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充满希望的等待。
老子告诉我们:“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也就是说,重能制约轻,静能主宰躁。为人轻浮,就失去了根本,会被人鄙视而难以为尊;做事急噪,就丧失了主动,难以成就大业。虞舜曾经躬耕山林,文王亦曾被囚羑里,伊尹原本只是庖厨,太公亦曾屠牛朝歌。真正的领袖人物应当静、重,而不是轻浮躁动,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利益而获得长久。
冰冻三尺,远非一日之寒;万紫千红,只待春雷一声。事业的成功并非朝夕而就,它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磨砺、不断充实、不断深化。而韬光养晦,积极等待,实际上就是在大展宏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蓄积能量,融冶智慧,提升境界,牵连资源,一旦机缘巧合,便会鹏飞万里,一鸣惊人。
红尘俗世,名来利往,人皆追求眼前之得。众人熙熙,众人攘攘,过客行色匆匆难驻。真正懂得等待的人,以清静之心处世,看似无为不争,实则与天合谋。其实他们才是将主动权紧握于手中的人。
范蠡用他的一生,成为了“等待”二字的最完美诠解者。
公元前502年,范蠡和文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当时越国国都——诸暨。
越国,是春秋战国时代位于我国东南的诸侯国之一,又称作“於越”。越地是原始先民生息之地,文化历史悠远,民族种类繁多,自古就有“百越”之号。然而,这都是针对当地土著人种而言的。吴越两国的国君,都是正统的华夏帝王的后裔。
越国开国之君无余,是夏王少康之子,大禹苗裔。
司马迁《史记》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由绍兴市文物管理处主编的《越国文化·於越历史年表》记载:“少康,夏帝相之子,灭有穷氏,复夏国,史称‘少康中兴’。为祀禹祠,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於越,是为越国始祖,都埤中,在今诸暨、绍兴交界处。”
关于越国的历史,《吴越春秋》记载说,当年大禹巡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就葬在这里。自大禹开创夏王朝以来,经历103年时间,遭后羿、寒浞二氏40年内乱,中央政权在东南地区的势力大为减弱。夏王朝中兴之主少康在消灭内乱以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重振王朝在该地区的力量,于“癸卯(前2058),六十有一岁,封庶子无余于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2),以祭祀大禹的名义,建立越国,以巩固夏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无余为人质朴,崇尚节俭,虽为越君,不设宫室,从民所居。当时越俗多山居,经济落后,而气候温润多雨,水乡泽国之中多生野谷杂草,每年大批鸟群啄食于此,春拔草根,秋觅其秽,翻土松泥,世称“鸟耘”。无余到了越地后,入乡随俗,与当地土著同吃同住,没有一点架子,非常亲民。然而,越国虽有鸟耘之利,但租贡所得仅能作祭祀之费。无余便带领部族“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发展原始农业和狩猎生产。并在每年春秋祭祀禹墓。
越国从无余建国起,历时一千五、六百年,一直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活习俗,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其间有文献可考的越国君主,尚有无壬、无译、无谭、允常诸人,然而,直至传到允常时,才具有拓展领土的历史记载。而此时,已是春秋末年了。
允常,一作元常,勾践之父。允常即位的准确时间,难以考证,根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的说法,“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从吴王寿梦至阖闾,这中间已经历经六世: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哪怕是从寿梦的最后一年(前561年)算起,到允常逝世(前497年)之时,允常在位的时间也有六十余年。
允常是个神秘而又能力非凡的君主,属于具备远见卓识,更兼有雄才大略的厉害人物。他自从即位后,便接受中原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编织业等,尤重冶炼业,曾命欧冶子铸剑,得青铜宝剑五,工艺精良,坚韧锋利。在允常当政之时,越国生产力水平达到勾践复兴前的最高水平,于是国力强盛,开始崭露头角,对外征伐扩张。
《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
《国语》载:“允常之时,疆土始大。”
《吴越春秋》也说:“越之兴霸,自允常矣。”
从有据可查的史料看,允常执政时期的越国疆域,已拥有浙江全境,北到江苏昆山、上海嘉定一线,与吴接壤,西至江西余干,与楚相连。
当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谋职时,接见并面试他们二人的,就是越王允常。
然而,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谋职就业,递交了那份《吴国调查报告》后,却并没有预期中的喜悦。美好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越王允常不仅没有像后世的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折节下士,面对着主动送上门去的高级智囊与管理人才,连最起码的重视之心、重用之意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费解。
作为一位“拓土始大”而称王的政治家,允常难道虚有其名?他连识人的慧眼、用人的度量都不具备吗?允常真的老了吗?不!不是这样的!
允常对范蠡、文种二人的轻视,绝非本意,而是另有深意。
越王允常之所以不重用范蠡和文种,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来历不明,有待考察。
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利益的争夺无不与间谍活动有关。春秋争霸时期,战争频繁,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利益,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为间谍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君无法给民众提供安稳的社会,良好的生活,人民肯定不满,忿怨。甚至离弃此国,或受他国收买,成为通敌间谍。
《史记·越世家》记载:“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
作为多次与吴王阖闾交手开战,相互攻伐的老冤家,允常对于吴国君臣上下,尤其是阖闾、孙武、伍子胥不可谓不熟悉。身为吴国统兵大将的孙武子曾提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对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尽管传言孙武子已经隐居,但是,对待这样一个放言“无所不用间”的老对手,不能不处心积虑,倍加防范。试问:身为楚国贵族的文种,为啥放弃楚国的高官厚禄奔走他方?他们在吴国的这段日子经历过什么?既然伍子胥、伯嚭这样的楚人都为吴国卖命,范蠡和文种同为楚国人,却为何在吴国作短暂停留后,又辗转来到我越国谋职?如果单纯论发展潜力,难道相对而言处于劣势地位的越国,还要比吴国更具有影响力吗?他们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获得的这份《吴国考察报告》,这会不会是一份华丽的诱饵,只是为了博取我的信任?假如一旦吴越再次开战,范蠡、文种二人真的可以做到与同为楚人的伍子胥、伯嚭不计乡情,全力以赴吗?他们二人真实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即使范蠡、文种二人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越国如果与楚国及楚人过多来往,会不会受到利用,引发国际矛盾……
兵者,国之大事也;士者,国之栋梁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允常内心当然极其渴望智能贤士的加盟,但是为了宗庙国防的长治久安,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冷静思考,冷漠面对。
越王允常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合理。如果真的要追溯间谍活动的源头,有文字记载的是“始于夏之少康”。《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说起来,允常自家的老祖宗少康,那才是间谍活动的始祖呢。
家族遗风,不能不虑。
其二,资历不够,有待培养。
别看越国只是一个小国,要想做官照样得讲究论资排辈。对于文种,允常应该是有所耳闻,这次面试下来的总体感觉是:年长敦厚,沉稳睿智,谈吐应对,见识不凡。再加上文种本属于楚国贵族,又有多年为官从政的经历经验,这种身份在越国人眼力,简直就是先进发达社会的代表。如果考察下来政治上没有问题,不存在间谍嫌疑,允常是很愿意重用的。
但是范蠡则不然。既非名门贵族,又无从政经验,纯粹得如一张白纸。纵然真的有高深才学,那也需要一个提携引导,培养熟悉的过程,不可能一上任就轻车熟路。这是需要漫长时间来培养的。另外,范蠡进入越国之时年方十八,在允常这样一位执政五六十年的老人眼力,实属年轻,再加上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小疯子”范蠡,秉承老子“披褐而怀玉”的思想风范,外表邋遢,不修边幅,藏智隐谋,想法不拘常理,思维不受局限。让越国君臣上下捉摸不透,无从把握。对于这样一个让自己“弄不懂”、“猜不透”、“看不穿”的人物,允常着实不敢轻易表态,草率重用。
《越绝书》记载:“大夫种进曰: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众之议。’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论大道者不合於众。唯大王察之。”可见,文种的沉稳更容易博得允常的信任。
对于文种和范蠡二人,允常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文种如可用,可快用。用“快用”考核文种的能力,奠定他在越国的资历。范蠡如可用,当慢用。以“慢用”来检验范蠡的耐力,成就他在未来的定力。
初入越国的范蠡,倍感冷落。
其三,势力不平,有待磨合。
范蠡和文种二人来到越国谋职,就好像两颗不安分的石子,突然投入了看似平静的越国政坛,顿起波澜。
人生无处不阴阳,矛盾是非处处显。我是彼非,你进我退,往来变换,时刻关联切身政治利益。所以,政坛团队内部的结党分派,交同伐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正因为有了利益的存在,也是最合理正常不过了。但是,范蠡和文种进入越国,无形中调整了先前的小矛盾状态,打破了政治派系站队的格局。
试想:范蠡、文种二人在越国谋职成功,假如获取越王的信任和重用后,高官厚爵带来的利益分割是必将产生新的矛盾焦点,此是其一。其二,作为外来势力,要想在越国立足,必然要推动政治改革以彰显能力,这又将打破现有的旧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和利益分配制度,这也是很多安于现状的保守派不愿意看到的。其三,如果越王一旦委以重任,并且加以宠信,就能够获得话语权,这也势必造成很多国内保守势力失去话语掌握权。
我们看《越绝书》卷第七是如何说的。
“……乃入越。越王常与言尽日。大夫石买,居国有权,辩口,进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客历诸侯,渡河津,无因自致,殆非真贤……道听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游於楚越之间。”
可见,范蠡、文种二人入越,初期是深得越王允常赏识,“常与言尽日”。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厉害,你灿烂,可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盯着你,想方设法弄死你。他们跟你没有什么仇,仅仅是因为嫉妒,他们不明刀明枪的跟你动手,常常是借助一个拥有权力的蠢货去干这事儿。
允常对范蠡的赏识,引起了心胸狭窄的大夫石买等辈的忌恨。于是,石买向允常进言说:“卖弄风姿的女子不讲贞节,自我夸耀的信士不守信用。这种周游列国的宾客,自己找上门来,大概都不是什么贤能之人。如果他真的是人才,怕是谁都会抢着要呢,可范蠡一路走来,并没有哪个诸侯看得上。很明显,范蠡绝非什么贤能之士,希望君王明察。”
一方面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方面是远道而来的新锐,充满活力充满智慧。为了平衡越国内部新旧两派势力的矛盾,淡化而不激化,允常渐渐有意无意疏远了范蠡。
可见,范蠡初入越国,虽然进了班子,但是并没有进入圈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进入圈子。面对圈子内部保守势力的敌视与排斥,“空降兵”范蠡会愚蠢的跟这帮人针锋相对吗?不,他只能“退而不言”,暂时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转变。
其四,欲擒故纵,有待安排。
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允常,既然能够“拓土始大”,就必定具备过人之智识。他真的不清楚范蠡对越国的重要性吗?为何因为石买等人的进谗就失去判断力呢?
事实恰恰相反。范蠡和文种投越,允常深识其能。他之所以优待而不重用,更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储备人才,为越国的未来发展深谋远虑,奠定战略基础。
青少年时代的勾践,其实也是个不成器的少主。勾践曾自述:“吾年既少,未有恒心,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允常眼见自己的继承人颓废无能,终日酗酒打猎,追求声色犬马之乐,这样的儿子,岂能雄心勃勃继承老爹的壮志,开拓疆域,称霸天下?
允常也很想即可重用范蠡、文种。但是他害怕勾践继承越国王位后,倘若还这样胸无大志,势必与位居高位的范蠡、文种二人互不相容,君臣不合,定酿大祸。在综合的利弊权衡下,允常一方面优待蠡、种二人,以留住人才。但是自己却暂不重用,而是把做好人的机会连同自己的王国,一并赐予给自己的儿子勾践。通过勾践日后的施恩行惠,使范蠡、文种二人得到真正的重用,必定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得此二人,左辅右弼,越国无忧矣!
这是多么崇高无私的父爱呀!
面对着老谋深算的越王允常“拿捏”、“摆平”、“掌控”、“预谋” 的政治艺术,看着千辛万苦来到越国后,得到的“给官不给权,留用不重用”的现实落差。范蠡是如何考虑的呢?
是走还是留呢?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范蠡。但是作为一个谋士,最重要的人生方向就是放眼未来,着眼全局。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首先,东南之地现霸兆,非吴即越。二选其一,吴国盛气已露,“物壮则老”,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并不适合投资参与了,倘若再厚着脸皮由越返吴,更显不智,价值尽失。而越国虽暂处弱势,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不但值得长线投资,更能凸显和检验道学智慧,获得挑战与机遇的多重回报。
其二,越王允常虽然能力非凡,可惜老矣,迟暮之年,远非范蠡心目中的“霸王”、“明君”形象。而嗣子勾践,虽然众人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但是范蠡通过老师文子计然教授的“学阴阳而见微知著”的道术,敏锐地发现了长得高高瘦瘦、脸面狭长、发须稀疏、鼠目鸟嘴、鹰鼻广眉的勾践,身上透射出的不可言状的霸王之气。倘若假以时日,我等能够辅佐于他,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做不了君王,那就做君王师吧。成不了霸业,那就着手培养霸王吧!
确定好自己入越后的人生战略目标后,范蠡头脑渐渐清晰,内心渐渐安定了。既然允常此时不予重用,那我何不遵循师爷老子的教诲——“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不虚度、不浪费,要让“无用之用”成为真正有效的“大用”。
于是,范蠡主动向越王允常提出,希望能够暂时离开诸暨,到越国各地进行考察,在《吴国调查报告》的“知彼”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知己”,熟悉国情,了解民意。
允常大喜过望,当即批准。
心照不宣,这需要两人多么高深而又通达的智慧啊!
《道解范蠡》作者:李海波,黄老道学研究学者,职业谋士,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道商知识体系创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