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二月河说，过去，我对永乐皇帝为什么搞《永乐大典》，康熙搞《康熙字典》、乾隆皇帝搞《四库全书》不了解，现在看，他们都是很聪明的政治家。（3月11日《河南商报》）

　　二月河说这些皇帝皇帝聪明，是因为他们盛世修文，造就了“一批文化工程”----类似于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还可以成就一大批权威性的文化大家、文化巨匠。于是二月河认为现在也要修文，编纂现代版的《四库全书》。

　　作为作家的一家之言，或者说表达的逻辑，盛世修文的结论似乎无可挑剔。但是，现代社会不同于明清时代，修撰现代版的《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可笑的现代呓语。

　　现代中国，宏观的文化主旋是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微观的现实是文化的大众化多元化和信息化。

　　而承载这种文化的载体，主要是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已经退而成为承载文化产品的附庸。而且，伴随着历史文化典籍的数字化，浩如烟海的这些典籍，再无古代人所担忧的散佚之失。只要数字化，一张光盘、一盒硬盘，就能赶得上很多图书馆的容量。

　　有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网络载体，任何宏大的经典套数，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都有更便捷更经济和传播更广泛的整理和存续方式。分门别类的纸质出版需要继承，现代快捷的编纂方式更要倚重。

　　因而，无论是从学术的开放，文化的多元还是出版业的数字化，现代人都没有必要再像永乐、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那样，举一国之力，去编纂几部体现文治的典籍。现在是大众文化主导的时代，文治的内涵不应体现在权力的主导上，而应彰显于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上。事实上，网络空间已经出现了更为多元和宏大涵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门网站，人们只要愿意，就能在网上随时阅读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亦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到最前卫和多元的相关知识。

　　现在中国的盛世修文，不应该是再编几本书或几套书，而是通过公共政策的设计，激活国人的创造创意思维，打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多元文化和文化产品。譬如中国科学家能够有更多的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中国的文化产品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传播等等，形成既能影响世界的精神力量，又能形成拉动全球的现实生产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修文，远非将古今中外的书籍编纂成册所能比。

　　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刷落后和信息传播孱弱的明清时代，荟萃古今典籍确实必要，而且也只要靠皇帝的力量才能完成。无论是《永乐大典》还是《四库全书》，都是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如《永乐大典》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2000多名编纂（含抄公）人员6年才完成。而《四库全书》费时更长，人员更多，涉及官员360人，钞胥近4000人。

　　成则成矣，但这两部百科全书成书以降，不过是放于皇家图书馆里装点门面，至多起到文化典籍“贮藏”作用。即便如此，这两部书也经不过岁月的消磨和战火的摧残，留下来的不过是残书而已。对于今人而言，历史的盛世修文已成残破的记忆，皇帝文治的自我标榜也异化为现代的讽刺---所谓《永乐大典》，隐含着朱棣残杀建文旧部的血污的文饰；《四库全书》的编纂原则就包藏着乾隆皇帝“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私己之心。历史学家统计，通过《四库全书》，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书目禁毁，超过七十万部的图书被焚毁，还牵扯出无数的文字冤狱。以至于，有清一代难以出现唐宋两朝的文学大家。受制于残酷的政治环境，更多学者沉寂于故纸堆里进行义理考据。二月河所谓《四库全书》产生文化大家和巨匠之说，也是一己之论。

　　最讽刺的是，两部残书之于现代人，“物以稀为贵”的文物意义，要比其释放的文化经典意义更为彰显。

　　现代大文化背景下，要跟得上时代的节奏，而不能固守盛世修文的传统思维。故纸堆不可能不朽，内蕴的文化精神才能永存。