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学习笔记及思考

《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法]阿兰·佩雷菲特著，邱海婴译）

一国之巨大动力应是信任，惟有在人们不为任何利益所动去藏富遮艺时，这种信任才会极大地充盈。由于互不信任，人人慎之又慎。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对第三世界的了解使我坚信，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视为经济增长函数的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实际上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既能给两个传统因素添上正、负指数的因素，则是第三因素，就是文化因素。

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经济日趋衰落，而进行了新教改革的欧洲国家经济腾飞。这两者之间并不表明宗教决定经济------或经济决定宗教，而是反映自发的社会经济行为与宗教信仰的选择“有择亲合示势”。

信任社会是一种扩张的社会。生物学似乎掌握了问题的钥匙。非物质因素决定一切。

积40年观察之结果，在我们看来，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

亚当·斯密的死胡同。亚当·斯密并没有解决社会发展的最终因素问题。

卡尔·马克思的死胡同。卡尔·马克思也没有解决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死胡同。马克斯·韦伯也没有解决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问题。

社会发展，是软的东西决定硬的东西。文化是一个重要变量。

中世纪的城市并不一定比乡村更有利于进步，而是远不如乡村。14世纪初，农业仍然是吸引所有革新的部门，仍然是商业的主要支柱。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廉价劳动力，那里没有行会组织“保护”和压榨这些劳动力。

至于城市，则围起了城墙。不仅用石头城墙围了起来，而且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用不利于变革的贸易保护主义修筑壁垒。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的压抑、对个人的不信任都通过一种社会团体------行会------的盛行表现出来。

中世纪的贸易始终呈保护主义态势。

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还是其后果？它们是否不可分离？

城市的生气勃勃意味着经济上的积极主动，而经济上的经济主动若无政治上的保障就不可能开花结果。

城市的蓬勃发展受到君王的鼓励，但不可简化成仅仅是君王之功。

城市孕育变化，但常常也遏制变化。

中世纪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就是殖民扩张。参加殖民扩张的不仅有欧洲的政府，而且有欧洲的金融界和知识界。

人只有获得新的，才会认为稳固了原已掌握在手的。

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10个人当中识字者不足1个。

1517--1525年印刷的书籍多半涉及宗教问题。

米拉波：人类有史以来，有三大发明给政治社会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前两者的结果，即会计。

总体来说，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更鼓励女子教育。

布里松内写道：设立节日并不是为了身体的愉悦，而是为了灵魂的拯救，不是为了欢笑和嬉戏，而是为了哭泣。

罗马教廷直到16世纪一直是全欧洲最大的地主，地面和地下产品最大的供应商和买主，最大的投资者，最大的大兴土木者，也是文学艺术的最大自助者。

今天我们很难衡量天主教会直到现代之处所拥有的禁锢能量有多大。例如，对亚麻、手帕、精美的肉类，同时对葡萄酒、世俗音乐甚至笑声，它都经常谴责，或者反正不赞成。

正是对笑的谴责今天会让人发笑，或者让人怀疑是否真有其事。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责骂的根由是福音书里耶稣从来不笑。

天主教会严禁自己的会员经“商”。经商的人几乎不可能，甚至从来也不能令上帝满意。

天主教会看来不是谴责商业活动本身，而是指责其不正当的做法。

基督教会禁放高利贷。惟有物质生产才创造财富，才构成价值的根基。

教皇奥一世：钱生息是灵魂的死亡。

但丁在他的《地狱篇》里遇见了高利贷者。但丁告诉我们，这头畜生的面部是正直的人的面部，其余部分则是一具蛇身。高利贷者受罚的那层地狱也是鸡奸者所待之处。

阿奎那对高利贷罪进行了论证。

现代经济思想以信用为本，亦即出借人对借款人偿还本息抱以信任，借款人对自己的还款能力以及风险投资的回报率抱有信心。这种互信带动了发展，并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

加尔文是首位重新诠释《圣经》的人。他声称圣经不禁止高利贷，自然法容许高利贷。

加尔文认为，信徒只受内心良心法庭的审判。

生活是一列车商品。

不要禁欲，也不要放纵。

在天主教会看来，仅凭信仰而不从善功中寻求灵魂得救是异端邪说。

16世纪下半叶起，阿姆斯特丹就在欧洲商业和金融业中独领风骚。

阿姆斯特丹早在成为加尔文主义的堡垒之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商业城市。

一个社会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模仿实现改革的。

发明家是什么人？很少是理论家。

英国人的研究往往更系统地着眼于工业和商业的应用。

不是技术的发明造就了工业革命，而是长期有力的经济发展促使技术革命破土而出，由此带动了人类生产的革命。

重商主义一词并不是其信徒想出来的，而是他的敌人，亦即启蒙时代的重农主义者和自由派发明的。

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

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的差异反映在重商主义倡导者和理论家的人格之中。

法国的重商主义者都是，或者几乎都是公仆：诸如国王的顾问；货币或财政官员等。

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大多是创业者，他们无意给君主出谋划策、同时从君主哪儿谋得一官半职，而是在王国里、在海上以及陆上组建他们自己的商业、金融，尔后是制造业霸权。

法国人贸易是为了打仗，而英国人打仗是为了贸易。

英国公司是市民社会努力的结果，而法国公司是国家决策的结果。

当国家统治时，怀疑就笼罩一切。

自由是贸易的灵魂。

宗教改革是否是发展之母？或二者实为摆脱中世纪社会结构藩篱的两种不同形式？

加尔文主义是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源？有不同看法。

有的人认为是移民的因素。认为精英的移民是发展的要素。移民创造了一种破旧立新的活力，解放了潜能。

宗教信仰往往是移民的原因。

移民的处境本身迫使他们提高适应能力、才干、精神资源和勇气。移民是天生的创业者，是身不由己的创业者，是革新家，他必须证明他在新天地所占据的新位子是当之无愧的。

从创新的角度看，当移民寻求融入并实现了相对的融入时，贡献最卓越。

总体来说，从宗教战争开始的移民16世纪走遍了欧洲，给接待国的更新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移民是地理创新，创新是精神移民。两者若没有信任是无法成功的。

伏尔泰解释荷兰人成功的原因是他们的人文精神，一切皆与民族精神有关。

丰功伟绩的创造者是人，政治的人，宗教的人，伦理的人，但归根结底是人。

信任社会尊重个人。鼓励个人的能动性、自由创业和创新竞争。而在猜忌社会里，这些价值深受压抑。

贸易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倒退首先是精神上的闭锁，是一种集体的孤独。

真正的资本是人，而不是贵金属。

财富并不来自资源，而是来自开发资源的技巧。

一国之巨大动力是信任。

经济发展首先是价值的选择，然后才是增长率。

伏尔泰认为，凡风俗祥和的地方，商业就兴隆。凡商业兴隆的地方，风俗就祥和，这几乎是个普遍规律。

上帝相信人，是人对上帝相信的回报。

洛克不主张对无神论者实行宽恕。他声言，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受到宽恕。形成人类社会联系纽带的承诺、契约和誓言在无神论者那里是靠不住的。

有句格言，法国人宁愿诋毁自己，也不愿闭口不谈自己。

自由就是理解了的必然。

人一进入伊甸园，就要站在上帝面前，向上帝交代他是如何使用自由的。

孟德斯鸠指出：天主教适合君主制，而新教对共和制更相宜。

洛克认为，市民社会建立的基础正是人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这种互信关系赋予政治权力强大的立法威力。

韦伯确立的宗教态度与经济动机之间的关系及其脆弱。

工作使我们远离烦恼、邪恶和欲求。

韦伯没有抓住基本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末的欧洲南部发展最快，但反宗教改革之后却在该地区受到阻碍。

自由只有在提高我们行善的能力时才应当视为合理，除此之外，永远不合理。

国家应当成为劳动者的保护人，他们一般属于穷人阶层。

自由竞争自己毁灭了自己。

教会断言，人第一，劳动第二；劳动优先于资本。

基督问道：如果丧失了灵魂，就算赢得了整个宇宙又有何用？

孟德斯鸠预感到，一个民族愈发达，物质原因对其影响愈小，精神因素对其控制愈大。

发展不是恶性循环，是良性循环。

巴斯夏认为，私有财产在法律之前就已存在。

人之所以孜孜以求自我实现，因为人是未完成的。

寻找差距的意义要靠人类学。

发展就在于我们自身。

信任的命令来自我们内心。

公正的交易就是互信。

市场是最民主的制度。

日本举世震惊的成功是建立在集体信任行为的基础上的。

欧洲的宗教版图确立于16世纪末。

信任是任何规章都取代不了的精神动力和治国动力.

基督教本身是一种冒险、创业、讲信任、能够建立信任社会的宗教。

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新教国家总体经济发展好一些。

教育差距。新教国家教育更好一些。

经济出版物。

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是40，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40个居民是一个发展阈值。向欧洲以外地区移民在新教国家开始得更早，人数也更多。

天主教国家以国家信贷为主，而新教国家以市场信贷为主。

交通运输。自工业革命以来，新教国家的商业团队的吨位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此外，新教国家最先而且最快普及蒸汽机。

体育。努力创造个人运动佳绩好像是新教伦理继承人的特性，而对于团队运动的爱好似乎是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地区的特点。

新教国家在科研方面也显示了优势。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个民族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取决于文化特性，即这个国家固有的信任程度。”

福山：“信任是产生于一个行为规矩、正直和合作的群体的期待，其行为基础则是该群体其他成员接受的规范。”

福山认为，决定行为和经济成就的，是根深蒂固的伦理习惯的影响，如中国、韩国、意大利的家庭观念，或日本和德国以养子为继承人的习俗和非血缘关系联合经商的传统。

福山把法国和意大利、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描绘成低信任度社会，而把日本和德国描绘成高信任度社会，美国居中。

福山：“高度信任的存在可以如同经济关系的添加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学家称作交易成本的消耗”

在福山看来，社会美德是后天得不到的。“与生俱来习惯合作的人不轻易丧失这个习惯，可这个社会资本一旦丧失，那就需要几个世纪才能重建起来。”

福山：“信任，是先已存在的群体、道德规范或互相认同的价值的产物。”

通过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不管怎样，信任是不能靠法令产生的。信任是命令不来的。是信任支配着其余的一切。

信任，是长期发展的基础；不信任，有短期发展，缺乏长期发展。

发展包括三要素：信任、技术、劳动。信任是秩序的核心要素。有信任，就有秩序，交易成本就低。技术也是发展的核心要素。有技术，发展效率就高，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劳动也是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发展的主体要素。技术是工具，是手段，劳动是主体，而信任是保证技术和劳动提高效率的重要基础。信任为技术和劳动的运用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信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发展环境的核心要素；技术是一个发展手段的核心要素；劳动是发展主体的核心要素。

发展，需要发展环境，也需要发展手段和发展主体，这三者构成了发展的基本要件。所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应包括：信任、技术、劳动。

从实际看，有信任的国家，发展就好一些。同样，有技术的国家，发展也好一些。另外，劳动素质高的国家，或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发展也好一些。

如何建设信任？宗教是核心。也许信任是一个历史传统，但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宗教的民族，必然是缺乏信任的。因为信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制度对信任的作用是外在的，其产生的作用也是外生的，而宗教产生的信任是内生的。

如何发展技术？教育是一个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

如何建设高素质的劳动力？发展教育、医疗、体育等事业。提高全民素质。优生优育。

信任、技术、劳动，是发展最关键的三个要素。

至于发展需要民主体制，还是集权体制，则是次要的。若社会充满信任、技术、劳动，则不论体制是集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社会都是有效率的。在现实中，民主体制和集权体制，各有利弊。不过从总体看，民主体制似乎好一些，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是民众福利的一种增加，因为权力本身也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自由度的增加。

有信任、技术、劳动，就是没有或缺乏资源，发展照样是好的。比如日本、以色列就是例证。

若信任、技术、劳动，三者缺乏其一，发展就是停滞的。比如，若只有信任、劳动，而没有技术，发展肯定就没有速度；比如，若只有劳动、技术，但缺乏信任，就会只有短期发展，或发展的成本就会巨大；比如，若只有信任、技术，而没有劳动，发展也是空谈。

所以，信任、技术、劳动三要素，是发展的充分条件，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宋圭武2012年12月21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