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伊始，由媒体引发的社会事件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南方周末》元旦献辞遭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撤换引发编辑人员抗议。《南方周末》原来的新年献辞由该报评论部编辑戴志勇撰写，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而最终出现在《南方周末》上的有庹震代笔的献辞则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总编所写的评论遭遇封杀，省宣传部长亲自操刀，这让众多传媒人士与公知分子颇感愤慨，爱较真的人从庹震代笔的献辞之中校对出了很多错误，更为微妙的是，很多错误都是常识性的。比如新年贺词中写道“2000年前大禹治水”，但按照历史记载，2000年前是汉朝。贺词里面的众志成城的“城”字也写成了诚意的“诚”。
这就让人有理由怀疑“宣传部长大人”知识水准与文字驾驭水平之确实难以恭维了。
也有人从相反的角度对庹震代笔以及撤换引发编辑人员之类的行为辩解，毕竟从政治层面上讲，党报党刊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立场，是主流观点的喉舌，不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更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舆论导向，那么无疑是执政党上上下下的失职与耻辱。
从市场的角度看，资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与呵护，就没有媒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里边有金钱与物质方面因素，也有政策与非物质方面因素；而编辑人员虽然是专业人士，但挟专业以自重，挟民声对抗老板与直接的管理者，用网络语言，这种“逆天”只能有被剿灭这一个结局。
南周献辞事件所引发的争论，更对中国媒体环境下的传媒独立性有所质疑。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媒体敢于辱骂国家政要，揭当政者的疮疤。没有任何话题是不能谈论的，没有任何词汇是敏感词，没有任何官员可以对媒体指手画脚，横加干预。即使再恨之入骨，都需要竭尽全力维护别人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
在贾春宝看来，对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传媒独立性，不管是质疑还是抗争，不单纯是面对几个专管新闻宣传领域的官员的问题那么简单，至少都是与在中国传承数千年以来的权力至上传统形成对立与尖锐的矛盾关系。
地位会带来权利，权利失去约束就会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那种利益回报跟任何行业相比，都是巨大的。那种利益会让人铤而走险，所以中国古代才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既然黄金屋都有了，那么“颜如玉”自然也就跟过来了。才会有寒窗苦读，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等等难以计量的回报。
研究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尧舜禹之所以禅让，是因为物质资源极度匮乏，首领即使身居高位，都刮不到什么油水，更多的是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更多的是奉献而不是享受。
贾春宝认为，在夏朝之前，首领只会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而不会有更多的索取与回报。从这个角度，禅让现象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权利所蕴含的诱惑还不够追逐权利的时候所付出的成本。禅让也并非什么高风亮节，同样是出于自私的本能。
夏朝的启在其父大禹死后，强行从众人手中夺取首领之位，客观基础就在于物质资源已不是过于贫乏，首领可以通过权利而少付出多得到，由此就开始了“夏传子家天下”的时代。
经过了夏朝的积累，夏桀就已经作为沉溺享乐的标志性人物了。在商汤灭了夏桀之后，子孙奢靡程度更甚于夏桀，终于被周武王所灭，而周朝传到周幽王，又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在那之后甚至诸如入侵是为了掠夺别人的土地，霸占人家的王妃，让人家俯首称臣，更成为一种通行的穷兵黩武、展现强大的方式。真正爱民如子、不贪图享乐的帝王实在是凤毛麟角，王公大臣都在不择手段争取更高的权利。
在帝制时代，民众受到儒法思想的统治，并以私塾与科举制度的结合来推行正统思想，中国自古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管理规范，更有“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古训，在民意失声的时候，任由统治者获得绝对话语权。
虽然在朝代更迭的时候，总是会有禅让的制度，但更多的是懦弱的亡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制度，不管是军阀割据还是国共争锋，都难以摆脱绝对的权利倒向绝对的腐败这个简单逻辑。即使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官员的贪腐与权力寻租都从潜规则转变成为明显的交易了。
假如说在闭关锁国状态下，舆论还可以被封锁，思想还能够被，那么在国门开放30多年，在互联网已经照进了每一寸角落，让一切都摆在阳光之下的时候，要做到绝对的独裁还真的不是什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其实来自草根的舆论压力越来越显示出其威力了，不管是在“表叔”事情上，还是在“闯黄灯扣分罚款”事情上，甚至在以往的很多激起民议的案件审理上，我们都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压力，这让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变得不是那么让人窒息。
虽然各方面都取得了在历史上很难比拟的进步，但来自民众的不满依然越来越强烈。社会到处充斥着不满，几乎所有人都会轻易地说一句话“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这可以说是当今最为流行的心态之一了。这句话之中充满了指责与抱怨。上对下，下对上，服务的与接受服务的，管理的与接受管理的，监督的与接受监督的。
所有人都在说“这事不赖我”“你看看人家”，尽量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卸到别人身上，而自己则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得干干净净。
不管是民生还是教育，交通还是物流，就业环境与创业环境，舆论环境还是权利监督，物价指数还是薪资水准，都是进行横向比对的因素，而在比对之间，总是会发现中国自身的劣势。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那些劣势。
不管是愤青还是国际精英，那些自诩清醒而理智的人，都在把中国同世界进行横向比较。特别是那些国际学派的学术愤青。国际化的学术愤青从数据分析上，从案例剖析上，从理论水准上，从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上的对比，言之凿凿地表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
中国的优势不在于横向比较之中的风光无限，而是在于沉稳与厚重感，当我们习惯性地看世界，以彼之长对己之短，总是会有自卑倾向。所以，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当我们习惯于横向比较，就会失去自己的航标与方向感。
对别人的艳羡往往会让自己失去自信与支撑的根基。更多的是彼此的指责与不信任，丧失前进的动力。所以还是不要轻易地让“这事不赖我”“你看看人家”之类的心态占据自己的内心世界吧。
把心态放平和，其实被处理前后的《南周献辞》都是颇具文采的，至少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世人较真的核心或许不在于文采本身，而在于对“宪政”的解读。就如“君主立宪制”（简称“君宪”）一样，“宪政”之说也姑且可以还原成为“宪法立政”。
按照《南方周末》总编辑戴志勇的说法，是“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其实不管是“宪政”还是“政宪”，宪法与政治都是供人玩弄的工具，如果宪法是一成不变的，那么美国也就不会争论禁枪是否违宪，并试图通过修宪来强化对枪支的管控了；日本也就不会试图通过修宪来“右转”，实现成为军事上“正常化”的国家了。
我们所纠结的核心不应该是政治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相关的宪法与政治管理的环境之中，我们的生活态度与内心感受，是自卑还是自信，是空虚还是充实，是自强还是依存，是站着还是跪着。
假如一味的用宪政与民主自由的方式让中国被“国际化”转变成为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自信，那么我们还是不要那种宪政与民主自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