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

　　其次，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胡汉山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的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善于探险，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万5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象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象探险？在我看来，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那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观注一下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讲上了政治，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象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某大腕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小品，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的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去！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其三，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28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其四，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它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了，自由了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堤固。

　　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下个断言：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我们无缘。且不说中国文化的原因，单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方面，我比较推崇何清涟的观点。按何女士的划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由三大类构成：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何清涟统计了一个数字，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大约7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中下层的上层，也就是知识精英层，约2930万，占从业人口的4%；中下层的的中底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等，约8200万，占从业人口的11.8%；中下层的下层，包括工人，城乡两栖农民，约4.8亿，占从业人口的69%；最后是社会边缘化群体，包括农村困难户与城市下岗人员，约1亿，占从业人口的14%。从这一组数据里，我们可以发现，中下层的下层与社会边缘化群体构成了83%的庞大的社会底层，老实说，这一社会底层的奋斗目标就是温饱与生存。这一点，我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的，总之，如果人的温饱尚未解决，安全感没有着落，那么，其它的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边站了。那么这就给当下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流派一个启示：你们所呼吁的，也许离大众太远了，所以，你们听到的，将只是自己的回音。悲剧啊，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研究一下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他们在为哪个阶层呼吁，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