，并把利息也付上。老张的妻子如释负重般兴奋地说：“天啊，他终于还了！”但朋友老张却面无喜色、亦无愠色，依然“悠兮其贵言”，轻描淡写地说：“本来如此。”“本来如此”就是佛经说的“法尔如是”，说了等于没说，它是“无”，是有“忍”、有“信”、有“道”的“上德”表现。
A先生的“修为”——我有位同事A先生，他年轻有为，在仕途迅速上升之时突然患上肾衰竭，动了手术后他就修“忍”和“无”——明确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自己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做了这样的心态修为调整后，那些“有”——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就渐渐明晰起来；而且有些事情，是在完全健康状态下不可能去做的，结果反而做好了许多原先想都没想过的事情。B先生看到A先生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他的亲人给他捐出一个肾，也到同一个医院动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后不久，B先生遇到一个仕途升迁的机会，于是他忍不住了，在没有休养好的情况下赶回单位参加竞聘，不久肺部感染、病情复发，术后不到一月就去世了。
陈嘉珉的“富有”——映颛先生曾在朋友圈中给我一个特别的表扬：“嘉珉比我们大家都富有，他不抽烟、喝酒、打麻将、好女色，不贪图任何花钱的奢侈享受，只有买书的开支，所以富有应该是收入减去开支后绰绰有余；如果收入很高，开支也很大，以至开支远超过收入，那就不是富有，而是贫穷了。”这种“减”去很多开支的“富有”是从哪里来呢？它其实是从“忍”来的。我自己不敢说有修行上的成就，但“忍”成了一种习惯，就让人看不出是“忍”了。我这种因“忍”而“减”的“富有”，让我感觉很幸福，可见“忍”其实是幸福的一个前提，并非所有的“忍”都会让人痛苦不已。
李映颛的“做饭”“行善”和“读书”“买单”——映颛先生在教育机构工作二十余年，能够“忍”住不追求学术职位的世俗事功，很多同事、朋友都评上了中高级职称，而映颛先生却还是个自然获得的初级职称。但映颛先生从不在乎此事，自在自为地生活，顺应自然发挥想象和创建事功的天赋本能，从而获得了经济和思想创新上的巨大收益，这就是“无”中生“有”，是修“忍”、修“无”的不凡功效。再如映颛先生创办学校和公司，也有修“忍”、修“无”的智慧在里边。学校和公司组织尚未诞生，这是无极道体“0”；你产生创办学校和公司的念头，这是太极“1”；然后你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人，邀约他们一起创业，这时阴阳就产生了，你是发起人，自己为阳、他人为阴，这是“2”；阴阳一产生，整个学校、公司数不清的事业事务，即子子孙孙的阴阴阳阳便会缤纷出现，这就是老子讲的“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孔子讲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系辞》）。映颛先生作为学校和公司发起人，在“0”的无极状态时，没有什么可道可名之事；在“1”太极时，可道可名之事极少，因此道或不道、名或不名都无所谓，这就是“大道无形”。“大道无形”者的力量、权力很大，但他表现的是“无”，是不可道的“常道”。那些“忍”不住要现身在外、表现在外，经常有媒体报道，随时有大众粉丝盲从的人，能量、力量和权力最小，一个小病、一件小事、一个波折，就会把他这棵“大树”折断。那么当映颛先生处在“1”生“2”之后的状态，各种问题、矛盾、纠纷便会层出不穷，于是就言说不尽，势必要现身在外、表现在外，有媒体报道、有盲从者了，于是映颛先生便“复归于无物”（《道德经》14章），这就是大“忍”啊！不管这个公司所有的工作事务如何地阴阴阳阳、千头万绪、生生不息、问题百出，可是映颛先生却拥有极大的修行成就和天赐福分，总是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复归其根”（《道德经》16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道德经》28章）、“复归其明”（《道德经》52章），让自己生活在“0”的境界中——办学校、办公司跟没办一样，自己成了神仙，整天优哉游哉，让“你办事，我放心”之人去抛头露面忙碌，这就是老子所说“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道德经》第47章）的功德奥妙。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具象呢？正如映颛先生的诗偈描述——“在家做饭，出门行善，自处读书，聚会买单。”相比那些办学、办公司一年到头处在百忙之中，名声在外、日不安饮、夜难成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映颛先生就真是一个大“无”啊，这个“无”是修“忍”的成就、果报。那些开办学校、公司，一年到头处在百忙之中的人，他就是不能“忍”，不能“复归于无物”，不能复归于“其根”、“婴儿”、“无极”、“朴”和“明”这个大“道”。他不能“在家做饭”、“自处读书”，他要“2345”以至“6789”地“有”上加“有”，让自己沉落到阴阴阳阳、千头万绪和问题矛盾之中，最后“死有余辜”，全都是不“忍”的结果。
巴马人的“长寿秘诀”——截止2013年9月，有近10万人朝圣般涌入“世界第五大长寿之乡”广西巴马，人数超过疗养地土著居民十多倍（《数万患者涌入广西长寿之乡“为生命疗伤”——为活着，有人喝尿学狗爬》，载2013年8月12日《贵州都市报》，B04版）。这些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有知识、有金钱或有权力、有地位的疗养者，他们疯狂地做“加”法，创造出的“巴马疗法”有——
生饮“神水”——走半小时路程，到一眼龙泉取水，名之曰“天赐神水”；疗养者们大多会去“百魔洞”打水，一天两次，雷打不动。他们像赶集般，提着、背着、抱着或用拖车拖着空瓶子，赤脚趿着拖鞋，下到“百魔洞”口那棵老榕树下，接住那一泓清泉。他们嗜水如命，认为“包治百病”。他们为“神水”折腰并寄予厚望，兴高采烈地生饮，不惜在最初一周拉肚子，还宽慰自己是“排毒”。
洞中吸氧——疗养者们另一项重要的发明和功课，是到“百魔洞”口吸氧。夏秋两季，疗养者们睡完午觉后，就搬着凳子来到“百魔洞”前，沿道路两旁依次排开，聊天、打坐、练功、搓麻、吼两嗓子，或者发呆。基于癌细胞怕氧的理论，有癌友尝试在“百魔洞”内声嘶力竭地拖长声音，再大口吸气，以训练肺活量。许多人热衷在洞内磁疗，一躺就是几小时。
狗爬喝尿——有人戴着手套，光着脚板，在山坡上如狗般爬行，认为爬行中让内脏悬空，可以彼此抚摸，还能从地气中汲取能量；有人找一棵倒下的树，每天练走“独木桥”，相信意念的集中可驱除病魔；有一对夫妇，妻子罹患卵巢癌，听说癌友中有人喝尿治疗，丈夫为说服妻子尝试，不惜自己当场喝尿。
打水、吸氧、磁疗、狗爬、喝尿——真正的巴马人并不这样大“有”特“有”地生活。原住居民很少在那口泉眼打水，百魔洞也只是从前瑶族乡亲们进出乡村的通道而已，至于狗爬、喝尿，在巴马居民的传说中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巴马人和疗养者们的生活完全形成两个世界，把疗养者们的大“有”特“有”减掉，剩下的“无”，便是巴马人真正长寿的秘诀（参前述《贵州都市报》文章；另参《世界长寿地巴马》，载《抗癌之窗》2011年第2期）——
第一个“无”——思维纯朴。疗养者们蜂拥而至，原住民身价即便一夜陡增，仍然沿袭着淳朴的思维，生活一如以往，没有城府、心机、企图、奢望。2013年7月，上海人林克用从坡月村赶集回来，搭了当地人一辆助动三轮车，看车夫辛苦，他塞给对方5元钱，说“不用找了”，但车夫却坚持收费2元，硬退了3元。唐姥爷去买菜，野菜3元一把，他问人家“5元两把卖不卖”，卖菜人竟然不懂“通融”、“算计”，学着从外边传进来、而自己还不甚理解的普通话说：“不买拉倒。”
第二个“无”——粗茶淡饭。当有了更多可选择的食物后，当地人依然粗茶淡饭，一把野菜加入白开水，即成一碗汤。巴马山多，可种植水稻的田很少，悬崖上巴掌大一块地方都被用来种苞谷(玉米)；因为大米不够，只能掺玉米烧粥，一天3顿，顿顿玉米粥；因为买不起豆油，就用一种叫“火麻”的植物来替代；巴马人长期素食，一年到头，才杀一头猪。此外他们经常吃茶油、酸梅、南瓜、竹笋、白薯等本地土生土长的天然食品。为生计，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会像一只老猴般，攀援在悬崖绝壁，背篓里装满了猪草或苞谷。
第三个“无”——习惯劳动。巴马人喜欢劳动，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有个106岁的老人，每天做家务、摘猪菜或下地干活。他每天吃两顿，每顿吃两碗。老人每天早睡早起，耳不聋、眼不花，一头黑发。他说“每天不出去活动一下，吃饭就不香，晚上睡不好觉”。在平安村平寒屯，有个107岁的黄妈能，耳聪目明，还能背小孙子，能一边说话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声。她家五代同堂，还能记起年轻时唱的山歌。
第四个“无”——青山绿水。巴马的山水土壤，比全国很多地方少了一个“有”——污染和环境破坏。传说巴马盘阳河发端于凤山县，流经巴马前，有5段潜伏于地下溶洞的暗河，经过“五入地下”又“五出青山”的撞击，河水成为小分子团水，普遍含锰、锌、硒等微量元素，PH值偏碱性，有利治病。巴马属亚热带气候，空气清新，每立方米负氧离子的含量高达2000—5000个，最高可达到两万个，被称为“天然氧吧”。
相比全国很多地方尤其城市，实际上是“无”造就了巴马的长寿现象。著名作家王蒙在《老子的帮助》一书中，对老子的“求生之厚”、“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道德经》75章）这两句话，发出感慨道：“老子反过来奉劝那些生之甚厚、享受得登峰造极的人，其实不如听其自然，过一种更自然更朴素的生活，才是更健康。”王蒙举例说：“这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与周谷城的一次谈话。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我问他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我的养生之道可能别人不容易接受，就是说，我的养生的关键就在于‘不养生’三个字。”王蒙最后感慨道：“妙哉！周老庶几达到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的境界喽！”（《老子的帮助》，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而今“有”那么多人涌入巴马，又创造出那么多的“有”来，势必要把巴马可贵的“无”消灭殆尽。如果这些人认真感悟一下老子“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这句话，以及周谷城的“不养生”三个字，生死随缘、放下执着，或许会有预想不到的收获。不能“忍”是世间人的习性，为什么人会染上这个习性呢？唐朝道士成玄英在《道德经义疏》中说：“有欲之人，唯滞于有。”就是说“有”的欲望限制了人，让人把空当作有，于是忙碌中追逐着虚无缥缈。道家的《本际经》写道：“一切凡夫，从烟煴际，而起愚痴，染著诸有。”凡夫因为不能“忍”，天天做“加”法，有了还想有，多了还想多，不能“忍”的习性是因、也是果，最后是因果恶性循环。原始纯朴、自然天成的“长寿之乡”巴马——正在被蜂拥而来的疗养者们疯狂地做“加”法“打造”着，除了前述的“巴马疗法”，还大量增加了各种建筑、道路、车辆尤其各式各样新潮“有为”的人口和垃圾。如果巴马的土著居民和外来者们都不能“忍”，都要做“加”法，都搞“无”中生“有”，那么这个“长寿之乡”的被消灭，便是指日可待之事了。
老子认为，至少有十分之三的人，是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的，但却自己走向了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奉养过度了，“有”上加“有”，“加”得太多了。老子说：“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道德经》50章）据说那些善于养护自己生命的人，在陆地行走不会遇到犀牛、猛虎，在战争中也不会受到武器的伤害；犀牛在他身上无处投角，老虎在他身上无处伸爪，兵刃在他身上无处刺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可以攻击的死亡之地。老子的话告诉我们，执着一种“有”，就存在一处被攻击的弱点，那么“忍”住“减”掉一种“有”（如减贪可以防骗），就会少一处被攻击的弱点，完全把“有”减掉，那就“无死地”了。“无死地”就是佛家说的“金刚不坏之身”。
傅佩荣在《〈老子〉新解》一书中说：“道家不特别讲道德，只要懂得从最后一天看现在，人自然就会有道德了。为什么要得罪别人？为什么要伤害别人？有什么理由一定得制造那么多困扰呢？人生光是化解烦恼已经不容易了，何必再制造新的问题？旧问题还有很多没解决，制造新问题不是更麻烦吗？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要设法化解问题，不要制造新的问题。”得罪别人、伤害别人、制造新问题、制造新麻烦，都是不能“忍”而做“加”法导致的“有”。老子告诉我们设法化解问题，其实就是教导我们修“忍”做“减”法，与“无”合一，获得人身的平静与安乐。根据老子的谆谆教诲，人生的幸福快乐，全在一个“忍”字，然后通过“减”法实现“无”。傅佩荣说：“活在这个世界只要‘少私寡欲’，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根本不会发生问题。表现单纯，保持朴实，才会减少私心、降低欲望，心情随时都会保持愉快。人的烦恼、痛苦常常来自私心跟欲望，一有私心和欲望，看到别人得意、顺利，就会自怨自艾地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好运呢？自己有委屈，有困难的时候就会忙不迭地抱怨，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幸呢？所以，私心跟欲望去掉之后，人生要快乐很容易。”（《〈老子〉新解》（上），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页）
修“忍”有成就的人，得“道”之人、“上德”之人，人们自然是看不出他“忍”在何时、“忍”在何处。我们看尘世中的高人和出家的高僧大德，他对美食、美色等物质或精神的诱惑熟视无睹，毫无恋情，完全地自自然然，没有一丝“忍”的痛苦。可是凡夫对美食、美色行一个“忍”字，那是要命的事情。几年前我劝一个跟人吵架的熟人“忍一忍”，他咆哮道：“我忍，忍个球啊！老子有道理，我怕个鸡巴！老子根本就忍不住！老子还忍个鸡巴！”凡夫多是不能“忍”的。我们有时对凡夫的忍或不忍，会看得清清楚楚，对高人、高僧的忍，往往不见行迹，因为那是超人的智慧大忍。超人的智慧大忍，正如慧能大师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高人和高僧大德那里，我们连“尘埃”都看不见，他的大“忍”，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了，这正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说：“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
很多人非常害怕“无”，他说你去“忍”吧，一“减”一“无”，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无”并不是沉寂、孤立的“无”，良性循环的“有”、良缘上的因果，都是从“无”生发出来的。例如统治者不干扰百姓生活，这是“无”；百姓因为统治者不干扰而过上和谐平静的生活，这就是“有”。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老百姓能“忍”，能和谐平静地生活，不生事、不对抗，这是“无”；由于百姓能“忍”，能和谐平静地生活，不生事、不对抗，因此出现统治者“悠兮其贵言”、不干扰百姓生活的情状，这就是“有”。那个债权人老张能够“忍”住，不唠叨索债，这是“无”；因为债权人的这个“无”，让债务人小李深觉惭愧，于是赶快筹划还款，这就是“有”。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债务人小李长时间不还款，这是“无”；由于债务人不还款，他还不起啊，他处在难熬的窘境中，才出现了债权人的信任和“悠兮其贵言”，以及友谊和朋友关系的延续，这就是“有”。再如那个患肾内衰的同事A先生，他能够忍住“无”——明确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于是安心地治病疗养，结果不仅再生了肉体的生命之“有”，还做好许多在完全健康状态下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从而诞生了精神价值上的生命之“有”。可见修“忍”、修“无”导致的“有”“无”相生，在关键时候是多么重要，其玄妙之处，的确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1章）！“众妙”就是“2”、“3”“4”、“5”等生生不息的万有，“众妙”的关键、生门在哪里？就在“有”“无”相生这个“玄之又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只要“忍”住，便可带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良性循环。“无”就是“道”，“有”是从“道”生发出来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我们要注意，良性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自然过程，如果人们“忍”不住，要人为地干扰，那么道就不能生一，一也不能生二，二也不能生三，三也不会生出万物了。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具备最高道德的人不强调“德”，不在嘴巴上挂着“德”，也不故意在行为上时时处处表现“德”，他自自然然，像没有德一样，实际上是拥有了最高的“德”，这也是“无”中生“有”的关系。本世纪初年，笔者曾与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先生探讨一个话题——“做长事业比做大事业重要”。大事业在短期中往往是轰轰烈烈的，那么长事业就是要“忍”、要耐得住，要把这些轰轰烈烈的“有”减掉，让事业沉进寂寞的生命流淌中，让事业自自然然地与经久顽强的生命合二为一，只有长长的“无”，才会诞生出坚韧的“有”。有个年轻作者一直抱怨价值中国网不温不火，我说：“按中国男性正常的平均寿命计算，你能够留在世上的时间比我多两倍啊，怎么比我还着急呢。”他说“我不能忍受这种寂寞了，我要离开这里了”，我说：“如果你上网是要追求轰动、出彩，的确不适合在这里交流。价值中国网的作者大多是‘已婚人士’（职业、专业人士），他们不会有‘热恋’中的海誓山盟，因此你轰动、出彩的机会几乎没有。”价值有短期、长期之分，但只有充满“无”、充满“忍”，让你看不到它轰轰烈烈成长的长期价值，才是最高和终结性的价值。最高的价值都是从“忍”中来、从“无”中来的，并且是自自然然地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等待轰轰烈烈的都是衰路、死路一条。
我们对“有”“无”的关系要活读，不能绝对化，“有”“无”的活关系就是“无”中生“有”，或“有”归于“无”。“无”像静止的青山一样壮美，而且“无”能生“有”，因此老子特别重视修“无”。《道德经》第48章说：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世俗求学之人，知识、作为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求道之人，他的知识、作为必须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再减少，以至减到最后“无为”的境地。能够做到“无为”而不“妄为”，那么他就任何事情都可有所作为了。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要常以不骚扰百姓为本，如果常以繁苛之政扰害百姓，那就不配治国安民了。可想而知，要做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是需要何等程度的“忍”啊！老子这段文字的要点，是“无为而无不为”。例如两个人闹矛盾，这是“有”；其中一人“忍”住，说声“对不起”，这就是回归“无”；可是回归“无”又不是绝对的“无”，在这个“无”中，幸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诞生了，这就是“无”中生“有”。如若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忍住、打住，说声“对不起”，都各自强调自己的理由，即使其中一方真理在手，对方也是不服气的。忍不住要辩护自己、驳斥对方的结果，就会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矛盾加深，以至要打杀起来，这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恶性循环；那么我们修“无”，说声“对不起”，真诚地检讨自己，就会息事宁人。我说“对不起”，说“首先是我的错”；对方也说“对不起”，也说“其实我也不对”，这样双方谅解，矛盾就化解了，和平就出现了，这就是修“无”而使“无”中生“有”，同时也是有无相生。我以前备课写讲义、做PPT，有时会在某个概念上卡住，不知如何表达才圆满。后来明白，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修“无”，我的修法是——晚了就打住、忍住、睡觉去，时间太长就静坐，或在去讲课的车上闭上眼睛，让脑子停止活动。在讲台上，到讲这个概念的时候，任由思绪流淌和嘴巴乱讲，结果却讲得非常好，回来还要回味一下那个完善的表达是什么，这也是修“忍”、修“无”而使“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既是究竟、见地，也是方式、法门。“有”“无”常常是同时并存、永远互相转换的，这就是老子讲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道德经》1章），玄妙之处就是你一修，遵循自然之“道”不妄为，“有”“无”就会相生转换，良性循环。
“有”“无”的相生关系有时很奇妙，甚至不可理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2013年9月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谈及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状态时说：“八十年代是我们现在很怀念的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写作禁区，但是，正是因为有禁区，每一个写作者都带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禁区的兴奋心情。你不让写爱情，我就写爱情，然后获得了发表，说明这个禁区被突破了。你不让写什么，我们就写了，而且，最终也得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说明这个禁区也被突破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利弊逻辑呢？莫言说：“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确实让很多作家和写作者处在一种高度的兴奋当中，这种兴奋也刺激着大家的创造力，也刺激了大家的想象力。”虽然莫言先生坦诚：“我的意思不是说有限制就有好的文学，我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我只是客观的描述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但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这种实际状况，还是说明了有某种限制的存在，就会让那些拥有机缘的人们强烈地“忍”着，这个大环境是大大地做了“减”法的，那么在这个充满“减法运算”的大背景下，那些聪明人稍稍“加”一点，就会有突破，就会很兴奋、很快乐。这说到底都是“减”法的功劳，是先“减”后“加”，并且“减”去很多而只“加”少许的必然成果、必然的兴奋与快乐。
映颛先生最后说到福报是修来的，认为布施是修行的最高法门，这是至理之言。修行说到底是给别人做“加法”、给自己做“减法”，这就是布施。有的人布施，他不是源于慈悲，而是要别人赞扬他、宣传他，这就不是真正布施，而是做交易，即花钱做广告了。有天看到一个电视节目，电视上的观众都在为那个坐在台上的布施者打抱不平，都在谴责那些接受他布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接受捐助的大学生毕业五年、十年了，都没有给捐助人写过一封信，表示感谢和汇报学习、工作情况，于是他们的“忘恩负义”受到接二连三的谴责。可见世间的绝大多数人，他是不会真正去布施的，他做这个事，是以交换为目的，虽然不是交换金钱物质，至少是要换来感激、感恩，或者是要别人愧对自己，以示自己之伟大，否则他会不高兴乃至气愤，以至大怒到要做电视节目广而告之。殊不知人们在谴责他人“忘恩负义”的时候，这个自私自利的谴责本身，就已经跌破忘我、无私的道德底线了。十年前我的家乡农村有个女孩，中考获得全县第一名，但是家境贫困无钱上学，许多好心人捐钱给她，客车驾驶员也许诺“她每次回家都可免费乘车”，这些帮助让这个孩子顺利进入州府所在地一所重点中学就读。以后她每次回家，那个驾驶员都强调让她免费乘车，让这个姑娘感觉很不自在。更使她尴尬的是——有次乘车，车上有个中年妇女突然当着全车乘客大声问道：“妹，你记得我不？我拿过钱给你读书呢！”她立即连说感谢，还差点跪了下去。后来还有几个捐款人多次打听她的学习情况，让她不得不一次次的回报。这些好心人的关心，使这个渐渐长大、开始有自尊心的姑娘经常处在歉疚、感激、感恩的紧张状态中，一年多以后学习成绩大降，还产生过自杀念头。所以我们说，布施的最高境界是“无”布施，就是“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你既然做了“减”法，就要“忍”住，真正“空”掉，好像没做一样，不要再给自己做“加”法——关心自己的钱财、精力是否“白花了”、“白费了”。你需要别人感激、感恩，这是小人做交易，不是真布施。你不要捐资助学，让那个姑娘在老家农村心安理得当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找饭吃，相比“交易式”的资助，这个功德更大呢！真正的布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只有修“忍”达到菩萨境界、至少罗汉境界的人，才能把布施做得圆满。映颛先生说得好，布施需要慈悲和智慧。一般人做布施，他那个慷概解囊的样子很爽、很光鲜，但却伤害了别人，这是极其缺乏智慧的表现。
【李映颛】二零零五年我去上海，在华山路丁香花园的一次聚会上，朋友说“做人要学会做减法”，颇以为得道之言。
一般常识，做减法就是低调、内向、含蓄、清静无为，相对的加法就是高调、外向、张扬、积极有为。但嘉珉兄认为老子讲无为就是做减法，我有不同意见，因为老子讲无为不是为无为而无为，而是为了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所以老子的无为并非只是做减法，也是做加法。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具有辩证思维的极高禀赋，老子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如果说老子做的是减法，亦不是为减而减，而是为了无所减。
加和减这两个方面，做人与为政应该如何侧重，要因人因时而定，离开具体的个人和时势来谈加减，难免无的放矢。《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之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夫孰能以有余而奉于天者，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老子拿射箭来做比喻，即是要说明加（“下者举之”，“不足之者补之”）和减（“高者抑之”，“ 有余者损之”）都只是手段，射中目标才是目的，而要射中目标，必须该加则加该减则减。
老子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并不是成神仙，成神仙是后来道教的目标；老子的目标是要遵循天道做好加减法成圣人（“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夫孰能以有余而奉于天者，唯有道者乎”）。虽成为圣人要用智慧、遵循天道、做好加减，成圣之后则要不加不减，不偏不倚，不深不浅，让智慧隐而不现，坚持中道（“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如果成圣之后仍要用智慧、要加减，偏离中道，便是圣人不仁，天地若偏离中道便是天地不仁。对此《道德经》第五章已有言在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中。”所以成圣的目标和“中”的思想皆出自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看来亦真实不虚，道儒乃一源二脉。
庄子一脉的圣道走减路（以后讨论）。孔子一脉的圣道走加路。孔子在“中”的后面加了个“庸”字，称为“中庸”，意思是达到中的状态并且保持不变（《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后来子思又在孔子的基础上继续做加法，《中庸》开篇：“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本来圣道即天道，在老子那里还是基本正确的，老子的“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以及“守中”，并非孔子的“中庸”和子思的“不偏”“不易”，老子的“中”是自然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不需要加，不需要减，亦不需要忍。但中的状态如果保持不变，就会变成死的状态，所以不变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变，非加即减，非减即加，于是就需要“守”。老子的“守中”，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且加和减都要有度，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守中”即是守自然，太过和不及都会走向自然的反面。这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相通之处。后经孔子、子思及其徒众加之又加，天道的成分被加没了，人道的成分却越来越重，距离成圣的目标当然就越来越远了。
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讲“人道主义”的领导就是好领导，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老子那里，当然孔子也知道，天道即自然之道，人道则加入了人的七情六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真正的好领导是不违背自然规律“替天行道”，而不是行人道。对于老子和孔子而言，行人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老子》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三十八章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孔子亦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读罢古人的话掩卷沉思，我和嘉珉兄都深感当今社会之做人与为政习惯于做加法久矣。不论个人意志还是社会群体意志，几乎都被加到了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我们在前面就提到过“萧规曹随”，现在嘉珉兄又费大量笔墨谈减法，可见其“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虽然我们也知道高层智慧里的很多人如老一代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的朱镕基、李克强等人都比我们更清楚“精兵简政”、做减法的重要，但中下层官吏只知道做加法不知道做减法，加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就造假，如此地积重难返有谁奈何得了呢？明末唐甄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很久以来，老子说的“损不足而奉有余”、“以百姓为刍狗”的“人道”就已经在极限上考验着国人的忍性，看来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说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各个领域都特别具有现实的意义。（右可理解为做减法，‘左’可理解为做加法。）
第五章 《心经》说什么
【陈嘉珉】老子的无为并非只是做减法，也是做加法，或加或减要因人因时而定——映颛先生对老子思想的这个读解至为精当。但是或加或减，这其中有个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映颛先生应是强调了手段、法门的方面，而依然认可目的、归宿这个依止上“减”的必然结果。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前者是过程中的小结果或一个大过程终了的大结果，后者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是图谋的结果，否则就是“无为而有以为”，无为是假、有为是真的下德行为了。无不为既然是自然的结果，那就并不是修道的追求，依然还是过程中的凭借。有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古文献记载，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他在过程中也是打算要做减法的，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西渡流沙，过了新疆以北，往中东或是印度去了，从此销声匿迹，这是老子以他的生命历程做的一个大减法。当然在这之前老子还是做了一个大加法，即留下《道德经》。老子在离开函谷关出境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尹喜的关吏，据说是老子的朋友或学生，他要老子把平生所悟得的天地自然法理写成经文留下，才肯放老子出关。或许老子不是一个极好的老师，没有把尹喜这个弟子教好，他没有得道，因此要老子把修道法门著文留下。老子在被逼无奈之下，便一不做二不休，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独自一人骑上青牛，出关扬长而去，消逝于西北大地的茫茫原野。
孔子的确是大大地做了加法的，正因为孔子终其一生都做加法，所以他在人类精神遗产中比老子要矮小一截，主要表现在破除执着一件事上——孔子破了后天的分别我执，做到人与人合一，老子前进一大步，破了先天的俱生我执，做到了人与天合一。破除俱生我执，做到人天合一，这是宇宙人生最大的减法了，没有比这更大的，我们环顾人类数千年文明历程，只有佛家达到了与老子齐平的高度，并且佛家的破执做得更细腻精致，毕竟佛经就有数千卷，这是佛家在实现减法结果之前的过程中需要的一个大加法。除了破执，孔子与老子的区别还表现在价值观上，老子追求的道是“太上不知有之”，孔子追求的仁，在老子看来顶多算是带有感情和功利色彩的“其次亲而誉之”这个等次。道比上德还要高，肯定是“无为而无以为”的，孔子的“上仁”要低一个等次，是“为之而无以为”的。这里关键的区分是“无为”和“为之”。老子的无为，也就是他的减法，或者说是不增不减，是完全地自然而然的，毫无作秀的色彩，这是最高的境界。孔子的境界差一个档次，因为他要“为之”，并且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的“为之”却是“无以为”的，就是他的有为（加法）没有居心、企图和所求，这是孔子很可爱并且值得尊敬的地方。
从人生幸福的修为而言，一个人认识、体悟的过程（规律）总离不开道理说明和物质创造，其中必然有加有减，在没有彻悟之前，说明道理这个加法本身也是入道的重要法门。道理说教也像佛家讲的乘筏子过河，没有筏子不行，因此还得用加法；但是过河上岸抵达目的地之后，就要使用减法——抛弃筏子。人在悟彻以后看待一切说教，自然就有缺陷的一面，北宋道教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有一首《西江月》词说：“未悟须凭言说，悟来言说皆非。”冯友兰也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这段话是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他正是说了很多话，然后才静默下来。说话的过程是加法，静默下来就是减法了。我和映颛先生这个哲学对话，本身也是修行过程，也是修行法门，其间充满了加加减减，甚至不时还会有上加有，但终结目的和结果，必然是要做一个大减法，最后成就在一个“无”字上。
映颛先生前述所引《心经》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三句经文，此乃修行的究竟真谛。我们谈人世间问题无论千言万语，总绕不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两个根本问题。我们所从来的那个地方、所从来的那个时刻，以及终归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所要去的那个时刻，到底是个什么情状呢？《心经》告诉我们，那个情状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加法、减法都没有。无论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把这个来去两端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想清楚了，都会豁然开朗。曾经有个和尚修行二十年不能开悟，有天清晨他光着身子跑到师父那里，慌慌张张地说“师傅，我的衣服被盗了！”师父问他：“你从娘肚子里出来时穿什么？”和尚回答“什么都没穿啊。”师父突然大声吼道：“那你怎么说衣服被盗了！”师父的话音刚落，这个和尚就立刻开悟了。
我们谈人生问题，归根结蒂离不开《心经》揭示的宇宙真谛，否则只是在人生的表面游离附和而不得究竟。曾经有人问我推荐人生的必读书，我说有三部必读书，《易经》、《道德经》和《心经》。对方问不看读者对象吗？我说这三部经典有教无类，不看任何对象，不管男女老幼、有无文化、从事什么职业，甚至于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只要你想接受究竟正确的教育，获得究竟正确的启示，懂得幸福快乐地生活，就必须读这三部经典，人类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其他经典能够取代它们。《易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大减法的大经典，它阐明天地宇宙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最高法则，它把这些幽深繁复的天地宇宙法则简化为六十四卦，让人对茫茫上苍和幽幽人事能够得以至简至明地有效把握。古人说“不明《易》者不得为相，不通《易》者经商不利”，所以《易经》在阐明宇宙观的同时，也是教人简单、灵活、有效地做事的。《道德经》秉承《易经》法统，进一步把“减”法做到了极致，比如《易经》用六十四卦剖析宇宙现象几十万种、几百万种，《道德经》说宇宙人事现象只有两种，那就是阴阳。《心经》说什么呢？《心经》在中国大唐时期，能够被翻译成世界上现存最好的文本，能够在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上被发扬光大，说明佛家经典与中国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最高文化传承相切相合、血脉融通。从根本来看，佛家修佛就是修“无”，就是修“减”法、修“忍”功。记得最早是映颛先生告诉我佛家有个说法：一部《大藏经》浓缩下来是一部《华严经》，一部《华严经》浓缩下来是一部《金刚经》，一部《金刚经》浓缩下来是一部《心经》，一部《心经》浓缩下来是一个“心”字。我们下边可以逐句地感悟、探讨一下，《心经》到底讲了什么，它要把“心”归于何处，可以肯定地说，《心经》给“心”寻找和确定的那个归宿，便是人生幸福的最终源泉。260字的《心经》，其中有21个“无”字，是全部经文中出现最多的字，和“空”一样，都是阐述空性最重要的字眼。《心经》每句经文都讲“无”，都讲减法，它认为修佛，必须把“心”归到“无”上。
《心经》的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可能是《心经》被译为汉文之后最伟大神圣的汉文词语，可以把“般若波罗蜜多”看作一句简短的咒语，它具有最神奇的咒语力量。《心经》译者之一的玄奘法师，他确立了佛经的“五不翻”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秘密不翻”，主要针对咒语，只能音译不能意译，翻译成别种文字就泄密漏气了，或者力度就降低了，可见“般若波罗蜜多”是被玄奘大师当作咒语来处理的。2013年8月，我儿子动手术在家疗养，有个女生来看他，临走时她告诉儿子一句让我甚感惊异的话，这是我活到五十多岁第一次从年轻人的口中听到，她说：“你躺着或坐着没事，就多念‘般若波罗蜜多’”。我问“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也不太清楚，是我婆婆教我们念的，总之都是好的意思吧。”我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能天天念诵，这是最好的生活境界，这就叫信仰；有信仰而坚持不懈，天天念诵，念多之后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就叫究竟，有许多人活一辈子不知道究竟，你婆婆是活出了究竟来的，是个长寿有福的老人。她说“我婆婆快九十岁了”，可见这个慈祥至善有福的老人，她是把“般若波罗蜜多”当作咒语来念的。
《心经》从印度的古文字梵文翻译过来，“般若波罗蜜多”是个合成词，“般若”的意思是“智慧”，“波罗密多”意即“度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由生死轮回的苦海，度到自由解脱的彼岸，“般若波罗蜜多”用中文语法讲，是一个定语后置的句子。标题中的“心”字最为关键，世间经书独有此经以“心”为题，它是通过减法，把无限量的人类言行减掉之后剩下的关键词，以至“心”字与“空”、“无”几乎是同义词了。“心”的第一个含义是中心、核心，按照佛家的说法，大乘佛法是全部佛教的核心，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而《心经》则又是般若经典的核心；所谓“心经”，就是最中心、最核心的经典，是减掉许多经典之后留下的唯一经典。我们修佛，也和这个经典的减法过程一样，其实就是修“无”做减法，从凡夫、罗汉、观音一直“减”下去，减到映颛先生所说的“了无所减”，减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境地就是佛了。“心”的第二个意思是本心、真心，它把各种表现为“有”的芜杂谬见、假相都减除掉了，最后剩下的就是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的妙明真心。谬见、妄心是最大的“有”，驱除谬见、妄心之后最简单的心，即是本心、真心，在《金刚经》中叫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清净心”。《观经》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本心与佛无别，可见修“无”做减法，既是学佛、修佛的过程，也是终极追求。
《心经》的第一句经文“观自在菩萨”是个专有名词，经文第一个字“观”就等于“无”字。“观”是心的觉悟，是以自心照自心、自心悟真空，所以观自在就是观“无”，而不是观“有”，凡事一观“有”就不自在了。佛家有句话叫“悟则众生是佛，迷则佛是众生”，在这里可以说观“无”则众生是佛，观“有”则佛是众生。到底悟了没有，关键要看是观“无”还是观“有”，就是看你做减法还是做加法。“无”是什么？“无”就是自在的条件、自在的极致，也可以说“无”就是十万分的自在——自性本空，如如不动，寂寂无念，不住法相，一无所往的自然自在。自性本来清净自在，无来无去，了无所加，了无所减；若有起心，即是妄念，即是“有”，甚至有上加有。《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观心法门必先放下妄想杂念之“有”，否则永远处在被“有”缠缚的痛苦中。《华严经》说：“汝等观是心，念念常生灭，如幻无所有，而得大果报。”把缠缚本心的如幻大“有”驱除减掉，看待一切“如幻无所有”，不为世间加加减减、折折腾腾的万物所动，那就是得大果报，成菩萨了。
《心经》说的有无，并非是物质实体多少的有无。如一个富人有亿万家财，但他心无挂碍，看财富的天文数字如同“零”一般；而另有一人，财富只及这个富人的万分之一，但却视财如命，被钱财物质生生死死地折折腾腾，那么他的“有”就远远超过了那个亿万富翁的“有”，因为他缘于钱财的造作太多，那些“有”上加“有”是他的“心”造作出来的，他的痛苦烦恼完全是自作自受。我从前认识一位医生，医术不错，但他没有安全感，烦恼多多，急急躁躁，生怕别人不相信他，因此逢人就吹嘘自己，我便称他为“医匠”；匠人就是擅长加法、喜爱造作的人。佛家讲的十二因缘里边，爱、取、有这三个环节非常关键，是业障最多的，爱、取就是造作，一造作便“有”了。不管这个医生的医术在实际上是多么少，但只要他热爱虚名，想获取虚名和物质利益，他就大大地“有”了。“有”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世俗之人以为创造“有”就是创造幸福，却不知造作“有”实际是在扼杀自己的幸福。几年以后我见到这位医生，他的医术提高了许多，不爱吹嘘自己了，但依然忙碌，还在持续努力之中，这时我称他叫“医师”；为人师者，还是在尘世中做加加减减的人，不过加减法做得比较流畅熟练了。后有十来年没见到他，他已经远近闻名，成为名符其实的老中医了，我去拜访他，他很谦虚、很淡定、很自然，已经不会吹嘘自己，甚至都不会实事求地宣讲他的医术了。他对我说什么呢？他说自己算不上是个医家，所知不过古人千万分之一二而已，药也不是他发明的，药草千百年来就长在山上，是老天规定好了哪些药治哪种病，“我不过按照天意行事罢了”。他治病的方法也很简单了，不像以前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只需稍稍把脉、看一下脸色，随便开几副药就能把一个大医院治不好的大病治好。这时我称他什么呢？我称他为“医神”，医神就是把减法做到“了无所减”的人。神就是自然，一切自然之物，不管天晴下雨乃至沧海桑田，他始终如如不动，恒古不变，生死随缘。所以“有”和“无”，不是看物质的有无以及有多少、无多少，而是看真心。《华严经》说“诸蕴业为本，诸业心为本”、“一切唯心造”，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也说：“宇宙之大，万有之繁，一若不出吾了了之一心。”只要真心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极乐境界就会立刻现前，否则就是生生灭灭、加加减减、折折腾腾，与幸福无缘。传说日本有个大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然后参加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考试，这家公司给他发了三次通知。第一次通知他落选了，于是他便造作一个“有”，有什么呢？悲观失望。第二次通知的是一个真实信息，通知说他的考试成绩全公司第一，于是他又造作了一个“有”——自高自傲。这家公司得知他傲慢的自我评价和吹嘘之后，给他发了第三个通知，这个通知很特别、很反常。此君不懂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理，他只会做加法——要么悲观失望，要么高傲无比，即在“不增不减”的上边加个悲观失望、加个高傲无比；于是这家公司就发了第三次通知，给他做了一道减法——不予录用！这家公司真是很高明，它招聘员工考试，所考却是那个成绩之外的内容，考什么呢？考他的真心。一个在国际市场叱咤风云的大公司，成成败败乃家常便饭，它需要的是拥有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真心之人。
映颛先生说政府也应该做减法，这个要求就很高了，现实意义也更强了，这是把修“无”、修“忍”从最小的人生层面扩展到了最大的国家管理层面。但是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政府不修“无”、不修“忍”，老是做加法，加到众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个人也难得清净，个人也难得修好。政府修“无”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练“瘦身法”精简自己，二是还权给市场和市场主体，减少对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干预。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政府把他自己和市场的关系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就完成了一半，政府做个大减法，不再干预市场，他就会精兵简政，砍掉自己伸向市场的多余的左膀右臂。
我们现在要求政府少干预市场，可是政府忍不住，它偏要多多地干预。你要政府受“戒”、守“戒”——不干预或少干预市场，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政府要“修行”，要修“定”、修“慧”，否则你要它受戒、守戒，它就会难受得要死。政府忍不住，和个人忍不住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有利益在里边，不做则不得利，因此他忍不住要去做事。再一个，政府是最大的权力组织，它有权力做事，不做事就好像自己不存在、没有价值了。政府害怕人们怀疑它的能力不足、功能不行，因此它不甘寂寞，缺乏定力，忍不住想要搞定市场和控制别人。有一点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政府总认为有好多事情，它要不做的话，是没有人能够做好的，因此它要积极地做好事。政府要修“定”和“慧”，要做明白人，有觉悟、智慧和定力，它才会自动地把自己和市场分开。首先市场上人们能够做好的事，政府绝不要自作多情去做，不要与市场争权争利、争功争名；有些事的确需要政府去做，但是政府却无力做好，可以由中间组织去做；有些事情，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做好，做了比不做还糟，那就宁缺毋滥，让它摆着，时间自然会消解它。市场社会也像我们人体，人体的植物性神经系统有自我工作机制，想不想吃饭，我们能够控制，如何消化、什么时候拉撒，我们就代管不了。市场也有自我修复机制，有许多问题，市场会自然消解它，例如市场会通过货币选票来淘汰非诚信的企业和产品。但是政府老不放心，喜欢自作聪明，总认为市场永远是个孩子，忍不住要随时随地去呵护它。政府欲望太大、太好强，往往好心不得好报，把好事做成坏事，这就是政府经受不住“忍”的考验，在考验面前失败了。有一种严重后果需要警戒，政府什么都去做，人们也就习惯政府来做，自己干脆不做了，那么人们过得不好，就会抱怨政府，其实这关政府什么事呢。但是政府想当大保姆，要大包大揽，要表现仁慈友爱，要人们感激它，它就无所不做。于是人们就说，那好吧，你政府来帮我做好了，我不做了。但是你怎么能够全都做得好呢，例如政府要管农民的“季节性缺粮”，那么他不好好干活，没饭吃了，他就要骂政府，政府也就合该讨得骂了。政府做了很多事，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于是信誉度就下降了。
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微博中说，他对政府管制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越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越多的地方，原因是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二是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骗子以不高的贿赂成本降低了他进入市场的门槛。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到是因为管制太多，反误以为是管制太少，结果就变本加厉地管制。我以为张维迎教授看到这个恶性循环真是真知灼见，事实上有好多关系的调节，不需要政府来干预，这些关系千百年来就是由民间诚信机制管辖的。政府一干预，没有做好，也不可能做好，民间就会骂政府。政府越做不好，越被骂，它就越想做，这就恶性循环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政府极其官员有私心，这个私心就是他想有为、有政绩，让人们感恩戴德，歌颂他的丰功伟绩。政府如何修“慧”呢，就必须反省一点——我忍不住要做加法、想做好事，想要众人感激我，说明我有私心，说明我心理不健康，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是一种贪心，甚至黑心。任何个人和组织，总想要他人感恩戴德，歌颂他的丰功伟绩，有了这个贪心，他就忍不住想做事，要干预市场。政府能不能修“戒定慧”，这和个人修行是一样的，要看有没有“缘分”、“慧根”。如果智障太大，本能地排斥善知识，缺少“贵人相助”，它本身也不想破什么无明，而甘愿糊涂，那就不可救药了。
我们用《易经》来要求政府，政府应该灵活，不要死板，要给市场高度的自由。用《道德经》来要求政府，政府就应该是“太上不知有之”的政府，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政府。“太上不知有之”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道和上德的境界，如果这个要求太高，可以降低一个档次，降到孔子仁的要求。儒家历来都是以仁来要求政府的，这就是仁政。按照老子的说法，仁政是“为之而无以为”的，这个标准最符合政府了。政府的存在肯定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在有所为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儒家“无以为”的要求，就是不能有私心，为自己图利，也不能有偏心，为他人图利，他人（市场主体）的利益只能由市场来分配和调节。
用《金刚经》来要求政府，政府应该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政府官员不要看到某个市场主体是自己的关系人、亲信、亲朋好友就心有“所住”，然后“生其心”去为他们“量体裁衣”、“量身定做”那些偏爱、偏袒、利益部分人的政策。用《心经》来要求政府，政府应该做“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不是不做事，首先他耳听八方，了解民情，然后驱邪除恶，救度众生。在观自在菩萨那里众生平等，没有冤假错案，没有上访者，谁做了好事坏事，谁应该上西天下地狱，他搞得清清楚楚。观自在菩萨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政府官员可以看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看看国家管理者是怎么来的，明确政府“不生不灭”的性质。政府生过吗？未生之前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政府会消失吗？阴间也有阎王啊。八年前我曾提出“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个提法不妥。“非国有经济”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发展，它本身具有强劲的自我发展机制，天生具有造血和自我发展的功能，无需任何外力推动，不需要上层建筑累死累活地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在计划经济中，上层建筑的宏观力量完全堵塞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只是在不断地给潜在的“非国有经济”松绑，而“松绑”怎么能叫“发展”和“大力发展”呢？我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又给你解开绳索，这叫什么？政府把“非国有经济”这头“老虎”置于牢笼里关了半个世纪，现在只是“放虎归山”罢了，这能叫恩惠和“大力发展”吗？叫“大力发展”就是大糊涂啊，政府修“慧”，一定要破除这个无明，否则政府还是在生生灭灭之中，做不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政府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必然造成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偏爱和扶持，这就是“生”、就是“净”、就是“增”；同时在客观上歧视和压制了别的市场主体，从而带来不公平竞争，也会带来政府腐败，这就是“灭”、就是“垢”、就是“减”。试想一下，一个足球裁判能去有意识地“大力发展”它所“仲裁”的某一支球队吗？那不成了“黑哨”才怪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他的部分肢体或某一肢体的部分肢节，例如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手指头或半个指头，就会堕落成“黑社会”，比如吃拿卡要，这不是黑社会行为是什么？所以政府这个“不生不灭”的社会管理者，必须学会做观自在菩萨，当好中间人，做到“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做观自在菩萨，官员自己也会过得很舒服啊。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周末经常和孩子在一起玩，现任总统奥巴马周末还带女儿去游泳，你看他们不管市场的事，过得多么轻松自在。官员做观自在菩萨不干扰市场，市场主体和老百姓能做清净的修行者，如此上下和谐，大家都幸福了。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政府不干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这个目标是一种“戒”，那就必须要求官员修“定”、修“慧”，那么修“定”、修“慧”可以立一条偈语，让官员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观自在菩萨，不干预市场”。现在空降官很多，裸官很多，这些官员尤其需要天天念“观自在菩萨，不干预市场”，妻子不在身边的把妻子请来，丈夫不在身边的把丈夫请来，过正常人的生活，过正常人的周末，不要发神经搞什么“大战多少天”、“五加二白加黑”、“天天有激情，时时在状态”这些干扰市场、违背常理的事。所以我建议政府官员在修“定”、修“慧”的时候，有必要好好学习、感悟一下《易经》、《道德经》和《心经》的无上真谛。
【李映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