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兰德设计的这个故事比《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要精彩百倍，尤其是舞台演出时，演员彼此之间相互指证更使得其戏剧张力和冲突富于极高的观赏性，这也就是直到80年后的今天，百老汇依然会上演这部戏剧的原因。一方面，凯伦和辩护律师认为大亨福克纳并非死于跳楼，而是借此金蝉脱壳远走高飞，但在跑路中被另一位他所欺骗的大亨、他的岳父所杀害，另一方面，大亨福克纳的妻子则认为自己的父亲绝不会谋杀自己的丈夫，现有的目击证人都能证明凯伦是将一个男人从顶楼推下来摔死，凯伦是因为责怪福克纳娶了自己，并决心改过从善、不再欺骗公众而起了杀心——因为，凯伦曾帮助福克纳伪造支票获取了2000万美元。

作为被告的情妇，有着帮助大亨欺骗公众的历史，而作为原告的妻子，则是公认的淑女、一心劝丈夫皈依正途。虽然兰德力图使控辩双方在剧中势均力敌，力图保持作者的客观与公正，但还是流露出对凯伦的偏爱——在她看来，只有凯伦才真正了解大亨福克纳和这个故事背后的隐秘社会，在她看来，福克纳如同比利时的“火柴大王”克鲁格——为了获得各个国家政府的支持以维护自己产品的垄断地位，他给政府发放巨额贷款，然后向公众进行集资来还债，在资金链断裂后自杀身亡——整个事件中，获益最大的是政府，政府同时将试图改变世界的人定义为“非法集资犯”，以此转移矛盾。

不可否认，这样的故事无论中外，都一直在上演。胡雪岩代表的徽商，乔家代表的晋商，无一例外都是在与官府打交道中获益、扩张、欺诈、破产自杀，且落得骂名。近年中国类似的故事也在各地不断上演，无论是浙江的吴英，还是湖南的曾成杰，抑或是陕西神木的县委书记，在他们身上，也都上演着类似的传奇。经济学家在谈到体制改革的时候，都提到了“顶层设计”，甚至是“顶顶层设计”，或许，他们也是如同凯伦一样，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已经意识到了潜藏的危机，而在危机爆发、顶层内讧直至流血之时，却又被认作为帮凶而备受公众的指责，那么，改革还是革命，就不仅仅是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而更在于每个人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做出的选择。在每个人背叛每个人的年代，在每个人的欲望遭遇到贪婪的打击之后，道德以公众与和谐的名义，对理性和自私进行审判，利他主义将会如同罂粟花一样，浓香娇艳令人欲罢不能。

所有的嫌疑人都是高智商精英，所有的物证都在跳楼、火灾中灭失，所以，判定凯伦是否有罪，完全取决于陪审团是否相信证人的证言——在重物证、轻口供的司法实践中，这往往是迫不得已，但也往往就是现实中的常态。在这个剧本中，兰德将所有观众设定为陪审员，凯伦是否有罪，取决于每个观众的那一票。社会的转型有时复杂而微妙，有时却很简单而直接，但每个人的表态，却最终决定了我们社会如何转向。所以，顶楼传奇的故事，与每个人投票所作出的顶层设计，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兰德看来，如果凯伦无罪，我们社会虽千疮百孔，但仍有重建的动力与希望，如果判定凯伦有罪，则世界已经难以容忍人类的创造力，短暂的风平浪静后是长期的停滞不前。在每个人做出判决时，其实也是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在等待着历史作出的终极裁判。改革之难，不在于经济上遇到的萧条困局，而在于对创造者失败的宽容，在灾难来临时仍保持理性，而不是急于寻找罪魁祸首，通过发泄自己的兽性来获取所谓的正义与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