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兰德设计的这个故事比《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要精彩百倍,尤其是舞台演出时,演员彼此之间相互指证更使得其戏剧张力和冲突富于极高的观赏性,这也就是直到80年后的今天,百老汇依然会上演这部戏剧的原因。一方面,凯伦和辩护律师认为大亨福克纳并非死于跳楼,而是借此金蝉脱壳远走高飞,但在跑路中被另一位他所欺骗的大亨、他的岳父所杀害,另一方面,大亨福克纳的妻子则认为自己的父亲绝不会谋杀自己的丈夫,现有的目击证人都能证明凯伦是将一个男人从顶楼推下来摔死,凯伦是因为责怪福克纳娶了自己,并决心改过从善、不再欺骗公众而起了杀心——因为,凯伦曾帮助福克纳伪造支票获取了2000万美元。
作为被告的情妇,有着帮助大亨欺骗公众的历史,而作为原告的妻子,则是公认的淑女、一心劝丈夫皈依正途。虽然兰德力图使控辩双方在剧中势均力敌,力图保持作者的客观与公正,但还是流露出对凯伦的偏爱——在她看来,只有凯伦才真正了解大亨福克纳和这个故事背后的隐秘社会,在她看来,福克纳如同比利时的“火柴大王”克鲁格——为了获得各个国家政府的支持以维护自己产品的垄断地位,他给政府发放巨额贷款,然后向公众进行集资来还债,在资金链断裂后自杀身亡——整个事件中,获益最大的是政府,政府同时将试图改变世界的人定义为“非法集资犯”,以此转移矛盾。
不可否认,这样的故事无论中外,都一直在上演。胡雪岩代表的徽商,乔家代表的晋商,无一例外都是在与官府打交道中获益、扩张、欺诈、破产自杀,且落得骂名。近年中国类似的故事也在各地不断上演,无论是浙江的吴英,还是湖南的曾成杰,抑或是陕西神木的县委书记,在他们身上,也都上演着类似的传奇。经济学家在谈到体制改革的时候,都提到了“顶层设计”,甚至是“顶顶层设计”,或许,他们也是如同凯伦一样,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已经意识到了潜藏的危机,而在危机爆发、顶层内讧直至流血之时,却又被认作为帮凶而备受公众的指责,那么,改革还是革命,就不仅仅是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而更在于每个人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做出的选择。在每个人背叛每个人的年代,在每个人的欲望遭遇到贪婪的打击之后,道德以公众与和谐的名义,对理性和自私进行审判,利他主义将会如同罂粟花一样,浓香娇艳令人欲罢不能。
所有的嫌疑人都是高智商精英,所有的物证都在跳楼、火灾中灭失,所以,判定凯伦是否有罪,完全取决于陪审团是否相信证人的证言——在重物证、轻口供的司法实践中,这往往是迫不得已,但也往往就是现实中的常态。在这个剧本中,兰德将所有观众设定为陪审员,凯伦是否有罪,取决于每个观众的那一票。社会的转型有时复杂而微妙,有时却很简单而直接,但每个人的表态,却最终决定了我们社会如何转向。所以,顶楼传奇的故事,与每个人投票所作出的顶层设计,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兰德看来,如果凯伦无罪,我们社会虽千疮百孔,但仍有重建的动力与希望,如果判定凯伦有罪,则世界已经难以容忍人类的创造力,短暂的风平浪静后是长期的停滞不前。在每个人做出判决时,其实也是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在等待着历史作出的终极裁判。改革之难,不在于经济上遇到的萧条困局,而在于对创造者失败的宽容,在灾难来临时仍保持理性,而不是急于寻找罪魁祸首,通过发泄自己的兽性来获取所谓的正义与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