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媒体打了15个电话咋也没敲开民政部大门?


@人民日报:【民政部采访实录:一上午15通电话无结果】河南兰考7名孤儿火灾遇难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对民政部提出采访要求,目前仍然未得回应。18日上午,人民日报记者袁振喜试图再次问询民政部,持续打了一上午电话,先后十五次努力无果。中央要求转作风,面对媒体采访,“有关部门”给个答复为啥这么难?

 

面对@人民日报的质疑,我们虽不敢说民政部的那位新闻官去忙着卖福利彩票了,但从该部负责新闻的人士面对该报15次电话采访请求,表现出的推诿扯皮及搪塞冷漠,着实有些让人寒心。是的,7个孤儿丧命火海,是再也回不来了。事发当晚@人民日报即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哀思:“7个孤弱生命,在一场火灾中殒灭。发生在河南兰考的人间悲剧,暴露公共服务短板、公益救助软肋。人生而平等,为弱势群体创造基本生存发展条件,政府责无旁贷,同时需要社会协力、公民助力。让无助者得助,无力者有力,孤寡愚残也不抛弃,这是文明社会标志,理当成为国家的新年献词。安。”

 

4天后的1814时,民政部网站显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民政部《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精神,民政部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西和河北等地,全面督促检查各地对个人及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大排查和流浪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的情况。那时,我们也观察到,河南兰考方面亦对该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副主任科员、社救股股长冯俊杰,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卫东,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建议,民政所所长耿彩虹等6人,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按照之前的传统,以上举措,或许已经非常符合官方处理问题的逻辑了。但是现在的环境变了,自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班长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媒体做出庄重的“就职演说”;自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班长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到达国家博物馆参观中国的复兴之路,对他们第一集体亮相会见中外记者,所发表“就职演说”做出进一步说明,阐述了今后十年的“中国梦”之后,自打以习近平为班长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并出台了新的八项规定之后,……,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固然没有新闻法保障,但媒体做为改变会风、文风及其它不良风气的监督者,追问兰考“1.4”火灾事故,却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比如新华社发现有人借以事故,沿用过去的方式给自己歌功颂德,即做出“文风就是作风,文风就是党风,文风也是各级党政负责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生问题的试金石。干部改变外在的文风,其实要先有内心的改变;只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仆人,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觉追求,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才可能改变八股文风,去掉居高临下的作风……”的责问。

 

之后,兰考方面即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处理,但它仍不符合兰考官员嘴中的“谁的责任谁负责”。早在去年光山县出现22名儿童被砍伤案件之后,河南省的主要官员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那时我们看到,远在美国的奥巴马为了该国儿童枪击案哭得哇哇的,@新华视点:“e哥”还特意提醒,“对孩子生命的漠然,如同砍向父母心头的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别拿人家的孩子不当娃!”但千呼万唤,始终末见该河南主要官员向社会做出一个解释。随后不幸再次发生,包括兰考火灾7名儿童被大火烧死,光山县也再次发生了不幸,又有4名儿童溺水身亡。比起上次事故,这次来光山县当地政府做的真叫一个绝,一见又死了孩子随即连夜挖坑,不经溺亡学生家长同意,即欲强行将小孩埋了。虽说该县承诺每名死亡儿童家庭将给予一万元补偿的安葬费。

 

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网事”记者不得不再次发出这样的追问,政府责任撇清了,6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了,“袁妈妈”不收养孩子了,幸存的“袁氏孤儿”也算有了安置……但6名官员岂能担7条生命全责?、我们如何面对”袁妈妈”伤心的背影?、下一个兰考弃婴的“活命”在哪里?文字犀利地提出,25年来,兰考县对袁妈妈的收养行为从“无视存在”到“赞扬扶持”再到认定“非法收养”,本可以让悲剧避免,然而又何曾尽职尽责解决过这一问题?找不到答案,该社记者不得不追问事故发生至今,始终没出声的兰考县委书记、县长,对这次事故的看法?

 

是的,许多时候,许多问题是需要多问一些为什么的。比如民政部这个建国后成立的国家内务部,面对媒体记者的15通电话打过来,却因为新闻办主任的电话接不通、手机关机了、办公室没人接给搪塞了过去。这符合逻辑吗?在这里我们懒得去分析个中的原因,倒是我们在网上搜索民政部职责时发现,该部除了有“承担老年人、孤儿、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指导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工作,拟定有关方针、政策、法规、规章,拟定和监督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方针、政策……”外,还有研究福利彩票的发展规划、发行额度和管理办法,管理本级福利资金的任务。

 

由此,作为行文者,今早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权当该部新闻官去指导和研究福利彩票,看看有没有人中奖,或着舞弊了,抓个现形,顺带着自己也买一张,看看中央提出改变工作作风之后,自己能不能中个“头彩”呢?若是中了,回头再请“持续打了一上午电话,先后十五次努力无果”的记者喝一杯也不迟。算是“维稳”了。

 

只不过,中国在沿用早前的传统式维稳,恐怕将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上任伊始即作出“八项规定”。从目前政府及官媒的日渐转变可以看出,其实,中国媒体人对于过去对重大事件所采取隐瞒不报的作法,早就厌恶了。不少人还记得,几年前暴发的那场“非典”,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已让中国媒体体制受到了重创。这说明,重大事件想要隐瞒是瞒不住的。关键时刻说假话,不仅贻误采取“救火”行动的最佳时机,造成被动,而且以此维稳也无法奏效。

 

何况包括中国《宪法》第35条早有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对此,也早有学者指出,若按宪法之规定,人们可以通过说说真话,发发牢骚,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及时排解,这远优于一次集中爆发,因为后者可能意味着彻底的推翻,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现代社会恐怕找不到一个比媒体更好的社会缓冲平台了,只有媒体才能容纳并消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声音。由此可见,言论自由不仅不会威胁社会稳定,相反还会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