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厚重的岘山
魏平柱
以岘山为名的风景胜地全国有三，除襄阳岘山外，另两处皆在浙江。其一在东阳县南，原名三邱山。据《嘉庆一统志》载，晋代义熙年间，殷仲文守东阳常登此山。后人将他比作襄阳之羊祜，三邱山比作襄阳岘山，因而名之。其二在吴兴县南，原名显山，晋代殷康太守曾在山下建显亭。到唐中宗时，因中宗名显，要避皇帝讳，改名岘山。于是便与襄阳岘山有了同名。苏东坡任湖州太守时曾登此山，并留有诗句：“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我非羊祜子，愧此岘山亭。”米芾也有《和林公岘山之作》的诗。明未清初的吴梅村在《湖州岘山九贤祠碑记》中讲得很明白：“岘山在襄阳，羊叔子所遗爱，今岿然于碧浪浮玉之间者，此名显山，考诸掌故，避唐庙讳而改。”由上述可知，三岘山中。襄阳岘山乃是名副其实的正宗岘山，余为慕名者也。
军事要塞
襄阳岘山（含岘首山），在襄阳城南郊。由于它地理位置险要，而为古代军事家所重。它东临汉水，横枕襄阳古道，西南皆峰岚叠幛，为襄南第一关塞。《襄阳府志》载：“山腰为南北通衢，实郡城门户。”《三国志·孙坚传》载，汉献帝初平三年（１９２）袁术派孙坚征荆州击刘表，刘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结果被孙坚打得大败。孙坚“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孙坚为侦察城内布防情况，单骑登岘山，被黄祖伏军射杀。裴松之注引《典略》、《英雄记》进一步证明孙坚于初平四年（１９３）正月七日死于岘山。孙坚是孙策、孙权的父亲，在讨伐董卓之乱中任豫州刺史、破虏将军，人称“孙破虏”。这一场战争因于岘山击毙孙坚而结束。襄阳城亦因此转危为安，再后到东晋，岘山仍有重兵布防。据《晋书·桓宣传》载：“庾翼迁镇襄阳，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罴军次丹水，为贼所败，翼怒，贬宣为建成将军，使移戍岘山。”用一个“将军”驻守，可见位置重要。又据《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迳桃林亭东；又迳岘山东，山上有桓宣所筑城。”这说明桓宣戍岘山时，曾筑城以镇守，亦可见此山的形势。此后，历代发生在襄阳的争战，岘山都是军事指挥官不可忽视的要塞。如宋蒙襄阳之战，蒙古军也是在岘山、虎头山修筑了一字城后，才最终完成了对襄樊进行长期围困的军事部署的。
羊杜胜迹
岘山名高天下当始于晋。据《晋书·羊祜传》羊祜在镇守襄阳时，“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当乃如公言耳。’”羊祜在襄阳八年，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实行军屯，兵精粮足，人民安居乐业，政绩卓著。他死后，消息传来，南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甚至“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为了记念他，“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这碑和庙，似为岘山的最早建筑。
杜预，字元剀，与羊祜为并世之人。《晋书·杜预传》载：“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将军司。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在镇守襄阳期间，“勤于讲武，修立泮宫”，并且征发民工兴修水利，灌田万顷，同样治绩卓著，人们称他“杜父”。但此人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为了让后人永知他的功勋，他“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他以为今后不管是高岸为谷还是深谷为陵，人们都会看到他的德政碑。岘山增加了这块德政碑，加以杜预的影响，它的知名度就更加提高了。
后来登岘山的骚人墨客，有许多人为羊祜落泪。如初唐诗人陈子昂在《岘山怀古》中说：“犹悲堕泪碣，当思卧龙图。”盛唐诗人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写道：“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平生不落泪的李白也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中写下了“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的诗句。晚唐诗人胡曾的《岘山》诗写得更为别致：“晓日登临感晋臣，古碑零落岘山春。松间残露频频滴，酷似当初堕泪人。”连树木也为之落泪，实在新颖。在岘山流泪的大诗人还有许多，如唐代的司空曙，宋代的范仲淹、陆游，明代的李梦阳、边贡，清代的王士正等等。除了这些为羊祜堕泪的诗人外，还有些诗人对杜预的作法进行了嘲讽。中唐诗人鲍溶写了一首《襄阳怀古》：“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前身后几年事。湘江（襄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挖苦讥笑杜预沉功德碑于水的行为是愚蠢的。宋代欧阳修也说：“可笑沉碑忧岸谷，谁能把酒对江山。”他在《岘山亭记》中讲得更明白：“元剀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批评了杜预形而上学观点的错误。
岘山的开发之功应归于羊祜、杜预，其风景建筑当首于晋代，这就是羊祜碑、羊候庙和岘山亭。碑文由李兴撰写。羊侯庙“创自西晋”，其后代有修葺。山上建亭亦始于晋代，宋代的重修情况，欧阳修《重修岘山亭记》介绍的比较清楚：“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重修的时间是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修建者是光禄卿史中辉，规模是增加回廊扩大后轩，并“名其后轩为光禄堂”。至于亭子本身的结构欧记未作描述。据《襄阳地区概况》云：“亭六面七级，高九丈余，每面宽一丈二，外面居中一佛像。亭在汉水之滨，高出云表，实为襄阳之标志。解放时遭炮击，仅伤外表，‘大跃进’中拆去顶部作炼铁炉。‘文革’中彻底拆除。”倘若此亭犹存，该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多少光彩呀！游人登上层台望远，该有多少感兴呀！正如《府志》所言：“远眺襄樊，两城宛若列目，足为郡中甲观。”这高３０米的岘亭，或为宋代修造，或为明代修造，不得而知。宋代除重修岘亭外，还重修过羊公祠，这有王洙《重建岘山羊公祠》诗为证。王洙《宋史》有传，因晏殊的推荐，曾任府学教授，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后因与女妓杂坐受到弹劾，“黜知濠州徙襄州”。他的这首诗比较长，七言三十韵六十句。诗中写到了当时羊公祠荒废情况：“我来追古一长息，旧迹废毁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植不得容本根。”造成胜迹荒废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於民何诛不足问，非民忘德由官阍。”诗在最后交代了这次重修的经过和意义：“且欲王命得守固，誊言状事弛九阍。书闻天子蒙报可，金石颊刻垂后昆。使民永念古遗爱，勋尔风化常丕敦。”这次重修羊公祠得到当时皇帝宋神宗的支持，而且范仲淹为此写有《寄题岘山羊公祠堂》的五言长诗。连庠也写下了《襄州守王侯洙复岘山羊公祠》诗，可见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另据《天顺襄阳郡志》，洪武甲寅年、天顺二年，知府、知县对羊侯祠进行过重建。成化间副使马震，正德间副使聂贤、知府吴华，万历间知府万振孙都曾对羊侯祠做过修葺。《襄阳府志》载，明代崇祯年间，襄阳知府唐显悦对岘山建筑又有所增改。他建岘首亭和岘山亭于山巅，并且立“羊成侯堕泪处”大字碑于岘首亭外。唐显悦并留有碑记，直到清代乾隆年间陈锷修府志时尚有遗存。雍正年间襄阳守道鲁之裕、乾隆年间襄阳守道陈大文也都修葺过羊公祠。
谢庄遗踪
岘山北麓有洞，名曰谢庄洞；有山岩，名为谢公岩。这洞和岩皆为岘山风景名胜，千百年来沉淀下丰厚的文化资源。
谢庄（421——466），字希逸，南朝宋代陈郡人。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诗品》言其诗“气候清雅”，“兴属闲长”。性爱山水，有五子，取名为“ 飏、胐、颢、岳、瀹”，世称谢庄名儿为“风月景山水”。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隨隨王刘诞来襄阳，为谘议参军。刘诞为雍州剌史，即《襄阳乐》的作者。同来襄阳的文士还有沈怀文、江智渊等。在襄阳期间，“每暇辄游”岘山,写诗作赋，因此留下了胜迹,为后人叹赏。
《襄阳县志》云：“宋谢庄镇襄阳，每暇辄游此岩,人遂名为谢公岩、谢庄洞。”《古今图书集成》亦云：“谢公岩在县西南五里，昔谢希逸曾游于此。”除此之外，尚有碑、文等载籍可证。《谢公岩碑》为刘睈撰立，《谢公岩表》为冯若愚所作。冯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岩在岘麓间，若布楹欹，若卧甕礧，若落悬削，若突、若砥、若撑、若劈，极态尽状，不可名喻。蒙翳蔽亏，根干砑亚，路穷望极，不辨土石，则又大奇矣！”游此岩，读此文，方知所述不虚也。
在这里留下诗作的文坛巨子有李梦阳。他是明代“前七子”的领袖，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复古。正德七年（1512）左右免官后来襄阳，正德十一年（1516）襄阳大水灾后离去。在襄四年，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就有《登谢公岩》诗：“百战江山在，吾来草木秋。孤城洞口落，襄水席边流。去国双王粲，题岩只谢侯。醉归忆山简，飞兴习池头。”其第二联，可与何宗理《谢庄洞》中“楚峰迎户立，汉水带城流”二句并为双美。
还有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万历三十六年（1608）途经襄阳，游谢公岩作诗二首。公安派受李贽思想影响，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调”，在晚明文坛颇有影响。与袁宏道同游谢公岩作诗者有吴县人顾郎哉，襄阳于野宗侯，还有其表弟王遗狂等。袁宏道诗中“路失云相引，崖欹竹可扶”，“云能共点缀，石自解玲珑。泉落当窗径，香生渡涧风”等，都是描写谢公岩景色的佳句。游此岩，吟此诗，能不让人心旷神怡？
谢公岩风景点，在历史上曾多次荒芜又多次复兴。据冯若愚《谢公岩表》，仅明代就有数次。嘉靖三年（1524），“前太守海盐徐公一表彰之。越六十年余偶一寓览，岩乃隐而复著。”这可说是两次。第三次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于野宗侯购得之，颜饰以亭榭栏榫梁磴之属，而岩蔚然可观。”距今已三百九十九年，不知其间又经几多沧桑？现在也该让其再显风采，为建设旅游大市做贡献了。
名刹风景
岘山西北麓还曾有岘山寺，因寺后一天然蘑菇状巨石上刻有“岘石”两个大字，故又称为岘石寺。兴建于西晋咸宁时代（275－279），与羊侯祠始建时间一致。宋代庆元间（1195－1200），做过重修。时程九万为襄阳知府，赵淳为都统。正是这个赵淳，对岘山寺的风景点有开创之功。庆元二年（1196）端午日的摩崖有载：“岘山旧有广阳洞、壶天阁，戎帅新加修葺，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棋台尽发兹山之秘。”这样，岘山风景区又有所修复和拓展，成为当时人们游憩览胜的佳境。明代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岘山寺又重修过一次，且留有《重修岘山寺记》碑刻一块。据碑记知明代正统初年（1436）南阳高僧兴古曾经驻锡岘山寺，并对该寺作过“营修”。后来洛阳高僧宝山禅师，又扩建了佛殿，开辟了山门。到成化年间（1465－1487），他的弟子释定安，又对佛寺进行过维修。到弘治时期（1488－1505），典仗张通伯会同太原高僧释净洪，又在寺内兴建了舍利石塔，并修建了罗汉堂。于是，岘山寺成为诸天著名的宝刹。这里，也成为环境优美的风景名胜区。
这从一些清代诗人的歌吟中可见一斑。如明代诗人何宗贤《岘石寺》云：“骑来黄鹤览名川，踏破峰头尺五天。千古兴亡消酒圣，百年风物付诗仙。冰弦满寺鸟歌树，松月一瓢僧煮泉。收拾吟情下山去，浮云身世共悠然。”再如郑梅岭《岘山十景》，用十首五言绝句，分别描写了“灵显石”、“龙虚岩”、“流霞洞”、“啸月台”、“盘陀坡”等十个景点，脍炙人口，令人称道，引人遐思。还有王谨微写的《岘石寺》诗：“半山怪石半山竹，一坞斜阳一坞云。开尽碧桃红芍药，眼前春色与谁分。”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把个岘山景致尽呈眼底。王士祯在《岘山和孟公韵》中写道：“岘山风景地，名士几登临。陵谷须臾改，残碑涕泪深。”黎嘉会在《登岘山饮甘泉寺》中写道：“五岳归来江汉秋，岘亭风叶正飕飕。七年梦绕三高宅，一斗心消万古愁。” 山水陶冶性灵，美景赏心悦目。
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见证历史的珍贵资料，它可以印证历史记载的真伪，弥补正史的不足。而岘山摩崖石刻的可贵，就在于它填补了正史的空白。岘山有四块摩崖石刻，分别刻于南宋庆元二年、庆元三年、庆元四年和庆元五年。所载，也并非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一是葺修岘山寺新辟风景点。一是重九登高题名同游。一是记载修堤岁月。一是寒食、清明祭奠战没将士。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几个人物的姓名、籍贯，以及在襄阳的职任和时间。
赵淳，字清老，河阳人。庆元年间在襄阳任戎帅（都统），为人好山水，体恤将士。程九万，字鹏飞，池阳人。为襄阳帅守（知府），能诗、善书。朱致知，字仲格，桐乡人。时为转运使。这三个人《宋史》无传，是史家的失误。尤其是赵淳，史书不该无传。赵淳在开禧二年（1206）兼知襄阳府，金兵包围襄阳，他组织领导抗击金兵的战斗，历经三个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整个战斗经过，只能从赵万年所著《襄阳守城录》中看到。这样的民族英雄，是应当大书而特书的。
除摩崖石刻外，岘山上的碑石也是很多的。征南将军胡罴碑，征西将军周访碑，靳公遗爱颂碑，独孤册遗爱颂碑，裴观德政碑，韩思复德政碑，徐商德政碑。这些碑文，都是研究襄樊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许多碑文的作者还是大手笔，如《羊公碑》的碑文就是李兴所撰；《靳公遗爱颂碑》的作者则是张九龄所写；韩思复碑文则为孟浩然、卢撰所作。许多碑文的书写艺术也相当高超，裴观德政碑为当时书法家湛然所书；独孤册遗爱颂碑为萧诚所书；卢撰碑则为史惟则书。
总的说来，岘山自晋以来成为风景名胜，是与羊祜、杜预的善政、美政分不开的。“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场外。”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作了一些好事，因而受到历代人民的爱戴和怀念，“岁时飨祭”是应该的。此外，也与岘山本身的自然风景之秀分不开。“四时风景千百状，登临可以抒襟灵。”其三，是历代名人的咏叹唱和，随着那些精美的诗句流传，岘山也就名播天下。除前文提到的大诗人陈子昂、孟浩然、李白、胡曾、欧阳修、范仲淹、李梦阳、王士祯等人外，还有像张九龄、杜甫、宋之问、苏轼、袁宏道兄弟等也都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仅宋代庆历七年（1047）襄州知州王源叔重建岘山羊公祠时，文人的唱和就达数十首之多。这些诗镌刻在一座高六尺四寸、上有顶盖下有底座的八面石幢上，矗立在羊公祠内。王士正、吴省钦皆有咏岘山石幢的长诗。如果加以搜集、整理，出一本岘山诗集是完全可能的。现在的岘山应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好，都更具有魅力，应该更充分地放射出她的光彩，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讴歌她。随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旅游事业的发展，岘山旧制可望恢复，岘山风景区将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潘世东转载于魏平柱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