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当代文学史》鉴析

曾 德 强 

友人推荐新书一本，名《安康当代文学史》(作家出版社出版)，甚喜，便欣然读之，读罢细品，有些恍然，在用心品赏其诸多优、长之后，总觉该书存在一些纰漏、瑕疵、缺憾，且远远不是编撰者在《后记》中指出的“疏漏之处”所能囊括的纰漏、瑕疵和缺憾。鉴于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的诚恳态度，作为一个文学中人、性情中人，便冒昧将愚见和盘托出。
    缺憾之一：编撰方法不当。“一部地方性的当代文学史，必须比较全面地反映该地区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并让读者看到地域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及基本规律。”肖云儒先生在为该书作序中所说的这句话，应是《安康当代文学史》必须达到的成书标准。该书编撰者大多是文坛宿将和高手，虽然业余时间编撰困难多多，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不便深入走访调查和多方征求意见，但他们完全应该也能够通过文化文艺主管部门，全面、真实、客观地获取到安康当代文学基本情况(包括文学创作队伍状况，创作力量和成果)，向作家和有关单位提出明确的(以高质量作品、著作为条件)的入编标准。当然，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收集到所期望的所有东西(一些历史原因导致某些史料已经遗失)，但这样操作了就不至于使编撰者因资料缺乏而行“无米之炊”；不至于在书中只写身边的、熟悉的人和事；尤其是不至于发生入编有失公允、评价有失标准、定论空泛偏颇的问题了。
    缺憾之二：章节设置不科学。科学地梳理史料，合理地分类和设置章节，是写好史书的重要环节。主编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和文艺评论者，应该有能力做到这些。但该书篇、章、节却存在不少值得调整和推敲之处。其一，章的设置有不妥之处。报告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的新的重要门类，且全市作家中擅长报告文学的不乏其人，作品和专著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不低，完全应该也能够与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相提并论。但此书中把报告文学放在“散文”名下，显得不伦不类。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况且，正如此书中所说：“古往今来，生活在安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有民间故事、民间小戏、民间歌谣、民间谜语、民间对联等等。”但编者在实践中却没有对民间故事给予足够重视，反倒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一节缀在“戏剧”后边，并列综述一番了事。同时，对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做出很大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也没有给予适当记载。就戏剧而言，如此表述也十分欠妥。戏剧一般指歌剧、话剧、轻歌剧、独幕话剧等，不包括戏曲。戏剧、戏曲统辖于艺术穹宇中。而且，将戏剧放在“当代文学”中表述，更是犯体例之忌。在古今中外文学史里，从没有把戏剧归类于文学的先例。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若以“史”而论，各章均应设置“概述”，以反映安康当代文学的全貌，但此书中没有这样安排，以致给读者的印象是，除了各节里点到有限的人名及其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写了，既显得零散，又看不到全貌。此书在“诗词”、“散文”等章中，还把没有多大联系和相同点的作家生拉硬扯地并列在一起(多是两人并列为一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发现多处并列的二者之间，既不属同一种门类和风格，也无流派和风格的传承关系；既不是表现同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作家。那么，为什么硬要如此“拉郎配”呢？
    缺憾之三：评价定位不准。写史，贵在真实、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史实写与不写、孰轻孰重、如何褒贬，都是十分严肃、慎重的事情，都应该确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但书中却是想写谁就写谁，想写多少就写多少，遗漏了应该入史的作家，而把一些刚走出校园的文学爱好者拔高后正式列入其中，对不少人和作品的评价定位严重不准确、不公允。编者依据手头上仅有的资料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就轻易、随便地在史书中对人和事“盖棺定论”，显得不够严肃和慎重。有些作家的作品，无论数量或质量或影响，都不值得大书特书，可在“诗词”、“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多处，都对其着墨过多，褒扬过誉。例如，有位写过少许报告文学和诗歌作品而从未涉足戏剧理论研究的年轻人，该书在“总述”中却含糊其辞地说其“撰写了数量不等的戏剧理论研究及各类文学评论文章”。对此，那个年轻人也是持否认态度的。刘聪博的报告文学曾产生一些反响，但他无论怎样也算不上安康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然而专写报告文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用“刘聪博等的报告文学”的字样将其列在队伍之首，似乎他就是安康报告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说到安康的报告文学，吴建华是不得不提及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公开出版了报告文学散文集《太极岛始光》(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报告文学散文集)，世纪之交又公开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西部崛起大趋势》，有关单位专门为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依此书所记，不仅没有取得“代表”的资格，连“等”里也找不出他的名字。张会鉴、张虹、田昌发、李焕龙、杜文涛等一批作家的报告文学，也成就不小，各有特色，为何不能略作记载、稍加评论呢？哪怕有只言片语也能说得过去。对新锐作家王晓云，虽然在“总述”里提了一下，但是在“中短篇小说”一节里却没有一席之地，她在《小说界》、《钟山》、《时代文学》、《上海小说》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只字未提。更何况2003年她还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梅兰梅兰》呢!怎么能对成就明显小于她的作家用尽溢美之词，而对王晓芸如此惜墨如金？
    缺憾之四：资料陈旧不全。由于没有开门写史，或者不愿劳神去写，所用的资料陈旧而不全面。例如，书中所写散文作家黄开林，只介绍和评论了他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巴山女儿红》，黄的其他作品、书籍一句也未提。是此后他销声匿迹了吗？是此后他的作品不值得一提吗？还是编者对其知之甚少(近十余年，黄开林创作出版的散文集《岚皋赋》、《岚皋生态旅游导游词》、风光摄影散文集《彩翠成岚》)？方晓蕾1998年后发表散文随笔300多篇近40万字，《散文选刊》、《散文百家》、《中华散文》等权威性散文杂志上都刊登过他的佳作，但书中对他近几年的散文只字未提，而仅仅评介了他1994年以前的作品。可能是因为编撰者手头上没有关于他近期作品的现成的评论文章可用吧。资料如此陈旧不全，怎么能比较全面地评价一个作家呢？怎么能反映安康当代文学史的全貌呢？怎么能让读者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一个作家呢？怎么能反映安康当代文学史的全貌呢？怎么能让读者看到安康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和基本规律呢？
    《安康当代文学史》没有达到“史”的标准。历史需要沉淀，不经沉淀的资料必有糟粕；沉淀需要时间，没有三五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去洗练、沉淀，谈何历史？故而要说，不要轻易说谁谁谁在写史、在立论，轻易立论，轻易作史，“史”将不“史”，文化将不文化，学问将不再神圣、庄严了。        （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