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严谨”。胡适先生说过，中国人喜欢“差不多”。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洗礼。农业社会就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数量“差不多”。先说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晚起“差不多”，全凭自觉；再看数量，自己做饭自己吃，多放点儿米少放点米也“差不多”。而商业社会则不同，谈判要约时间，约了八点就是八点，晚一分钟都是迟到；至于数量，商业活动要计算成本，（卖米饭）多放点儿米就亏了，少放点儿米就赚了，可不敢“差不多”。（李约瑟先生曾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怕也是缘于此吧。）
科研是离不开“严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海王星、惰性气体的发现都是得益于此。科学家发现实验观测值和理论计算值之间有小小的偏差，他们苦苦追求“小小的偏差”背后的真相，才取得了这些伟大的成果。设想一下，如果是“差不多”的中国人遇到这些“小小的偏差”会怎么做？
“严谨”有时候表现为“较真”，我们的祖先早早发现了很多自然现象，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多没有上升为理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满足于“知其然”，懒得去追究“其所以然”呢？
再说交流。科学研究离不开交流，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历史上，中国国内国外都缺乏交流。在外，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在内，研究者们总是单兵作战，没有协同。缺乏交流，是中国古代科技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那为什么西方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流；而商业就是“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去卖”，商业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而且，“物离乡贵”、“坐商不如行商”，经商不但要交流，而且交流得越远越好。商业交流的力量是惊人的。中西方文明相距数千公里，中间还有大片的荒漠，所以鸦片战争以前，两大文明交流很少。但是史载，两千多年前，凯撒大帝就穿着中国制的丝绸袍子去看戏。请问，是谁把这件丝绸袍子从中国带到遥远的古罗马？当然是商人。
总之，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朋友会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商业发展迅速，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迎来科技的爆发呢？这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进步还是明显的。问题在于这种进步更多地是“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自己“原创”的不多。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也有原因，但它更多地属于“钱学森之问”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