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群租房”，就是将住房通过改变房屋结构，把房间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从而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隔断房、上下床位是其普遍形式。
作为高房价时代的滋生品，“群租房”在解决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居住难题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埋下诸如住房火电、社区治安等隐患，尤其是在春节前人口流动加 剧时，这种隐患爆发的概率更会加大。事实已经证明，近年来由高房价所带来的群租房乱象，已经导致群租房特征明显的犯罪率大幅上升，因为群租房租住群体具有 极大的流动性和相互疏离。
故而，针对群租房隐患的防范，当下及时整治极有必要。可是，不容忽视的是，群租房作为高房价时代的滋生品，如果完全杜绝群租房，则必然会加大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由此通过传导机制，又必将会对以下两个经济层面造成影响。
最为显见的是，杜绝群租房所分流出的刚需租房客，需要更多的住房才能满足其居住需求，而这必将大幅推高当地房租水平，而随着房租的上涨，又必将对高房价形成持续的支撑力。
而另一条相对隐秘的传导路径则是，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因为群租房被禁，在租房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极可能会选择转行，而针对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则可能会 选择回乡务工（或务农）。而这部分低收入群体，主要是从事城市基层服务业的劳务人员，随着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相对减少，必然会造成服务业从业人员整体薪 酬的被迫增加，这将导致包括餐饮、农副产品、理发等服务和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又将造成城市所有居民生活成本的上升。
群租房安全隐患固然需要防范，可具体实施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动态核查成本相当高。以上海市为例，其早于2007年即已制定“群租房不得分割房间，一 间房只能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的规定，可群租房乱象在短期受到相对抑制后，近年来又卷土重来，时至今日上海群租房在相当区域仍然极为普遍。
整治群租房，有必要考虑由此对上述两个经济层面的价格传导，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普遍上升，因为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普遍上升，将会对城市综合竞争力造成影响。
“整治群租房”和“减少生活成本上升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做到“两难兼顾”，只有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或者通过间接给予群租房 租住群体部分补贴的形式，降低群租房租住群体的居住成本，如此，才能从根源上实现，既能相对杜绝群租房隐患的发生，又不造成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普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