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的一场火灾，烧死了7名被“好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孤残儿童。一时间，“袁厉害式收养”成了舆论的焦点。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先是将其定性于“非法收养”，后来改为“私自收养”，最新的说法则是“不具备收养条件”。显而易见，调门显示出逐次下降的趋势。

　　然而，不可否认，火灾事故本身的后果很严重。但从当地的舆情民意看，对“好心妈妈”收养孤残儿童的善举还是基本认可的。因此，好心能不能得到好报，也是公众拭目以待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一个问责的难题。

　　从媒体报道的价值取向看，与以往对一些不幸事件的报道相比，已然冷静得多。一年来，一连串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与儿童相关的不幸事件的发生，譬如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甘肃正宁、江苏丰县、江西贵溪的校车事件、贵州毕节流浪儿闷死垃圾箱的事件，发人深省。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儿童福利政策；而关键中的关键，又是欠缺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进行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基本理念。

　　从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服务统计公报》看：截止到2011年，全国共有儿童福利机构397个，床位6万张。全国2011年有地市级行政单位332个，以此推测，平均每个市只有1个儿童福利院。再从民政部网站上公布的统计数字看：到2012年第三季度，为儿童提供收养服务的床位数增加到6.8万张。据媒体报道，2011年，安徽省政府拨款2个亿，建成了22个县级儿童福利院。山西省左云县，则在2012年办起了全省第一个县级儿童福利院。

　　兰考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般来说，没有省上、市里乃至中央的财政支持，要建立儿童福利院恐怕是很困难的。于是，“袁厉害式收养”应运而生。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袁厉害本在医院门口摆小吃摊兼做勤杂工谋生；后来在医院的死婴中发现一个没断气的，就带回家还养活了；由此，医院开始委托她收养弃婴；再后来，因为“好心”出了名，有人干脆将弃婴放到她家门口；最后，传说中就连警察拣到弃婴也会给她送上门来。就这样，她二十多年来收养了100多个弃婴和孤残儿童，“有的在她的家里长大成人，有的转送他人，还有的则半途夭折。”虽然袁厉害现在被判定“不具备收养条件”，但以前她的收养行为还是得到了兰考县民政局“默许”的。

　　报道中数次提到，“民政部门试图将袁厉害的孩子转到开封市福利院去，但并不成功”。“民政部门倾向于将这归结于袁厉害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深厚。袁家的生活虽苦，但袁厉害对孩子好，孩子喜欢袁厉害。”不可否认，人与人朝夕相处，是会产生难以割舍的感情的，尤其是对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同样，孩子们也会对抚养自己的养父母产生心理依赖。正因为如此，国际上对孤残儿童的福利政策更倾向于家庭领养。国际经验表明，比起福利机构，家庭环境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但是，据说是出于计划生育国策作出的一个假设，怕有人偷着超生又将孩子“领”回家，所以对儿童领养制订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本已成为国际惯例的儿童领养在中国难以施行。一直以来，中国“最好的”政策就是集中供养，而集中供养则需要资金，但这一块在国家财政那里又难以摆上议事日程——这就是造成“不具备条件”而又现实存在的“袁厉害式收养”的宏观政策环境。

　　有法律专家提出，要对袁厉害以过失罪论处。对此是否可以提出疑义：如果假设这是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死了自家的孩子，又该当何罪？对于袁厉害的过失，国家政策造成的现实困境又该负怎样的责任呢？所以，恐怕还是要从儿童福利的大环境入手去考虑和反思，弃婴和孤残儿童的处境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