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不能回避革除官患特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起召开，这次会议将是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中国治乱，这次会议是关键。
会议之前，各方角力争论激烈。利益集团们采取各种手段保护和推高自己的利益，人民群众希望自己的利益不再被掠夺。改革就是利益的分配，就是蛋糕的切法。
从会前传出的信息，彻底的改革可能性不大，令人担心。比如有专家说，一项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对三中全会拆解改革“硬骨头”有信心。这些“硬骨头”，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六大方面。其实这些都不是硬骨头，是在模糊改革的焦点。
而所谓改革的左右之争，什么反宪政民主，都是在阻挠改革，不论姓社 姓资，都不允许有庞大的官僚体制和不允许官员腐败和特权。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布，政府非利益化，消除贵族和官员阶层，资本主义做到了，社会主义应该做得更好。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做好的事情，中国社会主义就拒绝。这是官员集团阻挠改革的手段。
中国改革的硬骨头是官患特权。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多 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是官民不平衡。官员太多，政府太大，吃光了人民的劳动成果。中国的所有不平衡，都是官民不平衡造成的。
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化，而中国政府和官员却建立起强大的特权化，从生到死彻头彻尾地特权化，哪 来的市场化？不消除官员特权，市场改革就是假的。双轨制不是市场化，是特权化。
彻底打碎官僚体制有点难。但彻底取消三公消费、取消双轨制的官员特权，官员财产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却是容易做到的具体事。取消中国的官患特权就从这些具体事情做起，改革就有希望。连这些国外做得很成熟很完整的事情都不做，人民对改革就不能不怀疑和失望。
让我们期待希望吧。
中国改革是因为已经养不起庞大的官
徐明天
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改革的呼声高涨，但如何改就争论激烈。
改革开放已经35年，为什么中国又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甚至到了不改革就革命的危机关口。35年我们都改了什么？现在要改什么？
老百姓关心改革吗？不关心。关心也没用。中国的改革都是拿走人民的利益，将老百姓赶进市场化，越改革被拿走得越多。现在已经算计到老百姓的养老金，延迟退休就是把养老的钱也要拿走了。何况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已经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
官员们根本就不愿意改革，要让他们改革，他们就要延迟退休年令，拿走老百姓养老的钱，还要让自己在官位上多坐五年，这是他们的中国梦。老百姓批评双轨制，很简单，官员们就搞职业年金，拿得更多，根本就不去跟老百姓计较我们不叫养老金，我们叫职业年金，这可不是双轨制了。官员们已经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再改革，获得更大利益更好，危机官员特权利益，绝对不行，这是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李克强为什么要改革？谁当家谁知油盐贵。如果再不改革，再这么继续下去，根本养不起庞大的官员们了。
中国官员到底有多少？这是高度国家机密。根据官方透露的数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央财政养的人。也就是中央机关的在里面，军队不在里面。其实中国的官员体制延伸的，比如财政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员，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有众多官员，这些人不是财政养，但也都要靠老百姓来养。如果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中国的官员可能要过亿了，8000万只多不少。
有人会说，国外的公务员也不少。可是国外的公务员和中国的官员不是一回事。国外的公务员是教师、医生、公车车司机、垃圾清洁工，只有警察列在中国官员的行列。而中国财政中养了一些教师和医生，但教育和医疗市场化，财政只出部分钱，公交和垃圾工都市场化了。当然交通部门调整公路收费员之路的数量巨大，但这些人基本上多是靠路吃路的官员和官员关系，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差不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中国官员数量可有以下比较：
一是与国外比较。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 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 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 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这是市级领导。按人口算，铁岭市级官员是纽约的41倍，按GDP算，铁岭官员是纽约的1000多倍。而中国的官员是很贵的，一个市长仅公务消费一年会有100多万，而美国的市长有的可能不领工资，更没有什么三公消费。
市长、议长是一定要有的。正处、副处、正科、副科，中国的一个市级机关会有几千人，而纽约、东京的这类官员也就是两三百人。
具体对比：西方国家是没有乡镇这个管理层级的。也就是说，乡镇没有政府机构。 中国大陆有乡级单位44821个，一个乡以100个吃财政饭的官员计算，共计4482100人。有的人统计，中国的乡镇虼财政饭已经超过200人。那么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万人。
西方国家县级机构很小，是一个立法委员办公室，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没有其他部门。中国县级机构是五大班子，各个部门齐全，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县里就对应成立什么部门。副县级以上干部就超过20人，总人数会超过1500人。中国县级单位共2861个，每个县级单位的部门官员不会少于1500人，总计4290500人。这是编制人员。中国一个大县财政养的人会超过3万人，小县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万人计算，仅县级财政养的人就是5722万人。
西方国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长，也就是省长、州长、市长，是选出来的。市、州也只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数不会超过百人。而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差不多百十人。一个市的官员差不多会有3000人。省会有部门，但人数都较少，一个一般办公楼，把联邦派驻机构和省的机构以及当地市的机构全部装下。以办公楼来比较，中国的省市机构都会超过上百倍。
有人说中国官员数量超过美国500倍，应该是差不多的。
二、官民比例对比。
不算进临时工等，就按6000万吃皇粮的计算，如果按中国13.5亿人口计算，有人推算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21。这种算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官员平均有三口之家，这三口之家，应该是1.8亿，都是人民养的，就是1：6。另一个算法，是13亿人有3分之1劳动力，就是4亿多劳动力,其中6000万是官员，还有3.6亿是劳动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个官员的花费肯定超过2个普通人，实际的比例可能就是1：3。
三、古今对比。
还有数据：清朝康熙时，5000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民国是4000人养一个。现在是29个人养一个。到解放前，中国乡镇是没有机构的，县的官员很少。有人对贵州一个县做过研究，解放前县衙只有12个人，其中有两个警察，还有一个伙夫。 即使是建国后，有相当多的部队人员需要安置，即使是到了文革时期，一个公社也就是十几个官员，县级机关也不过百人。
四、官员消费占GDP比重的3分之1以上。
以2012年为例，中国GDP超过40万亿，税收突破10万亿，另外政府的各种收费超过3万亿，仅土地费就超过3万亿，其他如高速公路收费、计划生育罚款，都是政府的重要收费项目，即使是税费13万亿，也占到GDP3分之1。这些钱基本上都是被官员们消费了。有人会说，我们还搞了一些建设投资，也花了不少钱。要算进这些去，他们花的就更多。因为所谓投资基本上都是举债借钱，地方债少说已经40多万亿，有人估计已经接近百万亿。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正如有人大代表所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员”。
这么多官，靠劳动创造的财富根本养不起，就有了房地产，有了多印钞票，有了通货膨胀，地方债也就出现了。总之，就是变着法的掏光人民手里财富，用来养官养政府。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成为中华房地产共和国，再印钱，再搞房地产，再靠借债过日子已经不行了，乡镇的猪蹄店已经挂出横幅讨要70万元猪蹄钱。
因此要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搞房地产，不印钞票了，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先让官员们待业，还不敢讲让他们下岗。可不推高房价行吗？不印钞票行吗？不给地方政府借债行吗？地方政府马上活不下！
中国拿什么养活6000万官员？中国要不要养活6000万官员？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问题。
如果不触及中国的官僚体制，不割除庞大的官员群体，毫不客气地说，改革就是假的，是骗人的，改革根本走不通，中国的矛盾只会越积越多，走到总爆炸的那一天，也就是革命到来，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埋葬这个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