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频繁出现在各种公开的媒体与活动之中，相信每个人都已经耳熟能详。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来自于邓小平同志的倡导，然而，对于这一理论如何形成，今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适应“中国特色”，却存在诸多争论。而作为资深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先生，以百岁高龄和历史见证人的眼光，在他的新作《变革中国》中，作者详细回顾了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每一个过程，市场化改革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失败的教训，给予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公正的总结。例如，在8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在商品经济试点的时候，科斯先生就特别提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误，就是缺乏宏观和全局意识，从1985年到1988年，物价持续飞速上涨，部分城市居民开始抢购，由此，物价闯关的失败导致了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戒心，直到四年后，市场化的改革才重新开启。

我想这个例子至少说明，市场化改革并非不要计划，小平同志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即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化国家里，也没有谁能自由发行货币、制定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之后，也同样都有出于就业或保护民族利益考虑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高明的计划应该是一种不显山露水的宏观调控——既给各种类别的经济实体以充分竞争的自由，又能保障涉及国计民生的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否则，一旦危及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市场化的改革就会中途夭折。对此，吴敬琏先生在他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中，将“法治”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范畴。在他看来，从威权政治到民主法治，应该是一个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以往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年代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国有企业的发展容易导致垄断并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然而，政府退出所有经营性领域，让私营企业独占市场，就能减少腐败、提高效率吗？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学家经常会拿“制度”来分析问题，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先生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人性的丰富和深度，现实中的人并非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经济制度也并非是冷冰冰的资源分配和选择逻辑。

在《变革中国》中，科斯先生还指出，劳动分工和商品市场是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也是新产品不断得以开发、市场经济不断演进的基石。在田涛所著的《下一个倒掉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先生的“以客户为中心”而并非“以老板为中心”的理念，可以说是对科斯观点的最好的解释。所以，管理这15万绝顶聪明的知识分子，不能依靠小聪明与厚黑术。任正非的哲学就是三个词：灰度、均衡与实用主义。其中，灰度代表着管理者的宽容、开放与妥协，均衡则代表着一种弹性、力量和规则，而对这两者做出终极裁决的，则是实用主义，那就是，一切以业绩来说话。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觉得这个和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黑猫白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共通之处，正是这种认准道路埋头拉车的实干精神，使得华为战胜了欧盟、美国的多家跨国公司，成为中国最赚钱的民营企业之一。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本《大数据时代》，对于IBM等世界顶级公司非常重视的新工具，我想也说明了未来我们面对经济问题所应该采用的方法：那就是，首先看数据，弄清楚具体问题再考虑具体的对策，而不要随随便便将所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问题都算在某一个制度上。在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主要依靠记忆和经验，我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制度来进行尝试，但在全球大市场的年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在迅速增加，轻易改变制度所作的尝试，往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在学会对数据进行积累、分类、运算与分析之后，就如同医生在望闻问切之后，再开出具体的药方和药量，才能药到病除，且不会留下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