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

“匠人”是靠某种手艺谋生的人。

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分工使某些专业性的匠人出现，同时也会使某些专业性的匠人消失。

斯密在《国富论》里非常精彩地讨论了工序分工的作用、分工与交换的关系，他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斯密阐述手工作坊的分工问题时，农村的分工是作为一个反例出现的。比如说由于农业生产中工序分工的缺乏，从而工序转换时间的浪费，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说由于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农村的分工往往处于比较粗浅的程度；等等。

回想起上个世界七十到八十年代在农村的生活。那时农村的社会分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有的行业在兴起，有的行业在衰落。当然，那样一种分工格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的产物。

我家隔壁有一位张老爹，是我记忆中唯一的草鞋匠。上山采集页长幅宽又有韧性的野草回来，用水侵泡后，再晒干，然后就用简单的木制工具打草鞋。那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穿草鞋了——尽管村里还有几户人家习惯常年不穿鞋。草鞋很便宜，大概就是一两毛钱一双。下地的时候穿草鞋要比穿胶鞋好一些，因为不容易将土壤踩板结。张老爹打出的草鞋，少部分卖给村里人，或者就直接换粮食；其余的到集市出售。生意很不好，赶一次集也就能卖个三五双。后来完全卖不出去，甚至送人都没人要，张老爹也就不打草鞋了。张老爹是我所知道最后一个草鞋匠。

我家隔壁还有一个王大爹，是个篾匠。篾匠也就是做竹制品的人，主要是做筛子，簸箕，撮箕，等等。王大爹是个聋哑人，他要靠一个人的劳动养活一家人。他的手艺很好，产品不愁销路。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竹子，有的从村里其他人家买来，有时候也在集市上买，或者就用竹制品去换。手艺人的手艺是熟练活，没有太多技术难度。时间做长了，熟练了，也就做得好了。由于纯粹是手艺活，产量很有限，一般日常用具也卖不出多高的价钱，只靠卖竹制品还是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编织竹制品对于王大爹来说还是副业。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农村是一个传统社会，规范或者协调人们行为的不仅仅是市场法则。每种产品都有一个大家习惯接受的“公平价格”，即使你的产品具有特殊性，比如说相对较高的质量，也不能将价钱定得太高，否则会失去人心，从而失去市场。我在村里的时候，王大爹还凭借自己的手艺和勤劳艰难地维持着家计。不过生意是越来越不好了。因为出现了更多更便宜更方便实用的替代品，比如塑料或者铁制的撮箕，簸箕之类。王大爹去世后，我们村里就再没有篾匠了。

那时候，偶尔会有走村串户的其他匠人，如补锅匠和伞匠。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的匮乏使人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也就穿过两三件衣服。衣服的缝补一般不需要匠人即裁缝的帮忙，每个家庭主妇都是裁缝。像铁锅或者铝壶或者铜盆这样“贵重”的用具，有的要用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乃至成为传家宝。时间用久了，难免开裂或者穿洞，那就等着补锅匠来修理。补锅匠都是走村串户的，每到一个村，就住下来几天，将一个村子所有出毛病的锅、壶、盆、桶之类补个遍。补锅匠帮人干活，有时候收点钱，有时候收点粮食，有时候一样收一点。传统农村社会是个情谊社会，人们做很多事情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牟利。有时候，人情或者名声也会成为很重要行为动机。在人群中或者集市上传扬某个补锅匠的手艺好，这对匠人来说是一种奖赏，也是一种收获。那时候偶尔来到村里的还有伞匠，就是专门修伞的人。那时的雨伞或者阳伞有两类，一类叫做油纸伞，伞面用桐油泡过的牛皮纸做成，伞骨大多是竹制的；还有一种是布伞，伞面是布，伞骨是木制的。伞在那时候似乎还是奢侈品，一般收入仅够谋生的家庭很少用伞，绝大多数家户用来防雨的是蓑衣。伞很珍贵，因此伞面破了，或者伞骨断了，或者支撑架坏了，都不能将其抛弃，而必须修理。村里人对修伞的需要似乎不是很多，伞匠去的也就很少。后来，生活条件好转之后，塑料伞及折叠伞逐渐普及，一是伞本身质量提高了，二是修伞的相对成本提高了，慢慢地就很少听说伞匠的存在了。

那时候时常走村串户的还有一类匠人，那就是“撬猪匠”。撬猪匠是专门给猪作“计生手术”（阉割）的匠人。对猪施以阉割手术，是为了减少其活动量，促进其长膘。在我的印象里，七十年代中期之前，很少见到撬猪匠的活动。那时候农户多养老母猪，专门下崽卖的。养猪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自留地积肥。所以对猪养得肥不肥不是很关注。七十年代中后期，杀年猪越来越多了。在农村由于生活贫乏，肥肉相对来讲更受欢迎，猪自然是养得越肥越大越好。我们家某一年杀的一头过年猪，重达500多斤。那是养了两三年的结果。猪要养得肥，除了饲料之外，阉割是必备的条件。早先的撬猪匠也不是专业的，同时兼做农活，农闲的时候再走村串户，赚点外快。后来，因为业务需要量增加，慢慢的也就专业化了。有时候，撬猪匠也兼做牛马的“计生手术”。牛马是农村的重要生产工具，之所以需要做“计生手术”，不是为了使其长膘，也不是为了计划生育，而是为了使其更加适于生产需要。有的公牛或者公马，生性剽悍，不服管教，即使个大体壮，也不适于干农活的需要。阉割之后，犟牛或者烈马会变得性格温顺，即使影响寿命，但总比白养要好。撬猪匠的工作也同样要收取报酬，最初的时候还接受粮食，慢慢地就只接受钱币了。

与猪有关的还有一类匠人，那就是“杀猪匠”。就是过年时专门替人杀猪的人。撬猪匠也可以兼做杀猪匠的，大概因为相对熟悉猪的秉性及生理结构的缘故。不过，相对于杀猪匠而言，撬猪匠要更加专业一些。一个村子里可能没有一个撬猪匠，却可以有好几个杀猪匠。相对来讲，杀猪匠的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将猪杀死要比给猪作结扎手术容易一些，只是对体力要求也更高一些。在我记事的那些年岁，杀猪匠都是从亲戚中找的。即使是亲戚也是要给一定报酬的，毕竟会耽误人家的活计。通常也不会给金钱，习惯上就是一副猪下水。

在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匠人是木匠和石匠。那时候农村盖房子，需要自己准备好部分材料。据姑姑回忆，我们家的老房子是村里第一所瓦房。全部的木材都是我爷爷一个人从山上砍下，再请亲友一起扛回来的。还有很多工作必须依赖专门的匠人。比如，砌石墙，打石阶，凿石墩就只能依靠石匠。在我们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山村，很少有什么石雕艺术，因此石匠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体力活。一个家庭盖房子，要提前做很多年的准备，除了金钱之外，还要准备粮食，还要提前几年杀好肥猪。我少年的时候，我们家又盖一所房子。我们有兄弟三个，按农村的规矩，将来每个男子结婚，有条件的话每人都要有一所房子。我参与过盖新房子的过程，经常跟着石匠帮忙，也跟他们一起吃喝。石匠们都是干活的好手，有力气，不惜力，同时也是吃肉的好手。每顿饭一个人可以吃二三两一块的肥肉三四块。石匠们能吃能做，大多个性豪爽而张扬，不过我很不习惯他们经常讲的那些色彩很浓的笑话。

石匠活做得差不多了，木匠开始进场。相对来讲，木匠活的技术含量要高一些。除了做房子的木质框架，做板壁，楼板，楼梯之外，木匠还做木门，供桌之类。木门和供桌，都有一些雕花的工艺，因此我以为木匠活有一些艺术的成分。给我们做木工活的几位木匠是父亲从其他村子里请来的。那几位的手艺在我们那边很有名，请他们干活得提前一年预定。那几位有些艺术气息的木匠都是温文尔雅的人，我跟在他们身边帮忙的时候，不时听他们讲起《水浒》和《三国演义》的段子，这让我感到很受教益。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读过很多小说。在我母亲的书柜里，有《山菊花》、《山桃花》、《苦菜花》、《金光大道》、《暴风骤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西游记》等等，这些书我都读过，有的还翻过几遍。我特别向往的，还是《三国演义》。我问木匠他是不是有《三国演义》，能不能下次回去带过来给我读读。木匠说，有倒是有，只是借给了别人；而且已经有好几个人提前预定了，我只能排在后面。我后来还是没有从木匠那里借到这本书。等我上初中的时候，终于在学校图书室如愿以偿。

那时候的木匠和石匠，都已经是比较专业的了。石匠和木匠拿的报酬大多是货币，一天大概两三块的样子。与务农相比，这已经是高收入了。在集体经济的时候，石匠和木匠可以不参加集体劳作，而是以个人或者小组的方式外出找活干，年终向集体缴纳部分货币顶工分，再参加集体分配。包产到户之后，就完全脱离农活了。

以上这些匠人，基本上还属于农村的匠人。在我记忆中的农村，还有一类匠人，虽然其业务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却与其他匠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那就是铁匠。在我们那里，只有一家铁匠铺，设在公社所在地。铁匠铺其实就是斯密讲分工问题时作为例子的手工作坊。同草鞋匠、撬猪匠及石匠、木匠相比，铁匠应该是属于体制内的。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管理和控制，不像石匠或者木匠那样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经营行为；他们的劳动报酬也不像一般匠人那样随行就市，而是纳入国家计划分配渠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生产中对农业用具的需求增加，铁匠铺开始接受一些农户的直接订货，生意有一段时间似乎很红火。但是，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活跃，外来的更加标准化从而质量更高的铁制农具的进入，铁匠铺逐渐衰落，最后消失了。

现在回到农村，会发现很多旧的行业消失了，同时许多新的行业出现了。体现传统分工格局的匠人在农村越来越少了，同时体现新的社会风气的各种技师、技术员或工程师越来越多了。旧的行业或者职业的消失就如同新的行业或者职业的出现一样，都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201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