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吴高兴 （浙江）
吴高兴 （浙江）
中国的民主化固然不能违背政治逻辑，但整个民主化的进程是由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控制的。
内容提要
本文是《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价值论部分。中国的民主化固然不能违背政治逻辑，但整个民主进程是由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控制的。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无论是中共执政当局还是反对派，或者是一般民众，他们在作出有关民主化问题的行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遵循的都是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要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必须沿着公共选择理论的道路，将效用这一基本概念推广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广义效用论。
个别效用与一般效用
传统的效用概念仅仅局限于物质产品和各种物质性的服务，这种概念过于狭窄，不能用来衡量人们在非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而布坎南（James·M·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以及加里·S·贝克尔（Gary·S·Becker）等人都已证明，在政治和婚姻、家庭、生育、教育等其他各种非经济领域中，同样通行经济学的逻辑。布坎南和塔洛克把经济分析运用于民主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沿着布坎南和塔洛克的道路分析了现代社会分利集团的作用问题，并按这一框架去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贝克尔则把经济分析推广到婚姻、家庭、生育和教育等领域，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相应的价值论问题。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必须将效用这一基本概念推广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而又于20年后完成于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之手的边际效用理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相反，劳动价值论者马克思认为各种效用（使用价值）的性质是不同的，从而在数量上无法比较，这是因为他在效用问题上没有坚持他自己所一贯强调的抽象法。我们知道，书籍和面包的具体效用是不同的——书籍供人阅读，面包可以充饥，但抽象掉它们的种种具体效用以后，两者在满足人的需要，给人带来愉悦感这一意义上是相同的，具有等一性。至于它们给人带来的是生理上的愉悦还是精神上的愉悦，这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就它们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来说，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的各种效用在数量上也是可以比较的。它们作为一般效用，只有愉悦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质地或性质上的差别，其愉悦程度的差别，表现为人们在消费中对各种具体效用的选择，例如，在增加面包还是增加自由问题上，如果你选择了自由而放弃了面包，这就表明此时对你来说，自由比面包具有更大的愉悦感，换句话说，你感到自由比面包的价值更大。
效用是因人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而引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此，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存在需要或欲望，就必然存在满足这种需要或欲望的效用。马斯洛（A·H·Maslow）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等六个层次，①根据这一理论，从生理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和审美的需要，每一层次都存在需要的满足即效用问题，而狭义的效用论把效用概念局限于生理需求的层次，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参照马斯洛从低到高的需要层次理论，我们可以把各种具体效用分为九个种类：
（1）生存效用、（2）色性效用、（3）安全效用、（4）权力效用、（5）情感效用、（6）审美效用、（7）自尊效用、（8）道德效用、（9）信仰效用。
为了不至于混淆个别效用与一般效用的区别，我们把这九种具体效用分别称之为生存产品、色性产品、安全产品、权力产品、情感产品、审美产品、自尊产品、道德产品和信仰产品。生存产品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需要，色性产品用来满足人们对性的需要，这两者都属于生理层次的满足。安全产品是为了实现人类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它可以是生理上的满足，例如各种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满足，例如被特定集团或特定势力认可以获得安全感。政治领域中特有的权力产品，它既可以作为获取其他效用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效用满足人的支配欲和成就欲。情感产品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普世之爱。审美产品所满足的需要层次可高可低，就其最低的层次来说，动物性的性欲中就包含着某种审美欲求；就其较高的层次来说，向往采菊东篱，遥望蓝天白云，乃至欣赏经济科学的逻辑之美等等，都属于一般人少有的追求。自尊产品包括自由、平等的感觉以及成就感、优越感等等。道德产品用来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需求，例如乐善好施、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道德需求。信仰产品是最高层次的产品，包括对宗教教义的虔诚和对某种理念的恪守，它是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古今中外那些舍生取义以及为事业献身者，都是为了在人生终极意义上获得一种满足感。道德产品与信仰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这九个种类的产品中，只有生存产品和色性产品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性产品，安全产品和权力产品也具有较大的物质性，审美产品、情感产品、自尊产品、道德产品、信仰产品则是为了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非物质产品，它们虽然如镜花水月，却实实在在地能够给人以愉悦感。
上述九种产品作为具体效用都是个别效用，但是，在数量上能够加以比较的，只能是抽象的一般效用。一般效用是各种个别效用平均化的结果，它同样可以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尤特尔”(utils)”作为计量单位。两种具体效用不同的产品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是由于两者所包含的一般效用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亨利四世说，“巴黎值一个弥橵”，他等于在说，巴黎和天主教的信仰具有等量的一般效用。如果你为了自由，宁愿放弃每月3000元的工资收入而去当每月只有1000元稿费收入的自由撰稿人，那就表明对你来说，自由产品的效用等于或大于2000元物质产品的效用。
各种各样的具体效用，它们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古今中外历史上，有些君王不爱江山（权力）爱美人，这说明对他们来说，美人的效用大于权力的效用。赵紫阳不怕得罪邓小平，宁可下台也不愿意用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群众，这是因为他在效用的评价问题上和邓小平相反，认为道德的效用大于权力的效用。亨廷顿根据他所作的统计指出，穷国不可能发生民主化，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了，两者之间有一个经济过渡带，在这个经济过渡带中会出现民主化的前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处于这个过渡带中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1000——3000美元之间。②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最终可以用生存产品与自由民主产品的效用大小来解释：在穷国，物质产品的效用大于自由民主产品的效用，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两者的情况开始反过来，人们普遍感到自由民主比物质财富的效用更大，从而开始渴望并强烈地追求自由民主。
精神性效用的价格评价
在九种具体效用中，生存产品、色性产品、安全产品和权力产品大体上是可以作为商品进入交换市场的，从而形成现实的市场价格。用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表示的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分别表明了这些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一般效用量的大小。其他五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性产品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如金钱不能买爱情，金钱不能买尊严，金钱不能买成就，金钱不能买风度，等等。但是，人们一方面在心理上愿意用金钱购买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也愿意把这些产品当作商品出卖，这是想象中的交换，其价格是想象的价格，这种想象的价格同样表明了这些精神性产品效用的大小。郁达夫曾写信对王映霞说，只要能博得王映霞的爱情，他金钱也不要，地位也不要，名誉也不要，这其实就是在想象中要用金钱、地位、名誉来交换爱情。就想象的交换双方来说，一方面存在需求价格，即购买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另一方面也存在供给价格，即出卖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分别表明了买卖双方对这一类精神产品效用大小的评价。由于这一类产品不能脱离生产者本身，无法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无法通过买卖双方的竞争形成现实的市场价格，但这对于我们衡量和分析社会政治活动并无影响。
凡是稀缺而有效用的东西就有价格。情感、尊严、成就、风度、道德……这些精神产品既然是稀缺的，就一定有价格。以拾金不昧为例，一些人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拾得几十元几百元乃至几千元都愿意归还失主，但如果金额大到一定程度，比如拾到一万元，他就不愿意归还了。几十几百几千能够归还，这意味着其心目中“道德”的价格要高于几千元，所以他们宁要道德而不要金钱；但当达到一万元时，这个金额已高于道德的价格，这时他们就要金钱而不要道德了。一些粗俗之徒常常对良心表示不屑：“良心值几分钱一斤？”君子忍不住要谴责其道德的低下，其实他们无非说出了人们通常不愿意说的一个事实——良心也是有价格的。有些人在小利益面前能坚守良知，不为金钱所动，但一旦面临重大利害关系，就把良心抛到一边，见利而忘义，这是基于对“利”和“义”的不同效用评价所作出的选择。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只不过说明，在小人的心中，生存产品的效用大于道德产品的效用，而对君子来说，道德产品的效用大于生存产品的效用。当然也有许多人始终坚守良知和正义，不为任何利诱所动，甚至象林昭那样，为坚守自己的理念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这可以理解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良心和正义的价格高于生命的价格，因而值得用生命去捍卫。所谓“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这种价格评价体系的反映。
在中国当代民主进程中，那些民主志士大体上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在公共领域具有较一般人强烈得多的欲望，他们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政治权力等等有着较高的效用评价，而对物质性产品的效用评价较低，这是他们甘愿放弃生理性的物质享受，甚至不怕坐牢而挺身反对专制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民主志士大都是些坚守精神家园的理想主义者，而那些讲求现实功利，注重金钱得失，一心崇尚生理享受的人一般不大向往自由民主。
但与近、现代民运史上的仁人志士不同，当代民主志士对这些自尊和自我实现产品的价格评价一般不会高于生命，从而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坚守自己的理念，这使得当代民主运动更注重妥协——妥协实际上是以一种具体效用去交换另一种具体效用。相反，如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之类的产品价格高于生命的价格，那么除了付出生命的代价，任何交换或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凡是稀缺而有效用的东西就有价格。情感、尊严、成就、风度、道德……这些精神产品既然是稀缺的，就一定有价格。以拾金不昧为例，一些人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拾得几十元几百元乃至几千元都愿意归还失主，但如果金额大到一定程度，比如拾到一万元，他就不愿意归还了。几十几百几千能够归还，这意味着其心目中“道德”的价格要高于几千元，所以他们宁要道德而不要金钱；但当达到一万元时，这个金额已高于道德的价格，这时他们就要金钱而不要道德了。一些粗俗之徒常常对良心表示不屑：“良心值几分钱一斤？”君子忍不住要谴责其道德的低下，其实他们无非说出了人们通常不愿意说的一个事实——良心也是有价格的。有些人在小利益面前能坚守良知，不为金钱所动，但一旦面临重大利害关系，就把良心抛到一边，见利而忘义，这是基于对“利”和“义”的不同效用评价所作出的选择。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只不过说明，在小人的心中，生存产品的效用大于道德产品的效用，而对君子来说，道德产品的效用大于生存产品的效用。当然也有许多人始终坚守良知和正义，不为任何利诱所动，甚至象林昭那样，为坚守自己的理念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这可以理解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良心和正义的价格高于生命的价格，因而值得用生命去捍卫。所谓“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这种价格评价体系的反映。
在中国当代民主进程中，那些民主志士大体上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在公共领域具有较一般人强烈得多的欲望，他们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政治权力等等有着较高的效用评价，而对物质性产品的效用评价较低，这是他们甘愿放弃生理性的物质享受，甚至不怕坐牢而挺身反对专制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民主志士大都是些坚守精神家园的理想主义者，而那些讲求现实功利，注重金钱得失，一心崇尚生理享受的人一般不大向往自由民主。
但与近、现代民运史上的仁人志士不同，当代民主志士对这些自尊和自我实现产品的价格评价一般不会高于生命，从而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坚守自己的理念，这使得当代民主运动更注重妥协——妥协实际上是以一种具体效用去交换另一种具体效用。相反，如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之类的产品价格高于生命的价格，那么除了付出生命的代价，任何交换或妥协都是不可能的。
多元效用函数目标
人是靠欲望活着的，满足欲望是生活的原动力。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效用，满足各种各样的欲望或需要为目的。上班做工、经营企业是为了赚钱购买物质产品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参加没有经济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是对需要的直接满足。一般地说，金钱只能满足生理和安全上的需要，而不能满足精神层次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满足其他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还必须参加各种没有报酬的非营利性活动，诸如谈情说爱、捐款赈灾、组党结社、信教传道等等，从事这些活动是为了获得各种精神性的效用——谈情说爱是为了获得情感效用，捐款赈灾是为了获得道德效用，组党结社是为了获得权力效用（满足支配欲或完成自我实现），信教传道是为了获得信仰效用，等等。
这里有必要对政治活动的目的作较为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把政治法律制度归结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且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人们的政治态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认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恰恰相反，一般人之所以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因为政治活动能直接增加他的经济收入，而是因于政治活动能够满足他的一些非物质性欲望，比如支配欲、成就欲、正义欲等等，甚至是出于某种信仰。③那些主张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的学者指出，历史上或现实中那些以政治为业的统治者，他们可能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但财富仅仅是被他们所重视的许多效用中的一种，其他的效用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等。④所以，物质性的效用可能是一些官僚从政的主要目标，但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
实际上，人们从事任何社会活动的目的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获得各种物质性的效用，同时还追求情感、审美、自尊、道德、信仰等等精神效用。例如，某些科学家为了他的研究而拒绝企业的高薪聘请，甘愿终生清贫，这是因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为了享受人生自我实现之乐。同样，一个企业家经营企业所得到的享受，除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还有成就感、优越感和荣誉感之类的精神效用，甚至巨额的物质财富所给予他的享受，主要并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使他感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如果把人们的福利仅仅理解为用金钱购买的单一的生理性享受，那么，对于那些抛弃世俗之乐，毕生献身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其动力源泉问题。
人们参加民主运动同样有个动力问题。首先，享受民主是可以“搭便车”的，如同绿色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宪政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一旦建立起来，所有的人，不论有没有在其建立过程中付出成本，都可以享受这种制度带来的自由、平等、人权之福。其次，民主运动不同于“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造反夺权运动，它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公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择统治者的制度，那些因参加民主运动而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并不理所当然就是未来的当权者。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甚至献身于民主运动？民主运动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狭义的效用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这一问题。
那些民运人士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长期经受着贫困，甚至妻离子散，家庭解体，失去了爱情、亲情和天伦之乐，但却满足了他们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坚守信仰的强烈欲求。自戊戌变法一百多年以来，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不怕坐牢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源皆出于对种种精神效用的追求。参加民主运动不能获得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物质性效用，但却可以获得无法用金钱购买的精神性效用，例如自由、平等、成就、爱心、道德、信仰等等，尤其是满足了民主志士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他们参加民主运动的主要函数目标。
此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受过政治迫害，失去了许多既得利益，但这些失去的利益是一种“沉没成本”，不但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决策，而且还会激励他们在民运一条路上走到底。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体制外独立生存，经济上和专制政府没有依附关系，从事民主运动的机会成本很低。所有这些，也是他们敢于带头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原因。
这里有必要对政治活动的目的作较为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把政治法律制度归结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且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人们的政治态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认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恰恰相反，一般人之所以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因为政治活动能直接增加他的经济收入，而是因于政治活动能够满足他的一些非物质性欲望，比如支配欲、成就欲、正义欲等等，甚至是出于某种信仰。③那些主张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的学者指出，历史上或现实中那些以政治为业的统治者，他们可能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但财富仅仅是被他们所重视的许多效用中的一种，其他的效用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等。④所以，物质性的效用可能是一些官僚从政的主要目标，但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
实际上，人们从事任何社会活动的目的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获得各种物质性的效用，同时还追求情感、审美、自尊、道德、信仰等等精神效用。例如，某些科学家为了他的研究而拒绝企业的高薪聘请，甘愿终生清贫，这是因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为了享受人生自我实现之乐。同样，一个企业家经营企业所得到的享受，除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还有成就感、优越感和荣誉感之类的精神效用，甚至巨额的物质财富所给予他的享受，主要并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使他感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如果把人们的福利仅仅理解为用金钱购买的单一的生理性享受，那么，对于那些抛弃世俗之乐，毕生献身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其动力源泉问题。
人们参加民主运动同样有个动力问题。首先，享受民主是可以“搭便车”的，如同绿色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宪政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一旦建立起来，所有的人，不论有没有在其建立过程中付出成本，都可以享受这种制度带来的自由、平等、人权之福。其次，民主运动不同于“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造反夺权运动，它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公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择统治者的制度，那些因参加民主运动而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并不理所当然就是未来的当权者。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甚至献身于民主运动？民主运动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狭义的效用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这一问题。
那些民运人士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长期经受着贫困，甚至妻离子散，家庭解体，失去了爱情、亲情和天伦之乐，但却满足了他们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坚守信仰的强烈欲求。自戊戌变法一百多年以来，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不怕坐牢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源皆出于对种种精神效用的追求。参加民主运动不能获得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物质性效用，但却可以获得无法用金钱购买的精神性效用，例如自由、平等、成就、爱心、道德、信仰等等，尤其是满足了民主志士人生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他们参加民主运动的主要函数目标。
此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都受过政治迫害，失去了许多既得利益，但这些失去的利益是一种“沉没成本”，不但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决策，而且还会激励他们在民运一条路上走到底。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体制外独立生存，经济上和专制政府没有依附关系，从事民主运动的机会成本很低。所有这些，也是他们敢于带头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原因。
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的效用偏好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偏好，有的人偏好色性效用，有的人偏好情感效用，有的人偏好自尊效用，有的人偏好道德效用，如此等等。九种效用中，生存效用、色性效用、安全效用与权力效用大多是物质性的，其他五种效用是精神性的，从而我们可以把偏好前四种效用的人称之为物质效用偏好者，在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中，金钱和权力等因素占有主要权重，他们的函数目标结构是物质偏好型的；把偏好后五种效用的人称之为精神效用偏好者，在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中，主要是情感、审美、自尊、道德和信仰等精神因素，他们的函数目标结构是精神偏好型的。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于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从低层次不断向高层次推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等基本物质生活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可见，人们只有在生理和安全方面的欲望得到基本满足以后，才会依次产生情感、审美、自尊、自我实现方面的欲望，从而其从事社会活动的多元效用函数目标中，精神效用的比重不断增加。⑤因此，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期，满足生理与安全需要的物质性产品具有较大的边际效用，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理需求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以后，那些精神产品所蕴含的效用量也就越来越大，从而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在总体上愈来愈倾向于对精神产品的追求。
多元效用函数目标结构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人们的职业选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效用函数目标结构是物质偏好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般人会选择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只有少数政治和科学文化艺术精英的效用函数目标结构是精神偏好型的，他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或意识形态信仰，宁肯放弃那些具有很高经济收入的职业而为自己所钟情的事业献身，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可以作为这种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的写照。
由于各种具体效用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人们往往会放弃某种社会地位较高、受人尊敬、比较清闲但经济收入较低的职业，转而从事社会地位不高、少受尊敬而经济收入较高的另一种职业，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政府公务员下海经商，一些公职人员辞职到外资企业打工，都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个人在不同的职业之间如何转换，取决于各种效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任何人，不论其职业如何转换，遵循的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基本规律，即效用最大化规律。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于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从低层次不断向高层次推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等基本物质生活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可见，人们只有在生理和安全方面的欲望得到基本满足以后，才会依次产生情感、审美、自尊、自我实现方面的欲望，从而其从事社会活动的多元效用函数目标中，精神效用的比重不断增加。⑤因此，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期，满足生理与安全需要的物质性产品具有较大的边际效用，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理需求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以后，那些精神产品所蕴含的效用量也就越来越大，从而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在总体上愈来愈倾向于对精神产品的追求。
多元效用函数目标结构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人们的职业选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效用函数目标结构是物质偏好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般人会选择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只有少数政治和科学文化艺术精英的效用函数目标结构是精神偏好型的，他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或意识形态信仰，宁肯放弃那些具有很高经济收入的职业而为自己所钟情的事业献身，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可以作为这种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的写照。
由于各种具体效用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人们往往会放弃某种社会地位较高、受人尊敬、比较清闲但经济收入较低的职业，转而从事社会地位不高、少受尊敬而经济收入较高的另一种职业，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政府公务员下海经商，一些公职人员辞职到外资企业打工，都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个人在不同的职业之间如何转换，取决于各种效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任何人，不论其职业如何转换，遵循的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基本规律，即效用最大化规律。
影响效用偏好的两大基本因素
极端地说，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信仰的，在他们的社会活动函数目标结构中，精神效用的比重远远大于物质效用；另一种是没有信仰的，在这些人的社会活动函数目标中，大体上不过是“食，色，性也。”一个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究竟是物质偏好型的，还是精神偏好型的，取决于文化传统和各种需要的相对满足程度。
首先是文化传统即价值评价体系，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多元效用函数目标结构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民族，他们“在帐篷里生存，在寺院中消费”，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不强烈，但却常常为了信仰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文化。文化传统通过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来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因为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作用。新教伦理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是因为它把赚钱当作上帝要求人们履行的“天职”，增强了其发财致富的欲望，从而改变了中世纪以来人们的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使物质财富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的主要函数目标。富兰克林提出“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这种“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曾经被恩格斯嘲笑为“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但是，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
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偏好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些精神效用，受这种偏好的影响，几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一直是精神偏好型的。这种精神偏好型的函数目标结构一方面阻碍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哺育了一代代象文天祥那样具有“浩然正气”的皇权卫道士。
毛泽东虽然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但毛的极权主义文化同样是极端精神偏好型的。毛泽东压制人们的生理欲望，严禁民间的声色犬马之乐，把所谓革命精神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毛时代，一切生理上的欲求都被贬斥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官方提倡的人生信条，事事强调“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这种极端的革命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不但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培养了大批政治反对派。可是，曾几何时，国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就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畸形改革中转变为极端物质偏好型。邓小平和江泽民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宣扬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鼓吹消费主义，用声色犬马之乐消弭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以致把自尊、道德、信仰之类的精神效用全都逐出了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面对当前学校、敬老院、幼儿园、报纸、电视、政府机关甚至寺院，一切都企业化的现象，回想起耻于谈“钱”说“富”的毛时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使人有理由相信，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根深蒂固；在所有民族中，中华民族的观念其实是最容易被政治权力改变的。
其次是各种效用的相对满足程度。在既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约束下，一个人各种效用的相对满足程度对于其函数目标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总是缺什么就追求什么，猪肉吃多了就想吃萝卜青菜。生理上的需要满足了，就会追求自由民主等精神产品，其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中，精神效用的权重就会增加。某种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相应产品的边际效用就越低，它在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中所占的权重就越小。要知道，正如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产品具有边际效用递减倾向一样，那些满足精神需要的非物质产品，其边际效用同样具有递减倾向。例如，一个人在事业上刚刚取得成就时，其兴奋感和幸福感是最强烈的，而随着其成就的不断增大，他就会愈来愈感到平淡无奇。某些人在功成名就时，反而会感到心力交瘁，不愿继续发展他的事业了，甚至会选择结束生命。
海明威，这位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吃子弹”活过来的人，身上的237块弹片没有摧毁他，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名满天下以后，却用猎枪结束他62岁的生命，而他的获奖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桑提亚哥的原型，那个几乎与他同龄、一辈子以打渔为生、几乎一无所有的渔夫却活了104岁，直到2002年才去世。一个“拥有一切”的人选择了死亡，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选择了活着，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奥秘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所有人都象浮士德那样靠欲望活着，欲望一旦满足，相应的产品也就不再有用。各种产品对于“一无所有”的人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从而值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而对于“拥有一切”的人来说，任何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失去了效用，人生的动力没有了，生命自然也就终止了。
首先是文化传统即价值评价体系，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多元效用函数目标结构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民族，他们“在帐篷里生存，在寺院中消费”，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不强烈，但却常常为了信仰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文化。文化传统通过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来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因为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作用。新教伦理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是因为它把赚钱当作上帝要求人们履行的“天职”，增强了其发财致富的欲望，从而改变了中世纪以来人们的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使物质财富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的主要函数目标。富兰克林提出“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这种“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曾经被恩格斯嘲笑为“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但是，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
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偏好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些精神效用，受这种偏好的影响，几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一直是精神偏好型的。这种精神偏好型的函数目标结构一方面阻碍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哺育了一代代象文天祥那样具有“浩然正气”的皇权卫道士。
毛泽东虽然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但毛的极权主义文化同样是极端精神偏好型的。毛泽东压制人们的生理欲望，严禁民间的声色犬马之乐，把所谓革命精神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毛时代，一切生理上的欲求都被贬斥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官方提倡的人生信条，事事强调“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这种极端的革命精神偏好型函数目标结构不但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培养了大批政治反对派。可是，曾几何时，国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就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畸形改革中转变为极端物质偏好型。邓小平和江泽民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宣扬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鼓吹消费主义，用声色犬马之乐消弭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以致把自尊、道德、信仰之类的精神效用全都逐出了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面对当前学校、敬老院、幼儿园、报纸、电视、政府机关甚至寺院，一切都企业化的现象，回想起耻于谈“钱”说“富”的毛时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使人有理由相信，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根深蒂固；在所有民族中，中华民族的观念其实是最容易被政治权力改变的。
其次是各种效用的相对满足程度。在既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约束下，一个人各种效用的相对满足程度对于其函数目标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总是缺什么就追求什么，猪肉吃多了就想吃萝卜青菜。生理上的需要满足了，就会追求自由民主等精神产品，其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中，精神效用的权重就会增加。某种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相应产品的边际效用就越低，它在社会活动的函数目标结构中所占的权重就越小。要知道，正如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产品具有边际效用递减倾向一样，那些满足精神需要的非物质产品，其边际效用同样具有递减倾向。例如，一个人在事业上刚刚取得成就时，其兴奋感和幸福感是最强烈的，而随着其成就的不断增大，他就会愈来愈感到平淡无奇。某些人在功成名就时，反而会感到心力交瘁，不愿继续发展他的事业了，甚至会选择结束生命。
海明威，这位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吃子弹”活过来的人，身上的237块弹片没有摧毁他，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名满天下以后，却用猎枪结束他62岁的生命，而他的获奖小说《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桑提亚哥的原型，那个几乎与他同龄、一辈子以打渔为生、几乎一无所有的渔夫却活了104岁，直到2002年才去世。一个“拥有一切”的人选择了死亡，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选择了活着，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奥秘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所有人都象浮士德那样靠欲望活着，欲望一旦满足，相应的产品也就不再有用。各种产品对于“一无所有”的人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从而值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而对于“拥有一切”的人来说，任何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失去了效用，人生的动力没有了，生命自然也就终止了。
政治行为的经济学逻辑
效用可以理解为幸福的同义词，是幸福这一概念的经济学表达。人总是要追求幸福的，追求幸福就是追求效用，幸福的最大化就是效用的最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在社会活动的多元效用函数目标结构中，各种效用目标应如何组合才能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却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因人而异，各不相同。陶渊明不愿“以身为形役”，和官场息交以绝游，隐居南山，采菊东篱，这表明他为了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在自己的函数目标中减少生存效用，增加审美效用；晚清的谭嗣同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种极端自我实现型的函数目标结构同样是为了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那些没落官僚贪得无厌地聚敛物质财富，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乐，这说明他们赖以实现总效用最大化的函数目标结构是极端物质偏好型的；专制牢狱中杨天水、吕耿松一类民主志士们，执著于“博爱五洲四海”的理念，坚持“独裁暴政猛批，专制流敝痛陈”，这是当今民主志士们追求效用最化的函数目标。我之所以把这些人的追求一律看成是对幸福或效用的追求，是因为我相信，这些人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从生理直到自我实现的某种需要。他们的价值观念虽然各不相同，但追求幸福或效用最大化却是相同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个人在私人或经济领域中是利己主义者，而在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中则会变成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或集体选择过程的分析。依照这种假设，个人在政治领域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财富、商品、收入，也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友谊、和平、安宁等等精神因素。⑥总效用最大化规律要求人们对各种具体效用的追求始终保持均衡状态，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九种效用产品时，要求他们所获得的每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相等，因为只有在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情况下，总效用才能达到最大化。当一个人用来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质产品或服务增加到一定程度，以致其边际效用小于其他五种精神产品的边际效用时，他就会转而去获取精神产品，反之亦然。
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无论是中共执政当局还是反对派，或者是一般民众，他们在作出有关民主化问题的行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遵循的都是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对于以维持政治权力为主要函数目标的中共执政当局来说，只有当它面临某种困境，而民主化可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时，准确地说，只有当民主改革的收益超过成本时，它才愿意启动民主改革。⑦对于反对派来说，从事民主运动所获得的政治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道德感以及预期的政治权力等等，可以看作他们的收益，而因参与民主运动而失去的经济利益和遭致的政治迫害，则是他们参加民运的成本（负效用），他们之所以愿意从事民运，肯定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价值评价，在一般效用的意义上，感到收益是大于成本的。而当一般民众都有同样的感觉，预期推动民主化“有利可图”时，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就有了强大的动力。
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有些现象用政治学的逻辑无法解释，但用经济学的逻辑去分析，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要求中共平反六四问题。许多人指出，“平反”是在承认中共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前提下，由中共当局自己来对冤假错案进行纠正，既然民主运动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制度，而且六四血案也不是文革期间的那些冤假错案，为什么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从政治逻辑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我相信，如果中共当局真的能够为六四受害者平反，是没有人会拒绝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受迫害人士的人生函数目标中，除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道德、信仰等等的崇高追求以外，毕竟也包括低层次的生理欲望，平反六四，不仅可以为他们挽回一些经济损失，同时也可以减轻他们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痛苦。中国的民主化固然不能违背政治逻辑，但整个民主化的进程是由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控制的，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之所以愿意由中共来平反六四，并不是因为他们承认中共一党专政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而是出于降低社会政治转型的成本和增加收益的考虑。
〔注释〕
①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四章《人类动机理论》。
②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68——7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在当今各种政治活动中，村级选举大约是跟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通常的情况是，谁当上了村委会主任，谁就可以凭借权力恣意从村里捞钱，于是，贿选就成了被普遍认可的规则。在我所接触到的浙东一些农村，选票价格不断上涨，此文写作过程中，各地正在经历村委会的换届选举，由于竞争异常激烈，现在一张村主任的选票，少则四五百元五六百元不等，多则两三千三四千甚至更高。那些候选人往往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当上村主任，但由于村子并不富裕，他上台以后哪怕把村集体的全部收入据于己有，也补偿不了自己的贿选费用，这注定他所做的是一种赔本生意，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乐此不疲。我曾经请教过个中行家：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的生意？答曰：“过过当官的瘾！”这说明，政治权力虽然往往跟经济收入直接相联系，但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于金钱的精神效用，在官本位观念的支配下，其效用要远远大于他凭借村主任的权力所能够捞取的经济收入。
④⑥陈振明主编：《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第120、129、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⑤马斯洛举例说，或许一般人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如果较低层次的需要A只得到10％的满足，那么较高层次的需要B可能杳无踪影。但是，当A得到25％的满足时，B可能显露出5％，当A满足了75％时，B也许就会显露出50％，等等。（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6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⑦参见小彼得·J·穆迪《东亚：自上而下的民主》，《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105页，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此文酝酿于2005年10月，2008年6月完成初稿，10月定稿
（原载于2008年11月号《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