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更胜，社会到处都充满了“改变”的气息，不过这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其中牵涉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等诸多方面。
　　如此看来，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政治改革或经济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正在恶化，病毒已经传染，并相互扩散。撇开体制原因，社会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及存在的机构性冲突带来的问题更严重，更需引起警惕。
　　比如道德沦丧中的群体事件，于个体而言，那些冲到学校砍学生等极端行为看似在发泄私怨，却反映了社会的非理性选择。还比如一个搞科研的博士选择去中学教书，导师对此相当无奈；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工厂，做不下去了就选择去炒房。
　　“公务员热”更能说明问题。2013年中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接近两百万，比2012年多70万，这仿佛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而是回到了科举时代。这种集体性选择的社会行为，并不只是吸引了广大的男女屌丝，还炒红了一批高帅富和白富美，他们开着豪华轿车、穿着名牌服装去考试。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动机其实很明显，在这个博弈格局倾斜的时代，进入体制去分享制度红利，比到市场上去创造收益，更能控制成本、赚取利益，而且权力是压倒其它牌的“王牌”，更能带来安全感和维持博弈优势地位。
　　与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也很危险。如果大家都争着去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的体制呆着，而创造财富的部门又缺乏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只减不增，很快便会耗尽，这无异于社会集体性的慢性自杀。
　　另一个很严重的制约问题，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个差距并非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暗藏玄机的。把视域延伸到阶层固化、社会冲突方面，可以看到两点：一是制度的分配权利和机会并不平等；二是某些制度不符合现实要求却又不被修改，比如土地制度和市场要求不合，但农民又不能按市场价买卖土地。
　　这种贫富悬殊，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负功能”，会释放出“负能量”。因为社会是人的集合，但又并不是人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人、组织、制度、观念、物质资源等复杂结构组成。
　　在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几个大的子系统中，承担整合功能的是制度、人心、观念等。这种连结关系是谓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干什么就是这个结构“功能”。但如果连的方式不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它环节就会跟着倒霉。
　　比如，政治系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如此至少要满足两个“结构性要求”：一是在制度方面符合宪法等表达的理念和公民的权利诉求匹配，比如按照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让公民参与；二是对应其它子系统的结构性要求，如与市场经济契合、权力不干预市场，敏感地对收入差距作出反应等。很显然，这些结构性要求只要不满足其中的一个，就会产生“负能量”，不满足的多了，“负能量”也会更多。
　　此外，中国社会现今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不匹配和冲突，比如：经济方面，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国企压缩民企空间、经济结构被官商利益扭曲；社会阶层结构方面，弱小的中下层阶层遭遇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钱越来越不值钱的双重打击，基数庞大的底层与富豪构成两极分化；文化结构方面，其承担的团结社会、整合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弱。
　　由此出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中产阶层不能担当平衡社会的功能、社会没有一个心灵秩序、冲突不断等等。这是结构之间相互不匹配造成的，如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应该是这样的：政治要有道德，即为文化生产一种道德资源，不让腐败成风；文化也要为政治生产一种理念，如官员财产公开是必要的。
　　社会本是一个循环的圆圈，单个系统或结构其实都是脆弱的，会带来不安全感，表现出来就是富人移民、某些官员做“裸官”、精英害怕“民粹”、穷人仇富等现象。这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如果被破坏，就会加剧社会生态系统的恶化。
　　明白了以上这些问题的根结，关键在于怎样解决这种社会结构冲突。其实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很多方案是来应对社会问题的，比如一直的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中的社会改革，旨在重建道德打造文化软实力。
　　但这些方案却举步维艰或没有多少明显效果，为何？这不是说局部性解决有错，而是在缺乏别的改革配套的情况下，遗像改革能做到多少是有疑问的。毕竟，结构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任何一方都能单独进行。比如社会改革，如不能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让行政权力不控制社会组织，终究还是跛足的，反过来也是如此。
　　因而，中国社会结构冲突的解决，核心要求是提出一个新的、具有大“社会”变革的思维。自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中间还有不少阻力，但如不能去突破，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恐怕临头了就收不住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