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充满希望的等待。
老子告诉我们：“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也就是说，重能制约轻，静能主宰躁。为人轻浮，就失去了根本，会被人鄙视而难以为尊；做事急噪，就丧失了主动，难以成就大业。虞舜曾经躬耕山林，文王亦曾被囚羑里，伊尹原本只是庖厨，太公亦曾屠牛朝歌。真正的领袖人物应当静、重，而不是轻浮躁动，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利益而获得长久。
冰冻三尺，远非一日之寒；万紫千红，只待春雷一声。事业的成功并非朝夕而就，它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磨砺、不断充实、不断深化。而韬光养晦，积极等待，实际上就是在大展宏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蓄积能量，融冶智慧，提升境界，牵连资源，一旦机缘巧合，便会鹏飞万里，一鸣惊人。
红尘俗世，名来利往，人皆追求眼前之得。众人熙熙，众人攘攘，过客行色匆匆难驻。真正懂得等待的人，以清静之心处世，看似无为不争，实则与天合谋。其实他们才是将主动权紧握于手中的人。
范蠡用他的一生，成为了“等待”二字的最完美诠解者。
公元前502年，范蠡和文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当时越国国都——诸暨。
越国，是春秋战国时代位于我国东南的诸侯国之一，又称作“於越”。越地是原始先民生息之地，文化历史悠远，民族种类繁多，自古就有“百越”之号。然而，这都是针对当地土著人种而言的。吴越两国的国君，都是正统的华夏帝王的后裔。
越国开国之君无余，是夏王少康之子，大禹苗裔。
司马迁《史记》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由绍兴市文物管理处主编的《越国文化·於越历史年表》记载：“少康，夏帝相之子，灭有穷氏，复夏国，史称‘少康中兴’。为祀禹祠，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於越，是为越国始祖，都埤中，在今诸暨、绍兴交界处。”
关于越国的历史，《吴越春秋》记载说，当年大禹巡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就葬在这里。自大禹开创夏王朝以来，经历103年时间，遭后羿、寒浞二氏40年内乱，中央政权在东南地区的势力大为减弱。夏王朝中兴之主少康在消灭内乱以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重振王朝在该地区的力量，于“癸卯（前2058），六十有一岁，封庶子无余于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2），以祭祀大禹的名义，建立越国，以巩固夏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无余为人质朴，崇尚节俭，虽为越君，不设宫室，从民所居。当时越俗多山居，经济落后，而气候温润多雨，水乡泽国之中多生野谷杂草，每年大批鸟群啄食于此，春拔草根，秋觅其秽，翻土松泥，世称“鸟耘”。无余到了越地后，入乡随俗，与当地土著同吃同住，没有一点架子，非常亲民。然而，越国虽有鸟耘之利，但租贡所得仅能作祭祀之费。无余便带领部族“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发展原始农业和狩猎生产。并在每年春秋祭祀禹墓。
越国从无余建国起，历时一千五、六百年，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其间有文献可考的越国君主，尚有无壬、无译、无谭、允常诸人，然而，直至传到允常时，才具有拓展领土的历史记载。而此时，已是春秋末年了。
允常，一作元常，勾践之父。允常即位的准确时间，难以考证，根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的说法，“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从吴王寿梦至阖闾，这中间已经历经六世：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哪怕是从寿梦的最后一年（前561年）算起，到允常逝世（前497年）之时，允常在位的时间也有六十余年。
允常是个神秘而又能力非凡的君主，属于具备远见卓识，更兼有雄才大略的厉害人物。他自从即位后，便接受中原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编织业等，尤重冶炼业，曾命欧冶子铸剑，得青铜宝剑五，工艺精良，坚韧锋利。在允常当政之时，越国生产力水平达到勾践复兴前的最高水平，于是国力强盛，开始崭露头角，对外征伐扩张。
《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
《国语》载：“允常之时，疆土始大。”
《吴越春秋》也说：“越之兴霸，自允常矣。”
从有据可查的史料看，允常执政时期的越国疆域，已拥有浙江全境，北到江苏昆山、上海嘉定一线，与吴接壤，西至江西余干，与楚相连。
当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谋职时，接见并面试他们二人的，就是越王允常。
然而，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谋职就业，递交了那份《吴国调查报告》后，却并没有预期中的喜悦。美好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越王允常不仅没有像后世的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折节下士，面对着主动送上门去的高级智囊与管理人才，连最起码的重视之心、重用之意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费解。
作为一位“拓土始大”而称王的政治家，允常难道虚有其名？他连识人的慧眼、用人的度量都不具备吗？允常真的老了吗？不！不是这样的！
允常对范蠡、文种二人的轻视，绝非本意，而是另有深意。
越王允常之所以不重用范蠡和文种，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来历不明，有待考察。
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利益的争夺无不与间谍活动有关。春秋争霸时期，战争频繁，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利益，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为间谍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君无法给民众提供安稳的社会，良好的生活，人民肯定不满，忿怨。甚至离弃此国，或受他国收买，成为通敌间谍。
《史记·越世家》记载：“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
作为多次与吴王阖闾交手开战，相互攻伐的老冤家，允常对于吴国君臣上下，尤其是阖闾、孙武、伍子胥不可谓不熟悉。身为吴国统兵大将的孙武子曾提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对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尽管传言孙武子已经隐居，但是，对待这样一个放言“无所不用间”的老对手，不能不处心积虑，倍加防范。试问：身为楚国贵族的文种，为啥放弃楚国的高官厚禄奔走他方？他们在吴国的这段日子经历过什么？既然伍子胥、伯嚭这样的楚人都为吴国卖命，范蠡和文种同为楚国人，却为何在吴国作短暂停留后，又辗转来到我越国谋职？如果单纯论发展潜力，难道相对而言处于劣势地位的越国，还要比吴国更具有影响力吗？他们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获得的这份《吴国考察报告》，这会不会是一份华丽的诱饵，只是为了博取我的信任？假如一旦吴越再次开战，范蠡、文种二人真的可以做到与同为楚人的伍子胥、伯嚭不计乡情，全力以赴吗？他们二人真实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即使范蠡、文种二人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越国如果与楚国及楚人过多来往，会不会受到利用，引发国际矛盾……
兵者，国之大事也；士者，国之栋梁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允常内心当然极其渴望智能贤士的加盟，但是为了宗庙国防的长治久安，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冷静思考，冷漠面对。
越王允常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合理。如果真的要追溯间谍活动的源头，有文字记载的是“始于夏之少康”。《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说起来，允常自家的老祖宗少康，那才是间谍活动的始祖呢。
家族遗风，不能不虑。
其二，资历不够，有待培养。
别看越国只是一个小国，要想做官照样得讲究论资排辈。对于文种，允常应该是有所耳闻，这次面试下来的总体感觉是：年长敦厚，沉稳睿智，谈吐应对，见识不凡。再加上文种本属于楚国贵族，又有多年为官从政的经历经验，这种身份在越国人眼力，简直就是先进发达社会的代表。如果考察下来政治上没有问题，不存在间谍嫌疑，允常是很愿意重用的。
但是范蠡则不然。既非名门贵族，又无从政经验，纯粹得如一张白纸。纵然真的有高深才学，那也需要一个提携引导，培养熟悉的过程，不可能一上任就轻车熟路。这是需要漫长时间来培养的。另外，范蠡进入越国之时年方十八，在允常这样一位执政五六十年的老人眼力，实属年轻，再加上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小疯子”范蠡，秉承老子“披褐而怀玉”的思想风范，外表邋遢，不修边幅，藏智隐谋，想法不拘常理，思维不受局限。让越国君臣上下捉摸不透，无从把握。对于这样一个让自己“弄不懂”、“猜不透”、“看不穿”的人物，允常着实不敢轻易表态，草率重用。
《越绝书》记载：“大夫种进曰：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众之议。’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论大道者不合於众。唯大王察之。”可见，文种的沉稳更容易博得允常的信任。
对于文种和范蠡二人，允常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文种如可用，可快用。用“快用”考核文种的能力，奠定他在越国的资历。范蠡如可用，当慢用。以“慢用”来检验范蠡的耐力，成就他在未来的定力。
初入越国的范蠡，倍感冷落。
其三，势力不平，有待磨合。
范蠡和文种二人来到越国谋职，就好像两颗不安分的石子，突然投入了看似平静的越国政坛，顿起波澜。
人生无处不阴阳，矛盾是非处处显。我是彼非，你进我退，往来变换，时刻关联切身政治利益。所以，政坛团队内部的结党分派，交同伐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正因为有了利益的存在，也是最合理正常不过了。但是，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无形中调整了先前的小矛盾状态，打破了政治派系站队的格局。
试想：范蠡、文种二人在越国谋职成功，假如获取越王的信任和重用后，高官厚爵带来的利益分割是必将产生新的矛盾焦点，此是其一。其二，作为外来势力，要想在越国立足，必然要推动政治改革以彰显能力，这又将打破现有的旧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和利益分配制度，这也是很多安于现状的保守派不愿意看到的。其三，如果越王一旦委以重任，并且加以宠信，就能够获得话语权，这也势必造成很多国内保守势力失去话语掌握权。
我们看《越绝书》卷第七是如何说的。
“……乃入越。越王常与言尽日。大夫石买，居国有权，辩口，进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客历诸侯，渡河津，无因自致，殆非真贤……道听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游於楚越之间。”
可见，范蠡、文种二人入越，初期是深得越王允常赏识，“常与言尽日”。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厉害，你灿烂，可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盯着你，想方设法弄死你。他们跟你没有什么仇，仅仅是因为嫉妒，他们不明刀明枪的跟你动手，常常是借助一个拥有权力的蠢货去干这事儿。
允常对范蠡的赏识，引起了心胸狭窄的大夫石买等辈的忌恨。于是，石买向允常进言说：“卖弄风姿的女子不讲贞节，自我夸耀的信士不守信用。这种周游列国的宾客，自己找上门来，大概都不是什么贤能之人。如果他真的是人才，怕是谁都会抢着要呢，可范蠡一路走来，并没有哪个诸侯看得上。很明显，范蠡绝非什么贤能之士，希望君王明察。”
一方面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方面是远道而来的新锐，充满活力充满智慧。为了平衡越国内部新旧两派势力的矛盾，淡化而不激化，允常渐渐有意无意疏远了范蠡。
可见，范蠡初入越国，虽然进了班子，但是并没有进入圈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进入圈子。面对圈子内部保守势力的敌视与排斥，“空降兵”范蠡会愚蠢的跟这帮人针锋相对吗？不，他只能“退而不言”，暂时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转变。
其四，欲擒故纵，有待安排。
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允常，既然能够“拓土始大”，就必定具备过人之智识。他真的不清楚范蠡对越国的重要性吗？为何因为石买等人的进谗就失去判断力呢？
事实恰恰相反。范蠡和文种投越，允常深识其能。他之所以优待而不重用，更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储备人才，为越国的未来发展深谋远虑，奠定战略基础。
青少年时代的勾践，其实也是个不成器的少主。勾践曾自述：“吾年既少，未有恒心，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允常眼见自己的继承人颓废无能，终日酗酒打猎，追求声色犬马之乐，这样的儿子，岂能雄心勃勃继承老爹的壮志，开拓疆域，称霸天下？
允常也很想即可重用范蠡、文种。但是他害怕勾践继承越国王位后，倘若还这样胸无大志，势必与位居高位的范蠡、文种二人互不相容，君臣不合，定酿大祸。在综合的利弊权衡下，允常一方面优待蠡、种二人，以留住人才。但是自己却暂不重用，而是把做好人的机会连同自己的王国，一并赐予给自己的儿子勾践。通过勾践日后的施恩行惠，使范蠡、文种二人得到真正的重用，必定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得此二人，左辅右弼，越国无忧矣！
这是多么崇高无私的父爱呀！
面对着老谋深算的越王允常“拿捏”、“摆平”、“掌控”、“预谋” 的政治艺术，看着千辛万苦来到越国后，得到的“给官不给权，留用不重用”的现实落差。范蠡是如何考虑的呢？
是走还是留呢？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范蠡。但是作为一个谋士，最重要的人生方向就是放眼未来，着眼全局。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首先，东南之地现霸兆，非吴即越。二选其一，吴国盛气已露，“物壮则老”，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并不适合投资参与了，倘若再厚着脸皮由越返吴，更显不智，价值尽失。而越国虽暂处弱势，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不但值得长线投资，更能凸显和检验道学智慧，获得挑战与机遇的多重回报。
其二，越王允常虽然能力非凡，可惜老矣，迟暮之年，远非范蠡心目中的“霸王”、“明君”形象。而嗣子勾践，虽然众人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但是范蠡通过老师文子计然教授的“学阴阳而见微知著”的道术，敏锐地发现了长得高高瘦瘦、脸面狭长、发须稀疏、鼠目鸟嘴、鹰鼻广眉的勾践，身上透射出的不可言状的霸王之气。倘若假以时日，我等能够辅佐于他，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做不了君王，那就做君王师吧。成不了霸业，那就着手培养霸王吧！
确定好自己入越后的人生战略目标后，范蠡头脑渐渐清晰，内心渐渐安定了。既然允常此时不予重用，那我何不遵循师爷老子的教诲——“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不虚度、不浪费，要让“无用之用”成为真正有效的“大用”。
于是，范蠡主动向越王允常提出，希望能够暂时离开诸暨，到越国各地进行考察，在《吴国调查报告》的“知彼”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知己”，熟悉国情，了解民意。
允常大喜过望，当即批准。
心照不宣，这需要两人多么高深而又通达的智慧啊！
《道解范蠡》作者：李海波，黄老道学研究学者，职业谋士，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道商知识体系创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